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的经商理财致富的经验及理论是中华传统文化奇葩，修文能治国，经武能安邦，从商能巨富，堪称传奇——范蠡，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和商业鼻祖。他本是楚宛三户人，与文种相偕人越，协助越王勾践复国，后功成身退离开越国，至齐经商。他利用自己精于谋划的经商之道“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终成巨贾。传奇的商贾生涯，使其成为中国的商战始祖而留名百世。范蠡的经商理财之道对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审时度势，善观大局，以义取利
在助越灭吴的二十余年中，范蠡审时度势，为越王勾践出谋划策，并以战略眼光制定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政策，以时间换取空间，改变形势，最终助越完成复国大业。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青春期全耗费于此，换来的是高度成熟的智慧。这为他以后在经济方面发挥才能奠定了理论基础。由此可见，这段时间便是范蠡蜕变成财神的关键酝酿期。
越王勾践即位三年而欲伐吴。范蠡认为此乃冒险之举。遂进谏日：“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骄，不劳而矜其功。天时不作，而先为人客；人事不起，而创为之始，此逆于天而不和于人。”越王未听，遂兴师伐吴，败之夫椒，保栖于吴国。在危机情势之下，范蠡审时度势，向越王献卑身求和之策。在权衡利害关系后，勾践只能接受此策。遂范蠡陪同勾践熬过了三年的奴役岁月。
返越后，为了尽快使越国强大起来，范蠡*瞻高**远瞩为其制定了长达20年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施政方针。即在前十年准备，努力发展所需要的物质实力，包括人力、粮食和财富。后十年则是着重在精神教育，完全重新开始，以最务实的方法增强越国实力。
强兵首在富国，在经济上范蠡提出：“劝农桑，务积谷；不乱民功，不逆天时。”把生产放在富国的首位。物质生产的提升依赖人力，有了人力，物力才会增加。据此他又建议：“令壮者无娶老妇，老者无娶壮妻；女子十七，男子二十，不嫁不娶者，罪及其父母。”同时，在政治上以“施民所善，去民所恶”为宗旨，宽恤民力，省其赋敛，做到“七年不收国，民家有三年之蓄”。军事上，积极战备，扩充*队军**，制造*器武**，修筑城郭，“励其甲兵”。
总之，范蠡的富国计划，主要放在了经济建设上。他以战略的眼光认为：经营实业为军事之后盾也，这为他以后经商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理论。
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越国实力逐渐恢复。在此期间，好胜心强且个性急躁的勾践曾4次试图对吴用兵，都被范蠡给阻止了。他强调审时度势，把握战机，时机不成熟，不可轻易用兵；时机成熟，则不可贻误战机。
在返国的第四年，勾践急于伐吴。范蠡谏止说：“未可也。蠡闻之，上帝不考，时反是守。强索者不祥，得时不成，反受其殃。失德灭名，流走死亡。有夺，有予，有不予。王无早图，夫吴，君王之吴也。王若早图之，其事又将未可知也。”即面对谋国破敌时，要在行动中观察祥瑞的征兆以彻底掌握时机，而目前时机未到，不能伐吴。第二年，勾践见吴王奢淫无度，“乱民功，逆天时，信谗喜优，憎辅远弼”，认为伐吴的时机已到，再次征求范蠡的意见，而范蠡认为天时未到回答说：“人事至矣，天应未也，王姑待之。”
公元前484年，吴国夫差赐死了忠心耿耿的大臣伍子胥。勾践认为伐吴的时机成熟，向范蠡征询意见。范蠡再次以“天地未形”对之，不同意立即发动征吴战争。第二年，吴国灾情严重，勾践认为天时人事均对越国有利，而范蠡仍不同意，理由是伐吴时机还不成熟，“天应至矣，人事未尽”。
当吴国的军事主力到达黄池远离越国时，善于因时察势的范蠡建议勾践下令一举击败吴国，成就了越国之霸业。他这种“因天之时”、“就地之利”、“依人之和”的审时度势的天道观铸就了他“合于道，顺于德”的经商观念。即尊重客观规律(包括市场经济规律)，以义取利，才能立足、发展壮大。
二、泰极必否，明智进退，治产经商
范蠡一生自强不息，从一个成功走向了另一个成功。和孟母三迁意义相同，为了寻找更好的环境，弃官从商的范蠡有三次改变其事业基地，即所谓的“范蠡三迁”。司马迁赞扬他说：“范蠡三迁，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范蠡的第一迁是从楚赴越求官，而且官至上将军；第二迁是由越止于齐且致产数万；第三迁是至陶，且三致千金。正如范蠡自己所说，他能够做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致卿相”。
范蠡根据审时度势得天道观，辅佐越王勾践灭吴雪耻。“(勾践)其所以谋大断，成霸业，蠡之功居多。”然而就在范蠡事业达到高峰期时，他未贪图越王“与子分国”的承诺，而是激流勇退。他总结以往政治家成败的经验教训，认为只可以共患难而不能共执国政是君臣关系的一个规律。走前他还给文种留了一封信：“吾闻天有四时，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极必否。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贤人乎?蠡虽不才，明知进退。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文种未听其言，最终被逼自裁。
