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认知的忠义很容易与鲜血淋漓划上等号：“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所以抛头颅洒热血才是义？倒也未必。春秋时代，鲁仲连以舌粲莲花免除一场兵燹，事后受惠的赵国有意报偿，鲁仲连连连推却──对他来说，他只是做了该做的事，任何形式的奖赏都是多余。
后人因此称鲁仲连为“义＂。
光武帝中兴大汉后，准备*功论**行赏，诸将个个争论不休，唯有冯异一个人悄悄退居树下，无视众人邀功。后人因此尊称冯异为大树将军。
冯异只身默坐树下的身影，正是“义＂最具代表性的显影。也正因其人不因封赏而动心，少却了患得患失，在战场上反而能以平常心论断敌我局势，因而制敌机先。
为朋友不惜两肋插刀，或是激于义愤，“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固然是义，可终非常态。回归“义＂最素朴的定义，日常行住坐卧，都能谨守“言所当言，行所当行＂的分际，当是“义＂的正解。
认定是合宜的话，合宜的事，顺理成章说去、做去，自无半点勉强。〈太上感应篇〉劝人“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别人眼中的恩德在我看来如果只是本分，自然不起半点换取报偿的念头。
把义还原到最平常的日常，随着修养的提升，对于“宜＂的界定理应水涨船高。试看社会新闻中多少耸人听闻的恐怖事件，阅听既久，逐渐习以为常。既有那许多恶人坏事垫底，扪心自问，既不杀人，也不放火，所以也就意味着无悔可忏？
放着现有的典范不讲，还真是憋得难受。我还是要请出孔子来说一说。
孔子生在春秋时代，典型的乱世，臣弒君，子弒父的不伦事件时而有之，孔子不是视而不见，只是集中更大的心力在正面典范的建立。我自己多年研读的心得，孔子教人生具两双眼：一双向上，仰望典范，以这把高标的尺严格规范己身；另一双向下，看着同胞，看着众生，心怀悲悯，因此以低标要求他者。如是怀抱换成更早的表述，实即《尚书》的“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殷商老臣伊尹以此为先王商汤的美德，用来教训刚登基的年轻天子太甲。这个版本还有更为通行的民间版：“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律己以“严＂，这支严格的尺对于“义＂的丈量，随着个人修持素养而愈益严苛，与此同时，足以成就个人的修养。两者交相为用，自律愈严，愈有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
子路与冉有曾经就同一个问题请教老师，认清合义之后是否应该立即行动？孔子给了两个完全对反的答案。公西华在两人提问时都在场，听得一头雾水。孔子告诉公西华，子路个性冲动，得帮他踩踩煞车，所以让他回家请教父兄再说。冉有性喜拖沓，所以得帮他加足马力，免得被拖延症给拖累了，成不了大事。
转换孔子对两名弟子的忠告，运用在当代的场景。该说的话，该做的事，套用孔子教导冉有的原则，不妨“闻斯行之＂，立即做去。至于不该说的话，不该做的事，那就拿夫子对子路的告诫，克制一下冲动，以后再说吧。
许多大错的铸成往往只是荷尔蒙作祟。运用心理战术，骗骗自己且先暂缓，一旦拖延一阵，瘾头过去，错误自然可以避免。
千万别小看这种小技巧，减少犯错，也能逐渐走上义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