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牧野鹰扬
谁执牛耳
读史阅世，必须要有大视野，方能观得大气象。
观北洋棋局，也是如此。
北洋大棋局，棋到中盘；皖直奉争雄，三方博弈。皖系提前出局，直奉继续搏杀，局势更加复杂。
要拨开罩在北洋上空的迷雾，理解此时的北洋局势，就必须打开历史的视界，从更高层次、更宽视角、更长焦距上重新思考政治上的秩序问题。
在中国古代，形容政治上的秩序问题和失序问题，经常用到的是“礼”和“争”这两个对立的字。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中，以总纲的形式向后人揭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和规律：
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司马光还以春秋时期周朝王室虽然衰微，但仍然是诸侯之共主为例：
《春秋》抑诸侯，尊周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这段看起来像太极起势一样平淡无奇但舒缓厚重的话语，却是理解和把握中国历史的一把秘钥。后来王国维先生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任天者定，任人者争；定之以天，争乃不生。”这几句话被视为“理解中国文化的三十字真言”，与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开篇有异曲同工之妙。
荀子说过：“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为了防止人们无序纷争，这才定了礼，“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
什么叫“礼”？
“礼”在表面上是要求人们互谅互让，互尊互敬，实质却是一种尊卑秩序。对国家来说，它强调的是稳定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
刘邦即位之初，和他一起打天下的那帮功臣没规没矩，上殿时既不磕头，也不下跪，说话还没分寸，总是拣他当年的丑事儿说；宴会时不是酗酒争功，就是狂呼乱叫，甚至拔剑击柱。刘邦很没面子。
这时，有个儒生叔孙通善于揣摩圣意，自告奋勇地帮助刘邦排忧解难。他采取的对策是制“礼”，说白了，就是用文件的形式给大家定规矩。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修改、试行，终于准备就绪。
刘邦再一次登上天子宝座时，一眼望去：阶下跪的人，人人叩头；山呼万岁声，声声入耳。刘邦感慨万千：“我今日才知做皇帝的尊贵！”
这就是“礼”。
什么叫“分”？
《吕氏春秋·慎势》引慎子云：“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尧且屈力，而况众人乎？积兔满市，行者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
这话的意思是，一只兔子在前面跑，后面有上百个人追，并不是说这一只兔子够上百个人分，而是因为那兔子无主，所有权未定，谁先抢着就是谁的。但在另一场合，不少兔子在街上跑着，行人却不追、不抢、不管、不顾，并不是说人们不想，而是因为这兔子是有主的。面对有主的兔子，即使是很贪婪的人，也不来争抢。
前朝倾覆，群雄并起，鼎之轻重，似可问焉，何尝不是如此？
治国、平天下之道，也正是要把这个“属于谁的”确定下来。
这就是“分”。
“礼”和“分”一定，天下皆定；“礼”和“分”一乱，天下皆乱。
传统社会政治秩序的形成，是靠礼、靠纪纲、靠高下之分而定的，“天尊地卑”，“贵以临贱”，被绝大多数人认可、服从并遵守，天下便可太平一阵子。然而，人类社会也像大自然寒来暑往、日夜交替一样，总是不断地有新生事物崛起，挑战既有秩序。就像《资治通鉴》所说：“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
可是，政治秩序的形成及最终稳定，是非常艰难、非常复杂的，它既要靠资历，又要靠实力，这两点非常重要。
资历和实力在政治秩序形成的过程中有什么不同的作用呢？
资历是人们在长期的政治斗争或军事斗争中逐渐形成的、人所共知的、每个人暗自排序后才确定下来的，是人在心理上认可的一种地位、一种秩序。
政治实力也非常重要。在政治秩序形成并确定下来之前，或者说，在自认为有实力的各方没有进行真刀真枪的较量之前，人们不会向竞争对手服软，也不会服从于对手安排的秩序。特别是对一股刚崛起的新力量来说，想要打破旧秩序，在新秩序中占一席之地，甚至确立由自己主导的新秩序，不经过一番恶斗，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质言之，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政治秩序。政治失序（礼崩乐坏）之后，特别是当一股新的势力想挑战既有秩序时，各方势力不会乖乖就范，必须要经过一番艰苦的混战和打斗，重新定下尊卑秩序，天下才能安定。
所以古人说：天下之事，只定了便无事。物无定主而争，言无定见而争，事无定体而争。
这就是旧秩序解体、新力量想建成由自己主导的新秩序时，所必须面对的形势。
北洋历史发展到直系军阀时期，便处于这样一个旧秩序完全解体、新秩序尚未形成、混战和打斗火热进行的阶段。袁世凯去世之后，北洋大乱，北洋之虎段祺瑞靠着纵横江湖二十年的威名和资历，力图以接班人的姿态维护这个秩序，却不断遭到对手的挑战。终于，后起之秀吴佩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乱了段祺瑞定下的秩序。
然而，就像炸倒一栋楼只需几秒，建起一栋楼却需要几年一样，破坏一个旧秩序容易，重建一个新秩序却非常难。北洋之虎在位，虽然比不上袁世凯有威望，但毕竟虎威犹存，各方势力不敢轻举妄动。而实力派吴佩孚虽然成功挑战了老虎的地位，但他毕竟是北洋系的小字辈，没有足够的资历来震慑群雄，名声大，辈分小。比如，袁世凯活着时，东北虎张作霖乖得像只大猫，段祺瑞皖系掌控天下时，老张也还算给面子，但后起之秀吴佩孚上台时，张作霖却是一百个不服气：你凭什么那么狂啊？秀才*反造**，还能成事儿？因此，这段时期的变数就大了。
锣声响起，北洋政坛击鼓传花和抢椅子的游戏继续进行。
直皖战争，以曹锟吴佩孚完胜、段祺瑞完败而结束。就在直皖战争接近尾声，段祺瑞求和，吴佩孚罢手时，还有一个人想赶紧缓和局面，自己也好从中谋取渔人之利，这个人就是徐世昌。
“垂帘听政”的段祺瑞被赶走了，北洋元老徐世昌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徐世昌认为，成为一个真正有职权的总统，首先要在直系曹锟和奉系张作霖之间保持平衡，同时希望其他各省的军阀保持原有地位，既利用各省势力牵制直奉两系，也利用直奉的龙头地位来制衡各省军阀，以此保持“三足鼎立”，自己也能尝尝真正当老大的滋味。
然而，徐世昌虽然深谙权谋之道和平衡之术，却忘了自己缺乏政治斗争的核心要素——实力。同时他还没有意识到，虽然送走了一个颐指气使的“太上皇”，却要迎来两个“皇太后”对自己横挑鼻子竖挑眼。他的苦日子非但没有结束，反而是新一轮的开始。因为，徐世昌想干的任何事，只要没有曹锟和张作霖这“两宫太后”同时点头，就没有实施的可能。
这一时期的局势，仍然可用一个“乱”字来形容，而且是愈加混乱。
皖系溃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果然是树倒猢狲散，平日作威作福的安福系要人大多躲到东交民巷和六国饭店去了。他们一开始先跑到六国饭店，导致那里人满为患。后来，迫于英美的压力，六国饭店下了逐客令，这些人就跑到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让日本人和意大利人狠狠地敲竹杠，只有肯斥巨资的人才被允许留下。
这些祸首虽然跑了，但来不及带走全部家产，所以，从不做赔本买卖、善于见缝插针的张作霖可高兴了，他眨巴着一双精明的小眼睛高喊：弟兄们，祸首家里啥都有，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还没等徐世昌发出惩办祸首的命令，老张就让人去抄安福系要人的家。张作霖多精啊，在这场直皖战争中，虽然派兵助直，但没使全力，让多数人马在侧翼观战。估计老张的算盘是，你们打吧，不管谁赢，自己都会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直军赢的话，就派兵捞皖系的油水；皖军赢的话，就派兵抢直军的东西。
果然，当直军胜利、皖军溃败时，张作霖迅速命令张景惠：皖军油水可不少啊！你迅速率领咱们嫡系第二十七师急行军进京，把搬得动的物资、*火军**等，全都给我运回来。
张景惠得令，率领奉军最精锐的第二十七师，火速进入北京城，捞了个沟满壕平。不仅有皖系刚从日本买来的*火军***药弹**，而且还有十二架飞机，连空军探照灯都被顺走了。
据说当时被奉军没收的有：徐树铮动产一百余万，不动产三十余万；李思浩动产八百余万，不动产二百余万；丁士源动产一百五十余万，不动产八十余万；曾毓隽动产三百余万，不动产三十万；朱深动产五百余万，不动产三十余万……胡子出身的人，到底是没改打劫的本性，而且还理直气壮。
这么多东西，怎么运回东北呢？这难不倒张作霖。他命奉军扣押了京奉铁路的全部货车，把东西全装到火车上，足足装了百多节车皮。
直军也不是没想到要抢皖系的*火军**物资，只是因为他们分路作战，等想抢物资时，比张作霖慢了半拍，许多好东西被奉军运走了。
按理，张作霖勉强得到三分之一的战利品就算好了，可是他抢了一半还多，把曹锟和吴佩孚气得大骂他是土匪。
捞足了油水的张作霖，根本就不在乎别人说什么，得到实惠才是真的。
此时因为刚刚结束直皖战争，北洋政府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惩办战争祸首，解散安福国会，怎样成立新国会和由谁组阁，特别是直奉双方如何分配胜利成果，等等。为了使这些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曹锟、张作霖决定在天津碰头，召开善后会议，也可以说是分赃会议。
对于惩办祸首的问题，前文提到，由于各种因素，直系没能实现惩办“安福十祸首”的想法。空有一纸惩办令，却拘不到人。
解散安福国会，本应是顺理成章的，而且依着吴佩孚的想法，本来也是想彻底解决皖系和安福国会的问题，但却遭到了大总统徐世昌的反对。因为徐世昌是由安福国会选上来的，如果它解散了，他总统地位的合法性就成问题了。但徐世昌又不能说得这么直白，因此以政策宽大的名义，认为大家都是北洋袍泽，只要对方退出政治舞台，就不要结下生死之仇。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何必非得斗个你死我活呢？
对此，张作霖有自己的另一番考虑。他与皖系原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还想把皖系的残余势力收归门下，使自己悄悄壮大，再与直系争夺天下。所以，张作霖也主张宽大处理，特别是对皖系元老段祺瑞仍然给予礼遇和必要的尊重。对于安福国会，不出官方命令，而任其“自行”解散，双方都有个台阶下。对于安福俱乐部成员所任官职，比如曾毓隽、李思浩、朱深的部长职位，段芝贵京畿卫戍总司令的职位，等等，均予以褫夺。
