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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那么多追名逐利的企业家反而是道家的信众？

阿里的马云是，海尔的张瑞敏也是。

更令人惊奇的是，就连古代财神爷的原型竟然也是道家老子的传人。

他被誉为中国古代最会赚钱的商业天才，三次散尽家财，三次东山再起，在搞钱这条路上从未失手。

而且他的名字你一定不陌生——范蠡。

那范蠡到底在道家学说中发现了什么玄机？

道家清静无为的宗旨下，为何反而出现了这么多商业奇才？

奇人范蠡

早在十六七岁之时，范蠡就表现出了异于常人的轻狂和独到的见解。

根据《吴越春秋》记载，范蠡幼年丧父，由自己的兄嫂抚养长大，家境贫寒，日常饮食以寻常的蔬菜为主，基本见不到肉类。

尽管生活清贫，但范蠡却有着高远的志向。他始终认为，自己绝对不是屈服于三亩之地的平常人。

范蠡

因此，范蠡几乎是不碰农活，也不会帮兄嫂干干家务活的。

他唯一的消遣，就是阅读《老子》。

作为道家的奠基之作，《老子》主打的就是一个“无为”的思想。

“无为”强调的是顺其自然，拒绝战争这种*力暴**解决问题的方式。

但是，在春秋、战国之际，战争才是最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手段，因此也为各个诸侯国所热衷。

这也是说，《老子》的这一思想实在是过于抽象，又远离了实际的政治环境，因而在时代变更之时，对诸侯毫无吸引力。

但对范蠡来说，《老子》却是最有吸引力的存在。

原因很简单，他认为《老子》中所谈论的“天道”不但是展现了世界运转的真理，还能帮助人们解决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一切问题。

在《老子》中，天道被看作是一个万物创生的起点和归宿，这也就意味着天道始终贯穿于万物的生长、成熟、灭亡三阶段。

然而，《老子》只是抽象地谈论了万物从初生到消亡这三阶段与天道的关系，并没有将此真正落实到可察可感的对象上。

范蠡想做的，就是把天道落实到具体的层面，如政治、经济层面，进而去考虑天道究竟是如何在这些领域发挥作用的。

因此，村中百姓常常会看到范蠡往自家田地里跑，不做别的，就只是呆呆地盯着那些农作物。

很多时候，一盯就是一整天，不论旁边人怎么招呼范蠡，他也不会挪开自己的眼神。

对于范蠡的这种行为，村中百姓表示极大的不理解，甚至断定此人就是个呆子，明嘲暗讽更是常事。

然而，面对村中百姓的讽刺，范蠡压根没当回事。相反，他还有意地凸显自己特立独行的一面。

据《越绝书》记载，一到农耕时分，范蠡会突然像变了个人似的，完全不在意自己外观的体面，而是散着头发四处狂奔，高声地劝说农民不要种植应季农作物去卖。

村中百姓见他这副模样，心想着一个痴子还妄想教自己种地，对范蠡更是没个好语气，自然也不认同范蠡不让种应季农作物的观点。

可谁也没想到，正是这位看似疯疯癫癫的范蠡，其实已经参透了《老子》所说的天道，日后在政治、商业领域都大有作为。

因“时”利导

在《老子》中，天道贯穿于宇宙万物生长、消亡等阶段，是人力不可违背的规律。

举个例子，农作物的生长都有其生长的规律，因此春天可以播下种子，夏天需要等待种子吸取能量生长，到了秋天就可以收获果实。

在老子看来，春夏秋冬这四“时”是任何生物，包括人在内都不能违背的规律。

因此，《老子》不断地强调要顺应自然，人不能妄图对“时”做出任何的应变，只能等待时机、守住时机，再顺应时机。

不难看出，老子所说的“时”虽然是天道的具体体现，但却剥夺了人的能动性。

而在范蠡这，他拒绝接受丧失主观能动性的人，因此，他对“时”做出了改变。

首先，范蠡承认老子所说的“时”的内涵，即一切外在的客观条件。

用现代人的说法，外在的客观条件是做事的前提。

因此，在勾践、范蠡在吴越战争中大败，并困在会稽山的时候，范蠡冷静地分析局势，劝说勾践入吴为奴。

道理很简单，眼下的时局是吴国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这是勾践，同样也是范蠡不得不面对的“时”。

在这一“时”面前，他们没办法反抗，反抗就意味着越国的彻底灭亡。

因此，范蠡让勾践接受入吴为奴。

只有以此方式，才有等待“时”的转变，换取越国复兴的可能。

历史证明，范蠡这一策略是很有效果的，吴王最终还是为勾践为奴的行为所迷惑，毫无戒心地放二人回到了越国。

与此同时，范蠡又强调一旦时机成熟，人们就要立马抢占时机，不能有片刻的耽误，否则事情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变化。

