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辛德拉观世界
编辑|辛德拉观世界
楔子是窦娥抗嫁行动的背景:高利贷者蔡婆婆向穷秀才窦天章索债，窦天章为了还债和凑足上京应举的盘缠，把女儿端云送给蔡婆婆当童养媳。
窦娥的抗嫁行动
这一楔子并没有直接引出窦娥的抗嫁行动，但它为最后的结局埋下了一道重要的伏笔。这一伏笔便是窦天章是为了上京应试才做出舍弃窦娥这一迫不得已之举。
正因为有窦天章的“上朝取应”，才有了后来的中举升官，才能够亲自平反窦娥的冤案。同时在这里也交代了蔡婆婆的职业是放高利贷， 这一特殊职业不仅造成窦娥如同抵押物般作了章养媳，奠定其悲剧命运的基调，也为后文蔡婆婆*债讨**遇害做了铺垫。
窦娥的苦难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苦命，她出身书香家庭，幼年丧母，童年失父，7岁当童养媳服侍婆婆，17岁成亲，19岁守寡，又守孝三年;另一方面是灾难，即张驴儿公然违背天理诬陷窦娥并桃机制造的冤案。这个催人泪下的悲惨故事，引发了历代观众、读者的诸多同情。
第一折是抗嫁行动的形成:这一折与楔子的照应点在于蔡婆婆特殊的职业上，她因*债讨**遇上了赖债的恶徒赛卢医，张驴儿父子救下险些被赛卢医勒死的蔡婆婆， 他们不要钱物酬谢，偏要蔡婆婆和窦娥嫁给他们父子。
蔡婆婆领他们回家后试图说服窦娥嫁给张驴儿，但窦娥坚执不从，埋下张驴儿与窦娥之间的矛盾隐患。
正因为她的丈夫“拔着短筹”死得早，才有张驴儿无赖地乘虚而入;正因为搬了家一“我一搬在山阳县居住”，并被改了小名端云一“唤做窦娥”，才有其父亲在高中状元后遍寻她不得，导致悲剧的产生。
在这一折里，窦娥的抗嫁行动开始形成。张驴儿父子乘人之危，胁迫蔡婆、窦娥一同嫁给他们，窦娥守着“一女不侍二夫”的传统道德，不赞成婆婆的再嫁，甚至一向孝顺体贴婆婆的窦娥还一反常态地对婆婆大发雷霆，厉声斥责婆婆:“婆婆也，你岂不知羞!俺公公撞府冲州，挣扎的铜斗儿家缘百事有。想着俺公公置就，怎忍教张驴儿承受?”“俺家里又不是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又不是少欠钱债，被人催逼不过况你年纪高大，六十以外的人，怎生又招丈夫那?”
在窦娥看来，婆婆此举就是不尽妇道，伤风败俗。当觉得自己不可能拦阻到婆婆时，窦娥只有“洁身自好”，不给张驴儿好脸色看。
张驴儿碰壁后，非但不罢休，甚至更张，发下誓言“我今生今世不要他做老婆，我也不算好男子。”他的不善罢甘休，是情节发展的助推器。他的固执促使他想尽办法要逼迫窦娥就范，这就使情节继续往前发展。
抗嫁行动的受挫
第二折是抗嫁行动的受挫:张驴儿从赛卢医那买来毒药下在蔡婆婆的羊肚汤里，却阴差阳错地毒死其父。
张驴儿丧尽天良地嫁祸窦娥，进而以此要挟窦娥成亲，逼窦娥私了 ，即嫁给自己，但窦娥的回答更是斩钉截铁，不留余地:“我一马难将两鞍备，想男儿在日曾两年匹配，却教我改嫁别人，其实做不得。”宁肯上公堂对薄，也没有选择息事宁人的“私休”。
然而，昏官桃机不分青红皂白，屈打窦娥，逼她招供。窦娥对衙门公正廉明的幻想破灭，为免婆婆受刑，不得不认了罪。在强大的恶势力面前窦娥抗嫁行动暂时受挫，但她内在的反抗力量却变得更加强大。
蒙着天大的冤情被押赴刑场
第三折是抗嫁行动发展至高潮。窦娥蒙着天大的冤情被押赴刑场,她向天地控诉连着发下“血溅白练”“六月飞雪”“楚州大早”三个愿，把抗嫁行动推向了高潮。
希望官府给自己一个公道的幻想在上一折的破灭，反而激起了窦娥更高的反抗热忱她向命运的更高仲裁者(天地竭力）力争“不是我窦罚下这等无头愿，委实的冤情不浅。若没些儿灵圣与世人传，也不见得湛湛背天。”
她死不瞑目，要让自己的冤情昭示在人间，期待着自己的冤情有洗刷的一天。窦娥在刑场即将临刑，满怀悲愤地对天地进行质问:“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踊颜渊:为善的受贫苦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舟。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因为窦娥始终坚持自己奉行的“一女不侍二夫”的贞节观是符合封建社会的道德要求的，她认为自己的抗嫁行为没有错，所以即使死了，也要斗争。
第三折，安排了三个场面:途中控诉、刑场哭别和三桩誓愿。
三个场面，三种抒情方式，如果说途中控诉，悲剧冲突通过凄厉激越的抒情独唱，怒骂抗议，猝然涌起巨浪，达到异常激烈的程度;至刑场哭别，则笔触突转，冲突似为之一顿，那哀怨的低诉，若流水潺溪，千回万转。
那么一直到三桩誓愿， 若长河奔涌，沉郁悲壮 ，剧情发展线和抒情转化线契合无隙，相辅相成，曲折起伏，不断演进，一直推向悲剧冲突的高潮，完成悲剧中主人公性格的塑造，显示出鲜明的悲剧特色。
