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娇艳的生命之花凋谢在北洋军阀执政府门前那一刻起，刘和珍这个名字就化为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楷模，成为中国现代史和妇女解放运动史上作作有芒的英雄。而鲁迅先生《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那句“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更是激励着几代人奋勇前行，前仆后继。

1926年上海《图画时报》所载刘和珍女士肖像

刘和珍遇难时年仅22岁，还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在校学生，家又在遥远的江西南昌，生平史料很少披露。一些叙述语焉不详，甚或间有错讹。比如刘和珍籍贯系安徽合肥而非江西南昌，尽管她确实是由南昌江西省立第一女子师范毕业的，也生长在南昌，但是籍贯通常是以祖辈和父辈居住地为依据的。刘和珍考入女高师预科后，即以“安徽合肥”作为本人籍贯，学校统计学生籍贯时也把刘和珍列入“安徽学生”之名册。

按说籍贯所在地对本人关系不大，孰不料这对于当年求学可是大关节。当时各省每年对在省外留学大学生有津贴助学，津贴只限本省籍大学生享有，定额悬殊，标准各异。女高师中皖籍学生津贴定额即享受津贴的学生数相对过少，而皖籍学生人数则在各省中数一数二，超额较多，津贴定额遂成僧多粥少之势。入女高师一年后，屡经申请津贴无望，刘和珍乃呈请学校致函江西教育厅，请求“移籍”，即把籍贯由“安徽合肥”移作“江西南昌”，并提交“移籍理由书”，这时刘和珍已是女高师预科甲部二年级学生。

兹据当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9月下旬改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相关史料，还原刘和珍在北京女师大的若干经历。

大学预科开考皖籍考生9人中榜

1923年7月底，年方19岁的刘和珍与南方各省的应试者匆匆赶到上海大同大学，参加8月1日起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在京沪两地同时举行的大学预科招生考试。

北京女高师为当年国内女子唯一一所最高学府，始建于清光绪34年（1908年），原名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民国元年更名北京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改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6月，根据教育部颁《学校改革案》规定，女高师拟改设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此成立“女子大学讨论委员会”负责筹划一切。经数次讨论，认为此事不容再缓，若当年暑期不能招生，则改设女师大又将推迟一年。遂将“讨论委员会”改为“筹备委员会”，鉴于校舍、设备等一时难以办到，筹委会决定先从添招大学预科生入手，为改设女子师范大学作准备。刘和珍等人正是为北京女师大招收的首批预科生，而女师大则在一年之后即1924年9月才悄然揭牌。

图为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即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旧址

按照招生简章规定，女师大预科生修业年限为2年，本科生为3年，也就是说，需要5年方能完成预科和本科全部学业。预科分甲乙两部，甲部为文科，乙部为理科，1923年暑期女高师拟招收首批大学预科甲乙两部新生各40名。本次预科招生设北京、上海两地考场，北京考场为女高师本部，上海考场则为南车站大同大学。各地符合条件的应试者准于当年7月1日至25日报名，8月1日起分别在京沪两地进行入学考试，考试科目包括国文、英文、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博物等8门。8月4日上午考国文，刘和珍她们拿到的作文试题为《略述中学时代肄习国文之经过》，可以用文言也可以用白话文写作。

刘和珍参加的女高师这次大学预科招生有几则花絮，足见当年招生规则的严谨。一则是出题者为一人，阅卷者亦为一人。此前女高师召开考试委员会，决定由考试委员会主试教员于一周内拟出两份试卷，封交校长。考试题目仅出题教员和校长两人知晓，避免泄露作弊。此外为保证阅卷标准不因阅卷人的喜好而产生偏颇，决定入学试卷最好由一人评阅，如果试卷过多，可以请其他教员帮忙，也仅限同分题评阅。一则是京沪两地考卷题目相同，一张卷子两地同时开考。此外，北京试卷须等上海试卷寄到后同时批阅。还有一则，就是数学、国文、英文、博物为单场考试，历史和地理，物理和化学分别合并为一场，每场考试时间规定最长为3小时，逾时不收。京沪两地同时于8月1日进行体格考试，8月2日至4日进行8科文化考试。