在天津碰头会上，还要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由谁来当总理。按照徐世昌总统的想法，他希望是自己多年的老部下周树模。但张作霖可不傻，都换上你的人了，那还怎么保证我的利益？张作霖反对由周树模组阁，认为还不如让靳云鹏复职。靳既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又是原来皖系的人，和曹锟是结交的兄弟，与吴佩孚是山东老乡，由他出任总理，直系肯定会接受，而且还可以为奉系网罗许多皖系旧部，张作霖自己也便于控制时局。经过一番讨论，曹锟和吴佩孚最终同意由靳云鹏复任总理。
以上是双方能够达成一致的地方，还有一些很大的分歧，比如地盘分配和军费报销问题，直奉互不相让。最后决定，曹锟和张作霖进京，与徐世昌总统进行正式磋商。
《周易·序卦》中说，“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中华民国的气运从辛亥革命开始增进，刚柔始交而难生，八年中不仅仍在盘桓，且经历了穷、乖和睽的过程。
短暂的平衡
古人说得好：天下，势而已矣；人情，利而已矣。
所以，谋天下先要谋势，动人心先要晓利。
就在曹、张两巨头进京正式磋商之前，做事总是出人意料的吴佩孚又大张旗鼓地搞了点儿动作。别人在谋“事”，吴佩孚却要谋“势”。
在这场举国瞩目的直皖战争中，吴佩孚是最出风头的人，连英美等国都开始对他给予高度关注，许多人称他是当时中国的第一号人物。
但是，此时的吴佩孚资历尚浅。他再有本事，也不过是曹锟的下属，天津碰头会时，还是他的领导曹锟对话张作霖，他只是列席会议。
吴佩孚知道，跟张胡子相比，曹锟的心眼儿总是差那么一点点，会被胡子绕进去。眼见张作霖是既得到了实际利益，又步步给曹锟挖陷阱，吴佩孚很是着急。他决定发声，在政治上与奉系一比高下，从谋“势”的角度来把握制高点，提出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是。吴佩孚说：“国号共和，以民治国，欲求真正和平之解决，唯有组织国民大会，提交会议，此乃民治之真精神。”
1920年8月1日，吴佩孚提出，应该召开国民大会解决时局。为此，他设计了一套完整的方案，并抛出八条大纲：
（一）定名。为国民大会。
（二）性质。由国民自行召集，不得用官署监督，以免官僚政客操纵把持。
（三）宗旨。取国民自决主义，凡统一善后，及制定宪法，与修正选举方法及一切重大问题，均由国民解决，地方不得借口破坏。
（四）会员。由全国各县农工商会各会各举一人，为初选所举之人，不必以各本会为限。如无工商会，宁缺毋滥。再由全省合选五分之一，为复选。俟各省复选完竣，齐集天津或上海，成立开会。
（五）监督。由省县农工商学各会长，互相监督，官府不得干涉。
（六）事务所。先由各省农工商学总会公同组织，为该省总事务所，再由总事务所电知各县农工商学各会，克日成立各县事务所。办事细则，由该所自订。
（七）经费。由各省县自由经费项下开支。
（八）期限。以三个月内成立，开会限六个月，将第三条所列诸项，议决公布，即行闭会。并主张将南北新旧国会，一律取消，南北议和代表，一律裁撤。所有历年一切纠纷，均由国民公决。
吴佩孚的主张，我们今天好像也看不出它好在哪里，实际上，这是吴秀才比曹锟和张作霖高明的地方，是在政治上谋“势”的举措。
第一，政治也好，意识形态也罢，都是一场争夺人心的活动。吴佩孚的主张，肯定会得到更多民众的欢迎与拥护，将为直系执政汇聚人心。
第二，吴佩孚主张召开国民大会的同时，要求取消南北新旧国会，裁撤南北议和代表。这首先指向的是南方的国会，想通过民众的力量，让其自动取消，然后成立由自己主导的国会。
第三，召开国民大会，就是要解散皖系的安福国会，而总统徐世昌是由安福国会选上来的，这又暗中指向了徐世昌。吴佩孚想要重新考虑总统人选问题。
所以，吴佩孚这一招，可谓一举多得。
对于吴佩孚的主张，徐世昌暗自吃了一惊，看似软绵绵、轻飘飘的一招，却足以杀人于无形。他当即表示反对。他认为，吴佩孚位卑言轻，此举纯属哗众取宠。而平日一向与吴佩孚关系不错的山东老乡靳云鹏也表示反对，认为这是在革自己的命。
张作霖虽然不完全明白吴佩孚的想法，但他知道这个秀才是刺儿头，也明白吴秀才提出的东西肯定对自己不利。所以，张作霖强烈反对吴佩孚关于成立国民大会的提议。张作霖第一时间找到曹锟，气哼哼地表示，如果你不管吴秀才的胡作非为，那别怪我直接通电表示反对，后果由你负责。同时，张作霖公开对媒体说：“我只知向曹使商谈大事。吴是区区师长，全国师长有好几十个，我手下也不少，倘人人预闻政治，那成什么话！”
一方面，曹锟不太明白吴佩孚的弯弯绕，另一方面，他也顶不住张作霖、徐世昌等人施加的压力，所以告诫吴佩孚少发表意见。曹锟说：“我们刚打完一仗，难道你还要打第二仗？”
就这样，吴佩孚关于召开国民大会的政治主张彻底破灭。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本来在战争中出尽风头的吴佩孚此时却高兴不起来，他为老领导曹锟不能真正理解自己、不敢给自己撑腰而黯然伤神。
8月 4 日，曹锟和张作霖两巨头进京，与徐世昌总统进一步磋商时局。
那个时候，最隆重的欢迎仪式是净水泼街，黄土垫道。黄者，皇也，这是皇帝出巡时才使用的规格。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胡子出身的张作霖、布贩子出身的曹锟，此番进京也享受了一回帝王级待遇。就当时的中国来说，他们俩走到哪里，政局的中心就转到哪里。这种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社会名流夹道欢迎的场景，着实让二人有些飘飘然。
到京的第二天，曹张二人赴总统府拜谒徐世昌总统，就解决时局的办法交换意见。
徐世昌早已知道天津碰头会的结果，他的头脑也清醒了不少，不再有刚击败段祺瑞时的幻想，以为自己可以做一回真正有权的总统了。徐世昌意识到，这两位爷可能比段祺瑞还难侍候，不仅解决时局系在他二人身上，自己的总统宝座能否坐得稳、能否继续坐下去，也全在于这两位的心情。他们俩只要有一位不满意，自己就别想干了，必须得小心地陪着，谁也得罪不起。所以，与其说是曹张拜谒总统，还不如说是总统请他们俩来寻找解决办法。
张作霖见到徐世昌，首先提出让靳云鹏复任总理，组阁之后再解决其他问题。此时安福国会已经自动解散，那么无须征得国会同意，请徐总统直接任命就是了。
徐世昌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自己只有说“不”的权力，却没有说“不”的勇气，说“不”的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怎么办？同意吧，还得装出高兴的样子，只要翼青（靳云鹏）同意，那当然好啊！
总理问题只是引子，是虚的，直奉双方真正关心的是各自的势力范围。
天津碰头会时，张作霖就坚持把热河、察哈尔、绥远纳入奉系势力范围，同时保举张景惠为山东督军，许兰洲为陕西督军，还保举自己的儿女亲家、曾想复辟清室的张勋为安徽督军，借此实现他独霸东北、兼顾北方、问鼎中原的野心。但曹锟坚持任命安徽人冯玉祥为安徽督军。双方各持己见，各怀肚肠，最后经过协调和利益交换，安徽督军拟由直系李纯保举的张文生担任。
关于军费问题，曹与张都向徐世昌伸手要钱，徐世昌只得答应给每人拨军费一千万元，但要在他们返回自己任所时才拨款。然而这哥俩不见兔子不撒鹰，非要见到钱才撤。好说歹说，总算勉强解决。先各自给点儿意思意思，待款项凑足了，再给二位补上。
经过徐世昌斡旋，曹张二人讨价还价，最后共同协商解决时局的四项办法：
第一，为了均衡直奉间的关系，撤销粤、川、湘、赣四省经略使，任命曹锟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吴佩孚为巡阅副使。曹锟的职位与张作霖东三省巡阅使的地位相对等。与袁世凯时代“巡阅使”的虚职不同，此为实职，曹张二人在各自的地盘内有“自由行动”之权力，在用人行政方面“得便利行事”。而且，把曹锟摆在河北、河南和山东地区，明显是遏制张作霖前进的势头，挤压其空间。
第二，更换疆吏（如督军等人）时必须协商，“以期内外如一”，即给予曹张在中央用人方面的决策权。
第三，更换内阁时，应“共相示知”，内阁人选须征得曹张同意。
第四，中央如有重大事件，须共助办理。如有不遵守中央政府命令的各省，由曹张二人进行“劝告”。
尤其是第四项协议，表明徐世昌的协调结果很成功，双方都比较满意。曹张二人的意思是，你安稳地当你的大总统，谁要是不听你招呼，我们哥俩就以双打的形式揍他。“劝告”二字，用得甚是艺术。
各自的利益和要求基本得到满足后，曹张二人也投桃报李，公开通电声明：“我等决心始终拥护元首，保护真正之共和。”
这应该是徐世昌和直奉两大派系之间在权力分配上临时达成的一种协议。直奉双方在实力相近的情况下，在一段时期内实现了“和平”。
所谓“和平”，就是在大家没撕破脸皮之前出现的一种状态，是酝酿打架的大好时机。
内阁的无奈
1920年8月9日，靳云鹏第二次出任内阁总理。
和总统徐世昌一样命苦，靳云鹏虽然不需要再受制于段祺瑞和安福系势力，却要开始周旋于直奉两巨头之间。所以，在新内阁成员问题上，尽管直奉两系都支持自己，但靳云鹏为了平衡他们之间的关系，也相当不容易。
担任总理，就要组阁，研究不同职位的人选，这种人事上的问题最让人头疼。靳云鹏求东家、问西家，跑断了腿，磨破了嘴，看看某个职位到底任用谁，是不是照顾到了双方的利益，两位是不是满意。这种活，真不是人干的。
最终，新内阁成员名单确定下来，他们分别是：外交总长颜惠庆，内务总长张志潭，财政总长周自齐，陆军总长靳云鹏（兼），海军总长萨镇冰，司法总长董康，教育总长范源濂，农商总长王迺斌，交通总长叶恭绰。从内阁组成来看，张志潭属于直系，王迺斌属于奉系。财政总长周自齐和交通总长叶恭绰是交通系的人马，为什么这两个最重要的位置仍被交通系占据呢？因为从袁世凯时*开代**始，交通系的首领梁士诒就号称“财神爷”，借钱手段一流，理财手腕一流，财大气粗，谁也离不开他。这届内阁仍然无法撼动交通系的地位。然而，周自齐和叶恭绰早就被奉系拉拢了，他们在心理上是倾向于奉系的。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靳云鹏本人也是更多地倾向奉系，这正是张作霖极力提议靳云鹏复任总理的原因。所以，张作霖在军事上没出风头，却在政治操作上占了大便宜。
此时的曹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张作霖耍得这么厉害，吴佩孚想说话时也多次被张作霖粗暴地打断。老张声称自己只和曹锟谈，认为小小的师长吴佩孚没有资格在他面前说话。
应该说，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也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当具备一定的外在条件时，这种要实现自己理想的愿望就会更强烈。靳云鹏也是如此。
作为皖系旧将，靳云鹏是在直奉两派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上台的，这可能会出现两种结果：一种是两派相争，第三方得利；一种是两派相争，第三方受气。而靳云鹏遇到的是后者。
复任总理之初，靳云鹏以为，凭着他与直、奉以及徐世昌总统的良好关系，及时推出一些有利于国家建设的主张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满怀希望地提出了四项政治主张：促进南北议和，裁兵，整饬纲纪，整理财政。
