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韩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器武**，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制专**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的著作，是他逝世后，后人辑集而成的。据《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子》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卷，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录》(或以为刘向《七录》)也说“《韩子》二十卷。”篇数、卷数皆与今本相符，可见今本并无残缺。
备内第十七
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故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而人主怠傲处上，此世所以有劫君杀主也。为人主而大信其子，则奸臣得乘于子以成其私，故李兑传赵王而饿主父。为人主而大信其妻，则奸臣得乘于妻以成其私，故优施传丽姬杀申生而立奚齐。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
且万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适子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爱则亲，不爱则疏。语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则其为之反也，其母恶者其子释。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妇人事好色之丈夫，则身见疏贱，而子疑不为后，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为后而子为主，则令无不行，禁无不止，男女之乐不减于先君，而擅万乘不疑，此鸩毒扼昧之所以用也。故《桃左春秋》曰：“人主这疾死者不能处半。”人主弗知，则乱多资。故曰：利君死者众，则人主危。故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与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与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则势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于利己死者。故日月晕围于外，其贼在内，备其所憎，祸在所爱。是故明王不举不参之事，不食非常之食；远听而近视，以审内外之失，省同异之言以知朋*党**之分，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执后以应前，按法以治众，众端以参观。士无幸赏，无逾行，杀必当，罪不赦，则奸邪无所容其私。
徭役多*民则**苦，民苦则权势起，权势起则复除重，复除重则贵人富。苦民以富贵人，起势以藉人臣，非天下长利也。故曰：徭役少*民则**安，民安则下无重权，下无重权则权势灭，权势灭则德在上矣。今夫水之胜火亦明矣，然而釜鬵间之，水煎沸竭尽其上，而火得炽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胜者矣。今夫治之禁奸又明于此，然法守之臣为釜鬵之行，则法独明于胸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奸者矣。上古之传言，《春秋》所记，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未尝不从尊贵之臣也。然而法令之所以备，刑罚之所以诛，常于卑赋，是以其民绝望，无所告诉。大臣比周，蔽上为一，陰相善而陽相恶，以示无私，相为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无道得闻，有主名而无实，臣专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权势，则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权势。
译文：