随着京沪两地开考，女高师大学预科新生阅卷录取工作紧锣密鼓。同年8月13日，北京女高师刊发布告，公布本次京沪两地招考录取预科新生名单。其中预科甲部录取25名，安徽合肥刘和珍、英山（当年属安徽，现属湖北）王亚权榜上有名；预科乙部录取19名，安徽凤阳赵文淑中榜。因为预科甲乙两部均未满额，后续补招仍在两地进行。同年9月8日开学后，女高师公布预科续招录取新生名单，甲部录取9名，乙部录取14名，不久又招考一批。最终，首批预科招生甲部录取新生40名，完成既定任务；乙部录取新生29名，比计划少招11名。按新生籍贯排名，预科甲乙两部刘和珍等安徽籍学生共计9名中榜，名列各省第二；浙江以预科新生11名居首。

北京女高师早期学生素以皖浙籍居多。就在刘和珍等预科新生进校前一年，即1922年12月，女高师在校大学生共232人，来自21个省份，平均每省11人，其中安徽学生最多，为28人，接近各省平均值的3倍；浙江以26人次之；黑龙江和广西两省学生最少，每省只有2人。而刘和珍她们入校后，即1923年12月，女高师在校学生以浙江33人为最多，安徽32人次之。这里需要说明，一来安徽学生中有史学系霍邱高志鸿因休学未列入，倘列入与浙江同为33人；二来女高师音乐系和体育系这两个副科浙江学生各有2人，而安徽学生却是空白。倘若从主科看，即数理化国文英文史学和预科来看，浙江只有29人，安徽则为32人，还是牢牢站住第一位的。这32人中就有刚刚考入女高师大学预科甲部的合肥人刘和珍。

女高师这次面向全国招考大学预科生，但并不是每个省都有学生中榜。刘和珍她们这批预科新生，来自浙、皖、苏、川、鄂、鲁、湘、粤、直隶、京兆、豫、晋、滇、贵、黑、奉天、桂17个省和地方行政区域。而江西、福建、陕西、甘肃、吉林5省在这次预科招考中无一入闱。刘和珍虽系江西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却以籍贯归属被统计在“安徽”之列，而“江西”栏内预科甲乙两部均为空白，这也是刘和珍原籍安徽的又一直接证据。

依照课程安排，女高师预科公共课程第一学年多于第二学年。刘和珍所在的预科甲部第一学年必修课包括国文、英文、数学、体育、图画、唱歌、自然科学通论等7门；第二学年必修课除国文、英文、数学、体育、图画、自然科学通论外，增加论理、第二外国语2门，唱歌由必修改为选修。

至于费用，预科生每年学费大洋20元，实验费10元，分上下两期缴纳，另有体育费1元，膳食住宿费若干，加上个人其他用费，负担颇为沉重。当时，女子解放尚在启蒙时期，女子上大学更属凤毛麟角。这些天之骄女迢迢千里进京求学，举目无亲，偌贵的学费膳食费等让她们望而生畏。据女高师预科新生、江苏宜兴县籍朱启明坦陈，当时在北京，日用所需加上购买书籍等开支，平均计算每月至少得四五十元大洋。这笔费用对于当年负笈京师的外省女大学生来说，压力之大可想而知。1923年底，朱启明在呈请学校转致江苏省政府和宜兴县劝学所的函中写道：“生家计不丰，力难供给，中途辍学，情所不甘。拟求函请江苏省政府（宜兴县劝学所）每月酌给津贴，俾得安心求学。”

