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克定是怎样一个没落贵族？讲规矩经常模仿袁世凯，关键处要尊严

1916年6月6日，一失足成千古恨的袁世凯在内外交攻下，忧愤死去，享年57岁。

临终之时，袁世凯召唤长子袁克定于病榻前，令心腹参谋顾问夏寿田执笔记录，口授了他的私家遗训——

“余初致疾，第遗毒耳，不图因此百病丛生，竟尔不起。予死后，尔曹（指诸子）当恪守家风，慎勿贻门楣之玷。对于诸母及诸弟昆无失德者，尤当敬礼而护惜之。须知母虽分嫡庶，要皆为予之遗爱，诸弟昆虽非同胞，要皆为予之血胤（后嗣），万勿显分轩轾。夫予辛苦半生，积得财产约百数十万镑，尔曹将来啖饭之地，尚可勿忧竭蹶。果使感情浃洽，意见不生，共族而居，同室而处，岂不甚善，第患不能副予之期望耳。万一他日分产，除汝母与汝当然分受优异之份不计外，其余约分三种：（一）随予多年而生有子女者；（二）随予多年而无子女者；（三）事予未久而有所出及无所出者。当酌量以予之，大率以予财产百分之十、之八、之六，依次递减。若我女，其出室者，各给以百分之一；未受聘者，各给百分之三。若夫婢女，谨愿者留之，狡黠者去之，然无论或去或留，悉提百分之一，分别摊派之，亦以侍予之年份久留，定酬之多寡为断。惟分析时，须以礼貌敦请徐伯父（徐世昌）为中证；而分书一节，亦必须经徐伯父审定之，始可发生效力。如有敢持异议者，非违徐伯父，即违予也，则汝大不孝之罪，上通于天矣。今草此遗训，并使我诸子知之。”

袁克定是袁世凯十九岁时与原配于氏所生的唯一儿子，不仅是嫡子，而且是长子。虽然袁世凯后来陆陆续续又娶了九个姨太太，生了十六个儿子，但从驻节朝鲜到小站练兵到巡抚山东到总督直隶，袁世凯始终带在身边言传身教、悉心培养的，却只有嫡长子袁克定。

因为父子两代人实际只相差十九岁，袁克定又是随着袁世凯风云崛起一路长起来的，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袁克定不仅是袁世凯寄予厚望的接班人，也是他重要的心腹助手。

只是，随着1913年，袁克定骑马时不慎将腿摔坏，从此落下残疾后，命运的阴影似乎同时笼罩在了这一对父子头上。

袁世凯为了治好袁克定的腿，曾将他送到德国治疗。在德国治疗腿伤期间，德皇威廉二世为实现在远东扩张势力的野心，对袁克定的招待极为殷勤，并向他大力灌输了帝制强国的思想。

袁克定有一点极其类父，那就是热衷权力。在德国，他的腿没有治好，却带回了中国非帝制不能崛起的思想以及自己应该当“太子”的强烈欲望。

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后，意欲重新打造掌控一支强力*队军**，袁克定在其间的建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随着袁克定出任“模范团”团长，从某种程度上讲，他实际上是走上了一步步手握军权的“太子”之路。

只是袁氏父子父子都高估了自己的权威，又或者说都低估、错估了当时的天下大势。

说到袁世凯称帝，有一种说法，袁克定为当太子，专门为袁世凯伪造了一份舆论一致赞同帝制的《顺天时报》，袁世凯称帝失败，得知真相后，鞭打他“欺父误国”，更有人说，袁世凯临终时所说的“他害了我”，那个他指的就是袁克定。

但也有人认为，如此看法既看轻了袁世凯，也看浅了袁家父子的真实关系，历史的真相极有可能是袁克定在用这种方式为父亲背黑锅。

所幸，袁世凯在弥留之际恢复了往日的深谋持重，在指定接班人这一事关天下大势，事关袁氏家族安危的关键环节上，他最终将袁克定彻底抹去，指定了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的接班次序。

