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全世界的“中国热”及其冷却
步入北京阜成门外的*共中**北京市委*党**校，宽大的绿色庭院中间，有座小小的墓园，四周环绕着雕花砖墙，苍松翠柏间，一座小小的墓碑引人注目。墓主人不是革命烈士，不是文化巨匠，甚至就不是中国人。他叫马特奥·里奇，是16世纪至17世纪之交的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当然，他还有个广为人知的中文名——利玛窦。
四百多年前，一个洋人，不远万里跑到中国，甚至长眠于此，究竟为了什么？
他长眠后，西洋人接踵而至。有的继续从事传教事业，比如柏应理；有的当上了宫廷画师，比如郎世宁；有的成了左右朝廷决策的国师级人物，比如汤若望。人生地不熟，语言文化又不通，他们是如何在中国“登陆”和立足的？
与此同时，无论是欧洲大陆，还是中国的城乡社会，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一场全世界的“中国热”正在上演。而它的起与落，成了这个时期世界格局发展深刻变化的缩影。
一、利玛窦“登陆”
利玛窦出身医药世家，名门之后，生活优裕。他早年加入耶稣会，从事神学职业。虽然父亲不乐意，但他干得风生水起。精通意大利文、拉丁文、希腊文、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以及大学时代学过哲学、神学和天文学，为他日后的传教生涯筑牢了语言功底和知识基础。
在许多人看来，天主教在中世纪的扩张欲望非常强烈。十字军东征，就是其传播信仰和扩大影响的经典案例之一。利玛窦也领受了这样的使命。1578年，他离开葡萄牙，前往东方传教。当然，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跟他同行的，还有十四名耶稣会士，以及一艘从里斯本启航的海船。他们的目标是把天主教的福音不远万里地传播到印度、日本、越南，以及中国。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传教行动。利玛窦这一走，便再也没能回到祖国。然而，他的义无反顾，并没有让使命变得简单。跟六个月的海上航程，以及在印度、日本等国的几年传教经历相比，迈过中国的门槛尤其艰难。
那本《马可·波罗游记》中夸张的描述，令利玛窦心驰神往。然而，书上写的总是美好的，跟现实往往有很大差距。利玛窦来华之时，正是明朝后期。尽管朝廷结束了海禁政策，允许对外贸易，但仍没有主动将触角伸向辽阔海洋的念头。这跟元朝统治者对域外人士总体开放的态度大相径庭。因此，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后，利玛窦便剑走偏锋，用旁门左道来立足。
第一招，靠行贿获得定居权。想要在中国立足，必须首先搞定各级官员，跟他们打成一片。为此，他通过向明朝官员行贿，获得了在中国的定居权，还能到全国各地游历。要知道，清前期对外国人的这项特权是格外在意的，直到1858年《天津条约》签署，才算基本放开。我们也记得，葡萄牙人窃据澳门，最初也是通过向明朝官员行贿，获得在澳门晾晒货物的权利，从而得寸进尺的。可以说，朱元璋在明朝初年推行的一系列旨在治理吏治腐败的严刑峻法，到明朝后期已经基本不管用了。连外国人的礼都收，明朝*场官**之烂可见一斑。
第二招，靠先进器物跟官员打成一片。利玛窦努力学习汉语和儒学理论，跟中国的上流社会逐渐有了共同语言。在一些官员的介绍下，他成功打入中国士大夫交际圈。他用随船携带而来的星盘、三棱镜、风琴、自鸣钟等稀罕物件，让长期生活在封闭环境里的京官们大开眼界。
除了靠“奇技淫巧”，利玛窦还有“绝活”。他制作并印行的《山海舆地全图》，使明代中国人首次接触到了近代地理学知识，知道“天外有天”。这些“真本事”，为利玛窦赢得了众多“高大上”的拥趸。一直以异端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思想家李贽，虽然对程朱理学极尽挞伐，但对利玛窦赞不绝口，称他是“我所见人未有其比”。内阁首辅叶向高承认，利玛窦带来的物件“其技艺制作之精，中国人不能及也”。
第三招，靠进献方物获得传教权。跟士大夫们交好，使利玛窦获得了接近皇帝的机会。利玛窦以进献欧洲方物的名义，向万历皇帝呈送了《坤舆全图》等代表欧洲先进技术的礼品。万历帝对这些礼品深感兴趣。因此，利玛窦提出在中国传教的要求，很快就获得了批准。在他发展的教徒里，既有普通民众，也有像徐光启、李之藻等高级官员。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利玛窦的“粉丝”。