与刘和珍同期考入女高师大学预科的安徽另外8名学生，其中甲部吴兰英和徐国英，乙部胡秀容和姚蔼士等4人，原是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同学。在新生入校1个月后，即1923年10月，她们4人联名请求女高师致函安徽省长公署申请津贴。函中提出，她们在女高师每年应缴学费膳食等约百元，加上书籍衣服零用等，每年当在三百元以上。按现行办法，安徽省对于女高师皖籍学生每人每年津贴50元，而对在其他大学就读的皖籍学生，每年津贴则为108元。她们认为，“学生等所入系大学预科，学膳等费皆由自备，津贴数目似宜优待。且女子大学与其他国立各大学同其性质，津贴亦自不能异独，用特不揣冒昧，公恳转行安徽省长，饬令教育厅查照成案，每年每人发给津贴一百零八元，以全学业而免向隅”。

女高师据此向安徽省长公署发出公函，虽然公函中说的只是安徽预科9学生中的4人，但与刘和珍她们5人密切相关。道理很简单，吴兰英等4人倘能如愿以偿拿到每年108元津贴，那么，同在预科的刘和珍她们5人也能拿到。

不久，安徽省长公署以679号公函回复女高师，声称“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本省定有津贴缺额十六名，每名年给五十元，早经编定预算在案。”而现在教育经费“异常支绌”，因此“该生等所请之处碍难照准”。也就是说，安徽省对女高师皖籍学生发放津贴名额定为16名，每名学生年津贴50元，这是成例，超过名额和标准则无能为力。而现实情况却是女高师安徽籍学生超出定额16名的一倍，达到32人。安徽省长公署这个复函对吴兰英和刘和珍等9名预科生不啻当头一棒，别说108元津贴，就是50元也没有她们的份儿。

这时已是1923年底，不仅预科9名新生的津贴没有着落，连按年拨付的安徽其他学生的津贴也没有汇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经费重压之下，女高师的皖籍学生再也按捺不住了，她们集体向校方提出紧急申请，请求学校立即致函安徽教育当局，为安徽学生申请应得的津贴。

籍贯由合肥改作南昌之始末

1924年新年甫过，女高师迅即致函安徽教育厅，谓“据本校皖籍师范生呈称，现在十二年度（即指1923年）已过，而本籍津贴尚未汇到，生等需款孔殷，亟待接济，恳请本校致函安徽教育厅，请查照旧例，将生等津贴从速汇校，以便应用。”同时，女高师还在随公函附上“安徽学生一览”。这封公函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替安徽学生追索依照旧例应发的津贴；另一层则是为其他尚未领过津贴的学生提出申请——开列出女高师安徽籍学生名册，请安徽教育厅“查照施行”。

图为女高师致安徽省长公署公函所附《安徽学生一览》中刘和珍等9名预科生名单

这时在女高师就读的安徽学生共33人，包括尚在休学的史学系学生霍邱人高志鸿，与浙江并列女高师各省学生人数之首。名单中赫然列入已在大学预科甲乙两部学习的9名新生，其中就有刘和珍。刘和珍名下注明籍贯为“合肥”，入学时间为“十二年十月”（1923年10月），所学门类为“大预甲一”（即大学预科甲部一年级）。从名册上看，与合肥人刘和珍同在预科甲部（文科）一班的，还有英山王亚权，巢县吴兰英，桐城徐国英等3人，预科乙部（理科）5人。从年龄上看，预科9人中，英山王亚权年龄最小，只有18岁；合肥刘和珍和预科乙部怀宁胡秀容同为19岁，巢县吴兰英年24岁居长。这是刘和珍的名字首次以“安徽学生”的身份出现在女高师公函中。

当时各省对本籍大学生虽然均有津贴作为资助，但并无同一标准，而且每所学校津贴定额人数多少不等。比如，据云南省1925年3月《拟定国立各校滇籍学生津贴名额表》统计，北京大学享有津贴学生定额为20名，实际有滇生17名，尚有空额3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定额5名，滇生9名，超额4名；法政大学定额5名，滇生21名，超额16名；武昌师范大学定额10名，滇生19名，超额9名；南京东南大学定额15名，滇生10名，缺额5名；南洋大学和北洋大学定额各5名，两校滇生各1名，两校缺额各4名。因为北京女高师（1924年9月改为北京女师大）为全国唯一的女子大学，全国女学生心向往之，津贴定额相对较少，津贴定额往往少于实际学生人数。

