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昨天写了《陈松年：幼坠澡盆脱险，两次为兄收尸未果，独扶父陈独秀灵柩归乡》一文，讲的是陈独秀第三子陈松年一生的遭遇：幼年时曾受父亲的牵连险被捕，在爬墙逃走时跌落邻家澡盆躲过了一劫；青年时期曾两度到上海给长兄陈延年、次兄陈乔年收尸未果；壮年从江津护送亡父灵柩返乡；晚年获毛主席关怀，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文中提到，毛主席在1953年春南下视察，到了陈独秀的家乡安庆，当从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和安庆市委书记赵瑾山口中知道陈独秀后人生活潦倒困顿的状况，不由黯然神伤，对两位书记着重强调了陈独秀早年的巨大贡献，说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都是“我们*党**早期的革命家”，要求以革命烈士家庭对待陈家。
本文就来说说陈延年的光辉革命事迹。
陈延年虽然是陈独秀的长子，但他和陈独秀相处的时间并不多。
陈独秀此人，忧国忧民，心怀天下，早早就离开家乡，为革命四处奔走。
在1910年，他与陈延年的母亲高晓岚闹翻，携手高晓岚的同父异母妹高君曼私奔。
从这一点上说，幼年时期的陈延年对陈独秀是心生怨恨的。
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陈延年也继承了陈独秀“忧国忧民，心怀天下”的优点，越来越渴望走出安庆，到外面去求学。
陈独秀望子成龙，于1915年接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到上海读书，让他们哥俩接受更多新思想。
陈独秀本身就充满了新思想，他对待这两个儿子非常民主，从不端架子，更不会以封建社会那一套伦理纲常来压抑两个儿子的个性发展。
陈延年、陈乔年兄弟非常独立，他们只在初到上海时与父亲及继母高君曼同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搬了出来，勤工俭学，居无定所。
他们先进入同济大学学习法语，后又进入复旦大学读书。
陈独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主要传播者。陈延年、陈乔年兄弟没有受到他的影响，只热衷于研究从欧洲传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
陈独秀曾建议他们兄弟去苏联留学，但他们兄弟却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组织“进化社”，并在华法教育会负责人、无政府主义者吴稚辉的介绍下，赴法勤工俭学，进入了巴黎大学尉设学校学习，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组织“工余社”，主编《工余》杂志。
留法学生在1921年发动了三次重大的斗争。在斗争中，陈延年的政治信仰产生了剧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1923年与赵世炎等人一起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光荣地成为了一名*共中***党**员。
可以想象，陈独秀这个时候是多么的欣慰。
但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在给陈独秀写信的时候，大多以“独秀同志”相称，只把父亲当成*党**内的同志来看待。
陈延年在1924年9月回国，11月，接替周恩来担任*共中**广东区委书记。
他的能力出众，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就把广东区委打造为当时全国*党**员人数最多、组织机构最完善、战斗力最强的*党**组织。
他也因此被*党**内同志称誉为“两广王”和“开疆辟土的拖拉机”。
1926年，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陈延年和毛主席、周恩来等的意见是相同的，时刻准备与蒋介石发起针锋相对的斗争。
但陈独秀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对蒋介石表现出了妥协，最后还接受了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
陈延年气得大骂父亲是“书呆子”、“老糊涂”。
广东区委的会议上，陈延年猛烈批评陈独秀“不相信工农群众力量”，“在行动上始终不敢同国民*党***派右**作斗争，将会把革命断送。”
会后，他还对广东区委的同志说：“他虽然是我的父亲，但我是*产党共**员，*党**员就不能讲私情，我坚决站在*党**的立场反对他妥协退让的政策。”
1927年，蒋介石发起了“四一二”反革命*变政**。陈延年改任*共中**江苏省委书记，和赵世炎等人一起到上海恢复和重建*党**组织，不屈不挠地与敌人开展斗争。
但在该年6月26日，他遭到国民*党**军警逮捕，不久之后就英勇就义了。
陈延年死得很惨——被乱刀砍杀。
而且，蒋介石还下令不许家属收尸。
关于陈延年的被害过程，流行的说法是这样的：
1927年6月26日上午9时许，*共中**中央在上海北四川路高塔路恒丰104号住宅里举行成立新的江苏省委的会议，任命陈延年为江苏省委书记。
会议在进行期间，突然传来消息：省委机关的一个交通员被捕，我*党**内机密可能被泄露。
正在发言的王若飞不敢怠慢，赶紧宣布散会撤离。