抗嫁行动的结束
第四折是抗嫁行动的结束。窦娥以鬼魂形象出现，向当了钦差的父亲窦天章申诉冤情。由实现了的三个誓愿为凭，窦天章深感女儿冤情之深，为其伸冤昭雪。窦天章的出现已在前文埋了伏笔，楔子中就交代了窦天章是上朝应举去了。
在第三折，窦娥再次提到“止有一个爹爹，十三岁上朝取应去了，至今杳无音信。” 窦天章中举得官受此伏笔照应而来，他的做官引起窦娥冤情的昭雪，直接导致窦娥抗嫁行动的结束。
从窦娥案看审判程序
审判程序应该具有法定性，大体上应该由原告陈述诉讼请求，被告答辩，诉讼双方举证、质证，法庭询问，互相辩论等环节。这些环节在剧中有或繁或简的反映。
由于桃机对整个诉讼过程具有较大的指挥权和控制权，根据“查明”的事实适用了制定法，因而其审判模式主要采取的是职权进行主义模式。
审者桃机是窦娥一案的唯一审判者。在职权进行主义模式的审判模式中，法官的行为对案件有着直接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很有必要首先从审判者的角度审视研究案件审理。
首先是审判者的身份。封建时代司法与行政高度混同合一，地方官总揽司法行政大权，是一方的全权代表，总揽地方一切事物的处理。
桃机作为地方主要负责人，就身兼侦查、控告、审判与行政等多种角色。而且，桃机的职务是楚州太守，他的基本角色是行政官员。因而，他不是一个职业的法官，而是一位附带享有司法权的太守审理案件仅仅是行政职责的一部分。
作为行政官员，其职责主要是政治性的， 一方面要保证地方秩序良好，对皇帝负责: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基本满足当地民众的要求符合*意民**。 他面临的压力也主要是政治性压力，事关自身的升迁和地方的稳定。
这些都关系到他的前途。分析窦娥案件的特点，不论是张驴儿、窦娥、蔡婆婆中的哪一人毒杀张狗儿，离不开“子弑父”“媳公公”“妻杀”，都属于“十恶之罪”，是传统社会惩罚最严厉的犯罪，都属于社会“热点”，是公众普遍关注的案件。
从这个意义上讲，“从重、从快”处罚是桃机应对强大压力，迎合上级和*意民**，规避个人政治风险的最有利的合理的选择。
苏力曾通过《窦娥冤》分析审判者的制度角色:“桃机处理窦娥案件时反映的能力体现的是一种制度能力，他只是制度网络里的一个符号，他做出的决定是有他的行政官吏的头衔在背后支持的。”
所以，我们看不到桃机深入调查收集新的信息，而是采用的简单直接且粗暴的刑讯，酿造的窦娥的悲剧。只是，出乎桃机意外的是，来刷卷的居然是窦娥的父亲。
审判者的能力
其次是审判者的能力。中国古代的审判，是由各级官更担任法官，或由行政长官委任。
而官更是按照封建国家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具有一般公共事务管理知识与才能的行政官员，并不是具有法律知识背景的司法官员。
审判一般是采取独任制。法官没有专业化，又是独审案件，这就和官员的能力紧密相关。由于个人能力、心情不同;运用法律往往会失去准星。“生杀之际不可不慎，必平心和气，详审所犯始末，方能得清。”
《大清太高祖皇帝圣训》敬业清明的循吏良官可能也难免判决的过失，更不用说那些“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是非无度”的贪腐受贿恶吏是如何利用独任之机滥判和误判了。
案件审理中，众多疑点被忽略，采用的方法简单粗暴，可以看出，桃机是个十足的昏官、庸官。
第三是官吏的道德问题。众多研究中指出窦娥悲剧在于桃机的受贿腐败、贪赃枉法。我更支持苏力的观点:窦娥之冤与官吏的贪污无关。
一是据学者研究，至少在元代初期一段时间内，军官甚至州县官吏是没有俸禄的，即是说不存在中央财政的拨款仅能以赖地方财政。
因而桃机的开场诗“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但来告状的，都是我衣食父母”，不足以作为贪污受贿的证据，应理解为官吏依赖收取诉讼费维持个人生活甚至机构的运转。
收取诉讼费是自古就有的，不是现代社会的特产。而且，为女儿平反昭雪的窦天章起初也仅仅认定桃机“刑名违错”，并没有认为存在收受贿赂而徇私枉法。甚至在窦娥临刑前的诅咒: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错看了盗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贤枉做天!”
她质疑的是“天”让桃机“愚人为官”，“不分好歹”，酿造了冤案。因此，窦娥说“不告官司只告天，心中怨气口难言”，向天诉怨。由此看出，桃机虽然不是廉洁勤政的官员，也算不上贪官。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