接到女高师紧急公函数日后，安徽教育厅随即于癸亥年大寒前二日（1924年1月19日）复函女高师，称“查本省教育经费异常支绌，前经政务会议对于国内各校学生津贴议定一律应暂缓发在案”。并称将随函附送的“安徽学生一览”留存备查。一个月后，2月15日，安徽教育厅就预科新生吴兰英等4人申请津贴事复函女高师，明确表示“吴兰英等四名津贴不在规定之内，碍难照准。”两通复函犹如两桶凉水兜头泼来，安徽学生原有的津贴被“暂缓”，预科新生又“不在规定之内”（即指超出津贴16名定额）。客居京师，津贴无着，江淮才女们无奈陷于困境。

这年1月30日，亦即癸亥年小年后两日，女高师开始放寒假三周，学生大多离京返里，直到2月19日甲子年元宵节才开学。刘和珍和她的女高师皖籍同学们在极度郁闷中度过了甲子新年。

就在刘和珍她们预科一年级下学期开学不久，皖籍学生津贴又出了一件让人牵肠挂肚的事儿。这年初春，女高师收到安徽教育厅汇来的半年津贴400元，说明是依照16人定额支付的津贴。而原先在册享受津贴的16名学生，上年暑期有5人业已毕业离校（不在此前安徽学生33人名册内），还有1人休学在家。亦即原定16名定额出现6个空额。于是，在校的其他10名学生按每人半年25元津贴标准，共领走250元，尚余150元暂存学校。

有学生提出，应将余款留作下学期支配使用。而女高师校方却挺为难，1922年入校的12名安徽学生屡次申请津贴，终因名额所限至今未得津贴，如今出现缺额正好递补；而原本享受津贴的10名安徽学生则提出，上年全年津贴尚未足额领取，请求挪用此次余款予以补齐。至于缺额递补，当时安徽教育当局曾制订津贴缺额递补的原则，即依年级最高者为序递补，若同一年级则以成绩最优者递补。按照这一原则，1922年入学的12名学生进入递补之列，而1923年进校的刘和珍她们9人则轮不上。但是，12名学生有递补资格，缺额却只有6名，还得分出同一年级成绩优劣次序。有鉴于此，女高师特致函安徽教育厅，将安徽学生的两种意见转呈，请安徽教育当局告知津贴余款分配办法，并依照递补原则，将1922年入校的12名安徽学生的成绩从89.6分到70.92分由高到低逐人排列附上。

当时各省对于本籍学生津贴大多采取定额制，津贴名额既定不变，逢学生毕业有缺额顺序递补。比刘和珍早一年考入女高师国文系的许广平（广东番禺籍）入校后屡经申请津贴无着，直至1年之后，也就是刘和珍她们进校的1923年底，才获得广东教育厅准予递补缺额的批复。

地方当局拖欠学生津贴并非只有女高师一所学校。1924年春季开学后，北京大学安徽籍学生1923年度津贴迟迟未发，北大紧急致电安徽教育厅催款，电报谓“皖生困极，津贴万难再缓”，千呼万唤，直到同年3月10日，安徽教育厅才汇出1923年度上学期津贴1296元的一半，所欠另一半缓至4月再汇。

有的省在外学生少，教育经费相对充裕。比如江西省同期仅有6名学生在女高师读书，不足安徽学生的五分之一。这也是刘和珍后来“移籍”江西的最大诱因，因为女高师安徽学生实在太多，等缺额递补遥遥无期。

辗转一年，刘和珍未获皖省分毫津贴。而刘和珍的预科同学刘亚雄（上世纪五十年代曾任劳动部副部长）原籍山西兴县，自考入女高师后，每年由原籍地方款内发给大洋100元，列入地方款预算，分上下两学期具领。这时已是1924年9月，刘和珍升入预科甲部二年级。分明生长在江西，又从江西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为何不回归江西籍贯呢？在同学的劝导下，刘和珍动了“移籍”的念头。