可是，靳云鹏忘了古人的告诫，智者有“四不斗”，即不与命斗，不与法斗，不与理斗，不与势斗。从“命”的角度来说，面对着连旧主段祺瑞都斗不过的人，他靳云鹏更别想斗得过；从“法”的角度来说，法不是由他制订的，他斗不过；从“理”的角度来说，当时强权即是理，胳膊粗力气大就是理，他斗不过；从“势”的角度来说，形势比人强，更不是他所能斗得过的。他在这四个方面都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势”都谋不了，却抛出四项主张来谋“事”，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但是，靳云鹏不甘成为直奉两系的傀儡，他想方设法先培植自己的势力，有了班底再慢慢强硬起来。这个思路是不错，但靳云鹏的对手比他要聪明得多。
在财政方面，靳云鹏力图打破以梁士诒为首的旧交通系长期把持财政、金融、交通等部门的局面，试图除去内阁中的交通系成员——财政总长周自齐和交通总长叶恭绰，由自己的亲信李士伟和张志潭代替他们的职位，这引起梁士诒等人的强烈不满。
靳云鹏还暗中联络王占元、田中玉、陈树藩等地方实力派，企图通过“打外线”的方式组成以自己为首的军事力量，与直奉两系抗衡。结果，这项计划不仅未能实现，反倒让曹锟和吴佩孚对靳云鹏产生了戒心。你的地位是我们给的，还想跟我们对着干？门儿都没有。
所以，靳云鹏本想维护各派利益，却一不小心把各派全惹了，这还能干好吗？
就在靳云鹏组阁之后不久，直系内部发生了一件大事。1920年10月11日夜，长江三督之首的直系大将李纯突然死于督军署内，年仅四十六岁。
在直系内部，李纯本是仅次于冯国璋的二号人物，如果不是曹锟、吴佩孚打败了段祺瑞，抢了风头，他的名头可能会更响亮些。李纯生前是主和派的代表，还为南开大学的创办提供巨额经费，确实做过一些可圈可点的事。
关于李纯的死因，有好几种说法。官方宣布他因“忧国忧民”自杀身亡，而他去世前，据说确实出现过抑郁等症状。
坊间传言，齐燮元与李纯小妾合谋杀害李纯，并伪造自杀现场和遗嘱。书有言，“江苏督军职务，以齐帮办燮元代理”，而且，齐燮元在14日竟自行宣布就任江苏督军。所以许多人认为是齐燮元为求上位，不惜谋害李纯。但后人根据鉴定，认为李纯的遗嘱确系亲笔，谋害说或是以讹传讹。
但丁中江在《北洋军阀史话》里，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书里说，李纯曾收养一个叫菱子的侍婢，她天生丽质，伶俐可人，李纯夫妇视若亲女。随着菱子逐渐长大，她与李纯的贴身侍卫毕正林眉来眼去，你情我愿，很快就结婚了。变成少妇的菱子开始有了一种成熟的美，也具有了撩人的风情，还经常在李纯面前撒娇，结果，年过四十的李纯终于没有把持住，与菱子突破了防线。
就这样过了一年，侍卫毕正林有所察觉。但考虑到自己的功名，他只能忍气吞声。
事也凑巧，毕正林在一次出差后，兴冲冲地提前回来，结果在敲开紧闭的房门时，李纯狼狈地从菱子房里出来，三个人都非常尴尬。
晚上，毕正林向李纯汇报工作时，李纯的态度非常冷淡。毕正林想：“若不设法化除督军心中块垒，则自己随时都有生命之虑。”正在他胡思乱想之际，李纯写了张字条吩咐他：“到军法处去把杨处长叫来，就说我有急事待办，要他快来。”
毕正林大字不识几个，一看李纯板着脸，还让军法处长快来，难道说他奸情被撞破，要趁夜黑风高把自己做掉？
疑心生暗鬼，毕正林捏着纸条，在去找军法处长的路上，越想越不对劲，越想越害怕，这分明是要趁着黑夜置自己于死地。既然你不仁，休怪我不义，莫不如先下手为强。毕正林咬咬牙，推开李纯办公室的门，在李纯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对准他的胸口连开三枪……
事情发生后，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李太太与军务会办齐燮元商量后，觉得以这种方式公布的话，有损李督军一世声誉，最后让毕正林带菱子远走高飞，不许透露此案半个字，然后一起伪造了几份遗嘱。就这样把事情解决了。
世间事就是这样，有人欢喜有人忧。李纯一死，长江三督最富庶的苏督位置空缺，许多人都想谋求这个职位。陈光远希望由长江三督之一的王占元自鄂调苏，自己由赣调鄂，以齐燮元或新崛起的吴佩孚督赣。奉系张作霖则见缝插针，极力保举张勋出任苏督兼巡阅使。
张作霖保举张勋为巡阅使，一方面因为张勋是自己的儿女亲家，另一方面，是想把自己的势力扩大到长江流域。
徐世昌和靳云鹏既不敢得罪张作霖，也不敢得罪曹锟和吴佩孚，所以，既不能起用张勋，又不能完全不用。怎么办呢？思来想去，最后擢用张勋旧部张文生为安徽督军，而特派张勋为热河林垦督办。
张勋非常生气，我只会带兵打仗，不会种树，你们咋不展开更充分的想象，让我去绣花？亏你们想得出来。
徐世昌和靳云鹏一再向张作霖解释：“绍轩（张勋）犯过*翻推**民国政权的大罪，我们一口气起用他是说不过去的，先让他做林垦督办为过渡，将来再转任其他要职就不怕别人说闲话了。”
可是徐、靳又怕直系生气，所以赶紧向曹、吴赔不是：“我们用张勋为林垦督办只是碍雨亭（张作霖）的面子，是不得已的，请别误会。”
直系怕夜长梦多，匆忙让齐燮元署理江苏督军，何丰林为淞沪护军使。
张作霖也清楚，江苏本来就属于直系，而且是最富庶的地带，不会轻易交出来，所以他默认了这个安排，没有继续争下去。
虎踞洛阳
直皖战争后，各派势力进行了一次新的分化组合。
直系与奉系联手，击败了实力雄厚的皖系，中央的权柄被直奉两系平分。
直系虽然在政治和军事上占优，却没能一家独大；奉系趁着战争的胜利强势崛起，把触角伸向了关内。
政治上的事，向来是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直奉并立的局面，根本不会持续多久。
为了获取更大的权力、利益，甚至压倒对方，张作霖多方奔走，联络敌视直系的各派力量；直系吴佩孚心明如镜，也在积聚力量，想把张胡子打回原形，毁掉他多年的“道行”。彼此心照不宣，暗中较劲。
所以，历史表面上进入了一个“共和”的时代，实际上却仍是暗流涌动，风雨欲来。
这便有了接下来的事：吴佩孚虎踞中原，张作霖经营满蒙。
这里先表吴佩孚。
在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遭拒后，吴佩孚意识到自己左右政局的能力还不够，支配时局的条件也远未成熟，因此必须扩充自己的力量。于是，1920年9月2日，吴佩孚以直鲁豫巡阅副使的名义，把自己统率的北洋第三师全部带到洛阳，决定在此招贤纳士，筹饷练兵，壮大实力。此时吴佩孚麾下共有约五万人，分别由阎相文的第二十师、王承斌的第二十三师、张福来的第二十四师和萧耀南的第二十五师组成（五四运动吴佩孚通电全国时，他手下的这几位还只是旅长，此次直皖战争后，全部晋升为师长）。
洛阳位于河南西部、黄河中游，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四千年建城史和一千五百多年建都史。自第一个王朝夏朝开始，洛阳共经历二十二个建都朝代，是中国建都最早、朝代最多、历史最长的都城，影响力极大，先后有一百零五位帝王在此定鼎九州。
洛阳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四通八达，十省通衢，易守难攻，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吴佩孚在此练兵，虎视中原，傲视群雄，其问鼎天下之心溢于言表。
从1920年9月驻军洛阳，到1924年直系战败离开洛阳，然后从1926年3月重新占领洛阳，再到1927年兵败离开，吴佩孚在洛阳一共驻扎了六年。久负盛名的洛阳城，因吴佩孚而风云再起。
吴佩孚最盛时在这里统兵数十万，直接控制着直隶、陕西、山东、河南、湖北等省。一时之间，洛阳城成为各方瞩目的中心，当时全国有十八个省的督军、总督的代表机构设在洛阳，洛阳被时人称为“西宫”，还有无数人等来洛阳“拜码头”、问计策、行游说，康有为、张謇、李大钊等人都在这里出现过。
也就是说，在吴佩孚得势的时代，洛阳已然成为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
吴佩孚选在这里驻兵，有三大好处：一是交通便利；二是军费来源充足；三是控制附近的兵工厂，确保*器武***药弹**的供应源源不断。
从交通上说，除了前面提到的自古以来的地理优势，洛阳还是当时京汉铁路南段的必经之地，又有津浦、陇海铁路之便，朝发夕至。京汉铁路北接保定，也就是曹锟驻兵的地方，二人互相呼应，互为掎角之势。
从军费上说，吴佩孚在洛阳附近驻了五个正规师，两个非正规师。一个正规师的月费是白银十四万两，一个非正规师的月费是白银四万两，每个月合计花费白银七十八万两。当时中央穷得叮当响，吴的军费多是靠自筹，此时京汉铁路南段的客货运费就成了他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
从*器武***药弹**上说，距洛阳仅七十多公里处，有著名的河南巩县（今巩义市）兵工厂。而京汉、津浦、陇海铁路的便利交通，可以把南京、武汉的兵工厂的*器武***药弹**输运过来。
我们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巩县兵工厂的大名了，但在20世纪初，它是中国四大兵工厂之一，与上海、金陵、汉阳兵工厂齐名。巩县兵工厂是袁世凯任总统时期亲自督建的，兵工厂制造的拨福斯钢炮弹，在当时南京举行的全国*器武**比赛中名列第一。所制七九式步枪，在1931年国际射击比赛中，比德国步枪多打五百发，使用性能居世界之首，后又被改造为著名的中正式步枪。更让人惊讶的是，在那个飞机尚属稀缺的年代，巩县兵工厂居然修筑了长达十余公里的防空洞，而这个防空洞，直到本世纪初才被人们发现。
吴佩孚控制了这个兵工厂，其好处不言自明。
吴佩孚的洛阳练兵，不仅在北洋军阀中享有盛名，在当时还引起了世界的瞩目。
应该说，在北洋历史上，这是继袁世凯小站练兵后，又一次让西方刮目相看的军事行为。
所以，我们不妨领略一下吴秀才在治军方面的才能，看看他到底有哪些过人之处，并深入挖掘其“常胜将军”名号的由来。
我们知道，关注军事，就要关注三个方面：一是人，二是*器武**装备，三是编制体制。而在这几个方面，吴佩孚都有他独到的地方。
在用人方面，吴佩孚非常重视兵员素质及其军事训练。
吴佩孚深知兵在精而不在多，他决定训练出一支小而精的队伍，然后以此为样板，扩展到其他*队军**。
首先进入吴佩孚法眼的，当然是他的嫡系部队，也就是在袁世凯时代已闻名于世的北洋第三师。
吴佩孚深谙治军之道，他明白，时间久了，一支部队自然会滋生暮气，所谓骄兵悍将，就是由此而来的。
尽管第三师的战斗力首屈一指，但吴佩孚还是以壮士断腕的精神，从第三师入手，裁汰老弱，募兵补缺，全力保证整体质量。
吴佩孚素有不爱财、不怕死，愿与士兵同甘共苦的美誉，敬仰关羽、岳飞和戚继光，而他在五四运动中通电全国，高调支持学生运动，更赢得了百姓和读书人的普遍好感，所以，当吴佩孚竖起招军大旗时，一时间来洛阳参军者甚众，其中不少是学生，还一度造成某些学校的“办学危机”。《晨报》曾报道说“一时开封各校学生，纷纷投效”，且“武昌大学生投笔来洛者亦不少”。
报名参军的学生实在太多，远远超出了吴秀才的意料，而既有的编制又容纳不下这么多人，怎么办？
这批参军的人，不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让异常挑剔的吴佩孚感到满意。这么好的兵源，可遇不可求啊！不要忘了，吴佩孚此时选人的目的可是要训练出雄师劲旅的。吴佩孚当然舍不得把这批高素质的兵源拒之门外，又怕被别人招去，想了又想，决定扩充编制，团升旅，旅改师，各级军官就地提升一级，便把兵源问题解决了。
吴佩孚本人是从保定军校出来的，深知教育对于官兵的重要性。为了提高手下军官的素质，他成立军官教导团，让军官轮流参加培训，训练期满后要进行考核，成绩优秀者升级，不及格者撤职。这个末位淘汰法很是厉害，让人在心理上时刻充满危机感。官位没了，那还怎么混？所以，大家培训的时候都特别认真。