正是因为有了袁世凯深谋持重的善后安排，袁克定随后才得以从容安身，从昔日帝王之家的实际太子，转变成了接过家父遗训、主持袁氏家业的大家长。

一个人的历史命运，有时候充满了让人唏嘘的巧合。

袁克定的一生，刚好可以一分为二，其父身亡正是分界点，前三十八年，他跟着父亲一步步走向富贵的巅峰，后三十八年，在时代大潮的洗刷下一步步走向凄凉。

他继承了袁世凯的某些品质，却又与其父相距甚远；他在一定程度上辜负了其父的遗训，但在大节大义处却又不愧是袁世凯的嫡长子。

按照袁世凯的遗愿，袁家诸子最好能“共族而居，同室而处”，但袁克定私心太重，缺乏家族使命感，因此袁世凯死后，袁克定很快就主持了分家。

袁世凯在遗训中说，他一生积蓄有一百余万英镑，袁克定因为是嫡长子，独得了四十万；其余的兄弟，各分了十二万，其中包括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北京自来水公司的股票，另外，每个兄弟分得了十条金子；袁世凯女儿，各得嫁妆费八千元；袁世凯原配于氏和诸位姨太太均不另分，各自跟随亲生儿子一同过活；至于袁家的房产，暂时不分，由袁乃宽经营管理。（1938年袁克定主持二次分家，将这部分家产也分了，过程中他私吞了不少。）

还有一说，因袁世凯遗训中言明了袁克定享有特权，他一人除了分得全部财产的百分之四十，而且独占了不少民国后袁家从清宫和博物馆取来据为己有的珍贵*物文**。

袁家分家后，袁克定生母于氏仍住在彰德洹上村，九姨太住在彰德城内裴家巷的宅邸，其余的姨太太均带着各自的儿女移居去了天津。

过了一段时间后，袁克定为尽孝道，将生母于氏接到了天津。1919年，于氏病逝后，袁克定将其灵柩运回彰德，与父亲合葬。守孝期满后，袁克定便将洹上村遗留的字画*物文**，高级皮衣，名贵家具等等，统统运到辉县的园林存放，并且派了专人看管。

作为袁氏家族的大家长，袁克定的尊卑、嫡庶、男女的观念极重。在他主持家政期间，庶母们遇到问题，必须向他请示。逢年过节或者婚丧大事，他见到各位庶母，总是先等庶母们叫他大爷，给他跪下磕头，他才借腿疾不便为由，草草还一个礼。庶出的弟妹，必须集中一起给他拜年、道喜，而他也只是象征性地还一个礼。

袁世凯在遗训中叮嘱他对待各位庶母要一视同仁，因为昔日的个人恩怨，袁克定没能照办，尤其拆过他台，反对他当太子的庶母，都遭到了他的冷遇。

五庶母因为袁世凯病逝时，乘全家慌乱之际，令用人将袁世凯室内的贵重财物全部抬到了自己屋里，连墙上的挂钟也摘走了，因此之故，袁克定对她也是积怨很深，始终不予待见。

而对与他素无恩怨，私德无瑕的庶母，袁克定又是另一番模样，不仅尽孝道，而且极讲长久的情义仁慈。

对待诸位弟弟，袁克定也是这种做派，凡是曾跟他竞争过太子大位的，他都怨恨颇深。

二弟袁克文曾经威胁过他的太子大位。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袁克文奉孙传芳之命，出任河南安辑使，欲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上。袁克定知道后，怕他给祖坟、全家招来祸端，率全家登报，与其脱离关系。

1931年袁克文病逝，袁克定出面吊唁，也并非出于手足之情。在这件事上，袁克定身上颇有其父的一些影子，当时社会上有传言，袁克文中年郁病而死，跟袁克定有很大关系，袁克文的青帮徒子徒孙将要找袁克定寻仇，在此风口浪尖下，袁克定出面来吊唁，实乃以血浓于水的算计来化解这一不利境况。有了解内幕的还说，袁克定出面吊唁袁克文还有一个目的，袁克文住的房子是袁家的公产，他要借此机会来查看一下房产是否被袁克文私自变卖了。