公元前482年，吴王带领*队军**接连出征陈、鲁等国，靠着微弱的军事优势成为盟主。

然而远在越国的范蠡却认为，越国复仇的时机已到，催促勾践把握时机立马向无人把守的吴国都城出兵。

一般来说，没人愿意去惹一个正达发展顶峰的国家。

道理很简单，倘若对吴国的突然袭击未能达成一定的战果，那么很有可能遭受吴国的反击。

就算达成一定的战果，也难保日后不会被吴国针对、反击。

吴王就是这么想的。他自认为越国的突然袭击对自己造成不了什么损伤，还顾着跟周天子讨价还价，谋求霸主的虚名。

等到拿住霸主的名号，再回来处理袭击自己的越国。

而非常人的范蠡给出的攻打理由也是相当简单：但凡某种事物发展至顶峰，那么它就会立马走向下坡路。

因此，趁着吴王心高气傲之时，攻打他才是最合时宜的。

毫无疑问，面对有准备而来的越国，吴国难敌。

越大胜后，范蠡又向勾践进言必须一鼓作气、乘胜追击，不给对方以缓和的时机。

而一鼓作气的结果就是，历史上只有一个入吴为奴的勾践，并没有卧薪尝胆的夫差。

对时机的把控，是范蠡处事的绝活，而他做到这一点，其实无外乎掌握了一个规律，也就是万物皆处于一个循环运动中，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包括时运。

盛极必衰，相反到了低谷，自然而然会迎来转机。

这个道理其实并不难理解，但难点在于很少有人真的会用这样的大历史观去看自己的人生，往往只会着眼于眼前的得失。

所以经常会出现一个尴尬的情况，就是越努力越心酸。

你拼死累活才能奔小康，别人四两拨千斤，漫不经心却能财源滚滚。

而范蠡显然是后者，这一点从他对钱财名利的舍与得就能看得出来。

“泛舟五湖”

辅助勾践攻下吴国之后，范蠡并没有趁机向勾践要求*官高**、厚禄。

相反，他毅然地选择辞去官职，立志做一个闲散的游士。

这一选择，既是范蠡出于保全自己的需要，也是领略天道之后的必然走向。

盛极而衰是天道，范蠡把握其中时机才辅助勾践灭掉了吴国。

同理，眼下功成名就的范蠡也快走到了极盛的地步，倘若再向勾践寻求官位、金钱，那么就只能眼看着自己走向衰败的道路。

换言之，淡出仕途是范蠡最好的选择。

尽管如此，范蠡也没闲着。

来到齐国的范蠡发觉此处的人并不懂得盛极而衰、把握时机：一遇到发大水，老百姓就疯狂购入船与桨，以至于整个市场上人人都在贩卖船和桨。

毫无疑问，在发大水的季节，人人都有购买船和桨的需要。

可一旦船、桨供求过量，那么最后也只能被当做废弃品。

于是，范蠡反其道而行：在发大水的时候，他大量投资车辆；而在河水干旱的时候，他又大量购入船桨。

因此，在洪水初现，人们迫切需要船和桨的时候，范蠡囤积的货物不但能一下子售空，还因为他是第一家出售这些货物的人享受高价出售。

当然，范蠡的这些主张在现代市场上，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常识。人人都想着先于时机行动，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准确地把握这一时机。

所以，精准地把握时机才是范蠡的高明之处。

年少学习期间，范蠡参透了《老子》，并根据此书总结出了一套农业丰歉的循环论。

在范蠡看来，农业大抵发展了六年便要丰收一次，再发展六年就是旱灾，延续旱灾的就是大饥荒。

在丰收的年份，农作物是不值钱的；但到了旱灾、饥荒年代，农作物就是比金子还贵的东西。

因此，范蠡来到齐国之后，就凭借着自己早年观察农作物的经验，比较农作物的生长状态，以判断它们处于哪个阶段，然后再根据这些现象决定自己的行动。

最终，凭借自己审时度势的能力，范蠡最终在齐国的生意越做越大，以至于惊动了齐王。

齐王见他是个贤人，便给了相国印，以请教他为政之道。

范蠡欣然接受之后，衷心地辅助齐王发展国家。

然而，据《史记》记载，当上相国没几年之后，范蠡就感叹道：先前治家的时候，自己拥有了上千金的家产；如今当官，又当到了相国这一职位。对于普通人来说，达成其中任何一项成就都是顶点了。

这可不是范蠡在吹嘘自己的事业，而是在反思。

原因很简单，按照天道的运行规律，一个人在高峰上呆久了，就容易跌至谷底。

范蠡也不例外，因此他不仅果断地将相国印归还给了齐王，还将自己过往的大部分积蓄留给了亲朋好友，自己呢则带着妻儿、些许盘缠来到了陶这个地方。

换作现代，没人敢散尽家财重新白手起家。

但范蠡就有这勇气。因为在他看来，先前所积攒的这些财富已经成为他进一步发展的累赘。

如果不将这些财富丢弃掉，那么他虽然能做个百万富翁，但难免会为既得的财富担惊受怕，还不如一无所有，从头开始享受赚取财富的过程。

最重要的还在于，能够因时利导的范蠡，根本不惧怕白手起家，只因他掌握了财运，或者说他本身就意味着财运。

根据《史记》记载，范蠡到陶之后的十九年间，先后积累家产到数千金的地步，也曾多次将家财散尽、重新开始。

但不论何时，范蠡都是只赚不亏。

公元前448年，88岁的范蠡寿终正寝。

就如同南宋学者黄震评价的那样：“春秋战国近五百年，以功名始终者惟范蠡一人。”

越是懂得“舍”的人，反而“得”的越多，自古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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