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9月的一天，我在一朋友处茶叙，朋友父亲是著名国画大师晏济元先生，一位资深民革*党**员。在那里我见到一本由民革重庆市委会编印的内部刊物《重庆民革》，上面一篇名为《卖报》的文章引起我的关注。
文章讲述的是一位60多岁的老人，在北碚街头摆摊出售《团结报》的事情。当时许多人对民主*党**派不了解，也不了解《团结报》，因此他在售报时受到治安和城管执勤人员的质疑驱赶。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因为卖报受到不公正对待，依旧不离不弃，坚持只卖《团结报》。
老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为什么对《团结报》情有独钟？为了破解这些疑问，我打算采访卖报老人。我的职业是摄影师，我想把老人卖报的场景记录下来。从那以后，一有空我就身背相机在大街小巷转悠，寻觅那位卖《团结报》的神秘老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2年10月上旬的一天，经过几次寻找，我终于同卖报老人街头邂逅。那天他身穿灰色中山装，端坐在北碚中山路人民会堂广场的石条凳上，同往常一样，报摊只放着《团结报》。报摊四周围着一些人，有买报的，有看报的，还有议论的。
老人一边卖报一边不厌其烦地解答读者提出的问题，我则手持相机站在人群中，仔细观察，选择角度，力求捕捉生动自然的瞬间。当时使用的是一台上海制造的“海鸥”牌双镜头照相机，只能近距离拍摄，相机缺乏“自动”功能，拍摄必备的焦距、光圈、速度等技术参数都得凭经验调整。在离被摄者仅仅两公尺的地方，我把镜头对准卖报老人不停摆弄。发现我之后，老人并不十分在意，只是微笑着朝我点了一下头，照常卖报。
老人的善解人意，老人的默契合作，老人的宽宏大度，缓解了我紧张拘谨的心情，在“咔嚓”声中，我十分从容按下相机快门，顺利拍摄到满意的照片。
自此以后，我开始了同卖报老人的交往，经过数次推心置腹深谈，都感到相见恨晚，终成朋友。五个月后，他介绍我加入民革，我也对老人有所了解。老人名叫梁明泉，《卖报》就是他的手笔。 他1956年加入民革，时任民革重庆市委会北碚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他29岁担任“陆大”上校教官，曾在湖北宜昌前线参加对日作战。
我把冲印好的照片送给明泉老师之后，他即把原先那篇《卖报》的文章进行修改补充，增加了我为他拍照等情节，连同照片一起投寄给《团结报》。1982年12月8日出版的《团结报》发表了明泉老师的文章——《北碚卖报记》和我拍的照片，标题是《争读·重庆街头所见》。
当时我时常有新闻照片和“豆腐干”稿件见报，但是在中央一级的大报上刊登稿件这是第一次，我要感谢《团结报》为我提供的这个平台，使我迈上了新的台阶。
通过街头出售《团结报》，明泉老师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从从中介绍多位同志加入民革。1989年民革北碚区委会成立时，*党**员人数从1979年的13人增加至110人。
明泉同志当选民革北碚区委会主委后，依然不忘自己当初曾是《团结报》的“报贩”，大会小会都要为《团结报》扩大订户大声疾呼。在明泉老师言传身教之下，我在担任民革北碚区工商支部主委期间，也像他那样大力宣传《团结报》，积极组织支部*党**员订阅《团结报》，为订报的*党**员提供服务，并给予一定的经济补贴。
岁月带不走深刻的记忆，往事时刻在梦里萦绕。三十多年过去了，《争读·重庆街头所见》已经成为我心中的珍藏。我强烈地意识到，我这个“报贩子”在许多群众的眼里已经成了《团结报》的“窗口”，民革的“窗口”。我感到肩上挑着一副多么特殊的政治重担呀！这报我算卖定了，我一定要卖下去，卖下去。
（作者系民革重庆市北碚区工商支部原主委）
注：此文为2016年《团结报》创刊60周年征文，遗憾的是卖报老人梁明泉已离世许久，作者蒋继纯也已于2017年8月6日去世。在此，小编向两位老先生表示崇高敬意与无尽怀念！
小编还翻阅《团结报》旧刊，找到了上文中提到的《北碚卖报记》一文，现分享给网友。
《团结报》1982年12月18日第7版刊登了《北碚卖报记》一文和《争读•重庆街头所见》一图
北碚卖报记
梁明泉
持续卖了十二期《团结报》，邮局订户和零售份数都增加了，一度被市管值勤人员驱赶的情况改善了，北碚街头卖报的局面总算初步打开。但是我为卖报的“备课”却越来越紧张了，因为我已经强烈地意识到：我这个“报贩子”在许多群众的眼里已经成了《团结报》的“窗口”，民革的“窗口”，甚至还会大大超出这个界限。至于来自各方面的问题更是常常越出我的想象力之外很远，很远。
“老先生，你们的报纸政府准许出版吗？”一个青年听了我的介绍后带着惶惑的目光问我。
“不但准许，而且支持，要不然怎能在全国发行，又怎能向国外发行呢！”我注意到他绝非开玩笑，就郑重地回答。
“你听说过中国*产党共**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三*法大**宝吗？”我紧接着反问。
“我们年轻，文化低，许多事情都不懂。”他越见惶惑了。
这时围聚了一堆好奇的青年，我一边卖报一边把统一战线在过去和现在的作用和重要性作了解释，并且介绍说：“《团结报》就是侧重报道有关统一战线情况的一份报纸。”
……
每次卖报总有几位相识的老人坐在我的附近，一边看报一边和我谈论报上的内容。但奇怪的是有一位陌生的老人常常三番两次来问我卖了多少。
有一次他着急地问我：“你们的报纸办得这么好，买的人这么多，为什么不增加份数呢？我到处替你们作宣传呀！”当他听到我说重庆全市零售已超过四千份并感谢他的支持后，他开怀地笑了。“我姓刘，你们民革中央的屈武副主席是我在北大的老同学，这是应当做的事嘛！”
正在这时，人群中“咔嚓”一声，我瞥见一位中年人手拿一台照相机走到刘老身边：“哈哈，找了几天总算抓住这个镜头了。”刘老向我介绍这位是对面留真照相馆的蒋继纯摄影师。他在《重庆民革》这份内部刊物上看过一篇《卖报》的通讯以后，就常在北碚街头来“捕捉”这个卖报的镜头，他想把照片寄给《团结报》表达读者对报纸的爱护之情，同时也为这篇通讯作一个生动的证实。
报纸越来越快地卖完了。归途中我的步子也越走越快。我在沉思：多少双目光注视着我，期待着我，鼓励着我；甚至还有多少人从我这个“报贩子”身上来寻求政策的慰藉！我感到我肩上挑着一副多么特殊的政治重担呀！这报我算卖定了，我一定要卖下去，卖下去。
（本文原载《团结报》1982年12月18日第7版，此处略有删节，作者时任民革重庆市委员会北碚区工委副主任委员）
作者 _ 蒋继纯
本期编辑 _ 孙靖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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