五弟袁克权也曾威胁过袁克定的太子之位（袁世凯喜欢袁克权），因这一层积怨，他后来对袁克权及其弟妹的教育、婚配，从不置问。1940年袁克权去世时，作为袁氏大家长的袁克定既不到天津探视，也无任何礼节表示。

为此，有人曾这么评价袁克定，从表面的家族恩怨看，袁大公子的心胸不宽阔，爱憎太甚，其实他是始终没能放下昔日的尊严与荣耀。

的确是这样。

袁世凯死后，继承了大批遗产的袁克定，在衣食住行上皆很讲究，一直保持着晚清时节的贵族风范。平时他头戴黑呢子四方小帽，帽上必嵌一块上等小方玉。除了夏季，袁克定均穿黑呢子紧身长袍，青缎子小坎肩，脚上常年穿一双高腰长筒黑色马靴。冬季不穿皮衣、棉衣，只多加一件黑呢披风。夏天则穿黑蓝两色大褂，即使酷暑炎热，独居室内，从不袒胸露背。

更有名的是袁克定的每日三餐以及他的休闲社交生活。三餐他从来都是正襟危坐，讲究仪式；出门乘车或者到戏院看戏，他从来都是端坐正中，不靠不歪；独坐书斋时，书案上永远放置木柄铜铃一只，叫人时从不言语，只摇晃几下铜铃；给人写信，不管是谁，他只用特制的烫金菊花信封、信笺，从没有抬头称呼，起首总是这么几句：“先大总统模范团之设，使不肖充数其间”，或者“天诱其衷，先公薨位迨今有年矣”——

有社交活动时，亲友必须按过去的礼节，毕恭毕敬地称他为大爷，不准点头招呼，也不得行握手礼；与人交谈时，任凭是谁，只要提到“凯”、“定”二字，便是犯了他的忌讳，此种大逆不道他绝不原谅。

也许是内心深处，对先父充满了由衷的崇拜，袁克定不仅将袁世凯的生日、忌辰作为自己恪守终生的忌日，而且时常要模仿袁世凯生前那些驾驭收买人心的枭雄手段。

对于跟随先父的上差、校尉、侍从以及他们的遗属，他十分讲究情义，不仅时常传见，而且会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对因护卫袁世凯在京城东华门被炸身亡的卫队管带袁振标的妻子尤其照顾，直到其死，始终周济抚恤，从无间断。

他会经常给北洋将领写信，以借款为由，有意试探他们对他是否还怀有旧日情谊，借钱数目有时上万。一些知道内情的北洋将领，每每是如数奉上，而他在试探之后总是原票退回，颇有尊严。

有时候，他想找北洋将领叙旧，亦不会直来直去，而是模仿袁世凯，令听差先打电话给对方，说一声：“大爷很想您，近日要来看您。”

对方一听，心领神会后只好抢先来看他。

袁世凯经常在吃饭时笼络人心，袁克定也是时常模仿，吃饭时想到某人爱吃某道菜，他会立马派人送去，并告诉人家：“大爷知道您爱吃这道菜，特地给您送来。”

只是此一时彼一时，模仿袁世凯的时候他总是情不自禁地要摆昔日“太子”的臭架子，久而久之，那一些北洋将领也就和他越走越远了。

除了昔日的权势人脉一点点流逝，袁家的运势已经不在，大时代一轮接一轮的碾压也是袁克定无法躲避的，而他终究不是袁世凯那样的强人，所以在他人生的后几十年，他又是一个卑微的人。

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途径河南，旋即将袁克定存放在辉县的财产以及袁家在开封、卫辉等地田产，全部没收。不久，袁克定听到国民革命军即将抵达天津的消息，想到其父曾经*压镇**过南方革命*党**，他马上如丧家之犬般逃到大连避难去了。