君主的祸患在于相信别人。相信别人，就受到别人控制。臣子对于君主，没有骨肉之亲，只是迫于权势而不得不侍奉。所以做臣子的，窥测君主的意图，没有一会儿停止过，而君主却懈怠傲慢地处于上位，这就是世上出现劫持杀害君主事件的原因。做君主而非常相信他的儿子，奸臣就能利用他的儿子来实现自己的私利，所以李兑辅助赵壬最终饿死了主父。做君主而非常相信他的妻子，奸臣就能利用他的妻子来实现自己的私利，所以优施帮助丽姬杀死太子申生而改立奚齐。即使是像妻子和儿子那样亲近的人还不可相信，其余人就没有可相信的了。
再说，大大小小国家的君主，他们的原妻正配所生嫡子做了太子的，还有盼着自己的父君早死的。怎么知道会是这样的呢？妻子，没有骨肉的恩情，宠爱就亲近，不宠爱就疏远。俗话说：“母*美亲**的，她的孩子受宠爱。”那么与此相反的话，就是母亲丑的，她的孩子被疏远。男子五十岁而好色之心不减弱，妇女二十岁美貌就衰减了。用色衰的妇女侍奉好色的男子，自己就会被疏远卑视，而怀疑儿子不能成为继承人，这正是后妃夫人盼望君主早死的原因。只有当母亲做了太后而儿子做了君主以后，那时就会令无不行，禁无不止，男女乐事不减于先君在时，而独掌国家大权无疑，这正是用毒酒杀人、用勒索杀人事件产生的原因。所以《桃左春秋》上说：“君主因病而死的不到半数。”君主不懂得这个道理，奸臣作乱就有了更多的凭借。所以说，认为君主死亡对自己有利的人多，君主就危险。所以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民，就是为了打仗和奔驰。医生善于吸吮病人的伤口，口含病人的污血，不是因为有骨肉之亲，而是因为利益所在。所以车匠造好车子，就希望别人富贵；棺材匠做好棺材，就希望别人早死。并不是车匠仁慈而棺材匠狠毒：别人不富贵，车子就卖不掉；别人不死，棺材就没人买。本意并非憎恨别人，而是利益就在别人的死亡上。所以后妃夫人、太子的私*党**结成了就会希望君主早死；如果君主不死，自己权势就不大。本意并非憎恨君主，而是利益就在君主的死亡上。所以君主不能不留心那些利在自己死亡的人。所以日月外面有白色光圈环绕，毛病就在内部；防备自己所憎恨的人，祸害却来自所亲爱的人。所以明君不做没有验证过的事情，不吃不寻常的食物；打听远处的情况，观察身边的事情，从而考察朝廷内外的过失；研究相同的和不同的言论，从而了解朋*党**的区分，对比通过事实所作去验证，从而责求臣下陈言的可靠性；拿事后的结果来对照事先的言行，按照法令来治理民众，根据各种情况来检验观察；官吏没有侥幸受赏的，没有违法行事的；诛杀的一定得当，有罪的不予赦免。这样一来，奸邪行为就无处容身了。
衙役多，百姓就困苦；百姓困苦，臣下势力就发展起来；臣下势力发展起来，免除奴役和赋税的人就增多；免除奴役和赋税的人增多了，权贵就富有起来，君主坑害百姓而使权贵富有，就给臣下扩张势力提供了条件，这不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所以说，战役轻，百姓就安定；百姓安定，臣下就没有大权；臣下没有大权，他们的势力就消灭了；他们的势力消灭了，恩惠就全归君主了。现在看来，水能灭火的道理也够明白的了，然而用锅子把水和火隔开，水在上面沸腾以致烧干，而火在下面却烧得非常旺盛，这是因为水失去了灭火的条件。现在拿治国措施中的禁止奸邪来说，道理比这更加明白了，但执法大臣起了锅子那样的阻隔作用，那么，法律只在君主心里明白，却已经失去了它得以禁奸的作用了。在上古的传说中，在史书的记载里，违反法律、叛逆作乱而篡权夺位的人，从没有不属于尊贵大臣的。这样一来，法令要防备的，刑罚要惩办的，通常是地位低贱的人，因此百姓感到绝望，无处可去申诉冤屈。大臣相互勾结，串通一气蒙骗君主，暗地里互相要好，表面上相互憎恶，以便表示没有私情。他们互相作为耳目，等待着钻君主的空子。君主受着蒙蔽，无从了解真情，有君主之名而无君主之实，大臣垄断法令而独断专行；周天子正是这样。君主权势旁落，上下也就换了位置；这就是说，君主不能把自己的权势让给臣下。
南面第十八
人主之过，在己任臣矣，又必反与其所不任者备之，此其说必与其所任者为仇，而主反制于其所不任者。今所与备人者，且有之所备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无道得小人之信矣。人主释法而以臣备臣，则相爱者比周而相誉，相憎者朋*党**而相非。非誉交争，则主惑乱矣。人臣者，非名誉请谒无以进取，非背法*制专**无以为威，非假于忠信无以不禁，三者，愍主坏法之资也。人主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制专**；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此之谓明法。
人主有诱于事者，有壅于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少索资，以事诬主。主诱而不察，因而多之，则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谓之诱，诱于事者困于患。共进言少，其退费多，虽有功，其进言不信。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赏，则群臣莫敢饰言以愍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复于后，复言不复于前，事虽有功，必伏其罪，谓之任下。