传教事业在中国的开展，使利玛窦来华的主要目的终于实现。这得益于四方面的努力：一是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诠释天主教教义，使中国人更易于接受。二是与中国上流阶层，特别是儒生交往，培养共同兴趣爱好，使传教入教变得水到渠成。三是采取迂回策略，在传教的同时注重文化传播，介绍西方科技文明，帮中国人开阔眼界，改善生活，受更多民众欢迎。四是通过信札形式，向罗马源源不断地提供他在中国的见闻，这些情报传到欧洲，反倒成了西方人仰慕中国社会治理和文化传统的重要来源，吸引了其他传教士纷至沓来，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中西文化交流。
纵观利玛窦的来华生涯，尽管过程艰辛，但效果还算好。不过，虽然他在古老中国的土壤里种下了西方文化的种子，但结出的果实寥寥无几。不仅皈依天主教的教徒凤毛麟角，而且尾随而来的西方传教士，再想在中国立足和发展，障碍将越来越多。
二、汤若望的“郁闷事”
在利玛窦的墓碑旁，长眠着另一位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这位老家在德国科隆的大胡子爷爷，中文名叫汤若望。
跟利玛窦相似，汤若望在中国的传教策略，也是用西方科学技术开路。他在朝廷历法修订和火炮制造等方面多有贡献，是中国“西学东渐”的重要先驱。[1]正因如此，他才在明清鼎革、朝代更迭的大动荡中，不仅独善其身，而且发展得挺好。
清顺治元年（1644年），他用先进的天文和测绘仪器，准确预测这年八月初一日食的各个时刻，还说服摄政王多尔衮采用以《崇祯历书》为基础删节而成的《时宪历》。
正是这些不平凡的本领，使汤若望在中国的影响力，比利玛窦更进了一步。
明代崇祯年间，他铸造大炮的努力，虽然没能挽回明王朝覆灭的命运，但让天主教的传播更加广泛。汤若望甚至在皇宫里举行弥撒，收揽教徒。据说，崇祯年间，他在皇亲国戚、皇宫侍从里发展的教徒有三四百人。
清代顺治年间，他不仅靠编订历法，获得了太常寺卿的官职，而且得到了宣武门内的一块赐地，将利玛窦原先在这儿建的教堂重修扩建。这座宣武门堂，也就成了北京城里第一大天主教大教堂，俗称“南堂”。这里不仅是他传教布道的场所，还是他在京城的固定居所。宣武门内，黄金地段，多尔衮够意思！
此外，汤若望还得到了另一份工作，即钦天监监正，也就是国家天文台台长，办公地点就是今天北京东二环建国门附近的古观象台。
顺治八年（1651年），多尔衮去世，随即被亲政的顺治帝清算，搞得身败名裂。而汤若望非但没受牵连，反而过得更加如鱼得水。顺治帝尊称他为“玛法”，就是满文“老爷爷”的意思，可以说是非常信任他。汤若望可随意出入宫廷，建言献策。
顺治帝后患天花，不治身亡。[2]他临终时曾向汤若望征求太子人选的意见。汤若望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意见：选个得过天花而依旧健在的皇子来当皇位接班人。这是因为天花传染性和致死性很强，但只要得过天花而没死，则几乎终生免疫。无论是顺治帝，还是汤若望，都希望下一任皇帝能长寿，维持大清王朝长治久安。
因此，玄烨在众多皇子中胜出。这位在天花的劫难中死里逃生，脸上还留有天花麻点的三阿哥，年仅八岁就被推上了皇位，这就是康熙皇帝。事实证明，汤若望是对的。康熙帝不仅活了六十九岁，是清代第二高寿皇帝，而且政绩卓著，开创了康乾盛世，堪称“千古一帝”。可以说，玄烨的胜出，汤若望功不可没。
顺治帝死了，康熙帝年幼，朝政大权掌握在索尼、鳌拜等四位顾命大臣手中。他们的执政思维总体保守。顺治帝在世时，汤若望备受荣宠，官职达到了一品，传教事业上也突飞猛进，各地耶稣会教徒总数达到十几万人，蔚为壮观。而这一切，在政治风气保守的环境里，只会招致羡慕嫉妒恨。
靠山没了，好日子结束了，政敌和麻烦很快就浮出了水面。赋闲的前明旧臣杨光先，撰写了《辟邪论》《摘谬十论》等一大批文章，批驳汤若望主持的《时宪历》如何不靠谱。后来觉得不过瘾，他又跑到礼部、通政司告状。看起来是攻讦历法，实则是冲着汤若望本人而去。
杨光先认为，天由二气结合而成，并非天主所造。而耶稣只是谋反事泄被依法处死的罪魁，绝非造天圣人。以此来否定天主教教义的公正性。说白了，就是看不惯天主教在中国的快速扩张，尤其看不惯汤若望带来的那些西洋器物，特别是看到一个洋人在中国做*官高**时，他们觉得别扭。
《时宪历》也被杨光先扣上了一顶帽子：“籍大清之历以张大其西洋，而使天下万国晓然知大清奉西洋之正朔”，强调“谋夺人国是其天性，今呼朋引类，外集广澳，内官帝掖，不可无蜂虿之防”。意思是说，尊奉的是西洋人的历法，清王朝这么做太丢人。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杨光先高调找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康熙三年（1664年），他呈递的《请诛*教邪**状》里，言明汤若望等传教士的罪名有三：潜谋*反造**、邪说惑众、历法荒谬。
这是要杀头的。
奏疏送到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看起来比较开放，实际上大家都在摸底，谁也不想先开口，谁也不知道哪句话合乎常理，甚至是政治需要。因此，在这场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大家几乎清一色持保守态度。