1933年，日本侵占东三省后，逐步将侵略的魔爪伸向了华北，南京国民政府唯恐昔日的北洋领袖段祺瑞受日寇扶植，充当华北政权的傀儡，于是特派专人迎段祺瑞南下。段祺瑞知道袁氏家族此前遭遇了没产，南下之时提出务请归还没收的袁世凯在河南老家的全部遗产。

老蒋答应照办，下手令归还，遗憾的是因受地方阻力，最终没能实现。

这在当时也是北洋旧时代的一个佳话。段祺瑞是袁克定痛恨的人，但他痛恨的人却在袁家遭难时，尽力讲了昔日的袍泽情义。

袁家遭受此劫后，加之有国破之伤，随后的袁克定失去了肩扛袁氏家族重担的信念，1935年，他携全家搬到了北平鼓楼东大街宝钞胡同六十三号，自己则独居在东皇城根十四号，单过起了只顾自家的小日月。

在这一段悠闲自在的时光里，袁克定虽然每天过着吃喝玩乐的逍遥日子，甚至和男宠厮混，但在家国大义上，他却没有让先父袁世凯失望。

1935年，日本人想买袁世凯在彰德洹上村的养寿园，出价很高，但袁克定力排袁氏家族众议，坚持不卖给日本人。

袁克定的理由是，养寿园是先父发祥之地，绝不能在他手里受损，受辱。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后，袁世凯生前的日本顾问，日本陆军中将板西利八郎、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等人，为了建立稳固的汉奸政权，极想利用袁克定的特殊身份，借以号召网络袁世凯的北洋旧将。

但袁克定在日本人的*官高**引诱下，始终不为所动，他顶住压力专门登报声明，表示自己身体多病不问政事，并拒见任何说客。

此举让袁克定赢得了朝野一致的赞许，据说有人还将他刊登声明的那张报纸装裱起来，题写表彰了他的气节。

那一时期，袁克定先住在万牲园，后移居到颐和园华清轩别墅，整日寄闲情于诗书，纸醉金迷，自娱自乐。

1949年之后，由于多年不治生计，挥金如土，袁克定的全部家私基本被他挥霍光了。更悲哀的是，这期间他又遭遇了人心险恶，子孙不肖。先是他卖掉天津特一区住宅所得的八十五万元，被贴身佣人白钟章卷跑了；接着他藏在京津的古董，被佣人申天柱以开古玩店为由，全部骗走了；最后他手中仅剩的部分股票，也被长子袁家融要去投资了。袁家融索要股票的时候，言明所得利润将作为袁克定的生活费用，可当股票到手后，他转身就成了不肖子孙，对袁克定不闻不问，使其生活陷入了极其贫困窘迫的境地。

但就是在这穷困潦倒下，袁克定为自己留下了最著名的一个形象——一日三餐，无鱼无肉，甚至连一片蔬菜也没有，仅有窝头佐咸菜，但袁克定却一如往昔，正襟危坐，胸戴餐巾，拿刀叉将窝头切片，一片片优雅地吃。

有人说，其他时候不论，这一时刻，袁克定是真正的贵族。

虽没落，但有尊严。

还好，袁克定有个有情有义的表弟，一代大藏家，小他二十岁的张伯驹。

张伯驹见袁克定无法生活下去，将他接到了西郊海淀的展春园，那时的袁克定已经很老了，每天早晨起来先颤颤巍巍地散步，回屋后就开始读拉丁文。

后来，北京文史馆馆长章士钊得知袁克定的境遇不好，报政府批准，给他在文史馆安排了一个委员闲职，月支薪水六十元，在家坐领。

遗憾的是，袁克定不改昔日那一套举止做派，不久又被认定为思想发动，遭到了停发月薪，每月只能在街道领二十元救济金。

1958年，艰难过活的袁克定停止了呼吸，他死在了张伯驹家，终年八十岁。

死时，他落魄凄凉的面容上依旧散发着尊严，仅此一点，历史可为他留一个感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