对于这些热血青年，吴佩孚十分关心和爱护。他还曾招收十二岁到十六岁的学生，加上第三师的军官子弟，成立“幼年兵团”。他曾经自豪地说，我要在这群孩子中，培养出一千名师长。收复被外国人侵占的失地，统一全国，就靠这些孩子了。
在*器武**装备方面，吴佩孚部用的主要*器武**是毛瑟枪，这是当时世界各国普遍使用的德国造枪支，性能不错。一千名士兵里大概配有八百支步枪、五挺机关枪，同时还配有山炮等重*器武**，另有铁甲车队和*弹炸**队。
吴佩孚的思路比较超前，他注意到了作为新面孔出现的飞机的重要性。北洋政府当时也曾从法国购买飞机，还派人到法国学习航空技术，但学员学成回国后，却弃之不用。吴佩孚听说后，连人带机，连买带要，全弄到自己麾下，并在自己治下的每个师里都配置了航空队。看着大铁鸟飞来飞去，整个洛阳城都轰动了。
上面主要讲了吴佩孚*队军**的人与*器武**装备，下面再介绍编制和训练方法，这正是他练兵的精华所在。
吴佩孚练兵，有他自己的一套秘诀，不管是编制体制，还是人员、纪律、方法等，都与别的*队军**不一样。
在机关建设方面，吴佩孚在洛阳挂牌成立直鲁豫巡阅副使署，副使之下设秘书长，另设东、西两厢房，作为各高等顾问治公之所。然后就是设立他治下闻名遐迩的“八大处”，即参谋、军需、执法、军械、政务、教育、交承、副官（又称承启处）。参谋处下设五科：海军、交通、印刷、铁道、河川。政务处下也设五科：机要、外交、财政、法律、通信。八大处之外尤有三场（试农、养鸡、制冰）、两局（植林、蚕农）、两所（航空、无线电）、小两处（花卉、电气）、两院（医院、兽医）、一楼（继光楼，招待宾客之所）、一房（汽车）。此外又有咨议厅，设有顾问、咨议、随办营务、副官、差遣等各级人员。
在司令部的南面，吴佩孚特意修了一栋楼用来接待中外宾客，取名继光楼，既纪念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也以此激励将士，并亲题一副对联：
得志当为天下雨， 论交须有古人风！
非常大气，风骨凛然，显示出乱世英雄吴佩孚在精神上的傲然。
机关建设完备，囊括了作战、后勤、教育、联络等各方面，连农场、鸡场等方面都考虑到了，这是把驻军和屯田结合起来，作长期治理的打算。
吴佩孚*队军**的编制与训练，最让人称奇的不在机关，而是他的作战部队。
吴秀才没少读书，他遍研古今中外的兵书战策、战法战例，对蒙古人当年席卷天下的兵锋最为佩服，于是潜心研究蒙古兵的编制和战术，并有了自己的心得。
吴佩孚发现，成吉思汗之所以纵横天下无敌手，就是因为他治下的部队非常精锐，在其鼎盛时期，人数也不过十三万八千名。而其精锐部队中的“最精锐”，只有一万八千人，号称“怯薛”（轮流守卫），其成员称作“怯薛歹”（护卫死士）。“怯薛歹”日夜跟随成吉思汗，他们都是骑兵，随身配备一刀一伞一锅一碗，为了减轻负担，采取因粮于敌的原则，每到一处，就地征粮。他们勇敢剽悍，纪律严格，行动迅速，战斗力强悍之极，且长期跟在主帅身边，与其心意相通，如臂使指。
吴佩孚决定把“怯薛”兵制运用到自己的部队中，训练出自己的“怯薛”。
吴佩孚先从手下的步兵第十二团开始，将其扩为一个师，采用“三三制”的编制，一师三旅，一旅三团，由此延伸到班，每班十二人，再配备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电信、铁道和航空各队，全师编制是一万二千名，再召募精挑细选出来的新兵六千人，正好凑足一万八千人的“怯薛”之数。
而这支部队的训练，是在极其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外界只知道吴秀才打仗厉害，练兵也是一绝，经常有人来洛阳参观，但看到的是其他部队的训练，这支“怯薛”军始终秘不示人。
也正是靠着这支部队，吴佩孚才在北洋系中牢牢地确立了他“常胜将军”的大名。
吴佩孚在洛阳练兵，引起了国内外各势力的广泛关注。前来拜访吴佩孚的各国使节络绎不绝。
1922年5月，苏联驻北京外交使团顾问维金斯基（吴廷康）到洛阳访问，与吴佩孚会面；同年8月，该使团又派顾问伊万诺夫及苏联驻北京通讯社负责人霍多罗夫来洛阳访问，找吴佩孚“拜码头”……
对这些来访的客人，吴佩孚虽一一接待，却有一个规矩不能破。据《北洋军阀吴佩孚》：对于这些使节，吴佩孚大多以礼相待，唯独对日本人，吴大帅相当不给面子，搞得日本人敢怒不敢言。
1922年12月，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长陆军少将伊丹松雄来到洛阳，跟吴佩孚说，“咱哥儿俩一起练兵吧”，结果失败而回。不过，老吴身边却有一位日本顾问，名叫冈野增次郎，是日俄战争时的旧友，吴佩孚视其为心腹与知己。
1923年夏，上海大陆电影公司派人到洛阳拍摄了八部练兵的新闻纪录片，总题为《吴佩孚洛阳练兵实况》，在国内和欧美各国*放播**，一时轰动海内外。
国内各派势力也高度关注吴佩孚，后面会一一叙述，这里仅围绕练兵影响举一例。
据说，吴军严明的纪律是其他*队军**所不能及的。在洛阳练兵前的政治动员中，吴佩孚就对大家提出要求：我们当学习岳家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严格纪律，学习岳家军以寡敌众、以少胜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灵活战术。说得大家热血沸腾。有一次，吴佩孚派学兵团去郑州车站，欢迎两湖巡阅使王占元。时逢大雨，学兵团的士兵直立于雨中，阵式整齐。王占元看后大发感慨：“说起来真惭愧，看看人家是什么*队军**，咱们是什么*队军**。”
应该说，自从击败了皖系段祺瑞，吴佩孚就奠定了他在北洋系中的实力派地位。而洛阳练兵更是引发中外关注，一颗政治新星冉冉升起，吴佩孚有了笑傲江湖的资本。
经略蒙疆
撂下风头正盛的吴佩孚，再说回张作霖。
吴佩孚躲在洛阳埋头苦练，钻研武功秘籍，别人可能看不透，张作霖可非常明白，这是要对付他啊！
不过，张作霖心中也暗喜。你吴子玉跑到洛阳抢占中原，这正合我意。我老张趁你不在眼前晃时，先巩固东三省，染指京津城，坐收内外蒙，瞄准西北疆。
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在直皖战争中，虽然直系成了最大赢家，吴佩孚成为权倾朝野的人物，但一直不怎么显山露水的奉系张作霖也结结实实地捞取了实惠。除了先下手抢到不少战利品，张作霖的势力范围也迅速扩大，成功地翻越了山海关。
张作霖进关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京畿。
老张声称，为了维护总统的尊严，保卫京师治安，我关外子弟愿意远离家乡为国分忧。除了派张景惠的暂编第一师常驻京津一带，他又调了一个混成旅驻在廊坊和南北两苑，并在山海关与京奉沿线配置了兵力。这样一来，只要关内有事，他的几万大军便可在第一时间到达指定地点。
张作霖进关的第二个目标是热河。
热河是1914年袁世凯时代划分的行政区域，其首府在承德，包括现河北的承德地区、内蒙古的赤峰地区和通辽部分地区、辽宁的朝阳和阜新地区，与东北三省一起，称为东北四省。
正因为热河与奉天接壤，所以张作霖要想统一满蒙，就必然要把热河收入囊中。
当时的热河都统姜桂题已经近八十岁了。他最初为捻军的一员，后投靠清廷，作战勇猛，曾与日军血战且打出了威风。后来加入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多年来他一直驻守热河，根基稳固，实力雄厚。
张作霖想把姜桂题挤走，给个闲职，弄去北京养老，然后把自己的亲信张景惠调为热河都统。
可是，一来因为姜桂题宝刀不老，硬气得很，二来因为其他人不满张作霖的野心，大家一起*制抵**，结果热河都统一事居然没弄成。
就在老张有些懊恼的时候，又一个好机会出现在他面前。这个机会来自与热河相邻的察哈尔。
察哈尔特别行政区位于外蒙以南，与热河、绥远二特区相毗邻。其首府是张家口，可以说扼外蒙之咽喉，是著名的边关重镇。
徐树铮把外蒙收复回来没多久，因为直皖战争，皖系落败，小徐逃跑，所以外*独蒙**立势力蠢蠢欲动。1921年2月4日，外蒙再次宣布独立，并在外国势力的支撑下向中国驻军进攻。就在中国*队军**节节败退时，察哈尔都统王廷桢对于是否出兵外蒙犹豫不决。
张作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他向中央慷慨陈词，胸脯拍得山响，当此外蒙危亡之际，王都统不出兵，我出。
接着，张作霖说动了自己的亲家兼总理靳云鹏：我们应对外蒙采取强硬政策，若此，就应该换掉缺乏魄力的王廷桢，换上一位有魄力、能作战的将领。换上谁呢？你看，我的部下张景惠在与皖系作战的过程中，表现英勇，功劳不小，由他担任察哈尔都统，率奉军出征外蒙，于国于民都有利。
靳云鹏一看，值此国家衰危之际，有人勇挑重担，那好，让景惠去吧！
就这样，张作霖的亲信张景惠担任了察哈尔都统，老张统一满蒙的计划又前进了一步。
将察哈尔都统收入囊中之后，老张不再急着向中央表态出兵了，他开始哭穷，讲条件。外蒙那么远，钱、粮、*药弹**、汽车等，怎么也得保证充足吧？要不然一旦打不好，丢面子的可是整个国家呢！徐树铮以前进军外蒙时，还有好几十辆汽车，我们总不能光着大脚丫子走过去吧？所以，为了国家的领土完整，请务必给我们多拨军费。
也不知道张作霖是怎么动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或者靳云鹏从内心就偏袒张作霖，反正，张作霖开出收复外蒙的空头支票后，硬是从靳云鹏内阁那里提取了二百万元，而直系经略陕西只得到五十万，这引起了直系的极大不满。
名有了，利也有了，老张该出兵了吧？
不，老张让自己手下的兵进一步、退两步地转来转去，就是不出兵。因为，他心里还有没解开的疙瘩！
凭着多年在蒙疆打交道的经验，老张算得上知己知彼，根本没把闹独立的匪徒放在眼里。他最担心的是，靳云鹏给自己二百万元，到底是向着自己，还是直系故意把自己支走呢？如果是直系要借此机会把他支得远远的，让他在边疆玩个不亦乐乎，一旦与直系在兵力上失去平衡，不仅能让直系牢牢地控制中原，而且中原以南也会成为直系的天下，那自己就得不偿失了。
老张不停地转着他那双精明的眼睛，盘算着自己的下一步棋该怎么走。
张家口方向告急的电报像雪片般传来，形势越来越不容乐观。张家口如果不保，就会危及北京的安全。1921年4月，总理靳云鹏把大家召集到天津开会，商讨该怎么办。同时来参加会议的，还有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苏督军李纯去世后，王占元就是长江三督中资格最老的，自然成为三督之首。
这次天津会议，名义上是商量外蒙事宜，实际上是要解决征外蒙之前的势力划分和利益纠葛问题。
可是，还没有到谈论实质问题的时候，会议就差点因为意气用事而中断。
事情是这样的，大家在讨论财政问题时，列席会议的直隶省长曹锐（曹锟的四弟）埋怨靳云鹏在军费分配上不公平。直军已经欠饷半年了，而奉军欠饷不到两个月，却借口出征外蒙领到了军饷二百万元和开拔费一百万元，这比直军领到的可怜的五十万元要多出数倍。
靳云鹏说，四哥，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真不知政府的困难。现在各省不仅扣留了应缴的税款，还伸手向中央要钱，中央已经无米下锅了。
不料，曹锐的话比较尖酸，你当不了家就别当。
靳云鹏本来就焦头烂额，里外不讨好，当时一下子火了，我根本不想干这破事，但你没资格跟我说这句话。
曹锐骂道，你滚蛋。
靳云鹏被气得脸红脖子粗，同时打电话给北京，让内阁给他预备辞呈。
大家赶紧来劝靳云鹏总理，再由曹锟、张作霖、王占元三人联名发布拥护内阁的通电，给足了靳云鹏面子，他总算不辞职了。
