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登于《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3期

曲院风荷 是杭州“西湖十景”之一,以夏日赏荷为主旨意趣。景点初成于 南宋理宗 时期(1224—1264),清康熙年间(1662—1722)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迁址。今址位于 西湖西北隅 、 苏堤北端 。本文以历史文献为线索,结合大量图像资料,系统地梳理曲院风荷景观格局变迁历程,分析演变中景物的联系,并对各时期园林发展情况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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麯院时期(南宋)

“曲院”前身为“ 麯院 ”(麯,同麴,古代文献中亦有称“麴院”者),是南宋官办的 酿酒作坊 ,位于今杭州市灵隐路洪春桥(唐宋时称“行春桥”)附近,濒临当时的西湖西岸。麯院的选址与此地的 金沙涧 有密切的关系,民国《杭州府志》记曰:“宋南渡时,取金沙涧水制麯,因立麯院。”南宋潜说友(1216—1288)《咸淳临安志》卷三十五“金沙涧”载:“金沙涧在灵隐寺侧……,至行春桥折入步司前军寨门,由麯院流入湖。”不难看出,金沙涧为麯院制酒提供了上好的水源。

此地还 广种荷花 , 用以制麯酿酒 。每当夏日,和风徐来,荷香与酒香四处飘逸,久而久之便得名“麯院风荷”(或称“麯院荷风”),至南宋理宗时被列入“西湖十景”。“西湖十景”是当时画家创作的一大主题,如宋代的叶肖岩、释若芬、马麟、陈清波等人均有同题画作,从存世的叶肖岩《西湖十景图册》中可以看到当时“麴院荷风” 大概的样子(见图1[1])。图 1 中描绘的场景为西湖岸边一处密林,有屋宇隐现其间,应为麯院之所在。此场景与当时的文字描述相符。

▲ 图 1 南宋叶肖岩《西湖十景图册》之“麴院荷风”

宋时西湖比现在大得多,游船过苏堤六桥的桥洞可直达行春桥、九里松一带,游人、香客可由麯院旁的码头下船,步行至湖西山林中的灵隐、天竺等地。因此,麯院成为“ 灵竺路所从入也 ”[2] ,是行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南宋诗人王洧的《麯院风荷》诗描述的正是傍晚游人自灵隐冷泉一带返回麯院码头时的情景:“避暑人归自冷泉,埠头云锦晚凉天。爱渠香阵随人远,行过高桥方买船。”

其实早在北宋时期(960—1127),杭州就盛产美酒。苏轼在《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中说“天下酒税之盛,未有如杭州者也”,而 西湖为酿酒的主要水源地 ,此正是“西湖不可废”的原因之一。 南宋时麯院产酒量极大 ,收益可观。据记载“户部之有麯院,其在西湖阅六、七年,为麯六百余万斤,官获其利三十余万缗。”[3]

南宋淳祐(1241—1252)时在麯院附近建“ 小新堤 ”,连接苏堤与行春桥一带,极大地方便了游人。南宋施谔《淳祐临安志》卷十“小新堤”条记载:“淳祐壬寅(淳祐二年,1242),资尹赵公与筹新筑,自北山第二桥至麯院岸步,夹岸植柳,与苏堤同通,道灵竺游者便之。”此“第二桥”即苏堤的东浦桥,今桥南金沙堤前身即宋时小新堤(亦称赵公堤)。清《湖山便览》综合《咸淳临安志》《梦梁录》等史料考证,认为小新堤长一百七十七丈,西通行春桥路,当时麯院则位于行春桥与天泽庙之间 [4] 。小新堤成为苏堤在北端的分支,麯院及其周围的荷花则成为游览途中具有标识作用的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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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落时期(元代至明代)

元代 统治者认为南宋*国亡**在于佚乐湖山,耗尽财力物力,因此 将西湖“废而不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初 。明正德以前,“苏堤以西,高者为田,低者为荡,阡陌纵横……苏堤以东,萦流若带”[5] 。 西湖或遭侵占,或淤塞缩小,麯院也日渐荒废 。然而在 民间 仍有不少人 赋咏西湖美景 ,并可从中窥见麯院风荷大概的样子,如在元诗人尹廷高(约 1290 年前后在世)和明诗人聂大年(1402—1455)的《麯院风荷》同名诗作中都描绘了当时麯院的景象:四面开敞的虚堂临水而建,堂外荷花围绕。