会审持续了将近一年。康熙四年（1665年）三月十六日，朝廷廷议做出结论：禁止耶稣会在中国传教，拘捕外省传教士三十多人。汤若望和他在钦天监的几个同僚全部被处死。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北京连续5天发生了大地震。那时的人们相信“天人感应”，被这场大灾吓着了。虽然朝廷做出了处决汤若望的定案，但谁也不敢执行。关键时刻，还是太皇太后出来说了句公道话，力主开释，汤若望这才幸免一死。其他五名钦天监官员全都身首异处，耶稣会传教的事被彻底掐灭，《时宪历》也被废掉了。
汤若望虽然捡回一条命，但毕竟年逾古稀，经历了长时间查案的折腾，已经心力交瘁，第二年（1666年）便病逝了。举报有功的杨光先取而代之，成为新任钦天监监正。可是，他恢复的元朝旧历用了没几年，误差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好使。康熙七年（1668年）十一月，朝廷派员勘测，证实《时宪历》的准确度远高于旧历。杨光先在钦天监监正的大位上坐了不到三年，就被迫卷铺盖走人。
其后两年，*害迫**耶稣会传教士的政令先后翻案。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先后获释出狱，重新受到重用。南怀仁重返钦天监供职，所有被赶走的传教士回到教堂继续传教，《时宪历》重见天日，恢复运行。汤若望也恢复了“通玄法师”的称号，得以平反昭雪。康熙帝在他的墓碑上题写了一段祭文，其中有“鞠躬尽瘁，恤死报勤，国之盛典”的褒扬之语，作为对这位远道而来的德国传教士的高度评价。遗憾的是，他早已长眠在这片热土，再也看不到了。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康熙八年（1669年），十六岁的康熙帝智擒鳌拜，铲除了朝廷里最大的保守派。也许这才是汤若望们命运发生转机的真正原因。
汤若望赢了，但他没有等到赢的那一天，当然很郁闷。汤若望输了，因为这场迟到的胜利，没有改变杨光先们的抱残守缺和盲目排外。保守势力和保守风气，依然笼罩在中国的上空，制约着中西文化的进一步交融。汤若望之后来华的传教士，再也不可能对朝政施加影响，甚至失去了公开传教的资格，只能作为旁观者，或者是皇帝的*用御**文人而留在中国。比如意大利人郎世宁，来华使命是传教，结果反倒进了如意馆，成为乾隆帝的宫廷画师。这是为什么？
面对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利玛窦主动学习儒家文化，融入儒家话语圈。他认为，中国文化中的“上帝”“天”“天主”三个词，都可以用来称呼造物主；祭孔和祭祖则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至圣先师”孔子和本家族祖先的崇敬。既然如此，那么利玛窦就提出一套入乡随俗的传教方式：允许教徒在不违反天主教基本教义的基础上，继续祭孔祭祖，读圣贤书。这是一个聪明的做法，得到了罗马教廷和多数传教士的理解和认可，被康熙帝称为“利玛窦规矩”。可是，利玛窦死后，情况逐渐变了。
一方面，罗马教廷对中国天主教徒将造物主称为“上帝”和在信教的同时祭孔祭祖表示不满，下令禁止。另一方面，康熙帝要求京城的教堂都要悬挂他亲笔题写的“敬天”二字牌匾，遭到传教士们的拒绝。这些冲突虽然时断时续，但在汤若望、南怀仁死后，总体愈演愈烈，引发清廷与罗马教廷的矛盾越发深刻。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罗马教廷将这种既信天主教，又祭孔祭祖，“脚踩两只船”的礼仪视为异端，宣布禁止。康熙帝闻讯，认为罗马教廷干涉中国内政，便一改对传教士的尊敬态度，转而对其拘捕、驱逐。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清廷宣布禁止天主教在华活动。雍正帝继位后，传旨封闭教堂，限令传教士离境。其后一个多世纪，天主教在中国绝迹，一扇中西文化交融的大门，怦然关闭。
当然，天主教的失败并不意味着“耶稣”从中国消失。俄国传教士依旧在北京传播东正教，但受众有限，影响很小。
天主教重返东土，则是一百多年后的事了。在那场肮脏的*片鸦**战争中，传教士们“一手持利剑，一手拿圣经”，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内地重建和扩建教堂。可是，这些教会都是外国人控制的侵华工具，中国教徒根本没有当教会领袖的机会。
既然从利玛窦开始的传教努力，在康熙、雍正年间戛然而止，那为什么当时的欧洲人依旧对中国心驰神往？他们到底是怎样看待这个庞大帝国的？
三、启蒙思想家的“中国热”
1755年8月20日，一部反映中国故事的戏剧《中国孤儿》，在巴黎的剧院演出。全场爆满，轰动全城。它的取材来源，就是脍炙人口的《赵氏孤儿》。
故事讲述了春秋时期晋国权臣屠岸贾，将另一权臣赵盾满门屠戮时，屠岸贾的门客程婴不惜牺牲自己的幼子，将幸存的赵家孤儿掩护和救出，忍辱负重，暗中抚养十多年，待其长大成人后为全家*仇报**的故事。