人臣为主设事而恐其非也，则先出说设言曰：“议是事者，妒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听群臣；群臣畏誓言，不敢议事。二势者用，则忠臣不听而誉臣独任。如是者谓之壅于言，壅于言者制于臣矣。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责，又有不言之责。言无端末辩无所验者，此言之责也；以不言避责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责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责其实，不言者必问其取舍以为之责。则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则皆有责也。
人主欲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为之者，其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举事有道，计其入多，其出少者，可为也。惑主不然，计其入，不计其出，出虽倍其入，不知其害，则是名得而实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谓功。今大费无罪而少得为功，则人臣出大费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
不知治者，必曰：“无变古，毋易常。”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正治而已。则古之无变，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与不可。伊尹毋变殷，太公毋变周，则汤、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齐，郭偃毋更晋，则桓、文不霸矣。凡人难变古者，惮易民之安也。夫不变古者，袭乱之迹；适民心者，恣奸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乱，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严必行之，故虽拂于民，必立其治。说在商君之内外而铁殳，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车：戒民之备也。是以愚戆窳堕之民，苦小费而忘大利也，故夤虎受阿谤而振小变而失长便，故邹贾非载旅。狎习于乱而容于治，故郑人不能归。
译文：
君主的过失，在于已经任用臣子了，却又总是颠倒回来，和未被任用的人一起去防备他，这样一来，未被任用的人的意见一定和已被任用的人的意见作对，君主反而受制于他所不用的人。现在偕同君主防备他的人，也就是君主过去所要防备的人。君主不能彰明法令来控制大臣的威势，就无从得到平民百姓的信任了。君主放弃法纪而用臣子去防备臣子，彼此喜欢的人就会紧密勾结而相互吹捧，彼此憎恨的人就会拉帮结伙而相互*谤诽**。*谤诽**和吹捧交相争斗，君主就迷惑昏乱了。做臣子的，不吹捧请托就不能得到更高的官位爵禄，不违法专权就不能建立自己的威势，不假借忠信之名就不能逃脱法禁；这三项，是惑乱君主、败坏法纪的手段。君主要使臣下虽有智慧和才能，也不得违法专权，虽有贤能的行为，也不能在立功之前得到赏赐，虽有忠信的品德，也不能放弃法纪而不加约束；这就叫彰明法度。
君主有被事情诱惑的，有被言论蒙蔽的，这二者是不可不注意的。臣子中把事情说得很轻易的人，要求的代价少，用事情来欺骗君主。君主受到诱惑而不加考察，因而夸奖他，臣下就反过来用事情控制了君主。像这样的情况就叫做诱惑，被事情所诱惑的就会被祸患所困扰。臣下对君王说，办事需要的代价很少，下去办事时花的代价却很多，即使办成了，他讲的话仍属不诚实。不诚实的人有罪，事情即使办成了也不给赏赐，群臣就不敢用花言巧语来蒙蔽君主了。做君主的原则是，如果臣下先前讲的话和后来办的事不一致，或者后来讲的话和先前办的事不符合，事情即使办成了也一定要使他受到应得的惩罚，这就叫做使用臣下的方法。