明代西湖的复兴得益于弘治年间 (1488—1505)上任的杭州知府杨孟瑛,他力排众议,上书《开湖条例》, 提出西湖疏浚事宜, 于正德三年(1508)正式动工修治西湖,拆除田荡三千多亩,并在苏堤以西将清理出的淤泥堆筑成一条新堤,即“杨公堤”。其后嘉靖二十六年(1547)《西湖游览志》卷十记载 “九里松傍,旧有麯院、三藏塔、明真宫……,并废”。明末季婴写于崇祯九年(1636)的《西湖手镜》中对宋时麯院的描述是“院既久废,荷亦绝无矣”。可大致推断 麯院至明代已不再酿酒,并逐渐荒废。

然而在当时出版的西湖图书中仍在描绘麯院盛时的景像。明万历七年(1579)《西湖志类钞》之“麯院风荷” 图表现的 建筑与环境 亦是如此 (见图3 [6] )。这种水阁建筑在宋代绘画中也经常出现,如南宋画院大家刘松年的《四景山水图》之夏景图(见图 4 [7] ),据专家考证此图描绘的正是当时西湖园林景色 [8] ,表现的季节与山水环境都与“麯院风荷”的情况近似,不妨以此作为南宋麯院水阁建筑的参考。

该建筑先于 水中立基 ,后搭建梁柱支架,再在其上加盖建筑。 水阁建筑一般都为开敞式,甚至无门窗槅扇,以利于夏季通风纳凉 。明代杭州画家齐民绘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的《西湖十景图册》之“曲院荷风”图场景较大,更为写实(见图 5 [7] )。前景之堤正是杨孟瑛所筑杨公堤,位于苏堤以西。麯院居于溪涧汇入西湖之水口,水中荷叶点点,建筑横架水上,其形式与版画中的建筑类似,也采用水中立基的方式。明末诗人王瀛(生卒年不详)《麯院风荷》诗中的“ 古来麯院枕莲塘 ”一句 正是对麯院建筑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生动注解 。

▲ 图 2 明万历七年（1579）《西湖志类钞》中“麯院风荷”图

▲ 图 3 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海内奇观》之“麯院风荷”图

▲ 图 4 南宋刘松年《四景山水图》之夏景图

▲ 图 5 明代齐民《西湖十景图册》之“曲院荷风”图，线框内为曲院

公共景观的维护与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与资金的投入,但这正是元代至明初时期西湖所缺少的。后幸有 明朝 杨孟瑛的大规模疏浚及 万历年间 (1573—1619)司礼监孙隆等人的捐助修建,才使得西湖园林有了复兴的迹象。而这一时期的麯院随着 功能的丧失 ,逐渐荒废湮灭,名盛一时的 “麯院风荷”只能借助图像得以延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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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址重建时期(清代)

在笔者已掌握的图像资料中,最早在西湖全图中标注麯院位置的是成书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浙江通志》中的“西湖图”(见图 6 [9] )。图中明确地标注了“曲院荷风”,可以看出当时麯院濒临西湖之西岸,与杨公堤之北二桥相对,进一步证实了此前关于麯院地点的推测。而成书于 清乾隆三十年 (1765)的《湖山便览》卷三“麯院”记曰:“今湖去此几二里,一片平陆,不催麯院之墟不能求索,即赵公堤亦不解其何意设此矣。”这一描述表明当时苏堤以西已淤塞成为平地,不仅 麯院难觅其迹 ,而且宋代所建赵公堤此时也显多余。那么名盛一时的“麯院风荷”是否就此消失了呢?

▲ 图 6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浙江通志》之“西湖图”局部，线框内为曲院风荷

康熙三十八年 (1699),为迎圣驾南巡,浙江总督李卫极力恢复西湖名景古迹,眼见麯院周围已成陆地,亦无“风荷”, 便将此景从洪春桥迁至苏堤跨虹桥畔 。乾隆《杭州府志》中有记载:“康熙三十八年,别构亭于跨虹桥之迤北。 基址虽殊,而引流叠石,盘曲可观 。”[10]“基址虽殊”是既定事实,而“引流叠石”并做到“盘曲可观”则是对原有景名意象的弥补。

