老覃在昨天写了《1932年，周恩来要求由毛主席指挥红军作战，任弼时等人却强烈反对》一文，讲的是：1932年7月，苏区中央局为了执行临时中央制定的“迅速地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的战略目标，于15日发出了《告前线红军战士书》，强令红一方面军迅速北上。
毛主席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一个“避强击弱”的北上方案，建议红军先行攻打守敌薄弱的乐安、宜黄、南丰、南城等地。周恩来为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所折服，向中央局提出由毛主席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的请求。
但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苏区中央局，包括项英、张闻天、顾作霖等人，和毛主席接触的机会不多，没能充分领会毛主席的用兵之妙，拒绝了周恩来的请求。
周恩来没有气馁，于7月29日再次致电中央局，坚持由毛主席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红一方面军接下来的进军路线是按毛主席的设想来开展的，任弼时等人最终同意了由毛主席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但老覃在该文的最后部分也提到：在两个月后，即在10月3日至8日召开的“宁都会议”上，任弼时等人还是猛烈地批评了毛主席，再次解除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撤消他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在这里，老覃不由得慨叹：中国革命的征程真是曲折多变，前路漫漫，曲折多难。
关于任弼时其人其事，相信新一代青少年对他的了解，是从初中语文课文《任弼时同志二三事》开始的。
课文里描写的任弼时，是一头老黄牛的形象，勤勤恳恳，一天到晚忙碌于耕种，任劳任怨。
但这只是任弼时在工作表现上的一个方面。
任弼时早年刚刚投身到革命洪流时，也有激情飞扬，工作作风凌厉，狂飙，迅猛，催人奋进的另一面。
老覃在前些年写的《任弼时之兄有多猛？*党**早期工作者，英年早逝，入殓时全身伤痕宛然》一文中，就把他和他的兄长任作民在工作上的这一面做过详实的刻画。
1932年7月，担任了苏区中央局代书记的任弼时，在工作上，就处于这一种狂飙、迅猛的状态。
毛主席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按照他预设的进军路线，顺风顺水地占领了乐安、宜黄、南丰等地，但在准备攻打南城时，发现南城守敌已早有准备，不但新修筑了许多坚固的防守工事，还集结起了3个师17个团的兵力，另外，武汉、南昌、吉安等地的国民*党**军还频频调动。
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改变预定攻打南城的计划了。
毛主席建议回师东韶、洛口，撤至宁都以北青塘一带休整，依托根据地内有利条件，破解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围剿”。
任弼时不干。
他以苏区中央局的名义指责红一方面军“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的影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向北出击，威逼南昌。
毛主席与周恩来、*德朱**、王稼祥四人于1932年9月23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并告中央，进一步陈述他们对目前行动方针的看法，强调“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化赤**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进敌情变化”，然后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敌人。
军事上讲究避实就虚、避强攻弱，毛主席与周恩来、*德朱**、王稼祥在战斗前线，都深谙这一点的重要性。
任弼时等人在后方，却只知道不切实际地要求红军去攻占中心城市，去消灭一切敌人。
他们看到了毛主席四人联名发来的这封电文，一个个大光其火，指责毛主席他们是在奉行“逃跑主义”。
任弼时于9月25日亲自执笔起造电文答复毛主席他们，说红一方面军分散兵力*化赤**南丰、乐安“可能演成严重错误”，命令红一方面军马上前去攻打乐安的吴奇伟第90师。
毛主席当日即与周恩来、*德朱**、王稼祥联名复电，对目前不能打吴奇伟第90师进行了耐心的解释，并提议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对红一方面军的发展方向展开讨论。
任弼时于9月26日复电，一方面坚持他们原来的意见，另一方面拒绝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理由是“项英、邓发已去闽西参加福建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
毛主席等人于是提议等项英、邓发回来后，中央局全体会议到前方召开。
也在9月26日这一天，毛主席根据战场实际情况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德朱**、总政治委员毛*东泽**的名义发布了《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着手对即将到来的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对了详细的部署。
毛主席发布的这一《训令》，一下子就使以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同红一方面军前线军事领导人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起来了。
在任弼时他们看来，毛主席在没有得到他们的指示前，做出这样的工作部署，就是“目无上级”、“肆意妄为”。
任弼时于9月29日致电周恩来、毛主席、*德朱**、王稼祥，说9月26日的训令“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部署”，宣布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1932年10月1日，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和*伯承刘**从瑞金星夜赶到了前线指挥部所在地宁都小源村。
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10月3日召开，史称“宁都会议”。
周恩来首先对红一方面军没能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马上占领中心城市做了检讨。
但任弼时、项英等人还是集中火力批判毛主席是“上山主义”，实施的是“纯粹防御路线”，有“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
他们的攻击和指责宛如狂风暴雨，前方军事领导人大多都噤若寒蝉。
毛主席却毫无惧色，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不断辩白和申明自己的观点。
但在任弼时、项英等人的*攻围**中，他的辩白显得苍白无力。
任弼时和项英等人最后做出决定：再次解除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撤销他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周恩来负责战争的领导总责。
在这种形势下，王稼祥再也坐不住了。他气冲斗牛，挺身而出，掷地有声地说：“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和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我与毛*东泽**同志属于新交，以前并不认识，但是，通过和毛*东泽**同志接触，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他的思想主张是完全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红军和苏区能有今日的成就，完全有赖于他的正确领导，战前换将不祥，指挥重任只有他可以胜任！”
然而，苏区中央局随后接到了临时中央的指示电，博古在电文里分别点名批评了毛主席和周恩来，张闻天又在电文中明确提出调毛主席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
毛主席因此又一次被解除了军事指挥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