臣下为君主筹划事情而恐怕别人非议，就预先放风说：议论这件事的人，就是嫉妒这件事的人。君主信了这种话，不再听取群臣的意见；群臣害怕这种话，不敢再议论。这两种局面起了作用，君主对忠臣的话就不会听取而专门任用那些徒有虚名的臣子。像这样的情形，就叫做被言论所蒙蔽，被言论所蒙蔽了，也就受制于臣下了。做君主的原则是，应使臣下一定负起说话的责任，又要负起不说的责任。说话无头无尾、辩词无从验证的，这就是说话的责任；用不说话来逃避责任，保持重要权位的，这就是不说的责任。君主对说话的臣子，一定要显露出来龙去脉，从而责求他的实效；对不说话的臣子，必须问他赞成还是反对，从而明确他的责任。那么臣子就不敢乱说，又不敢不说了，说话和沉默就都有了责任。
君主想做某件事，没有掌握全部情况，就把自己的想法表露出来，这样做的话，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一定会受害。懂得这些，就会顺应客观事理，去掉主观欲望。做事有个原则，就是算来利益多、代价少的，就可以做。昏君不这样，只算得利，不算代价，代价即使成倍地超过利益，也不知它的危害，这就是名义上得到而实际上失去。像这样就是功劳小而危害大了。大凡功劳，它的利益多，它的代价少，这才可以叫做功劳；现在耗费大的无罪，而收效小的有功，臣子就会以大的耗费去取得小的收效，小的收效即使取得了，而君主仍是遭受了损害。
不懂治理国家的人，一定会说：“不要变改古法，不要更改常规。”变与不变，圣人不管，只管正确地治理。既然如此；那么古法变不变，常规改不改，只在于它们可行还是不可行。伊尹不变改殷法，姜太公不变改周法，商汤、武王就不能称王了。管仲不更改齐法，郭偃不改革晋法，桓公、文公就不能称霸了。凡是难以改变古法的人，是害怕改变民众的习惯。不改变古法，是重蹈乱国的覆辙；迎合民心，是放纵奸邪的行为。百姓愚蠢而不懂什么叫乱，君主懦弱而不能进行改革，这是治理国家的过失。做君主的，英明足以知道如何治国，严厉是为坚决实行，所以即使违背民心，也一定要确立治国之法。例如商鞅内出或外出，都用铁手和层层盾牌预先作戒备。所以郭昌开始治国时，晋文公带有卫兵；管仲开始治国时，齐桓公跟有战车，这些都是防备百姓的措施。所以愚蠢鲁莽而闲散懒惰的人，总是斤斤计较个人损失而忘却国家利益。(最后几句史实不详，多不能解)
饰邪第十九
凿龟数策，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赵也。凿龟数筴，兆曰“大吉”，而以攻赵者，燕也。剧辛之事燕，无功而社稷危；邹衍之事燕，无功而国道绝。赵代先得意于燕，后得意于齐，国乱节高。自以为与秦提衡，非赵龟神而燕龟欺也。赵又尝凿龟数筴而北伐燕，将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党**矣，兵至厘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庞援揄兵而南，则靡尽矣。臣故曰：赵龟虽无远见于燕，且宜近见于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实，救燕有有名。赵以其"大吉"，地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龟神而赵龟欺也。初时者，魏数年东乡攻尽陶、卫，数年西乡以失其国，此非丰隆、五行、太一、王相、摄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抢、岁星非数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荧惑、奎台非数年在东也。故曰：龟筴鬼神不足举胜，左右背乡不足以专战。然而恃之，愚莫大焉。
古者先王尽力于亲民，加事于明法。彼法明，则忠臣劝；罚必，则邪臣止。忠劝邪止而地广主尊者，秦是也；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东是也。乱弱者亡，人之性也；治强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践恃大朋之龟与吴战而不胜，身臣入宦于吴；反国弃龟，明法亲民以报吴，则夫差为擒。故恃鬼神者慢于法，恃诸侯者危其国。曹恃齐而不听宋，齐攻荆而宋灭曹。邢恃吴而不听齐，越伐吴而齐灭邢。许恃荆而不听魏，荆攻宋而魏灭许。郑恃魏而不听韩，魏攻荆而韩灭郑。今者韩国小而恃大国，主慢而听秦、魏，恃齐、荆为用，而小国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广壤，而韩不见也。荆为攻魏而加兵许、鄢，齐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郑，而韩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国，恃外以灭其社稷者也。