同年 康熙帝 钦定“ 西湖十景 ”,考虑到实际情况, 便将“麯院” 改为“曲院”,并正“荷风” 为“风荷” ,从此景名得以统一固定。随后当地官员在此大兴土木,“恭制匾额,奉悬亭楣,东建敞堂三楹(注:即三开间),又东建迎薰阁,绮窗洞达,四面皆可登眺。又东为望春楼,前临大堤。游人系马垂杨,辄登楼送目,顿豁烦襟。西则复道重廊,云窗月户,皆恭摹南巡所赐诸臣御笔。花时香风徐来,水波不兴,绿盖红衣,照灼云日”[11] 。行文中出现了大量建筑名,如(御书)亭、三楹的敞堂、迎薰阁、望春楼、复道重廊等,可见当时在景点建设上颇下功夫, 并以建筑为主要元素 。

古代园林建设情况还可通过版画得到不少信息。雍正十三年(1735)《西湖志》之“曲院风荷”图中可以看到,在 苏堤北端 与 西湖北岸 之夹角处 立起了一大片建筑 ,数量不下 9 座(见图 7 [11] 、8)。其中有 5 座临水而建,包括文字记载的望春楼、迎薰阁和御书亭(版画中均有标注),皆朝向水面,似乎都在呼应赏荷的主题。建筑之间横纵排布,高低错落,颇有曲折之感。值得注意的是苏堤上的 望春楼 (为两层三开间歇山楼阁),虽游离于主建筑群之外,却提供了一个侧面赏景的视角,与核心区 形成对景 。

▲ 图 7 清雍正十三年（1735）《西湖志》之“曲院风荷“图

▲ 图 8 《西湖志》中“曲院风荷”平面示意图

“麯院”改成“曲院”,后人以为康熙错题,乾隆南巡时有感于此,特写下《曲院风荷》诗以为说明:“ 九里松旁曲院风,荷花开时映波红。莫惊笔误传新谤,恶旨崇情大禹同 。”诗中指出了曲院旧址在九里松附近,将“麯院”改为“曲院”实非笔误。此诗文后被刻于曲院风荷御碑之阴。

孙嘉淦(1683—1753)著于康熙辛丑年(康熙六十年,1721)的《南游记》中写道:“(岳)坟南亭台临湖,结构朱栏碧槛,与绿水红莲相掩映,所谓麯院风荷也。”可以想象,曲院位于岳坟之南,濒临现在的岳湖,二景相距不远。雍正年间,浙江总督李卫还在曲院风荷之西建“湖山春社”,后列入“西湖十八景”,又在岳王庙前立“碧血丹心”牌坊,位于曲院风荷与湖山春社之间。

乾隆十六年(1751)《西湖纂》之“曲院风荷”图中可见建筑亦不下 9 座(见图 9 [2] 、10),标注名称的建筑有 御书亭、御碑亭、望春楼、迎薰阁 。其中临水的御书亭为重檐歇山造,面阔与进深均为三间,柱下环以美人靠坐凳,基础由原先的砖石台基改为伫立水中的梁柱支架,更显亲水与飘逸。御书亭至望春楼沿湖一侧修筑了一条平整的驳岸,并添加了栏杆,之前临水的迎薰阁则退离湖岸。御碑亭为三开间歇山亭,亭中御碑清晰可见。亭面湖朝南,建在一座小山上。望春楼的朝向未变,仍与主体建筑群及栏杆驳岸呈约 90°夹角,对观景视线能起到有效的收控作用。总体上,景点内建筑布置较为密集,形式上各不相同,立面上亦有高下之分。

▲ 图 9 清乾隆十六年（1751）《西湖志纂》卷一之“曲院风荷”图

▲ 图 10 《西湖志纂》中“曲院风荷”平面示意图

乾隆时期官员兼画家董邦达(1699—1769 或1774,浙江富阳人)所绘西湖风景画不下百幅,其中包括数套西湖十景图 [12] 。今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套 董邦达“臣字款”《西湖十景图》 立轴是专门为皇帝而画的应制之作,画幅上方为乾隆帝分题初次南巡时所作西湖十景诗。图上虽未题写绘制年月,但据国内学者考证很可能是画于乾隆丁丑年(乾隆二十二年,1757),即乾隆第二次临幸杭州之后 [13] 。其中“曲院风荷”图描绘极为细致,可与版画互为对照(见图 11 [14] )。