《赵氏孤儿》是由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马约瑟于1735年传入法国的。伏尔泰看到这个剧本，很感兴趣，以它为素材创作出了《中国孤儿》。
选择《赵氏孤儿》，并非伏尔泰一时心血来潮。这是一部悲剧，活脱脱中国版《哈姆雷特》，催人泪下。它借助善恶交锋的悲剧情节来弘扬道义，唤起人们对理想人格的追求，这与伏尔泰的审美情趣是一致的。更重要的是，《赵氏孤儿》集中体现了中国道德和儒家文化的精髓，那就是忠诚献身的精神和舍生取义的品格。这正是中世纪晚期的法国社会亟须的内容。历史再次告诉我们，无论如何包装，文艺作品永远是内容为王。
其实，伏尔泰不光对《赵氏孤儿》情有独钟，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和向往也是一贯的，有点铁杆粉丝的感觉。他称赞“中国是世界上开化最早的国家”。他对乾隆帝的诗相当崇拜，甚至有一种诗人之间的惺惺相惜。
伏尔泰没来过中国，他对中国的了解全来自传教士们的书札和日记，以及一些回忆录的描述。比如意大利人杜赫德在《中*帝国华**全志》里，就把中国描绘成一个无可挑剔的魅力国度：
中国人伦理道德的基础是经验而不是教条，主张开明*制专**的人从中看到了贤明的君主和近乎完善的监察制度，重农主义者从中找到了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例证。
伏尔泰对于中华文化的热爱，至少有两方面动因是不容忽视的：
一方面，中世纪的欧洲确实黑暗，*制专**统治阻碍社会进步，天主教会的禁锢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伏尔泰渴望用不一样的制度、思维和风气，改变欧洲的现状。中国相对成熟的文化，成了他学习借鉴的榜样。至少，他认为中国实行的是开明君主制，要比欧洲的*制专**王权好得多。
另一方面，他的启蒙思想，矛头直指天主教会，他需要用非天主教的哲学思想，作为攻击教会上帝万能论的有力*器武**。在他看来，以孔子和儒学作为*器武**，似乎挺合适。他曾在著述中多次提到孔子，说“没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对世界宣布了更有用的真理”。
作为欧洲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喜好引领了一批人。于是，在18世纪的西方世界就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在当时的西方知识分子眼中，中国就是他们的曙光。
其实，光知识分子的崇拜是不够的。普通百姓对遥远而陌生的中国也有好感，甚至向往。其原因更多是经济方面的。中国的功夫茶，是英国上流社会的日常饮品；中国生丝制作的丝绸衣物，是英国上流社会出席高大上活动的重要装备；中国瓷器制作的茶碗、杯子等，在欧洲国家非常时尚。可以说，欧洲人的生活，已经越来越离不开中国元素。
实际上，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崇拜并不盲目。在《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简称《风俗伦》）中，他扪心自问：为什么中国总在止步不前？为什么中国的天文学成就如此有限？为什么中国的乐谱没有半音？他没有将此归咎于中国自身的封闭保守，而是归因于东西方文明的迥然——或许中国人对祖先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崇敬，认为一切古老的东西都尽善尽美。对于18世纪中国发展的短板，伏尔泰的态度是竭力往好的方面琢磨。
就在欧洲人对中华文化充满好奇和仰慕的同时，中国人也出现了一股热流，总结和归纳自己的文化，从中寻求新的发展动力。
四、中国城乡的“中国热”
清代学者钱大昕在《潜研堂文集》里这样说道：
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释道犹劝人以善，小说专导人以恶……世人习而不察，辄怪刑狱之日繁，盗贼之日炽，岂知小说之中于人心风俗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如果说唐诗、宋词、元曲是各自朝代文学艺术的代表，那么小说就是明清时代文艺成就的集大成者。不过，唐诗的兴起，既有科举考试导向的因素，也有文艺创作习惯的成分，而明清小说不同，更带有社会自发的色彩。
在钱大昕看来，小说“导人以恶”，破坏社会风气，有悖于传统的主流价值观。其实，这正是当时市民文化的特色。小说格调随意，受众面大，传播范围广，体验性强，更接地气。它的兴起，离不开明代中后期社会发展的变化，特别是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催生了一个新的市民阶层——他们在经济上实现富足，政治上无法施展，于是便在文化上有所追求。小说只是迎合这样的文化心理需求而已。