臣故曰：明于治之数，则国虽小，富；赏罚敬信，民虽寡，强。赏罚无度，国虽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无地无民，尧、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强。人主又以过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以明古之功者，上任之以国。臣故曰：是原古之功，以古之赏赏今之人也。主以是过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过予，则臣偷幸；臣徒取，则功不尊。无功者受赏，则财匮而民望；财匮而民望，*民则**不尽力矣。故用赏过者失民，用刑过者民不畏。有赏不足以劝，有刑不足以禁，则国虽大，必危。
故曰：小知不可使谋事，小忠不可使主法。荆恭王与晋厉公战于鄢陵，荆师败，恭王伤。酣战，而司马子反渴而求饮，其友竖谷陽奉卮酒而进之。子反曰：“去之，此酒也。”竖谷陽曰："非也。"子反受而饮之。子反为人嗜酒，甘之，不能绝之于口，醉而卧。恭王欲复战而谋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辞以心疾。恭王驾而往视之，入幄中，闻酒臭而还，曰：“今日之战，寡人目亲伤。所恃者司马，司马又如此，是亡荆国之社稷而不恤吾众也。寡人无与复战矣。”罢师而去之，斩子反以为大戮。故曰：竖谷陽之进酒也，非以端恶子反也，实心以忠爱之，而适足以杀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贼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贼也。若使小忠主法，则必将赦罪，赦罪以相爱，是与下安矣，然而妨害于治民者也。
当魏之方明《立辟》、从宪令行之时，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强匡天下，威行四邻；及法慢，妄予，而国日削矣。当赵之方明《国律》、从大军之时，人众兵强，辟地齐、燕；及《国律》满，用者弱，而国日削矣。当燕之方明《奉法》、审官断之时，东县齐国，南尽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断不用，左右交争，论从其下，则兵弱而地削，国制于邻敌矣。故曰：明法者强，慢法者弱。强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为，国亡宜矣。语曰：“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夫舍常法而从私意，则臣下饰于智能；臣下饰于智能，则法禁不立矣。是*国亡**之道行，治国之道废也。治国之道，去害法者，则不惑于智能，不矫于名誉矣。昔者舜使吏决鸿水，先令有功而舜杀之；禹朝诸候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以此观之，先令者杀，后令者斩，则古者先贵如令矣。故镜执清而无事，美恶从而比焉；衡执正而无事，轻重从而载焉。夫摇镜，则不得为明；摇衡，则不得为正，法之谓也。故先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本治者名尊，本乱者名绝。凡智能明通，有以则行，无以则止。故智能单道，不可传于人。而道法万全，智能多失。夫悬衡而知平，设规而知圆，万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饰于道之故，故佚而有功。释规而任巧，释法而任智，惑乱之道也。乱主使民饰于智，不知道之故，故劳而无功。释法禁而听请谒群臣卖官于上，取赏于下，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群臣。故民无尽力事主之心，而务为交于上。民好上交，则货财上流，而巧说者用。若是，则有功者愈少。奸臣愈进而财臣退，则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此废法禁、后功劳、举名誉、听请谒之失也。凡败法之人，必设诈托物以来亲，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乱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贤佐之所以侵也。故人臣称伊尹、管仲之功，则背法饰智有资；称比干、子胥之忠而见杀，则疾强谏有辞。夫上称贤明，不称*乱暴**，不可以取类，若是者禁。君子立法以为是也，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为非者，是邪以智，过法立智。如是者禁，主之道也。