画面前景为苏堤及跨虹桥,中部大片区域为曲院景区 。其后一组院落,南面为歇山门房和八字形围墙,应为岳庙。庙前有一条较为开敞的通道可直达岳湖。由此联系孙嘉淦《南游记》中记载,图文景物关系可得对应。图左另一组用围墙包围的院落则是雍正九年(1731)李卫所建“湖山春社”。如图 12 所示,曲院中央南向临湖的御书亭与《西湖志纂》“曲院风荷”图中御书亭在位置及形式上都极为相似。西侧加筑了一段连廊,结束于六角亭;东侧仍可见栏杆,但建筑因为树木的遮挡不能明确辨识;再往东加建了一段围墙,作为和苏堤的分隔。

▲ 图 11 清代董邦达《西湖十景图》之“曲院风荷”图局部

▲ 图 12 御书亭建筑对比（左图出自图9和右图出自图11）

乾隆三十年(1765)《湖山便览》之“曲院风荷”图为由北向南取景,图中曲院依靠院墙和连廊的围合,自成一个独立院落,边界清晰(见图 13 [6] )。院门开于东墙,院内有亭、榭等。沿苏堤方向的望春楼有明确标识,是景点中的重要建筑,但“ 迎薰阁 ”却标于离曲院较远的位置。其右侧有一条直抵岳湖的道路与一座三开间牌坊,应为岳坟前的甬道及雍正年间李卫所立“ 碧血丹心 ”牌坊。

▲ 图 13 清乾隆三十年（1765）《湖山便览》之“曲院风荷”图

乾隆三十六年(1771)《南巡盛典》之“曲院风荷”图(见图 14 [15] 、15)显示了较为清晰完整的院落结构。曲院南面以水为界,其余三面用墙围合,形成一个规整的长方形院落。东侧院墙中建门房,由此进入第一进院落,再过一道月洞门为第二进院落,院中以花木、山石为主要造景元素。而建筑主要沿南部水岸分布,共有 4 座,皆以水为面势。御书亭西有一段连廊,这一亭廊组合在之前的图中也有出现。原迎薰阁更名为“ 聚景楼 ”,与望春楼之间亦以曲廊相连,聚景楼左之建筑应为御碑亭。此外,仔细观看还可发现在御书亭旁驳岸上开有一个水口,水口上方假山旁有水池环绕,并架有小桥。这一细节刻画是对文字记载中“ 引流叠石 ”的有力证明。

▲ 图 14 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南巡盛典》卷一百二之“曲院风荷”图局部，线框内为引流叠石处

▲ 图 15 《南巡盛典》中“曲院风荷”平面示意图

嘉庆至道光年间,麟(1792—1846)所著《鸿雪因缘图记》之《西湖问水》一文记“丙寅”年(嘉庆十一年,1806)游览西湖所见 ① 。文中云:“ 放船入荷花深处,香风徐来,水波不兴,顿忘酷暑 ”,所配插图描绘的正是曲院风荷景区(见图 16 [16] )。此图与雍正《西湖志》“曲院风荷”图颇为相似,很可能存在模写关系。尽管如此,其文字所记应为当时曲院风荷之实情,如此则至少在嘉庆年间(1796—1820)曲院风荷景区仍有维护。

▲ 图 16 清代道光二十九年（1849）《鸿雪因缘图记》之“西湖问水”图，作于1806年前后

咸丰末年(1861 年左右) 曲院毁于太平天国之乱 ,官宦富豪随之侵园为居 [17] ,景物凋敝。根据民国期间的老照片可以看到当时曲院景址南为岳湖,种有荷花;西面与北面有高墙与外相隔,周围建筑层叠密布。景址内杂草丛生,唯四角歇山的御碑亭尚可辨识(见图 17 [18] )。民国 24 年(1935)《增订十一版西湖游览指南》记:“曲院风荷亭,在苏堤跨虹桥西,后改学圃,今为汪曼锋祠。”同书“西湖十景”章节下 之 “ 曲 院 风 荷” 记 曰: “ 今 惟 残 址, 荷 亦 少 矣。”[19] 可知从清末至民国,曲院或被侵占改为他用,或荒废无人问津。

▲ 图 17 民国时期曲院风荷御碑亭

清代是西湖园林发展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 ,为恭迎圣驾,地方政府对景点建设不遗余力,以十景为首的西湖景观得以修复和发展。从版画资料可以看出,更址后的曲院风荷在不同时期,景物不尽相同,可以说处于一个不断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中。此时的曲院同样围绕水环境进行景物的组织,建筑沿水面展开,占据了苏堤与西湖北岸的夹角,呈半围合之势,而其南面的玉带桥正是观赏这一景致的最佳视点,因此各时期版画也多从此视点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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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化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时, 曲院景点仅有半亩地,一片墙和一个碑亭 [20] ,与民国老照片记录的情景相似。为满足旅游业的需要,1963 年杭州市园林管理部门开始对曲院风荷进行全面规划,并分期展开建设。20 世纪 80 年代全面动工建设,栽种多种荷花和睡莲,建起了观荷赏花的廊阁亭台。 1983 年,风荷景区首先建成开放 ,1985 年滨湖密林景区开放,1996 年曲院景区加入酒文化内容,竹素园景区相继建成开放。