中国历史上的文学作品，在格式工整、文字对仗上的要求，似乎是越来越弱化。曾几何时，汉赋对辞藻的堆砌、文句的排比何等讲究，汉乐府的辞藻就朴实了许多。唐诗讲究音律，而宋词、元曲则变成了只是套用词牌、曲牌。到了明清小说，写作更加不拘一格，格律、押韵全都烟消云散。从另一侧面讲，这也是封建社会人身依附逐渐放松、市场经济和自由气息不断发展的结果。
明清小说的兴盛，离不开宋元时代话本的发展，特别是说书人的日积月累，为其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在君主*制专**不断强化的背景下，社会矛盾丛生，新问题层出不穷，老问题反复叠加。一些文人对社会现状不满，写出了批判现实的力作，这就是明清小说。其内容虽然不讲当代，但总能找到当代的影子。
无论是《红楼梦》《水浒传》，还是《三国演义》《西游记》，无一例外地展现了冲破传统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以及对社会现实的讽刺和鞭挞，形成了与儒、释、道传统主流价值观截然不同的新理念、新思维。
当然，文坛除了小说，戏曲也有了新进步。最著名的事件当属乾隆年间“徽班进京”，推动了京剧的发展成熟。京剧以其脸谱化的扮相，用近乎演义的方式固化了历史人物的大众印象，比如“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喳喳”。尽管这些印象未必符合历史事实，但的确起到了另类的文化传播和启蒙作用。京剧的出现，是市民文化走向繁荣的表现之一。
明清时，就在市民阶层对封建*制专**制度的怀疑、不满和抗争多次发生之际，儒家思想界也在经历着历史性巨变。宋代出现的程朱理学，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有利于君主*制专**的重新包装，并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和步入仕途的思想基础。
到了明清，无论是李贽的反权威学说，还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经世之学，都对程朱理学产生了普遍怀疑。理学家王阳明说：“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四民异业而同道。”他特别强调“致良知”，也就是用实际行动实现良知，达到知行合一。王阳明所主张的良知，并非由皇帝说了算，而是靠士农工商各尽其责所达到的诚心诚意的境界。
因此，明清中国思想界、文艺界的“中国热”，用两个字概括，就是“务实”。直到今天，这样的精神依然得到普遍推崇。
无论是文艺作品，还是思想结晶，都在彰显与众不同的社会情绪。这只是帝国落日近在咫尺，盛世光环渐渐褪色的一个缩影。
18世纪后期，随着中国国家实力和区域经济影响力的不断上升，清廷迎来了更多试图探索和解谜的团队，包括大批外国人。他们本想来“偷师”，却发现这里其实并非十全十美。于是，西方人对中国的“光谱效应”产生了怀疑。这样的疑虑越来越强烈，而且一次次被残酷的事实印证。真相大白之际，便是“中国热”冷却之时。
真实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18世纪的欧洲人到底该不该产生“中国热”呢？
五、“中国热”是如何冷却的
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初十日（1792年9月26日），一支近七百人的庞大访华使团分乘三艘战舰，从英国朴次茅斯港扬帆起航，开始了穿越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的中国之行。这是英国政府派出的史上最大规模使团，也是欧洲国家首次派出如此大规模的访华使团。[3]
这支庞大使团的团长马戛尔尼，打着给乾隆皇帝祝贺八十一岁寿辰的名义，历经几个月的海上航行，来到中国。尽管他们为是否该入乡随俗给乾隆帝磕头的问题闹得不太愉快，但还是在承德避暑山庄的万寿庆典上获得了乾隆帝的接见和高规格礼遇。
作为当时世界上率先开始工业革命的殖民大国，英国万里迢迢派使团来华，主要目的可不是送礼效忠，而是冲着化解中英贸易障碍，推动中国结束闭关政策，扩大对外开放而来的。遗憾的是，中英双方似乎一直不在同一频道上。清廷拒绝了英方的所有要求，而且重申禁止在中国传播天主教。马戛尔尼使团乘兴而来，悻悻而归。
不过，为了顾及大国的面子，乾隆帝破例让他们从北京沿运河南下，而不是直接从天津上船入海。这样一来，马戛尔尼使团便深入中国腹地，从北到南，看到了“康乾盛世”的真实面貌。这些人回到英国后，纷纷出版了自己的游记、日记，不仅让自己赚足了稿费，而且让欧洲人大开眼界，对东方世界的印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使团的二把手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里，除了夸赞皇帝有威严、官员有礼貌、社会很平静、接待高规格，还注意到了这样一些现象：
