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自秦统一之后，中国古代国家政权就进入了帝制治理时期。两千余年时间，朝代更替，但帝制系统却没有改变。泱泱大国，通讯、交通都不便利的情况下，作为政权核心人物皇帝，究竟以何种方式维系并治理国家，就显得十分重要。
《兴亡》这部书恰好是讲述的就是中国两千年帝制治理时期的得与失。本书作者沈刚在本书中以非常新颖的视角来分析中国古代政治史，他对40余位帝王治理国家时所处大环境、价值观、方*论法**、组织和资源等多个维度进行观察，揭示出自秦统一后帝制国家皇权系统的运营逻辑。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历史的演变中，统治者为何逐渐选择儒家学说作为核心价值观。
儒家学说讲求的是“仁爱”，其中涉及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这三纲五常无疑为统治者奠定了帝王不容置疑的地位以及他们所谓的“仁爱”政策。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最初并没有被统治者所重视。
汉文帝刘恒采取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治国，才符合真正儒家精神，也是从汉文帝开始，他为后世帝王树立了开明治理的典范。当然，汉文帝并没有独尊儒术，但是他却是受创了帝制时期儒家的仁政模式。汉武帝时期，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学说，被列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儒家王道的价值观才逐渐形成，然而，汉武帝对于儒家价值，采取实用主义、为我所需的态度，内心对儒生士人并无太大敬意。
不过，汉武帝将儒学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之后，儒家学者对于经典的解读和研究，已经接近宗教教义的逐条阐释，并试图影响现实的政治、社会生活。直到光武帝时期，儒家价值才被发挥到极致。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因武人夺权大战或是宗教等问题，儒家价值的主导地位开始被削弱，虽然韩愈等士大夫曾提出把儒家道统论作为国家唯一的价值，但在系统修复过程中，最高统治者并没有掌控好组织内部各种势力的平衡，国家政权也便失去。
两宋时期，中国儒家思想全面复苏，不过，这并非官方推动，而是儒学不同派别长期纷争，直到最后官方将程朱理学列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最高统治者经营家天下，与士大夫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达到目标的一致。
元代，蒙古人忽必烈自然不愿接受儒教的首要地位；明清时期皇帝才恢复了儒家核心价值的地位，其中康熙、乾隆等满族统治者以道统传承者自居，全面控制子民的思想领域，具有一定的压迫性和封闭性。
当然，自从*片鸦**战争开始，中国帝制治理系统被打乱，也在随后的不断战争中逐渐走向没落。如果没有*片鸦**战争，也许中国的帝制系统还将继续，然而一切都是如果，历史是不可能更改的。
无论如何，沈刚作为非专业研究者以旁观者的清醒和独特视角所著《兴亡》，以帝王人物小传的方式讲述中国历史上朝代的兴衰原因，对于梳理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十分有帮助，也更能让读者明白统治者为何选择儒家学说作为统治的核心价值观。
不得不说，在通讯、交通都不便利的中国古代，皇帝想要治理与统治好一个大国属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