很快，刘和珍呈请女高师转函江西教育厅，表示“学生因父籍安徽合肥，故虽生长江西南昌，而入校之初，仍依旧习填写安徽合肥籍贯，以致对于江西应享之权利几于完全抛弃。”并提出“现江西在校学生人数无多，津贴尚有缺额。特具移籍理由书，恳请本校致函江西教育厅，按年给予津贴，俾竟学业。”女高师随即致函江西教育厅，开首即以“据本校预科二年级学生刘和珍呈称”为由，引录刘和珍有关“移籍”的请求，并附上刘和珍所拟《移籍理由书》，请江西教育当局迅即审核赐复。

图为1924年9月女高师为刘和珍籍贯和津贴事致江西教育厅公函

凑巧，这时女高师史地系四年级学生史学系四年级学生李知良也在申请更改籍贯。李知良祖籍江苏泗阳县，其父赴四川忠县经商，眷属随迁忠县。后其父病故，迁葬回祖籍泗阳。她的籍贯原来归属四川，现在要改回祖籍江苏泗阳县，与刘和珍由祖籍改为现籍正好相反。这时女高师已改名女师大。女师大校长杨荫榆为此呈请教育部把李知良籍贯改为江苏泗阳，“以昭实际而免两歧”。同年11月教育总长易培基签署指令，准允改籍。改籍获准后，女师大又致函江苏泗阳县公署，为李知良申索津贴。

同年10月31日，江西教育厅长卢式楷就刘和珍呈请“移籍”事回复北京女师大，先是对刘和珍所称江西津贴“尚有缺额”作出解释，指赣省学生无论多寡，每年由省库拨给津贴大洋600元，列入预算，分上下两期拨付，由校方“平均摊发”，并不存在所谓“缺额”之情。这就是说，女师大的江西籍学生每年平分津贴600元，津贴每年600元是固定的，学生多少不论。

对于刘和珍申请津贴事，卢式楷提出两点解决办法，一是须得“赣省学生一致赞同，别无争执”，方可作为赣省学生参与平均摊发津贴；二是“该生既生长江西，一面仍应声叙理由，分别呈请改入江西南昌籍贯，俾符原案。”这两个办法合乎情理，1年600大洋平均摊发，你多来一个，别人就少分一些。所以教育厅长提出要“赣省学生一致赞同”，少一个也不行，以求“别无争执”。

好在江西学生只有6人，而本年暑期音乐系江西高安学生胡兰刚刚毕业离校，又减去1人，刘和珍有如天助。直到这时，刘和珍心中一块石头才落了地。至于“移籍”手续自当抓紧向相关部门呈请办理，因为只有把籍贯改回江西，才可获得参与江西学生平均摊发津贴的资格。刘和珍已呈交“移籍理由书”，校方也支持，还有成例可循，剩下的只是程序问题。

预科班走出的学生自治会干将

1924年9月下旬，女高师更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不久，开始筹备建校15周年纪念会。更名伊始，女师大校长杨荫榆便从整顿学生缺课入手，力求改进教学秩序。1924年12月14日，《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周刊》第88期刊出一则《布告》，开列出本校九十两个月未缺课学生名册及所属班级，其中预科甲部2年级就有刘和珍，尽管这时刘和珍生活处于极端窘迫之中，入学1年，津贴至今阙如，但她认真向学，遵守课堂秩序，两个月中从无一次缺课。此事看似容易，其实很难，预甲2年级50人（后来添招插班生）中，像刘和珍这样2个月未缺课的同学仅有8名。国文3年级许广平也名列榜上，可见她们当年都是非常严谨勤奋的学生。