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运河而上去京城的日子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在普通中国人中间，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国农夫喜洋洋的脸……他们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剩饭，都要千恩万谢。对我们用过的茶叶，他们总是贪婪地争抢，然后煮水泡着喝。
在马戛尔尼使团的成员眼中，这个国家并不像先前传说的那样富庶和开明。
清朝官员强迫大批百姓为英国使团的船只拉纤，拉一天“约有六便士的工资”，但没有回家的路费，因而许多人觉得不合算，拉到一半就跑了。巴罗《我看乾隆盛世》有如此记述：
为了找到替手，官员们派手下的兵丁去附近的村庄，出其不意地把一些村民从床上拉下来加入民夫队。兵丁鞭打试图逃跑或以年老体弱为由要求免役的民夫的事，几乎没有一夜不发生。看到他们当中一些人的悲惨状况，真令人痛苦。他们明显地缺衣少食，瘦弱不堪。他们总是被兵丁或什么小官吏的随从监督着，其手中的长鞭会毫不犹豫地抽向他们的身子，仿佛他们就是一队马匹似的。
…………
就现在的政府而言，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而据《赴华使团：1793—1794年觐见乾隆皇帝使团期间马戛尔尼勋爵的日记》载，中国之行，给马戛尔尼留下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印象：
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退倒**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欧洲人心目中的天堂，被说成了“半野蛮人的家园”，这样的宣传效果当然是灾难性的。
据《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载，结束访华行程后，马戛尔尼对乾隆统治的清帝国，做出了这样的评估：
清帝国好比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班幸运的、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它胜过其邻船的地方，只是它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有纪律和安全了。
国家富庶、军备严整的外表，在马戛尔尼面前，并没有掩盖清王朝固有的虚弱。这样的评估，与深居皇宫的传教士们带出来的见闻和记述截然不同，几乎是颠覆性的。
如果说马戛尔尼使团由于外交任务没能完成，而在著述中带有对中国的某些偏见的话，那么二十多年后英国政府派出的另一个使团——阿美士德使团，在同样的使命遭到清廷拒绝，甚至连皇帝的面都没见到后，便在《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记述：
在中国，看似是一片太平盛世，实际上沿途的许多盛世景象都是摆出的花架子。看似是东方的头号强国，实际上是积贫积弱之邦。通商对两国都有好处，而清朝的政府却很愚昧，不懂得互利共赢。我认为只有通过战争的方式，才能使他们明白，打开国门对大家都有好处。
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对中国的看法，虽然有偏见，但他们确实看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另一面：绸缎依旧是那块绸缎，只是上面爬满了蚊虫。
在越来越多的负面记述开始充斥欧洲大陆时，对中国怀有崇敬之情的人越来越少，欧洲的“中国热”宣告冷却。取而代之的是怀疑、小觑，甚至鄙夷。到19世纪后期，这种不屑的态度越来越浓厚，直至为中国人冠上“东亚病夫”的*化丑**称号。
与此同时，清王朝由盛转衰，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六、解不开的“李约瑟难题”
一个研究生物化学的英国老头，在读了中国历史后，忽然生发出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曾在十几个世纪里全面领先欧洲，而又在17世纪以后逐渐落伍了？
这个疑问萦绕全球学者很多年，不少人给出了答案，但没有办法验证这些答案是否正确。于是，疑问一直无解，直至今日。
这个疑问，就是“李约瑟难题”。提出这个疑问的英国老头，就是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再次强调，他是英国人。
李约瑟也为自己提出的这个疑问皓首穷经，花费大量精力来寻求答案。而他找到的答案，似乎是凌乱而多维的。我们先看他在牛津大学演讲时的部分发言：