今日之曲院风荷比清代大了很多 ,范围东起苏堤跨虹、东浦两桥,西至环湖西路,北起岳坟街,南至卧龙桥,陆地面积28. 4 hm 2 ,水面67 hm 2 。景点建设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适应了时代的需求,业已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公园。公园分为风荷、曲院、岳湖、竹素园、滨湖密林 5 个景区,其中的风荷景区建立在清代旧址之上,并保留了御碑亭(见图 18、19)。参考前文可知,以御碑亭为中心的跨虹桥至碧血丹心牌坊一带正是清代曲院风荷景点的核心所在。随着景区的发展,御碑亭已不再是核心, 而曲院风荷的风景内涵被分散到更大的区域,并通过这一湖碧水和荷花延续着景点不变的主题 。

▲ 图18 今曲院风荷公园风荷景区局部平面图（笔者据杭州园林设计院资料绘制）

▲ 图19 今曲院风荷御碑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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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5.1 迁址与更名

纵观曲院风荷的发展历程,清代迁址有其客观原因。由于西湖自元以后逐渐淤塞,湖面缩小并向东移,原本濒临西湖西岸的麯院成为陆上建筑,荷花也不见了踪影,荒废之景与“西湖十景”的头衔形成巨大反差。为了延续这一名胜,将景点东迁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其实,元明时期消失的“西湖十景”不只是曲院风荷,三潭印月也曾一度告别人们的视线 [21] 。

迁址后,景名可以沿袭,但麯院建筑却难以还原,若单纯为了应景再造一座“麯院”则显牵强,于是巧妙地把原名中的“麯”字做了一次 同音转换 。在院中利用水、石等元素营造“ 盘曲之势 ”,在建筑营建上呈现不规则布局,以及应用曲廊等建筑形式,都在极力向“曲”的意味上靠。种种做法既使得 古老的景名得以延续,又使之有了新的内涵和发展空间 。

5.2 建筑与环境

“曲院”“风荷”是景点两大主题,体现了人工建筑与自然景物并重的审美主旨。 我国古代造园,大都以建筑物开路 [22] 。清代“曲院”新址的建设也体现了这种特点。御书亭、御碑亭、迎薰阁、望春楼等建筑奠定了一园的体势。

曲院之“院” 在图像资料中有明确显现, 以围墙、建筑为主要围合元素 。在 “院”之格局 下,建筑与其他构景元素一起营造 “曲”之形态 。比如建筑往往分散布置,避免对称和重复,相邻建筑的中轴线往往呈相互垂直的关系。

望春楼建筑的位置比较明确,也很特别,这一点在历代版画及山水画中均有体现。它位于苏堤跨虹桥北,沿苏堤方向,面岳湖而建,为两层楼阁建筑。游人可登楼远眺,一览曲院、岳湖和外湖风光,是为得景之佳处。迎薰阁亦为两层楼阁建筑,面南而建,朝向岳湖,可赏荷花,“迎薰”之名应景而生。御书亭临水而建,亦是赏荷佳处,游人可扶栏而坐,香荷垂手可得。沿湖的廊子和栏杆则起着引导游人的作用。御碑亭离水面较远,旁有假山、花木,自得其趣。 可见当时建筑的营建是围绕核心景物展开的 ,以提供尽可能多的赏荷空间和角度。从这一点看, “曲院”也是为“风荷”服务的 。

曲院风荷在历史事件的推动下沉浮变迁,实物遗存往往只能呈现它最后的状态,然而通过历史图像的整理和分析可以让我们看到它在不同时期的面貌。如果我们将一个时期的图像视为动画中的一帧,那么随着一帧帧画面的增加,就会呈现出动态的变化,通过分析整理历史图像资料对于今人了解古代园林变迁有重要的帮助。

①《鸿雪因缘图记》记录了作者亲历见闻，书中一事一记，一记一图，图由汪春泉等人绘制。虽成书于道光十八年（1828），但却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才刻板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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