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在《〈茶董〉题词》中写道：“荀子曰：其为人也多暇，其出人也不远矣。陶通明曰：不为无益之事，何以悦有涯之生？余谓茗碗之事足当之。盖幽人高士，蝉蜕势利，借以耗壮心而送日月。”
这段话挺有意思。这边，战国末期赵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先秦时代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荀子说：那些清闲自在的人，不会有什么超出常人的成就；那厢，南朝齐、梁时期的道教学者、炼丹家、医药学家陶通明（即陶弘景）却认为：不做点“无益之事”，怎能让“有涯之生”活得快乐一些呢？
瞧，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荀子是主张为“出人头地”而勤奋劳作的；而被誉为“山中宰相”的陶弘景，却主张活得轻松些，不妨做些与“出人头地”不相干的“无益之事”。
董其昌先生是支持哪一方的呢？看似没有直截了当地表态，其实是旗帜鲜明的。他说“余谓茗碗之事足当之”，无异于给陶弘景投了一张赞成票；他是把“品茶”当作“无益之事”而加以肯定的。他认为，摆脱了势利纠缠的“高士”，悠悠然品品香茗，不失为一种“耗壮心而送日月”的明智之举。
早先，醜奴儿只知道清代词人项莲生说过：“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觉得有些奇怪。“张中行先生在《桑榆自语》中谈‘闲情’时引用过这句话，他解释：‘无益有益，这益指常识所谓名利。’”这才明白，“项莲生的主张是，在有限的生命中，要干一些无关名利的事情。这显然是对唯（名）利是图的一种矫正。”（拙文《生命的经济学》）
读了董其昌的《〈茶董〉题词》，发现陶弘景的“无益之事”论比项莲生提出的“无益之事”论早了一千多年！而且，陶氏所谓“不为无益之事，何以‘悦’有涯之生”，也比项氏所谓“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更能体现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醜奴儿不会“品茗”，过去不会，现在不会，将来更不会。醜奴儿喜欢喝茶，却类似“牛饮”，只顾咕咚咕咚地喝个痛快。这可怎么办呢？虽无“壮心”可“耗”，还是有些“日月”要“送”的啊！
转念一想，没关系，“悦有涯之生”的“无益之事”多了去，不会“品茗”，还不能玩玩别的游戏么？“而今，夕阳红了，‘桑榆暮景’了，自然不能再去玩‘丢手绢’或是‘老鹰抓小鸡’了”，却是还可以读书，码字，捣鼓微信什么的，这些“无益之事”，“消耗着时光，悄无声息地落下生命粒粒细小的灯花；却又饱满着时光，蝶舞蜂喧地平添了日子几多精彩”（拙文《桑榆游戏》）。
提出“不为无益之事，何以悦有涯之生”一问的陶弘景享年80，跨进“耄耋”行列了；而提出“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一问的项莲生，不幸穷愁而卒，年仅三十八岁！想起他俩，醜奴儿不免扼腕唏嘘，更加提醒自己：要切实做到开开心心地过好每一天啊！“有涯之生”，弄不好还会缩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