无论是谁想要解释中国社会未能发展出近代科学的原因，那他最好是从解释中国社会为何未能发展商业的以及后来的资本主义入手……如果中国社会曾可能出现类似于西方的社会和经济的变革的话，那么在那里也许本来是会出现某种形式的近代科学的。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强调：“过去，中国是和外界有接触的，但是，这种接触从来没有多到足以影响它所特有的文化以及科学的格调。”这似乎为前面的演讲内容给出了一部分答案，也就是中国社会不愿意变革和发展商业的原因之一，是自身的封闭性，是对外来影响的排异反应。
李约瑟还给出了其他一些有支撑力的观点：
——中国的封建官僚体制推崇“重农抑商”政策，不认可引领市场的新理念。中国是官僚体制，此体制的存在主要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它最初适宜于科学的成长，然而却阻碍了重商主义价值观的形成，所以它没有能力把工匠们的技术与学者们发现的数学和逻辑推理方法结合在一起，因此，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没有成功地实现向现代的过渡，故而落后了。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种制度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之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
——儒家传统消减了中国人的自然关怀，阻碍了对自然世界的追索。儒家思想强调“天人合一”，看重处世技巧，忽略自然要素，看重道德伦理，而把自然科学视为末学，强调社会等级秩序的神圣和永恒，忽视了社会的变化与发展。
——科举制度的蜕变将考试内容单一化，考试目的功利化，束缚了人们的创造性和发散性思维。程朱理学的兴起和八股取士的制度化，使科举考试完全沦为全国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敲门砖。这样的职业导向使官府选拔的人才都只为统治者服务，重文轻理，没人有动力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为应对科举考试，许多学校、私塾都采取满堂灌的教学方式，不利于培养学生自主思考的能力，也就逐渐扼杀了人们的创新意识。
——重实用轻理论的思维方式，使中国的科技发展长期停滞在“经验阶段”。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文化严重依赖耕种经验和技术，中国传统科学因此有着很强的实用性。像“四大发明”，更多的是应用技术，而并未从中归纳出多少类似牛顿三大定律那样的科学理论和原则。即便到了明清时期，《农政全书》和《天工开物》虽然总结了中国历代重要的农业和工业技术，但仍未将其上升到理论层次。
——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近代中国的封闭保守。李约瑟发现，中国作为大陆国家，东、南两面临海，西南和西北都是高山环抱，陆路的唯一出口在北方。而有感于北方游牧民族的滋扰，秦汉至明朝，历代统治者都修建了长城，在一定程度上阻遏了与北方游牧民族的通商交流。这样的地形地貌，使中国很难与外界充分交流。相比而言，欧洲被大海环绕，发展航海、贸易自然成了首选，开拓、创新、冒险，也成为弄潮儿的代名词。
——人口膨胀带来的普遍贫困，使中国人长期为稻粱谋，无暇从事科学研究。明清时期，中国人口总数突破一亿，到道光年间达到四亿，数量空前。人多地少的局面和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形态，使社会普遍面临解决温饱难、抵御灾害难、脱贫致富难的问题。如此一来，人们把大量精力和资金投放到吃饭上，对科学研究等高一个层次的社会投入就会相应减少，自觉开展科学研究的主动性就会降低。
这些观点，都能反映问题的某个侧面。当然，我们还不能忽视生产技术、社会意识对解读“李约瑟难题”可能起到的作用。
18世纪的欧洲，蒸汽机的发明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开展，改变了欧洲经济发展的惯有轨迹。机器大工业在大幅度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逐渐将技术革新过程中总结的规律性内容进行归纳概括，从而促进科学进步。
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让西方人借古典文化冲破了中世纪的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迷雾，提供了人们自由表达观点的机会，为科学进步和社会前进扫清障碍。比如哥白尼的“日心说”，就对宗教权威发出了挑战。
“李约瑟难题”是个老生常谈，其中还夹杂着对于“西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的争执。时间久了，就会被人淡忘。不过，国家最高决策层并未忘记。