大家继续商量正事。
对于外*独蒙**立问题，直奉两系都高喊着要打仗，但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却都提出种种“困难”推托，谁也不愿意解私囊办公事。
张作霖明明占到了大便宜，却还在哭穷，想继续占更多便宜；曹锟说政府已经提供了军费，你要不去的话，就把这笔军费给我，我派兵前去。
到口的肥肉，张作霖怎肯吐出来？他反唇相讥，开始时你不出兵，见到军费了想出兵，我看你是看中了这笔军费吧？
其实大家都看中了这笔军费，只不过张作霖先捅破，他就占据主动权，把曹锟说得脸上非常挂不住。
其实张作霖心里已经决定出兵了，关于蒙疆，他既不许别的势力插手，更不会眼看着这里成为外国人的盘中菜，这点儿民族觉悟他还是有的。老张迟迟不出兵，是因为心里还有一个结，那就是让他很没面子的热河问题。
热河就在奉系的眼皮子底下，自己却吃不到，老张无论如何都咽不下这口气。
怎么把热河弄到手呢？
老张眼珠一转，又想出了一个主意。
这个主意很巧妙，但又很简单，在企业管理和行政管理中，大家经常用到——“利益补偿”。只不过，老张比普通的管理者多耍了一套政治小把戏。
皖系战败后，直奉分赃时，张作霖曾经把自己的老亲家张勋作为一枚棋子抛出来，推举他为安徽督军，遭到拒绝后，只捞到热河林垦督办。
张作霖此次耍的小把戏，仍然是把张勋当作自己的棋子。他提出了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要求，希望张勋担任热、察、绥三特区的巡阅使。
这一招，可不是张作霖糊涂，而是精明之至也。张作霖知道，自己提出的这个要求，中央政府不会同意，别人也不会同意。但是，国家现在正需要自己出力出兵，张口三分利，你不答应我这个条件，但肯定会给我别的优惠，那样的话，自己就有回旋的余地了。
果然，张作霖提出的关于张勋的要求没有被同意，但为了安抚老张受挫的心，作为交换，政府同意把蒙古地区的一切问题交由他全权处理，别人不得插手。而老张趁机说，为了自己后方的巩固、作战的需要和调度的统一，热、察、绥三特区的控制权暂由奉系节制，即具有了对这三个特区的发号施令权。
这个要求既冠冕堂皇，又切合实际，政府无法回绝，只得接受老张的意见。张作霖基本上由“东北王”变成了“满蒙之王”，就差一个名分了。
曹锟和吴佩孚此时比较矛盾。他们不希望张作霖独霸蒙疆，本想插手，却被张作霖一通迷踪拳绕晕了，同时又希望张作霖远赴边疆，这样直系便可在中原地区大显身手。
张作霖本来还想把手伸到西北，把自己的手下许兰洲任命为陕西督军，但见曹锟说不插手蒙疆，便也大度了一下，表态绝不侵犯直系利益，并承诺把陕西、甘肃两省划给曹锟。
5月25日，曹锟部下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被任命为陕西督军，撤换了原督军陈树藩，给陈一个祥威将军的虚职。
6月13日，张作霖主持召开东三省征蒙会议，确定了征蒙的作战计划、后勤补给和出发日期等一系列问题。
6月25日，张作霖正式就任蒙疆经略使一职。随即，兵分三路，正式出兵外蒙。
战事都在张作霖的意料之中。
征蒙军并没费多大力气，奉军接连告捷。
以曾经当过土匪的*队军**，来攻打现在的土匪，装备、训练、技战术水平都不是一个档次的，那还不是轻车熟路、小菜一碟吗？
正当张作霖摩拳擦掌之际，中原政局和南方局势却再度混乱。直系*队军**打破平衡局势，进驻湖北，这让张作霖大为恼火，大骂直军在自己远赴边疆时趁火打劫。
张作霖决定停止征蒙，调军回转，争夺中原。
竞兮存兮
谈起中原局势的混乱，还要稍微回溯一下，从广东的局势说起。
当时的中国，有南北两个政权并存。北方军阀分成皖、直、奉三系，依次控制着北京政府；南方军阀则分成桂、粤两系。桂系是纯广西籍的地方军阀和政客。桂系又分老、新两个桂系，老桂系以陆荣廷为代表，后来崛起的新桂系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粤系则以陈炯明为代表，他们中一多半是支持孙中山的国民*党***党**员。这两系先后霸占广州，掌握着南方的军政府。
历史学家唐德刚总结道：“南北军阀既已自行分裂，则全国性的护法战争反而停战了。其后南北两地军阀分别搞其窝里反，一南一北却打起两造‘区域内战’ （regional civil wars）来。”（[美]唐德刚：《段祺瑞政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8页。）
而“后”段祺瑞时期的北洋政坛，捉对厮杀的远不止此。
大概描述一下，当时的战争应该有北北战争、南南战争、北南战争、南北战争。
北北和南南的战争，指的是，几乎在北方直皖交火的同时，南方的粤桂两系之间也发生了战争，这是第一波次；北北战争，还包括第一次、第二次直奉战争，而南南战争，包括南方的湘鄂两省发生的战争，以及国民*党**内部孙中山和陈炯明之间兵戎相见，这算是第二波次。
北南战争，是北方直系曹锟、吴佩孚为了*力武**统一，对两湖战场发动攻势，对两广战场特别是孙中山发动攻势。
南北战争，是孙中山发动北伐。
粤桂之战，先从孙中山护法运动说起。
护法军政府内部问题多多，矛盾重重，其勾心斗角的程度，与北方军阀相比，一点儿也不逊色。
1917年底，孙中山反对段祺瑞，率支持自己的力量南下广州，举旗护法，成立护法军政府。
在广东，孙中山其实并没有自己的根基与核心力量，富庶的广东被周边的桂系、滇系乃至福建的李厚基所环伺，而尤其以桂系实力最为雄厚。
广东被桂系控制，强龙压了地头蛇，广东人心里总不是个滋味，辛亥革命时期在解放广东时立下功勋的陈炯明（其势力主要蜗居潮汕一隅）一直盘算着把广东重新夺回来。
陈炯明（1878—1933），广东省惠州府海丰县白町乡人，中国致公*党**首任总理。1898年考中秀才（二十多年后，在中国政坛上，陈炯明和吴佩孚并称“南北两秀才”），1906年考入广东法政学堂。省城的新思想对陈炯明触动很大，他在《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里各取一字，为自己取字“竞存”。从法政学堂毕业后，陈炯明加入了同盟会，并当选为广东谘议局议员。陈炯明还积极参与策划了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和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不过都因起义日期问题而没有亲自参加起事。
辛亥革命爆发后，陈炯明和亲密战友邓铿在惠州响应武昌起义，发动了淡水起义，不断扩大队伍，光复了惠州，编成一支拥有七个旅的“循军”，后为广东革命陆军第一军。这成为陈炯明起家的最初班底。广东独立后，陈炯明成为广东副都督，胡汉民为都督。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东渡日本，陈炯明出走南洋。
经此一变，孙、陈二人的思想都发生了大转变。孙中山在日本改组中华革命*党**，重拾宣誓效忠按手印的那一套；而陈炯明的思想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与俄国共产主义之间兜了一圈，最终仍回到民国初基于地方自治的共和理想。孙中山决心实行*力武**统一，陈炯明力主联省自治。
陈炯明倡导的联省自治，不是希望军阀割据，而是希望民主联邦。比如，1916年1月6日，陈炯明率“讨逆共和军”在惠州淡水誓师讨袁，就宣称“事定之日，与我国民人共同建设联邦政府，公选元首，代表国家，巩固共和之基础，发扬民国之光辉”。
讨袁结束后，陈炯明把队伍交给了广东省长朱庆澜，自己飘然北上，被授“定威将军”。
近代史研究专家叶曙明认为，在民国初年，有两个杰出的政治人物，一个是宋教仁，另一个就是陈炯明。因为“当时大家都把共和宪政挂在嘴边，但真懂得怎么去干的人并不多，宋教仁和陈炯明是属于少数真心想践行共和宪政的人。宋教仁的主要贡献在于搭建国家政体框架、建立议会政*党**和议会政府方面。而陈炯明的主要贡献，在于推行地方自治，兴学、筑路、禁赌、吏治、法治等”。（卜松竹：《陈炯明：推动广州由“府”变“市”》，《广州日报》2011年4月15日。）
而研究陈炯明的专家段云章、倪俊明说，陈炯明是民主联邦制的真正信奉者、联省自治运动最积极的倡导者之一，“初步统计，他所撰和授意、赞同有关联省自治的论著、指令、告示、函电等，达数十万字，这在当时是罕与其匹的”。（段云章、倪俊明：《陈炯明的理想和道路——以民主联邦制为考察中心》，《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5期，第67页。）
比如，1921年2月，陈炯明在《建设方略》一文中，详细解释了自己的政治见解：
近世以来，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简为治，一切政事，皆于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承于中央，与中央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处于被动之地位，民治莫由养成，中央即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易实现也。
深受美国民主思想影响的陈炯明还说过：“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
陈炯明在个人道德方面也非常值得称赞，孙中山曾赞扬他“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当时许多当事人的评价和相关事例都说陈炯明“私人道德，可为南北权要之模范”。同盟会元老莫纪彭回忆说，陈炯明自命不知钱和女色是何物，曾让莫纪彭找人刻了两枚图章，分别镌刻“不二色”“不蓄私财”。另一位同盟会元老白逾桓说，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炯明携百万巨款出走南洋，但“每日只粗食三餐，或香蕉数只，卧则行军床一具，床上臭虫如黑蚁，而陈君不顾也”。
陈炯明与孙中山之间的是非功过，不在于私人恩怨，主要在于政见和理想的不同。
段祺瑞担任总理时，孙中山南下护法，陈炯明紧随其后。
但广东比较复杂，桂系不好明着对孙中山下手，便在暗中排斥、拆台。与孙中山亲近的广东省长朱庆澜被桂系挤走后，孙中山在广东唯一可以借重的力量，就剩下陈炯明部了。
陈炯明在潮汕施展不开手脚，一直想走出去，打开属于自己的一片新天地。恰好朱庆澜辞职时，为避免*队军**完全落入桂系手中，便把一部分移交给了陈炯明。于是，陈炯明带着这原省署亲军廿营共四五千人，向福建发展，并把闽南、闽西揽入自己麾下。
可是，陈炯明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与孙中山并不完全合拍。孙中山落难思良将，几经考虑之后，终于想到了当年效忠自己、刺杀光复会陶成章、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蒋介石。
1918年3月，孙中山电召蒋介石从上海来广东，恳切地希望蒋介石留在广东，帮助他整理粤军。11日，蒋介石面晤陈炯明、邓铿，随后就任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孙中山开始往粤军中安插真正忠于自己的人。
1918年夏，孙中山被南方军政府中的桂系排挤，离开广东，赶赴上海，蒋介石也请假回了上海，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
