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散文|扫盲·夜校·识字班

文/宋会强

当代散文|扫盲·夜校·识字班

不了解这段距今时间并不久远的扫盲历史,就不会知道当时文化荒芜、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的诸多不便,就不会知道“文盲”“睁眼瞎”这些老名词,就不会感受到我国基础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

——题记

2019、2020年两年,上世纪70年代曾在我村小学任教三年多的知青教师孙新民,从北京、济南多次回到我村小学,向小学生传授书画艺术,勾起了我对那个贫困年代他对山区基础教育作出积极贡献的点点滴滴,其中之一就是对扫盲办夜校的模糊记忆。

刊登于2022年10月11日《黄海晨刊》的《大山挡不住——五莲县“克鲁普斯卡娅”国际扫盲奖获奖始末》的文章,记录了当时扫盲的艰巨性。

“《五莲县志》记载:‘解放前,五莲山区教育事业极端落后,长期被称为文化不毛之地。解放之初,许多村庄连记流水账、看信的人都找不出来,只得到外地聘请……到1948年恢复小学时,从县内招收的50名正式老师中,学历最高的仅是一名‘前师’毕业生。  “解放前及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全县90%以上的人口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占总人口98.5%的农民,大都目不识丁。 “到1982年,全县第三次人口普查结果公布:该县农村12岁以上的文盲、半文盲18.2541万人,占人口总数的38.03%,其中12到40岁少青壮年文盲78992人。 “五莲县,因为仅用三年就实现了文盲脱盲目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1986年度娜杰达·克·克鲁普斯卡娅奖。这是国际扫盲奖的最高奖项。”

我之所以引用这段文字,一是文中所有的数据来自五莲县档案馆珍藏的档案,真实可靠,有说服力;二是老家莒县与五莲县相邻,有着极其相似的情况。

《库山乡志》(2011年10月,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出版)记载,从解放前后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开展了多次扫盲教育,以识字为主,达到能看信写信、记账、打算盘、认识钱币、认识票证的能力。

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70年*开代**始扫盲时,我正在上小学,记忆有些模糊,只记得知青教师孙新民负责扫盲工作。

孙老师今年71岁,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在北京多次举办过画展。说起当年的扫盲工作,他记忆犹新。

1971年秋天,他来到我们大队小学任教。除了担任一年级的班主任外,他还承担了一至五年级的的音乐、体育、美术的课程。

孙老师是济南下乡知青,有着写作、音乐、体育、美术特长,校园内各种宣传画、标语,开展少先队活动,在那个年代他搞的有声有色,为山区小学带来了其他学校极少见的校园风景。其时,他20岁出头的年龄,有知识,有特长,有激情,有活力,又住在学校,校长就把夜校扫盲的工作任务交给了他。

夜校,即利用晚上学习的意思,也叫民校,就是农民学校的简称。

夜校招生的对象是未上学的女青年。当时的父母大多目光短浅,有着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1976年2000多人的大队仅有3名高中毕业的女学生,其父亲分别是*党**政干部、银行职工和医生,这不是偶然的数据,而是当时农民对待女孩子上学的佐证。所以上学的大多是男孩子,女孩子只能在家照顾弟弟妹妹或帮父母做家务,年龄再大点的就在生产队里干农活挣工分。好多女孩子基本上都是文盲,即使上夜校也需要上门再三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本村有几位老师挨家动员,或许是父母重男轻女思想过重,或许是动员的老师缺乏耐心,抑或是本村人不容易沟通,一段时间也没有几家同意女孩子上夜校,孙老师就对着名单挨家挨户去动员。经过积极努力,总算凑齐了八九名女学生,可以开班开学了。

万事开头难。这些学生年龄参差不齐,小的十几岁,大的二十多岁,从未上过学,不像全日制学生好管理。孙老师就发挥自己的艺术特长,边教识字边教唱歌。头一节课上了一个多小时,孙老师利用手中当时流行的歌本《战地新歌》,教会了歌曲《小小针线包》),这首歌郎郎上口,好教好学,也都学会了“小针线包”这四个字。“娱教娱乐”的教学形式很受学生的欢迎,当晚又有几名女孩子报了名,夜校班就这样开起来了。

后来,孙老师发现后排来了一位男同学,他悄悄的来也悄悄的走,不影响任何人。这个神秘的同学,引起了孙老师的注意。为了不落下任何一个同学的学习,孙老师问男同学会念了吗?同学们都笑了起来。他一脸茫然,孙老师又问他,有个同学说:“老师,你要能让他开口说话,你就是神仙。”孙老师不解的问:“为什么?”大家哄堂大笑说:“他是哑巴!”大家的笑声反而使孙老师有点不好意思了。孙老师很佩服哑巴的聪明,说他虽然发不出声音,但看图识字学的很快,只要看见物体就知道这个字怎么写。

夜校的教学目的第一是学识字,第二是学唱歌,孙老师的音乐特长,一下子调动起来了夜校同学们学习的积极性,歌声引来了没有报名上课的女孩子,她们爬在窗户上往里看。人多的时候,不得不将教室门全都打开让她们进来。学生们白天干了一天活,晚上再参加学习也确实够累的,是孙老师的教歌,使得夜校教学活跃了起来。孙老师教的歌曲有《*歌国**》《国际歌》《大刀进行曲》《大红枣儿甜又香》等,孙老师称教唱歌是最能调动情绪和力量的教学。