2014年6月9日，习*平近**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讲了这么一段话：
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从明末清初开始，我国科技渐渐落伍了。有的学者研究表明，康熙曾经对西方科学技术很有兴趣，请了西方传教士给他讲西学，内容包括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动物学、解剖学、音乐，甚至包括哲学，光听讲解天文学的书就有100多本。是什么时候呢？学了多长时间呢？早期大概是1670年至1682年间，曾经连续两年零5个月不间断学习西学。时间不谓不早，学的不谓不多，但问题是当时虽然有人对西学感兴趣，也学了不少，却并没有让这些知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什么作用，大多是坐而论道、禁中清谈。1708年，清朝政府组织传教士们绘制中国地图，后用10年时间绘制了科学水平空前的《皇舆全览图》，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是，这样一个重要成果长期被作为密件收藏内府，社会上根本看不见，没有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反倒是参加测绘的西方传教士把资料带回了西方整理发表，使西方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对我国地理的了解要超过中国人。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科学技术必须同社会发展相结合，学得再多，束之高阁，只是一种猎奇，只是一种雅兴，甚至当作奇技淫巧，那就不可能对现实社会产生作用。
在这段话里，习总书记重新提出了“李约瑟难题”。他注意到清代曾经引入自然科学，最高统治者热爱自然科学。然而，这些自然科学的成果，都被束之高阁，成为奇技淫巧，无法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这个问题，习总书记也在思考。
同样是这篇讲话，习总书记讲道：“明代以后，由于封建统治者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中国同世界科技发展潮流渐行渐远，屡次错失富民强国的历史机遇。……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
说白了，改变民族命运，推动民族复兴，靠的就是摒弃封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包容。解决“李约瑟难题”，靠的就是这些。遗憾的是，康熙之后的皇帝，并没把“奇技淫巧”放在眼里。即便是康熙帝，跟洋人的物品打交道，也是谨慎小心，唯恐出差错。
这几本书值得读一读：
1.［意］利玛窦、［意］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何北武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2.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
3.许明龙：《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
4.［英］乔治·马戛尔尼、［英］约翰·巴罗：《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何高济、何毓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1] 明崇祯七年（1634年），汤若望协助礼部尚书徐光启等人编纂《崇祯历书》。汤若望关于火炮铸造、保管、运输、演放，以及*药火**配制、炮弹制造等的原理和技术，经人整理口述资料，编成《火攻挈要》和《火攻秘要》，成为介绍西方火炮技术的权威著作。他还主持为明朝朝廷铸造了二十门大炮。
[2] 关于顺治帝死因，学界曾有多种说法，包括出家、身患天花等。目前，多数学者采纳顺治患天花去世的说法。
[3] 根据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的说法，16世纪起，欧洲国家曾先后向中国派出15个使团。其中葡萄牙在1521—1754年试过五次，荷兰在1656—1686年试过3次，俄国在1656—1767年派出过七个访华使团。马戛尔尼使团算是第16个欧洲访华使团。托马斯·斯当东认为，“这个庞大的帝国过分相信自己的智力资源，所以不愿和欧洲各国建立关系，它幅员辽阔，所以别人无法强制它，它从不容许与西方发生任何关系”。参见［法］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