这一段时间，陈炯明却在福建做得有声有色，这就和孙中山的理想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尤其陈炯明在1918年12月至1920年8月实行的漳州新政，更是他“地方自治”思想付诸实践的典范。当时漳州弥漫着一股思想自由的空气，陈炯明倡导开办了销售《新青年》等新文化刊物的“新闽学书局”，还创办了《闽星》半周刊和《闽星日刊》，提倡改造思想，打破旧生活、旧组织，创造新生活、新组织。
陈炯明的漳州新政，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引起国内外的关注。1919年11月，美国公使到漳州访问陈炯明，陈强调还政于民，恢复宪法。
德不孤，必有邻。就在南北战争和直皖战争前后，久经战乱的湖南为了生存，提出了“联省自治”的口号，呼吁大家为了国内的和平，保持现状，不要再打仗了。具备了地方自治经验和相当实力的陈炯明眼前一亮，这正是他的主张和想法。他决定回师家乡广东，把广东建设成为自治的模范省，并向全国呼吁“联省自治”。
1920年4月，苏俄代表访问漳州，表示愿意资助陈氏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事业”。据说苏俄当时的条件，是助陈氏统一中国，但中国要放弃外蒙古。陈炯明决定不引外力，免得受人挟制，还招致骂名。
1920年夏天，陈炯明率领粤军自龙溪返回广东。鸠占鹊巢的桂系在广东盘踞多年，搜括自肥，军纪废弛，在以光复故乡为目的的粤军的凌厉攻势面前节节败退。退居上海的孙中山听说这一胜利消息，敦促留在上海的蒋中正赶赴粤境，共同收复广州、惠州。
10月24日被困广州的桂系宣布取消军政府，岑春煊、陆荣廷、林葆怿、温宗尧等通电解除政务总裁职务。桂系统治广东的局面到此结束，第一次粤桂战争的结果是粤系大胜，陈炯明控制了广东全境。
10月29日，孙中山在电报中对陈炯明寄予厚望。“竞兄此番回粤，实举全身气力，以为*党**为国。吾人亦不惜全力以为竞兄之助，同德同心，岂复寻常可拟。我望竞兄为民国元年前之克强（黄兴），为民国二年后之英士（陈其美）。”希望陈炯明忠心支持自己实现国家统一的大业。
其实，平心而论，这段夸奖的话，前半句是真，此次光复广东，确实是陈炯明出了全力。而孙中山所说的“吾人亦不惜全力以为竞兄之助”一句，就有点水分了，因为当时由孙中山派来帮助陈炯明的蒋介石其实没出多大力。据李敖考证：
孙中山1918年7月13日写信来，形容陈炯明的处境是“兄身当敌冲，后援难恃，强敌在前，所部又饷械俱乏”。虽然如此，陈炯明还是苦撑下来。相对的，许崇智、蒋介石、邓铿等人，在苦撑待变之际，反倒不无动摇。孙中山1918年12月13日写信给许崇智、蒋介石，勉以“不可遽怀退志”；同一天写信给邓铿，认为“闻兄颇有离去之意，文意以为不然。……若兄行，则竞兄（陈炯明字竞存）失有力之臂助，将来愈形困难”，就是证明——今天国民*党**口口声声“让史料自己说话”，史料所说，真相就是如此！（李敖：《新版李敖大全集》卷七《孙中山研究》，第63—64页。）
而此时，蒋介石在干什么呢？
国民*党**这唯一的主力进军广州之际，蒋介石本人并不在军中。8月16日，陈炯明在漳州誓师之日，蒋介石本人正在家乡游山玩水；8月18日，陈炯明在大埔、潮州、梅县作战下汕头前，蒋介石本人仍在家乡游山玩水！蒋介石游山玩水，直到8月29日才回家。8月的作战他都没参加，9月的作战也没参加，直到10月11日，他才到了老隆前线总部，距离攻下广州（10月29日），只差18天耳！换句话说，蒋介石在这次两个半月的战役中，他只参加了最后的18天，如让“史料自己说话”，则今天十分之九的《蒋总统传》，都要改写矣！并且，最后18天中，他在最后13天（10月16日）才赶上本军，最后9天（10月20日），因许崇智“病假”，才“以个人关系代许军长统率第二军作战”，过了1天多（10月22日），就拿下了惠州。（李敖：《新版李敖大全集》卷七《孙中山研究》，第64页。）
11月29日，孙中山率一班民国初年的旧国会议员南下广州，重开国会，重建护法军政府，陈炯明出任陆军部长兼广东省长，陈炯明的战友邓铿仍任参谋长。
主政广东的陈炯明，坚决要把广东建成全国模范省，他禁烟禁赌禁娼，修马路，建公园，改革教育，发展经济，政绩斐然。当时有一赞颂陈炯明的对联：
竞得山河归粤治， 存其模范作人师。
这是一副藏头联，把上下联的头一字合起来，就是陈炯明的字——竞存。
可见陈炯明在当时的广东很得人心。
这里要说明的是，粤桂战争发起之时，是在皖系段祺瑞执掌大权的末期，为了叙述方便，以及与后面一系列事件，尤其是北伐相衔接，所以放在了直系军阀时期来介绍。
政见分歧
革命派历经波折，终于迎来了重开国会。本是皆大欢喜的时刻，却也到了陈炯明和孙中山的政见分歧比较严重的时候。
孙中山认为成功的果实是革命势力应得的，拥护陈炯明的人则认为孙中山是坐享其成。国民*党**元老莫纪彭曾回忆道：“竞存（陈炯明）逐桂军于广东省外，中山先生得享其成，赤手空拳赶返广州，招徕残余国会议员，选其为‘非常大总统’，南北和平统一之希望遂绝，竞存表面上不得不对中山之返粤表示欢迎，其内心自难悦服。”
孙中山一心以广东为根据地和大本营，完成北伐，实现统一；陈炯明一心联省自治，尽量不再战争，不仅要在广东实现粤人治粤，还要把漳州交还闽督李厚基接管，达成闽人治闽的理想。
在军事力量方面，陈炯明的基本*力武**是粤军。孙中山认为，陈炯明起家的原广东省长公署警卫军二十营部队，正是自己当初与桂系全力争取来的，这算是革命的武装，不是你陈炯明一个人的；陈炯明却不这样认为，自己的就是自己的，自己辛辛苦苦一手带出的这五万人马，是实行联省自治的资本和后盾，别人不能染指。
关于这支*队军**的归属问题，实际情况应该是这样的：袁世凯去世后，陈炯明把手底下的讨袁部队交给了广东省长朱庆澜，自己北上。但孙中山南下护法时，陈炯明建议，革命*党**人要有自己的武装才行。孙中山心思一动，想起了陈炯明移给朱庆澜的这支武装力量，于是就向朱庆澜要人。朱庆澜说，如果陈炯明以前省长之尊，肯屈就省长公署亲军司令，那他移给我的那支部队，完全可以交给孙中山。陈炯明为了让国民*党**有点力量，就不计名义地接受了，所以孙、陈都说这支部队是“自己的”。
孙中山认为革命事业不能偏安一隅，应该集中一切人力、财力和物力，从事北伐；陈炯明认为广东和国家都不能再这样折腾下去了，只有实行联省自治，彼此不再纷争，人民才能过上安心日子。
应该说，陈炯明的联省自治想法，出发点是好的，但在中国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中国人的大一统观念是深入骨髓的，不接受联省自治，这在前文有过专门论述，所以毋庸赘述。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对中国人的大一统观念曾有精辟的分析，他在《李光耀观天下》一书中开篇就说：“五千年来，中国人一直认为，只要中央政权是强大的，这个国家就安全。如果中央虚弱了，国家就会紊乱。一个强大的中央会带来一个和平繁荣的中国。每个中国人都这样认为，这是他们从根深蒂固的历史教训中吸取的基本原则。……西方一些人希望看到中国实现西方传统的民主，这是不可能的事。美国人认为，如果不实现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以及每隔数年更换总统和改选议会，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国家。这是他们对世界先入为主的看法。中国人从来没有这样的传统。”（[新]李光耀：《李光耀观天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页。）
从李光耀先生的这段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民国初年盲目照抄美国制度，在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而陈炯明一心实现联省自治，也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此时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也不再是民国初年理想主义者的想法了。他经历了二次革命，目睹缺乏严密组织、一盘散沙式的革命*党**人在袁世凯北洋军面前不堪一击；经历了护国战争和护法运动，知道了美国民主共和制在中国缺乏培育的土壤和生长的根基。如果不实现中国的统一，断无走向民主之可能，这是孙中山先生历经常人难以想象的种种波折之后得出的结论。所以，孙中山无论如何都要先以实现国家统一为目标。要实现国家统一，就要动用*力武**，以武止戈。
但是，孙中山先生虽然找到了革命的方向，却严重地忽视了人性，在自己尚无根基、没有实际地盘的广东一再要求北伐，只会惹得地方实力派强烈不满。在没有听命于自己的子弟兵支持的情况下，孙中山所构建的护法军政府只是个虚幻的政治组织，既没有本省地方实力派的支持，也没有向全国发号施令的权力，更没有外国承认（国际上仍然承认北洋政府）。
所以，孙陈二人之间，不能简单地断定谁对谁错。2013年9月，《南都周刊》登载文章《重估陈炯明》，文中说：“几十年后回望这些往事，我们可以清晰感到他们都是为了国家好，只是选择的路径不一样，假如他们都能平心静气有话好好说，坐下来谈谈，至少1922年6月16日的‘炮轰总统府’不会发生，历史肯定改写。”
1920年末，孙中山重新南下广州，陈炯明虽然在政见上与孙中山不合，但还是勉强就职，并终于有了可以实现理想的“试验田”。
1920年12月，陈炯明上任后发布的第一个命令，是禁绝烟赌。虽然这一命令将使他每年失去二百万元的收入，但正如美国武官在向本国国务院提交的报告中所说，“他（指陈炯明）的目标不在压榨人民，而在为人民提供一个有效率及诚实的政府”。
随后，陈炯明请新文化运动的主帅陈独秀南下主持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大力加强广东的教育。（*共中**一大召开时，陈独秀没有出席会议，因为他正在陈炯明主政下的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任职。）
1921年2月，陈炯明下令地方自治，实行县长民选，让广东九十三个县的人民选出自己的议员，开始大张旗鼓地实践他的自治理想，此实开中国政治之创举。
孙中山和陈炯明之间的政见分歧既然越来越大，广东的军政势力也逐渐分为两派。正当陈炯明轰轰烈烈地在广东搞自治时，孙中山也在加紧为革命大业谋篇布局。
粤军共有两军，陈炯明以广东总司令兼任第一军军长，许崇智为第二军军长。为了削减陈炯明的实权，扩充革命武装实力，孙中山在广东各地设立了不少招兵机构，并改任许崇智为国防第一军军长，另派黄大伟为国防第二军军长，这两军由军政府直辖，不受广东总司令节制。
1920年9月，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和智囊朱执信在虎门炮台策动桂军归降时，不幸遇难，*队军**中支持孙中山的人更少了。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粤军第二军参谋长。这使得蒋在粤军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仅次于陈炯明、邓铿和许崇智。
陈、邓、许都是粤军的绝对实力派，孙中山作为海归人士，蒋介石作为江浙帮的人，本来在广东粤军中没有根基，这次强势授予蒋介石以实际的军权，在粤方实力派看来，不能不说有夺权的嫌疑。
孙中山又划广州为特别市，任命孙科为广州特别市长，不受省长管辖。
孙中山还想把财权从陈炯明手中夺过来（因为当时财权在财政厅，受省长管辖，财政总长有职而无权），或者干脆解除陈炯明的陆军总长兼职而以唐继尧继任，可是汪兆铭等劝孙中山投鼠忌器，不要操之过急，以免双方撕破脸皮。