一周后，《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周刊》第89期再次刊出《布告》，公布当年11月份未缺课学生名册及未缺课学生在全年级中占比，这次预甲2年级有7人，刘和珍仍然在册。预甲2年级未缺课学生占比，9月、10月同为16%，11月为14%。许广平这次也列名榜中，国文3年级43名学生中未缺课学生占比，9月、10月和11月均为25.6%。女师大在《布告》*特中**别申明：“学生在校以求学为天职，即以上课为唯一至要之事务。其他个人之事当于课余为之，以不荒课业”，“本校各级同学均明此旨，故永不缺课者亦大有人在。”校方以布告列名方式，对刘和珍、许广平这些连续3个月从未缺课同学给予赞赏。后来她俩成为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的头面人物，刘和珍当了学生自治会会长，与她们平时刻苦学习、不懈努力的毅力，以及因此在同学中形成的威信是分不开的。

图为1924年12月14日《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周刊》第88期刊出本校布告

这时已是1924年12月，学校按惯例拟于1925年农历新年前夕举办师生同乐会。今年同乐会是在女师大成立之后，意义非同寻常。年前为促进师生联络感情，学校特于12月6日下午课后举办一次茶会，校长杨荫榆率马幼渔等10名教职员参加，各系推举学生代表22人到会。其中有刘和珍，也有后来与刘和珍、许广平并肩成为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干将的蒲振声、张同江，还有早期*产党共**人赵世炎的姐姐赵世兰。

茶会开始，首先由杨荫榆校长报告，说明学校经过多方联络，用茶会的形式把师生聚在一起，加深联络。她请各位学生代表每人用1分钟时间介绍自己，包括姓名，籍贯，住址，入学经过和将来志愿等。学生代表各自发言完毕，教员相继讲话，略谓以茶会这种形式联络师生感情，不失为一个好机会。而日常生活学习中，师生同学间也应当“互见以礼”，“勿视同陌路”，以免疏隔。教员们直言，同学谈话对于将来志愿未能充分展望，这是个缺憾。虽然求学期间，前途不可推测，但是要立志，才能确定努力的方向，希望以后师生之间推诚相见，互有商勉。这次茶会是刘和珍入校后首次作为学生代表参加的活动，或者说是她登上学生自治会舞台之前的一次热身。顺带说一句，在介绍自己的籍贯时，刘和珍说的应该是江西南昌，她的“移籍”申请这时应已准允。

这次茶会还有一个插曲，此前与刘和珍常在一起的2名安徽学生也被推举参加茶会，即与许广平同在国文系3年级的贵池许以敬和怀宁何昭容。茶会第二天周日，恰逢大雪节气，许以敬专程来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鲁迅先生家中拜访。据鲁迅日记1924年12月7日：“晴，星期休息。上午……许以敬小姐来”。当时鲁迅先生在女师大（原女高师）代课，许以敬和刘和珍都是他的学生。许以敬这次来访是一般性的探望，还是另有其事，甚或与茶会相关，不得而知。但是，当时作为国文教员的鲁迅先生，在女师大有一批拥趸则确定无疑。许以敬往访鲁宅，即使事前没商量，事后也会跟同学们说起，因为她们对于鲁迅先生的文章和谈话极其关注。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这篇著名散文中，一开头便引用“程君”的话说：“刘和珍生前就很爱先生的文章。”

鲁迅先生在文中这样回忆与刘和珍的相识：“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了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会职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

这里说的学生自治会6职员，还有一段佳话。她们6人中除了许广平是1922年入学的国文系学生外，其余5人均为1923年入学的大学预科同学，预科甲部有刘和珍（学生自治会会长）和姜伯谛，预科乙部有蒲振声，她们3人是以参加预科招考录取的。女高师1923年暑期招收大学预科的同时，还曾招收体育系一班，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另两位职员张平江和郑德音被录取为体育系1年级新生。1924年第二学期开学后，张平江和郑德音两人经过考试合格，准允转入大学预科续读。这样，她们5人全在预科同一年级就读，又一同被推举为学生自治会职员。而蒲振声、张平江和郑德音三同学同为四川广安县人，也许是巧合。当年，刘和珍她们预科5同学加上许广平在1925年女师大风潮中锋芒毕露，以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六职员”名噪一时。

1年后，六职员之一的刘和珍喋血北洋执政府门前，为反强权、争民主奉献出一个少女的灿烂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