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义也；必行其私，信于朋友，不可为赏劝，不可为罚沮，人臣之私义也。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义。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污行从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则人臣去私心行公义；乱主在上，则人臣去公义行私心。故君臣异心，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害身而利国，臣弗为也；害国而利臣，君不为也。臣之情，害身无利；君之情，害国无亲。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至夫临难必死，尽智竭力，为法为之。故先王明赏以劝之，严刑以威之。赏刑明，*民则**尽死；民尽死，则兵强主尊。刑赏不察，*民则**无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则兵弱主卑。故先王贤佐尽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审，先王知之矣。
译文：
钻烧龟甲、计算蓍草进行卜箕，兆象“大吉”，因此攻打燕国的是赵国。钻烧龟甲、计算蓍草进行卜筮，兆象“大吉”，因此攻打赵国的是燕国。剧辛效力燕国，无功可言，却导致国家危险；邹衍效力燕国，无功可言，却导致国家命脉断绝。赵国先战胜燕国，后战胜齐国，国内混乱还趾高气扬，自以为和秦国势均力敌了，真不是赵国的占卜灵验而燕国的占卜骗人。赵国又曾通过卜筑而向北讨伐燕国，打算挟持燕国去抗拒秦国，兆象是“大吉”。才开始进攻燕的大梁，秦国就从上*党**出兵了；赵军进至犁地，自己的六个城已被秦国攻克了；赵军进至阳城，秦军攻占赵的邺地；等到庞援引兵往南救援时，鄣一带却又全被秦军占领了。所以我说：赵国的占卜即使对攻打燕国缺乏远见，也应对秦攻赵有所预见。秦国根据自己的“大吉”，开辟疆土既得实惠，救援燕国又得美名，赵国根据自己的“大吉”，领土削减士兵受辱，赵王不能如愿以偿而死亡，这也并不是秦国的占卜灵验而赵国的占卜骗人。开始时候，魏国几年间向东全部攻下了陶、卫，又有几年向西攻秦却丧失了许多国土，这不是丰隆、五行、太一、王相、摄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抢、岁星等吉、星有几年都处在西方，又不是天缺、弧逆、刑星、荧惑、奎台等凶星几年都处在东方。所以说：卜箕鬼神不足以推断战争胜负，星体的方位变化不足以决定战争结果。既然如此，却还要依仗它们，没有什么比这更愚蠢的了。
古代先王致力于亲近百姓，从事于彰明法度。他们的法度彰明了，忠臣就受到鼓励，刑罚坚决了，奸臣就停止作恶，忠臣受到鼓励，奸臣停止作恶，因而国土拓展、君主尊贵的，秦国正是这样；群臣结*党**拉派来背离正道营私舞弊，因而国土丧失，君主卑下，山东六国正是这样。混乱弱小的衰亡，这是人事的一般规则；安定强盛的称王天下，这是自古以来的规律。越王勾践依仗贵重的龟甲显示的吉兆同吴国打仗，结果没有胜利，自己成了俘虏去吴国服贱役；返国后抛弃龟甲，彰明法度亲近百姓以求报复吴国，结果吴王夫差被擒获了。所以依使鬼神保佑的就会忽视法治，依仗别国援助的就会危害祖国，曹国依仗齐国而不服从宋国，齐攻楚时宋灭了曹。邢国依仗吴国而不服从齐国越伐吴时齐灭了邢。许国依仗楚 国而不服从魏国，楚攻宋时魏灭了许。郑国依仗魏国而不服从韩国，魏攻楚时韩灭了郑，现在韩国弱小而依仗大国，君主忽视法治而服从秦和魏。依仗齐和楚作维持手段。结果使本就弱小的韩国越发趋于灭亡。所以依仗别人不足以开拓疆土，而韩国却看不见这一点。楚国为了攻打魏国而用兵许、郡，齐国攻打任、扈而侵夺魏地，这都不足以保存韩国，而韩国却不清楚。这些都是不彰明法令来治理祖国，却依仗外国而导致祖国灭亡的例子。
所以我说：懂得治理的办法，那么国家虽小，也可以富有；赏罚谨慎守信，民众虽少，也可以强大。赏罚没有标准，国家虽然很大，兵力衰弱的，土地不是自己的土地，民众不是自己的民众。没有土地和民众，尧舜也不能称王天下，夏、商、周三代也不能强盛，君主又因此过分地行赏，臣子又白白地得赏，对那些不顾法律而谈论先王明君功绩的人，君主却把国事委托给他。我所以说：这是指望有古代的功绩，却拿古代的赏赐标准去奖赏现在的空谈家。君主因此过分地行赏，臣子因此白白地得赏。君主过分地行赏，臣下就会苟且和侥幸；臣下白白地得赏，功劳就不再尊贵了。无功的人受赏，财力就会匮乏，民众就会抱怨；财杀民怨，民众就不会为君主尽力了，所以行赏不当的就会失去民众，用刑不当的民众就不再畏惧。有赏赐却不足以勉励立功，有刑罚却不足以禁止邪恶，那么国家即使很大，也一定很危险。
所以说：有小聪明的人不能让他谋划事情，有小忠诚的人不能让他掌管法令。楚恭王和晋厉王在郡陵交战，楚军失利；恭王受伤。战斗正激烈时，司马官子反口渴要水喝，他的亲信侍仆谷陽捧了一卮酒给他。子反说：“拿走，这是酒。”侍仆谷陽说：“这不是酒。”子反接过来喝了，子反为人喜欢喝酒，觉得酒味甘甜，不能停下不喝，结果喝醉后睡着了。恭王想重新开战和他谋划战事，派人叫子反，子反借口心病而加以推辞。恭王乘车前去看他，进入帐中，闻到酒气而返回，说：“今天的战斗，我自个眼睛受了伤。我所依赖的是司马，司马又这般模样，这是不顾楚国的神灵，不关心我的民众。我不能和敌人重新开战了。”于是引兵离开郡陵，把司马子反处以极刑。所以说：侍仆谷陽进酒，并非本来就恨子反，而是真心地忠爱子反，但最终却恰好因此而害了他。这便是行小忠而害大忠，所以说：小忠是对大忠的祸害。如果让行小忠的人掌管法制，那就必然会赦免罪犯加以爱护，这样他同下面的人是相安了，但却妨害了治理民众。