孙中山在这一时期还打算修改政府组织，正式选举总统，成立一个名正言顺的政府，因为他无法忍受徐世昌执掌下的北京政府比他的广州政府在国际上叫得响。可是这个计划遭到许多人反对，怕把狼招来，万一曹锟、吴佩孚再来个大军压境怎么办？
孙中山与蒋介石商量，要北伐，就要先实现两广安定。目前桂系势力虽然退出了广东，但仍盘踞在广西，必须把桂系打垮，才能安心北伐。孙中山想让陈炯明在革命势力正旺的时候进攻广西，但陈炯明一则反对*力武**统一，二则怕自己万一出师广西，广东会被别有用心的人给端了，所以，他对孙中山的主张根本没有兴趣。
孙中山非常无奈，只得退而求其次，既然劝不动陈炯明向广西的桂系进攻，那么我本人带兵攻打广西，总可以吧？
陈炯明仍然不同意，因为他视广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一旦孙中山强行出兵，必然带走部分粤军，军费、*火军**、后勤补给也必然由广东承担，这不还是花广东人的钱来为他人作嫁衣裳吗？人财两空的事，坚决不干。
在陈炯明看来，孙中山的“护法”是虚幻的，而政治靠的是实力。在实力不够的情况下强行出头，只会招来祸端。长久之计，还是要巩固广东自治，再联合西南各省，共同对抗直系。舍此，没有别的生存之道。
据当年美国武官所写的报告说，虽然陈炯明没有明讲，但人们相信，陈炯明希望孙中山及其同*党**能离开粤境。
孙、陈二人越是分歧严重，孙中山越是感觉到另立政府的必要。
墨守成规是不行的，该出手时就出手。
1921年1月12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复会。孙中山宣称：“北京政府实在不是民国政府。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国。”他要再一次发动全国革命，*翻推**北洋政府。
陈炯明不以为然。他认为，如果按照《大总统选举法》的规定，总统要由两院选出，出席议员至少要占全部议员的三分之二，即五百八十人才能举行总统选举会，现在广州的旧国会议员才二百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强行选举的话，程序本身就不合法，这不是自毁法律，授人以柄吗？这样的行为，和北方毁法造法有什么不同？
而且，陈炯明忧心忡忡，如果广东军政府成立，公开与北洋系对抗，结局只有一个：没事找事，烧香引鬼，南北之间必将再动兵戈，自己辛苦经营的自治理想将付之东流。
陈炯明非常不希望孙中山在这个时候成立军政府，当大总统。李敖在《孙中山研究》中写道：
他（孙中山）这次回广州后，一心想先干个总统。这个念头，引起同志们的不以为然。据当时粤军总司令部军务处长并一度代理参谋长的张醁村，在《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及其分裂》中回忆：陈炯明认为孙暂不就职，即使就职，也尽可以大总统名义赴欧美各国做政治活动。在就职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有一天，陈炯明正在省长公署午餐，忽报中山先生来了，陈忙着出来迎接。坐下时，中山先生笑说：“竞存！你回粤来做了很多事情，同时大家都有了差事；不过独我一人还在向隅，望你委任委任吧。”这些辛辣的讽刺说话，使陈哑口无言，只得殷勤敷衍一番，从而决定了5月5日为大总统就职日期。（李敖：《新版李敖大全集》卷七《孙中山研究》，第65页。）
就连与孙中山紧紧站在同一阵线的蒋介石也写信劝孙中山不要当大总统：
然目前为中正之所切忧，有一不忍言而又不能不言者，厥为选举总统问题是也。上次因此意见纷歧，致滋误会，嗣经商榷一再，始行解决。唯现在为期伊迩，根基尚虚，桂逆既未铲除，西南难望统一，议员又未足数，国会尚非正式，则选举总统一节，鄙见以俯顺各方舆论，从缓进行为是。（李敖：《新版李敖大全集》卷七《孙中山研究》，第65页。）
而且，纵观历史，不管哪一支力量，在没有震慑群雄的实力的时候，不能轻易履尊称帝，否则是会挨打的，连曹操那样有实力的人都不敢轻易踏出这一步。正如毛宗岗在《三国演义》评价袁术称帝时所说：“泽麋虎皮，便为众射之的。袁术一僭帝号，天下共起而攻之。曹操所以迟迟而未发者，非薄天子而不为，正畏天下而不敢耳。……其为正统混一之帝，必待海内削平，四方宾服；又必有群臣劝进，诸侯推戴，然后让再让三，辞之不得，而乃视南郊、改正朔焉。则受之也愈迟，而得之也愈固。即为闰统偏安之帝，亦必待小邦俱已兼并，大国仅存一二，外而邻境息烽，内而人民乐附，然而自侯而王，自王而帝，次第而升之。斯能传之后人，以为再世不拔之业。”
但是，孙中山一旦认定目标，就不会再变了。他当非常大总统的时机到底合不合适，自是见仁见智。
1921年4月，广州二百多名议员召开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之所以叫“非常”，是因为国会人数距选举总统的法定人数相差甚远。中国人讲究事急从权，不拘泥于定法，注重灵活性，这便是在非常时期、非常地点，由非常人数选举出来的非常大总统。
非常国会在两个小时内，还匆匆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在这个大纲中，只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却没有任期，也没有规定政府的组织架构。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均由大总统一个人说了算。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南北政权再度并立，南北各局再现紧张。
饱经战乱的广东人非常无奈。“功过陈炯明：重估孙中山和他的百年恩怨”专栏下的文章中说，此时“粤中报纸三十余家，主和者十居其八，人民赞成议和者既居多数”，孙中山迫于压力，承诺只要徐世昌下台，他亦将同时下野。
孙中山成立护法军政府，极力主张北伐。要北伐，就要先打广西，以稳定后方。
此时，桂系也在酝酿着进攻广东的计划，因为广西资源不足。以前桂系许多兵马都寄在广东吃喝，第一次粤桂战争被陈炯明击溃后退回广西，这带来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一是严重缺乏军饷，二是大家挤在一起，权力不够分。陆荣廷、陈炳焜、莫荣新、谭浩明等人以前都当过督军，如今被挤在这个地方窝着，非常郁闷，都琢磨着要打回广东。
广东这里，陈炯明和孙中山意见并不一致。孙中山要打广西，陈炯明却要联省自治，保持现状，并悄悄地和广西督军谭浩明往来。
但广西的矛盾实在太多，权力和利益没法协调，最终桂系几个实力派还是决定进攻广东，夺回地盘和金钱。
1921年6月13日，桂军沈鸿英部出兵攻入广东，第二次粤桂战争打响。陈炯明虽然不想打仗，可也不想让外人欺负，所以，他担任粤军总司令，迎战桂军，同时派人赶往湖南，请赵恒惕出兵助战。而桂系陆荣廷也派人到湖南求援，弄得赵恒惕左右为难，只得安排一个川、湘、滇、桂四省共同调停事宜，但却不了了之。
战局对桂军越来越不利。沈鸿英看到形势不妙，审时度势，于7月9日摇身一变宣布广西自治，脱离了与陆荣廷的关系，并与粤军接洽合作。各地桂军纷纷自保，旧桂系彻底破裂。
1921年7月17日，陆荣廷通电下野，退往龙州。8月5日，粤军占领南宁，攻占龙州，陆荣廷取道越南，逃到上海。
经此两次粤桂战争，旧桂系彻底失败，陆荣廷一蹶不振。旧桂系其他实力派多选择了与粤军合作，并没有受到很大损失，这也为日后广西陷入割据混战埋下伏笔。
湘鄂相争，佩孚得利
“后”袁世凯时代和“后”段祺瑞时代，可统称为“后”强人时代。此时的北洋局势更加混乱，大家并不接受后起之秀吴佩孚所安排的政治秩序，所以战争可算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南南战争中，与粤桂战争同时进行的，还有湘鄂战争。
湖南首倡联省自治，广东陈炯明身体力行，引起了连锁反应。这一时期发生的湘军回湘、粤军回粤、川军治川之行动，对于从来不甘落后的湖北人来说，是一次巨大的鼓舞。
湖北人也希望鄂人治鄂，把山东籍的王占元赶走。但自从当年段祺瑞把黎元洪的部队强行拆分后，湖北这里就没有自己的*队军**，所以湖北人要想实现鄂人治鄂，首先想到求助邻省湖南。
1921年春天，长沙城来了一批湖北客人，为首的是蒋作宾、李书城等。这些人是来做说客的，对湖南的主政者晓之以理，动之以利，希望他们出兵援鄂。理由包括：
其一，湖南首倡联省自治，现在太孤立，必须联合更多的省才能形成气候，而湖北将是最佳伙伴。
其二，王占元在湖北其实不堪一击。湖北人大多不喜欢他，特别是王占元在湖北拖欠了许多士兵的军饷，上下矛盾非常尖锐。如果出兵攻打王占元，直系吴佩孚不会救他，因为他们的关系已经不亲密了，而他经常与奉系张作霖眉来眼去。
其三，一旦把王占元赶走，湖北现在又没有自己的*队军**，就可让湖南派两师协助防务，由湖北出军费，双方共赢。
其四，赶走王占元之后，还有一个大好处，就是*器武**。湖南没有兵工厂，所需*器武**都是向湖北的汉阳兵工厂购买。现在卖不卖你们，是王占元说了算。一旦把王占元赶走，汉阳兵工厂就成为我们湘鄂两家共用的了。
这一席话，引起了湖南军人的极大兴趣。湖南本身问题不少，需要做些新的动作和调整，此时突然掉下名利双收的大豆包，谁不想要啊？
但这时湖南督军赵恒惕却持审慎的态度，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他最怕的还是万一出兵时，吴佩孚再次攻打湖南怎么办？而且，动用*力武**也与自己标榜的自治精神不符。
就在赵恒惕犹豫不决、持观望态度时，1921年4月，天津会议召开，王占元以长江三督之首的身份参加了会议。能够跻身高层会议，且分得二百万元军饷，这让王占元心里感觉非常爽。
会后，王占元从北方转道郑州回武汉。在郑州车站，他见到了吴佩孚训练的第三师学兵队在雨中列队迎接的雄壮气势，惊叹不已。
受了吴佩孚练兵的刺激，回到湖北的王占元，决心照葫芦画瓢，裁撤老弱，整顿*队军**。
可是，王占元根本没想到，他不切实际的举动，不仅捅了马蜂窝，引起湖北、湖南的大变动，更引发了北洋政坛的一系列洗牌。
本来，王占元在湖北就不得人心，还欠了士兵许多薪饷。从1920年3月到1921年6月，他治下的湖北发生了二十多起小规模兵变。
此次王占元在天津分得二百万军饷的消息早就传开了，大家眼巴巴盼着能发点儿工资应急，如大旱之望云霓，可是利欲熏心的王占元却把这二百万元中的七成抽出来，当成自己的横财，分别存到上海、大连等地的外国银行。在这个时候，王占元还要强行裁撤*队军**，士兵的不满情绪就更强烈了。
“财聚*民则**散”，《大学》中的这句话果然没错。当领导者把钱看得过重，当成自己私有的宝贝疙瘩时，人心涣散就是必然的了。大家不妨思考一下，为什么当初袁世凯小站练兵能网罗那么多人才，取得那么大的成效？因为袁世凯舍得花钱，对部下慷慨大方，“财散*民则**聚”啊！而王占元恰是走了相反的路。
1921年6月3日，驻宜昌第二十一混成旅孙建屏一团哗变，不仅对本国人民烧杀抢掠，还侵犯外国商店，惹得英、法、美三国向北京政府提出严厉质问。
此波还未平息，6月8日，驻武昌的陆军第二师又因欠饷而哗变，官兵在武昌烧杀抢掠。王占元的直辖*队军**做出如此举动，让他既无地自容，又恼羞成怒，决定下狠手处理兵变，以此立威。
第二天，王占元下了一道命令，准许发动此次兵变的第二师第七团全体官兵共一千八百三十二人退伍，一次性把所欠薪饷发齐，并用火车免费遣送返乡。全团官兵兴高采烈地在黑夜中登上火车，他们不知道，此行却是踏上了不归路，因为王占元早就密令驻孝感第四混成旅旅长刘佐龙中途拦截，要将兵变分子悉数正法。