到了下午3时许，果然有特务闯进省委机关进行搜查。
原本，留守机关的赵世炎夫人是应该把放在窗台上作为暗号的花盆拿下的，但她一时紧张，忘了。
陈延年担心省委机关的文件有失，在这个时候和组织部长郭伯和前来探视。他们抬头看见窗台上的花盆仍在，以为平安无事，就大大方方地走上楼去，结果被特务捉了个正着。
陈延年被捕的时候，身穿粗布短衣，像个干粗活的。
他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一口咬定自己是烧茶水的工人，名叫陈友生。
烧茶水的工人，那就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帮闲人物了，关上几天，教育教育，就放了算了。
王若飞这边，并不知道陈延年尚未暴露身份，忧心如焚，积极活动，辗转找到了当时在公共租界和华人地区律师界声望很高的律师吴凯声，恳切求助。
吴凯声之前曾经与陈延年打过交道，同情革命，钦佩陈延年，慨然允诺出手相帮。
他到闸北区警察局一查，得知陈延年尚未暴露身份，自认为胜算已定，从容出面疏通关系，如果没有什么意外，陈延年很容易就会出狱了。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原因是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在这个时候节外生枝了。
汪孟邹和陈独秀是世交，是*党**内文化界人士，他听说陈延年被捕，急得不行。恰逢胡适这个时候从东京来到了上海。胡适是陈独秀的北大同事，和陈独秀的交情很深，而汪孟邹也曾替胡出版过《胡适文存》一书。
有了几层这样的关系，当汪孟邹向胡适求助，胡适毫不犹豫地应承了下来。之后，他赶往南京，托吴稚晖找蒋介石说情。吴稚晖信仰的是无政府主义，曾在1919年介绍陈延年赴法勤工俭学，并安排陈延年进入巴黎大学尉设学校学习。由于陈延年后来转向了共产主义，还在1921年为争夺里昂中法大学和吴稚晖发生了矛盾，与吴稚晖反目成仇，所以不但不帮忙救陈延年，还把陈延年推了一把，跑去告诉蒋介石，说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已经抓到了陈延年，劝蒋介石将之杀掉，免除后患。
就这样，陈延年惨遭杨虎杀害。
不难看出，这种说法充满了戏剧性。
但这种说法的来源，主要来自于1927年7月5日《申报》上刊登出的了吴稚晖劝杨虎杀陈延年的信。
吴稚晖的这封信是附在一条题为《铲除*党共**巨憝》的消息后面的。
该消息里面提到：“昨已将延年明正典刑矣。”
由于该消息刊登于7月5日的报纸上，现在，史学界普遍根据“昨已将延年明正典刑矣”这一句话认定陈延年等人的牺牲时间为7月4日。
但这则消息前面虽然标明有“警备司令部来稿”，却没有标明是哪一天的来稿。
所以，这则消息不能简单按7月5日来理解。
实际上，在两天之后，即1927年7月7日，《申报》又刊登了一篇《二十六军捕获*产党共**经过》。在这篇文章的后面，附了一封蒋介石回复给杨虎的电文，电文中说“二十六日电悉，擒获巨憝”，即蒋介石在6月26日已经知道“擒获巨憝”了，从“巨憝”二字可知，蒋介石早已知晓陈延年的身份了。该电报最后的“艳”字为国民*党**的电报日期代码，为29日。
杨虎在什么时候对蒋介石这份电报作了答复呢？。
现在可以查到杨虎发给蒋介石的一份末尾署“陷”字的日报，这“陷”即指30日。
该电报提到：陈延年、张力、朱盘畴、黄竞西、姚振系等四人“均经审明处死”，请蒋介石“释念”。
从杨虎这份电报看，陈延年等人牺牲的日期应该确定为1927年6月30日。
那么，1927年7月5日《申报》上题为《铲除*党共**巨憝》的来稿时间其实应该是7月1日。
吴稚晖劝杨虎杀陈延年的信上虽然没标明有时间，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有杨虎写给吴稚晖的回信，信中称“昨奉手教，过承嘉许”，并在信末标明了复信时间为7月2日。即杨虎是在1日收到吴稚晖的信的。
必须要特别说明的是，吴稚晖写给杨虎的信里提到，他是“适返沪”才得知陈延年被捕的。
即他是从南京回到上海后才得知陈延年被捕的。
这就否定了他在南京向蒋介石报告陈延年被捕，并建议蒋介石杀陈延年的说法了。
当然，说胡适去南京找他谋救陈延年之事也是不存在的。
现在，我们弄清楚了陈延年是在6月26日被捕，6月30日被害，中间只隔了短短三四天。
在这三四天里，胡适有去过南京没有呢？
查胡适的日记，并没有他在这段时间到南京的记录。
侄是在1928年5月17日的日记里，胡适说了一句“我想一年不到南京，早已招人疑怪”，即从1927年5月到1928年5月这一年时间里，他没去过南京。
话说回来，蒋介石既然在6月29日的电报中说他在6月26日已经知道“擒获巨憝”了，也进一步证明不存在吴稚晖暴露陈延年身份之说了。
事实上，文海出版社在1935年出版的由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编《中国*产党共**之透视》里，已对此事有明确记载：“陈延年因一丹阳人束某之自首，被捕于北四川路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之省委秘书处。”
和陈延年一同遇害的黄竞西，曾在6月29日从狱中传出一封信给妻子吕楚云，信中直书叛徒的名字：束炳树。
与中国资产阶级右翼*党**团关系密切的私营报纸《时事新报》在7月27日全面报道了束炳树是亲自带人前去抓捕陈延年的经过。
关于束炳树的下场，《时事新报》在8月28日也做了报道：在8月23日被*共中**中央组织特工人员击毙于上海虬江路新兴茶楼。
综上所述，胡适其实与陈延年之死毫无瓜葛，但吴稚晖还是在其中充当了一个非常凶恶、丑陋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