这个年代,有时全日制学生课本直到学期末课本才来,更谈不上夜校有现成教材,只能是教师依据小学课本自己编写教程。“识字,识字”,就是以识字为主,学习的汉字参考小学低年级的《语文》课程。

学生年龄有大有小,年纪小的很早就来上课,年龄大的来的晚也经常迟到,因为家中家务活多。孙老师就让来的早的先复习以前学的功课或唱歌或做手工,等着全部到齐再一块学新课。 没有电灯,教室里用的是汽灯。这是一种当时档次很高的照明灯具,底座装有煤油,封闭的煤油箱上配有小气筒和一个液化油管,油管头上的喷油枪朝着上面灯头纱罩的方向。点灯前必须将气打足,点着后慢慢放气越烧越亮,亮度相当于几百瓦的灯泡,一间教室有这样一盏汽灯,师生就感到很满足了。有时没有了煤油就只好停课,摸着黑唱歌,学生的学习劲头还是很高涨的。

上级教育部门规定,认识300、500字分别属于两个级别,达到800字就可以夜校班毕业了。当然条件所限,她们也没有学到逗号句号等标点符号以及名词动词的语法等。

这些女青年识字多了,又学会了学唱歌曲,所以后来他们的一部分人进了大队里的文艺宣传队,表演节目自然学习很快,大队被评为县、公社的模范大队,也有她们的功劳,有几次文艺宣传队还代表公社去县里汇报演出。

后来的几年,夜校学生发展到了30多名,全大队的小学入学普及率也达到了90%以上,孙老师也成了全公社的明星教师,为他颁发了普及教育模范教师荣誉证书。

孙老师除了主持夜校教学外,还配合村里的扫盲工作,在村落中间的一条主干道墙壁上画上农具、蔬菜、水果等图识并写上名称,叫看图识字,我记得有几十处图画、文字。当时的房屋是土打墙,老家是山区,不缺石头,所以房屋的底部一米左右,包括地基是石头,上部则是土墙外用石灰抹平,所以很适合写字、画画。孙老师是一位文艺全才,书法、绘画、音乐、舞蹈样样精通。比如,画上一个蒜头和几个蒜瓣,旁边则是“蒜、算、酸”三五个同音字;画上一个碗,旁边是“碗、万、完、晚”几个同音字。当然这些字,都是常用的,笔画少容易记的。遗憾的是,几十年过去,前些年当我想拍下照片留作纪念时,墙上已经没有了任何踪迹。

三年后,孙老师调到了公社高中。这段时间的扫盲,看似只有三年多的时间,但是由此产生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很多参加夜校学习的女青年,在以后施用化肥农药、学习种植养殖知识、了解农业气象信息等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里,自然少了许多障碍,甚至在转变重男轻女传统观念、结婚生子后教育子女等方面,都有着积极的影响。

后来的夜校教学,又持续了二三年,由几名小学教师轮流教学,其中有知青教师*克王**堂(教我小学三年级语文),用的是自编油印教材小本本《扫盲识字》,内容包括农具名称“叉耙扫帚扬场锨……”、二十四节气诗“春雨惊春清谷天……”等。退休小学教师刘兴芬曾上过短期夜校,至今犹记得学过的顺口溜“解放前,咱莒县,十有九家是穷汉;闯关东,去要饭,一路艰难苦无边……”

这个年代,人们普遍感受到“没有文化,不识字就等于‘睁眼瞎’(这是一个老名词,意即睁眼不识字的意思)”“没有文化,上医院治病拿药都得问别人,牌子上的字一个也不认识,连场电影都看不懂。”

上世纪80年代初在原邮电局(后来邮政、电信分家)门口,还有专门替人写信为职业的,挣几毛钱的代笔费。一张小桌,一个马扎,一支笔,一摞信纸,内容就全靠委托人口述了。

还是这个年代,我在煤矿工作,同宿舍有一位嗜酒如命的胡姓老兄,小学文化程度,大我十几岁,岗位是井下绞车司机,绞车近似建筑工地的提升机,属于提升设备。他离家40多里地,当时才30几岁的年纪,整天喝得昏天黑地,有几次喝醉后竟然在路边的沟里睡了一个黑夜,幸亏自行车还没被人偷走。喝醉了就会旷工,因为是单人岗位,工区车间主任只好找人替班。偶尔一次旷工也就罢了,对他来说成了家常便饭,所以要经常写书面检查。他文化程度不高,就经常找我代笔,他人很实在,盛情难却我也不好拒绝,就一次次为他写检查,记忆中,每年不下五六次。

扫盲办夜校的班级是识字班,结果演变成为了人们对女青年的称呼。网上对“识字班”的解释是,“在沂蒙山老区,因参加识字班的多为年轻妇女。后‘识字班’演化为对年轻妇女尤其是未婚少女的称呼”“识字班,是地地道道从大店镇传播到整个山东解放区的,它是革命战争年代老区妇女积极学习文化知识、追求上进的代名词,后来成为山东部分地区方言中对年轻女子的称呼。”

汉字词语总是在社会发展的进程里不断的演化、变异,褒义词、贬义词、中性词经常会互换角色,比如“小姐”、“吃货”等等,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网络词语,令年长者感觉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识字班”的称呼,也仅限于上了些岁数的人群中,年轻人又有了新的名词来替代。至于在“识字班”之前相应的称谓,我问过几位80岁以上的老人,未得到确切答案,自己猜测估计是“妮儿”“嫚儿”“妞儿”等,不知对否?

作者简介:宋会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著有散文随笔集《乡情往事》《且行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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