车行孝感站，停车加水，突然枪声大作，预先埋伏在车站周围的湖北第四混成旅兵士一拥而上。枪炮齐射，*弹炸**纷飞，除了数十人在黑暗中逃脱，其余被歼灭。
王占元自己无能，激起兵变，却用如此卑劣的手段进行处理，不仅激起人们的愤慨，也让自己的部下更加离心离德。人人兔死狐悲，更坚定了湖北人“驱王”“自治”的信念，再一次向湖南发出请求援助的呼声。
此时，因为粤军大举入桂，孙中山北伐之风甚紧，毗邻两广的湖南省将成为北伐的要冲，湖南赵恒惕感觉到危险在逼近。为了壮大己方力量，赵恒惕不再犹豫，于7月20日在湖南召开军事会议，会上一致同意出兵援鄂。由赵恒惕亲任援鄂军总司令，同时派宋鹤庚为援鄂军总指挥兼第一军总司令，鲁涤平为第二军总司令。同时作出承诺：援鄂的目的在于驱逐王占元，驱王之后，湖北之事就交给湖北人自决。
湖北自治政府方面同样承诺，驱逐王占元之后，将以湖南为样板，制定省宪，促进湘鄂联省自治。
得到湖南的出兵消息，王占元大吃一惊，他紧急任命孙传芳为中路前敌总司令，刘跃龙为左翼司令，王都庆为右翼司令，同时急电北京及曹、吴，请求支援。
孙传芳（1885—1935），字馨远，山东*安泰**人，幼年丧父，家境贫寒。1902年夏，袁世凯创练常备军，孙传芳经王英楷荐入练官营当学兵。孙传芳天资聪敏，又肯下苦功，所以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经冯国璋准予*考免**保送陆军速成学堂。1904年，选派赴日本留学，先入东京振武学校，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为第六期生，步兵中尉冈村宁次任中国留学生的区队长。1909年回国后，在北洋第二镇（第二师）服役。1912年，跟着王占元到河南参加“追剿”白朗起义军。1913年，袁世凯派段祺瑞代湖北都督时，孙传芳随王占元的部队跟着段祺瑞进驻湖北，开始时任王占元的参谋，后来很快就当上了团长。
谁也没想到，1921年7月发生的湘鄂之战，却成了孙传芳的成名战。
7月28日，湘鄂战争爆发。
湘军接到湖北人的线报，都认为王占元不得人心，肯定会一触即溃，没想到，兴冲冲开出来的三路湘军遇到了孙传芳这个硬汉。
7月29日至8月5日，孙传芳带领部队与湘军血战八昼夜，羊楼司、赵李桥数度易手，打得湘军心惊胆寒，死伤两千多。孙传芳虽然由于后继无援，最终败退，但打出了自己的威名。湘军最能打仗的将领鲁涤平惊呼，王占元手下还有这样的将领，这个姓孙的简直是孙猴子转世，日后必成大事。
湘鄂双方打了这么多天，打成这个惨样，王占元天天盼的吴佩孚援军哪里去了？
以打闪电战和严明治军著称的吴佩孚其实早就行动了。
湘鄂开战前，王占元的电报发出后，曹锟和吴佩孚决定出兵，但出兵的方针却是“援鄂不援王”。说白了，就是要湖北这个地盘，却不要你王占元。谁让你跟张作霖眉来眼去，想改换门庭！而且，你王占元还与靳云鹏有诸多往来，妄图在朝内外形成“第三势力”，我吴佩孚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所以，就在湘军下达总进攻令时，吴佩孚派直军第二十五师师长萧耀南为援鄂总司令，率领靳云鹗的第八旅、豫军赵杰之第一混成旅、鲁军张克瑶之第二混成旅开往孝感、汉口，名为援助，实为借机捅刀。
湘鄂喋血鏖战的时候，急红眼的王占元一日数次请求支援，但萧耀南却不紧不慢地在汉口品着茶。王占元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坐山观虎斗，终于明白了到底哪个敌人最可怕。
王占元长叹一声，罢，罢，罢，三个月前还以四巨头的身份去开会，现在自己成了大头，被涮惨了。
萧耀南品茶品够了，终于率队加入战团，不过，此时生龙活虎的直军人马，却是来下山摘桃的。萧耀南不仅打湖南的湘军，而且连王占元的人马一起攻击，孙传芳腹背受敌，退走武汉。王占元知道大势已去，8月5日通电辞职。花甲之年的王占元老泪纵横：“我六十多岁的老翁，想不到今天还上人家的当！”
虽然孙传芳战败，但不轻易赞许人的吴佩孚对这位山东老乡有了深刻的印象。为了把孙传芳收入自己帐下，如日中天的吴佩孚亲自约见孙传芳，不仅送给他三十万大洋作军饷，还保荐他当第二师师长、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早就对吴佩孚有很深的敬意，如今见吴佩孚如此抬举自己、器重自己，非常乐意投到吴佩孚帐下效命。
8月9日，北京政府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并以王占元不能维护地方治安为由，改任萧耀南为湖北督军。萧耀南出生于湖北黄冈，任命他为湖北督军，在形式上也算是符合鄂人治鄂的心理。
吴佩孚一招卞庄子刺虎，就把湖北轻松收入囊中。但他可能没想到，此举却把远在东北的虎给招来了。
小菜一碟
吴佩孚官升一级，由巡阅副使晋升为两湖巡阅使，同时又实实在在地得到了湖北地盘，可把张作霖气坏了。
张作霖原本看不起的小小师长吴佩孚，居然摇身一变，跟自己平起平坐，这太让人难受了。这还不算，吴佩孚居然趁着俺老张出兵外蒙时，暗地里捅刀子，把湖北收入囊中。是可忍，孰不可忍！
张作霖决定停止征蒙，调军回转，向关内集中。
张作霖一怒之下辞去蒙疆经略使，声称不再负责“援库”问题，谁让你们做人那样不地道！又把曹锟和吴佩孚一顿痛骂，多贪多占，小人行径，湖北就这样归你们所有了？
曹锟和吴佩孚认为，湖北本来就是我们直系的地盘，王占元不会管理，我们把王占元撤了，换上更能干的湖北人萧耀南，不过是把钱从左口袋移到右口袋，关你什么事？
张作霖可不这样认为。他知道，王占元与曹吴貌合神离，且早就和自己暗中往来了，如今把他赶走，无论如何都感觉像是巴掌拍到了自己脸上。而且，直系硬生生地接收湖北地盘，占了大便宜，那为了平衡，我也得取一个省。你们看，湖南这么嚣张，擅自进攻湖北，如果不教训一下，以后还得了？中央的威信何在？为了重新树立中央的威信，我张作霖愿意率关东健儿南下，援助湖北，收拾湖南。
不只是直系的曹锟、吴佩孚，地球人都知道张作霖的小心眼儿。张作霖南下，是想取湖南或江西。这两处还没被直系控制，可一旦与安徽张文生和浙江卢永祥连成一片，形成反直联盟，就能把直系对长江势力的控制全部*翻推**，所以无论如何都要阻止奉军南下。
其实张作霖最初与王占元暗中往来，或者想形成反直联盟，不就是要在长江沿线布下棋子，一旦直奉之间发生冲突，就可以威逼直系后方吗？
在这种情况下，直系一面竭力阻止奉军援鄂，一面让江西陈光远出兵湘东。吴佩孚自己也调动兵马，威逼湖南，拉开教训湖南的架势，先把奉军南下的借口堵住再说。
布好这些局之后，还得给张作霖尝到甜头，他可不是省油的灯。经过商量，曹锟和吴佩孚最终决定，按照张作霖出兵外蒙之前的要求，把姜桂题调离热河，进北京任陆军检阅使，让奉军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当上热河都统，东北四省完全归张作霖管辖，张作霖这才勉强咽下这口气。
那好，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教训湖南人，你要是没有这个本事，我张作霖就替你出手了。
吴佩孚说，不劳您大驾，我作为两湖巡阅使，维护两湖秩序是我的分内职责。您老哥先陪曹老帅喝喝酒，听听戏，我去去便来。
8月12日，吴佩孚亲自莅临汉口，要以狮子搏兔、君临天下的气势，快刀斩乱麻，否则一旦控制不住乱局，将很难收场。
吴佩孚首先让人找来鄂军中一个叫寇英杰的人。此人原是鄂军旅长，吴佩孚当年驻军衡阳时，寇英杰因与吴佩孚走得比较近，遭到撤职，所以吴佩孚此次来先恢复寇英杰的旅长职务。然后，吴佩孚又把孙传芳揽入自己帐下。寇英杰和孙传芳都是吴佩孚的山东老乡，这也是壮大直系实力的大好机会。
吴佩孚手下的师长萧耀南担任湖北督军后，本想任命自己的湖北老乡、二十五师参谋长余鹏举兼任湖北督军公署的参谋长，任命湖北老乡成宪为秘书长，可是吴佩孚不想完全失去对萧耀南的控制，所以他没有同意，而是改派张联棻为参谋长，孙尔康为秘书长。
吴佩孚此时权势正盛，谁也不敢反对，但他这样强势的人事安排，也埋下了自己与萧耀南不和的种子，当然这是后话了。
吴佩孚抵达汉口之前，就已经开始调兵遣将。他命令第二十四师张福来部、鲁军张克瑶部开到汉口，河南赵杰率部开抵武汉纸坊，第八混成旅靳云鹗部开抵汀泗桥，第二十五师第四十九旅陈嘉谟部开抵贺胜桥。
从容布置完毕，吴佩孚开始强硬地向湖南发号施令。他命令湖南督军赵恒惕速速将*队军**退出湖北，并惩办擅自出兵的湘军师长宋鹤庚、鲁涤平。
湘军本来是被湖北官绅请来的，这回被吴佩孚硬说是擅自出兵，双方代表在谈判桌上争得面红耳赤，结果吴佩孚不耐烦了，直接宣布：湘借自治之名，行侵略之实……唯有*力武**制止之一法。
吴佩孚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湘军？因为吴佩孚也要实行*力武**统一，不想让联省自治形成潮流。枪打出头鸟，你湖南敢抢先自治，那就是与中央政府闹独立，企图分庭抗礼，所以，必须揍你。
吴佩孚下令直军以第二十四师师长张福来为前线总指挥，调五万大军兵分三路向湘军展开攻势。
这样，湘鄂战争演变成了湘直战争。
长话短说，湘直两军在汀泗桥、咸宁等地展开激战，湘军很不含糊，战斗力非常强悍，但兵锋正盛的吴佩孚到底还是技高一筹。激战之余，他仿效《三国演义》中关云长水淹七军的办法，密令各军将金口上游小沙湖之磁矶堤决开，湘军的右翼被强行撕开了大口子，死伤惨重，导致中路和左翼全线溃退。直军又派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率七艘军舰由螺山向岳州上驶，通过洞庭湖抵达岳阳楼，用海军重炮猛轰岳阳城。8月28日，湖南重镇岳阳陷落，湘军一片混乱，长沙岌岌可危。
向湘军展示了直系的肌肉块儿之后，吴佩孚收手了。
一方面，是因为当初出兵驱赶王占元的除了湘军，还有川军，而今川军不知死活，居然开到了湖北宜昌城下，与直军发生冲突，宜昌城岌岌可危。这不是赤裸裸地挑战直军，挑战自己这个新任两湖巡阅使的权威吗？非得把川军也揍一顿不可。
另一方面，吴佩孚不想把湖南直接收入囊中，是怕严重刺激张作霖。湖北被直军占领，张作霖已经按捺不住，要是把湖南也完全占领的话，那张作霖非疯了不可。为了不让张作霖疯掉，吴佩孚不能占领长沙城，派支*队军**驻在湖南扼南北交通之要冲就可以了。但对于湘军和川军，必须速战速决，以免夜长梦多，因为不止张作霖要来搅水，广东方面，陈炯明也是湖南联省自治的支持者。
基于这些考虑，吴佩孚便请中间人出面调停湘军和直军。谁当中间人呢？汉口英租界的英国人！
9月1日，由英国领事出面，将赵恒惕用军舰接到岳阳，湘、直双方进行接洽。同时还请来两位社会名流作证，张绍曾代表直方，蒋百里代表湘方（蒋百里也倡导联省自治，并参与浙江、湖南省宪起草工作），双方签订了停战协约九款，湘直战争告一段落。吴佩孚令张福来镇守岳阳，自己挥师直奔宜昌。
川军作战虽然英勇，但在吴佩孚面前也是小巫见大巫。吴佩孚不仅带来了他的嫡系第三师，而且仍然有海军兵舰助阵。陆海联合，一顿炮轰，不仅把川军赶出宜昌，连秭归、巴东地区也尽被直军占领。
和处理湖南事宜一样，吴佩孚与川军司令刘湘签订了川直和约，吴佩孚派孙传芳率领直军第二师驻扎宜昌，川直战争告一段落。
吴佩孚东征西讨，扬威两湖；川湘鄂联省自治，走向低潮。
在两湖纷乱的局势中，吴佩孚亲自出马，扭转乾坤，干净利索地收拾了鄂、湘、川军，让远在保定寝食难安的曹锟大呼痛快，关公温酒斩华雄也不过如此。
吴佩孚的优秀表现，也让躲在东北窥探时局的张作霖倒吸了一口凉气，暗赞吴子玉果然有两把刷子，对方势头正盛，真是“狮儿难与争锋”呀！
虽然奉军要南下教训湖南的借口没了，但张作霖那颗雄心仍然存在，吴佩孚的表现更加提醒他，要想与直系争夺中原，还真不能马虎，必须作好最充分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