功高盖主是导致权臣悲剧的所在。范蠡胜人一筹的是能够真正明悉“勇略震主者身危”的道理，并且坚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因而，在得胜而返的时候，能够心如明镜退出*场官**。从而避免了与越王之间的矛盾，成功地保全了自身，又赢得越王的封赏。范蠡长年修道，就其对君臣关系明若观火的洞察及对*官高**厚禄的淡漠的态度和能进能退的卓越智慧和谋略来看在经济思想方面肯定也会有卓越建树。
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范蠡并没有因为认识到泰终必否而消极隐退，相反仍然积极地顺天时而周旋无究，考虑怎样重新塑造一个新的自我。在传统的以“仕、农、工、商”为主流价值的社会中，他依然选择弃官从商，抱定“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的宏愿，冲破传统的轻商观念，治产经商，继续为社会做贡献。
遂范蠡浮海出齐，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嘲齐王见其贤明，委以相任。范蠡喟然叹日：“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于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
对于商业，中国古代在国家政策和民众舆论上，历来都鄙视和压抑。范蠡敢于打破传统，以实际行动为商业的正当性争得一份公道，获得了天下“言富者皆称陶朱公”的社会声望，树立起一面古代实业家的旗帜，其意义是巨大的。事遂身退，天之道也。
如果说范蠡离开越王有某种神秘性，那么他后期在齐国辞相散财则明确肯定了他对泰极必否、明知进退之道的理解。由此可见，范蠡能够把在军事中运用审时度势的天道观，运用到此实践中。他清楚认识到天道所具有的朴素唯物主义特点，顺天时而周旋无究，主张圣人之功，时为之用；并在批判“无德不复”中发展了积极的天道观，“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充分注意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天道的辩证作用；最后从天有四时、人有盛衰中预见到泰终必否，明知进退的重要性，使得“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范蠡这种审时度势而又明知进退的天道观也铸就了他“富行其德”的经济伦理观。
富贵之心，人皆有之。官本位者将为官作为实现富贵的基本途径，奉为法宝。这也是迄今一些人所以千方百计要跻人*场官**的原因所在。而深谙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的范蠡在*场官**得意时自然明白“久受尊名，不详”的道理。不为*官高**厚禄所诱惑，弃官从商，终成巨贾。他经商不是依靠官权，进行徇私舞弊，而是以平民的身份，凭借自己的勤劳智慧，艰苦创业，诚信经营赢利致富。这条道路使范蠡免遭杀身之祸，善得其终。
纵览数千年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有多少人为无止境的官欲所驱使而无法自拔，在取得*官高**要职之后，继续为扩大其权利欲望而拼搏，终究堕入政坛上的陷阱，以身败名裂而告终。
与范蠡同时代的文种即是如此。文种与他相比，在政略上各有千秋，事奉君主上也很难分出高下，同为勾践视为三之要员；但在知人上，文种则相形见绌。他只知道自己凭才干与功劳可以从君主那里市得富贵利禄，并把它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人生追求，却忽视了重要的一点：君主既有权给予臣子富贵利禄，同时也有权随时收回富贵利禄，还可以牺牲那些功高震主的臣子的生命以维护自己君位的安全，正因为如此，历史上才一再上演兔死狗烹的悲剧。
三、经商理财，富行其德，利义两全
范蠡弃官从商的选择，使他从辉煌走向辉煌，于国于民，利义两全，他是如何经商理财的呢?正如范蠡自己所说：“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从范蠡经商的生涯看，他是将政治、军事的谋略用于管理经济，驾轻熟路，胜人一筹，所以他才得以“居官为卿相，居家则富翁”的称号。主要表现为：
1、善于预测商情，“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
范蠡是我国第一位首先进行商情预测并阐明有关原则的伟大商人。他之所以选择陶地作为经商之地，因为他看到了这里的商机：陶为“天下之中，交易有无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当时那里四通八达，货物交易便利；人口较密，需求旺盛；三国交界，何方有利就到何方购销；是治产经商的好地方。这是他顺应“地道”的一种表现。