当魏国正在彰明立法、从事法令建设的时候，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罚，强盛得可以匡正天下，威势达到四邻诸侯；等到法令懈怠，赏赐混乱，国家就日益衰弱了。当赵国正在彰明国律、从事*队军**建设的时侯，人多兵强，攻占了齐、燕的土地；等到国律懈怠，执政者软弱，国家就日益衰弱了。当燕国正在文明奉法、重视政府决策的时候，东向把齐国作为自己的郡县，南向完全占领了中山的国土；等到奉法丢弃，政府决策不再实行，左右亲信相互争斗，君主听从臣下决策，于是兵力削弱，土地削减，国家也就受制于邻国了。所以说：严明法制的国家就强大，轻忽法制的国家就弱小。强弱对比是如此的分明，而当代君主却不实行，国家危亡真是活该了。俗语说：“家里有固定产业，即使荒年也不会挨饿；国家有固定法制，即使危险也不会衰亡。”舍弃固定法制而顺从个人意志，臣下就会粉饰自己的智能；臣下粉饰自己的智能，法律禁令就站不住脚。这样，随心所欲的做法就通行，以法治国的原则就废弃了。治理国家的原则，舍弃危害法令的，就不会受智能的迷惑，不会被虚名所欺骗了。过去舜派官吏排泄洪水，早于命令而抢先立功的，舜把他杀了；禹在会稽山上接受诸侯国君的朝见，防风氏迟到而禹杀了他。由此看来，先于命令的杀，后于命令的也杀，那么古代首先重视的是依法办事。所以镜子保持清亮而不受干扰，美丑就会因此显示出来；衡器保持平正而不受干，轻重就会因此衡量出来。摇动镜子就不能保持明亮，摇动衡器就不能保持平正，说的就是“法”。‘所以先王把道作为常规，把法作为根本。法制严明，君主名位就尊贵；法制混乱，君主名位就丧失。凡是智能高强的人，有依据就行动，没有依据就停止。所以智能是偏道，不能传给人。道和法是万全的，智能多有偏失。悬挂衡器才知道弧不平，设置圆规才知道圆不圆，这是万全之道。因为明君能使百姓用道来整伤自己，所以省力而有功。丢掉规矩而单凭技巧，放弃法治而单凭智慧，是使人迷惑混乱的办法。昏君使民众用智巧粉饰自己，是不懂道的缘故，所以劳而无功。放弃法令而听从请托，群臣在上面出卖官爵，从下面取得报酬，所以利益归于私门而权势落于群臣。所以百姓没有尽力侍奉君主的心意，而致力于结交大臣。百姓喜欢结交大臣，财货就向上流入大臣之手而花言巧语的人就被任用。假如形成这种局面，有功的人就越来越少。奸臣越来越得到进用而有才能的臣子遭到斥退，君主就会迷惑而不知道干什么好，百姓聚集起来也不知道往哪儿走。这是废法令、轻功劳、重名声、听请托的过失。凡是败坏法制的人，一定会设下*局骗**，假托有事来亲近君主，又喜欢谈论天下少见的东西，这就是暴君昏主受迷惑、贤人佐臣受侵害的原因。所以臣子称颂伊尹、管仲的功劳，违法弄智就有了根据；称颂比干、伍子胥的忠贞被杀，急切强谏就有了借口。前者称说君主贤明，后者说君主*乱暴**，不可以拿来类推，像这样的就应禁止。君主立法认为正确的，现在臣子多标榜个人智巧来否定国法，这就是用智巧来肯定奸邪，诋毁法制、标榜智巧。像这样的应予禁止，这是做君主的原则。
做明君的原则，一定要明白公私的区别，彰明法制，舍弃私人恩惠。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是君主的公义；一定要实现自己的私利，在朋友中取得信任，不能用赏赐鼓励，不能用刑罚阻止，是臣子的私义。私义风行国家就会混乱，公义风行国家就会平安，所以公私是有区别的。臣子有私心，有公义。修身廉洁而办事公正，做官无私，是臣子的公义；珐污品行而放纵私欲，安身利家，是臣子的私心。明君在上，臣子就去私心行公义；昏君在上，臣子就去公义行私心。所以君臣不一条心，君主靠算计蓄养臣子，臣子靠算计侍奉君主，君臣交往的是算计。危害自身而有利国家，臣子是不做的；危害国家而有利臣子，君主是不干的。臣子的本心，危害自身就谈不上利益；君主的本心，危害国家就谈不上亲近。君臣关系是凭算计结合起来的。至于臣子遇到危难一定拚死，竭尽才智和力量，是法度造成的。所以先王明定赏赐来加以勉励，严定刑罚来加以制服。赏罚分明，百姓就能拼死；百姓拼死，兵力就会强盛，君主就会尊贵。刑赏不分明，百姓就会无功而谋取利益，有罪而侥幸免罚，结果是兵力弱小，君主卑下。所以先王贤臣都竭力尽心。所以说，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察，先王是懂得这个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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