范蠡善于利用经济规律，预测商情。“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便是他运用经济循环规律，来预测出物价势必随气候的变化而变动。据此他还提出：“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即在预测到市场行情变化时，要把握商机，储备物资，这样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战略优势。同时，他认为商品的价格随商品的供求情况而涨落，即所谓“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并提出价格涨跌的极限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一贵一贱，极而复反”。
掌握这一经济规律后，范蠡便在经商活动中得到运用：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即在商品非常昂贵的时候，商家应乘机抛出，像抛粪土一样毫不怜惜；反之，在商品非常廉价时，应像珍珠一样把它买进来。
范蠡的这些理论，开创了市场经济规律的先河，对现代商业经营仍具有现实意义。现代经营者应根据预测到的商情，制定营销计划，提前安排适应未来市场需要的商品供应。把握住商机，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抢占先机，获取利润。
2、“务完物，无息币”，靠质量求生存
“务完物，无息币”是范蠡的另一经商理财之道。所谓的“务完物”是指务必要保证经商和储存商品的质量，即保持商品完好无损，“腐败而食之货务留”。
“无息币”是指不要让货币闲置，即要加速资金的运转。唯有商品与货币流通不息，利润才能源源不断。要使手中的货物流通得快，必须保证商品的质量，即“务完物”。同时，货物易出手，货币便不会闲置。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必须加速资金周转，商品价格一贵即应出售，不要老等更高的价格。因此，不论是商品还是货币都要它们其行如流水，以达到获取利润的最终目的。
“务完物，无息币”是我国古代最早的靠质量求生存，靠质量求发展来取得市场竞争力的经商思想。现代的商品经营者仍然要追求古代“务完物”的商品质量观，依靠优质的商品和服务取得市场竞争力。
3、“能择人而任时”，以人为本知人善任。
范蠡经商之道还在于他非常重视用人的选择，而且极具洞察力，因此能做到知人善任。正所谓“能择人而任时”。即善于识别、选择人，并根据其所长，安排到合适的位置，使其作用发挥到最大。
在越败于吴，勾践欲到吴为奴时，让范蠡留在越国。而他却说：“兵甲之事，种不如蠡。镇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越王便答应他与自己同去。结果两人都各尽其所能，成就相当出色。足以看出，范蠡对自己和文种都有正确的认识。从而才能使勾践准确的“择人而任之”。
在陶发展农、牧、渔、盐业的时候，他安排一直在他身边学习经商的大儿子主持管理工作，安排习水性的渔十三主持渔业，安排一直在身边保护自己的独山主持运输销售工作。正是他这种知人善任的经商之道，使他很快成为巨万富翁，随之陶朱公便闻名于天下。范蠡的“择人”和“不责于人”的观点对于现代商业企业构建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具有现实意义。
4、“富好行其德”,扬名于天下
据记载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即他十九年赚得千金巨财，并分给贫穷的同行和族人，可谓乐于行德得福人。正是他能够应天道乐善好施才为他赢得“陶朱公”的美名。他那种“合于道”即以义取利的经商观念，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陶朱公随之成为有钱人的代名词。
生意人不必在乎自己的名字，最重要的是商号。“鸱夷子皮”和“陶朱公”应都属于商号。陶朱公之所以天下闻名，与其富行其德是分不开的。在当时信息传播条件缺乏时，这种行为不仅是行善的表现，而且还是范蠡为其商业做宣传的一种手段。可见他在当时就明白了注重商业形象的重要性。现代企业人也继承了这一经商之道，他们拿出资金参加慈善活动、赞助或直接捐款。这些都是为了提高商誉。
在惠泽他人的过程中范蠡也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实际上也是把经商活动转化为提升自我的一种手段。因为他深知任何事情过了最高点，便开始下滑。保持盈满的方法是使自己到达会溢出的极限，让自己永远保持成长的空间。人们从事任何一项经营，最初都是为了从中获益以满足自身的物质要求。但是如果仅止于此则不利于人的进一步发展。
不仅如此，当齐国遇到灾年时，他以齐王名义赈济齐国北海水灾区。此举不但赢得齐王好感，放宽了其经商政策，而且也宣传了自己的商号，提高了自己的商业形象。真可谓是一箭双雕。
在经商过程中，范蠡本着“务实物”原则做生意，明确提出“腐败而食之物勿留”，不经销劣质产品，不以次充好，不为谋取高额利润而囤积居奇。这是取信于民的前提，同样也树立了其良好的商业形象。“陶朱事业”的重要表现就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和气生财”。现在企业也要注意诚信经营，从而树立良好的商业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