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和山西省临汾地区文化局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多年来对陶寺遗址进行大规模的田野发掘，屡有重要发现，尤其是出土扁壶上的朱书文字，为中国古代文明的探源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物证(李健民:《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一期)。
扁壶是陶寺遗址常见的一种汲水用的陶器，其造型的基本特征是口部和腹部均呈一面鼓凸，另一面扁平或微凹，以利入水，颈或口部设泥鋬，便于系绳。扁壶皆为泥质灰陶，手制，其使用时间与陶寺文化相始终。出土朱书文字扁壶的灰坑，属陶寺遗址晚期。
朱书文字扁壶为残器，存留口沿及部分腹片。朱书“文”字偏于扁壶鼓凸面一侧，另在扁平的一面尚有一组朱书文字符号，又沿扁壶残器断茬边缘涂朱一周，当为扁壶残破后所描绘。朱书文字有笔锋，似为毛笔类工具所书。
虽然只有几个字符，但它与甲骨文已经非常接近，说明当时已有了比较成熟的文字系统。“陶寺毛笔朱书是文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标本。”高炜说，在发现毛笔朱书文字之前，人们只知道早于甲骨文的文字雏形，是那些象形符号。陶寺毛笔朱书文字的出现，填补了两者之间的一段空白。
对于陶寺扁壶上的文字，鼓起一面的字符已经确认是“文”字。而另一面的奇怪字符至今仍争论不休，甚至究竟是一个字还是两个字，都没法确认。这个奇怪的字符上面是一个不圆不方的符号，下面一横底下仿佛一个中断的问号。这个字符，确实给考古界留下了一个难解的问号。
首先，羅琨先生发表了《陶寺陶文考釋》一文，认为“陶片上有兩個朱书文字，当读为‘昜文’”。通过字形分析和字义考察，羅先生认为：“‘昜’本义为云开日現，引申为飞扬、发扬、成长的意思，当即陰陽之‘陽’的初文。”
何驽先生曾撰文《陶寺遗址扁壶“文字”新探》，将扁壶背面原来被看做两个符号的朱书视为一个字，认为其字符分上、中、下三部分:上部是有转角的“◇”即土字，中部为一横画，下部为“卩”字，合起来就是古“尧”字，即古史传说中五帝之一的帝尧名号。
2007年6月，王连成先生发表了关于陶寺扁壶的文章(《陶寺扁壶“是字的文字学补证”》)，从该扁壶的文字特征和文献关联的角度论证了扁壶上的字可能不是兩个，而是三个：“文[命]是(氏)”。其中的“命”因为处于破损区域而仅仅剩下部分轮廓。
另也有专家将后两个符号解释为“邑”字(参见慧月《冯时访谈：陶寺遺址——真实的王朝》一文)。扁壶前后“文”“邑”两字，正好组成一个古代地名。
对这三种推测质疑的也不少。关于陶寺毛笔朱书，可能会一直争论下去，也许根本就不会有结果。但毛笔朱书本身的价值不会磨灭。
对这三种推测质疑的也不少。关于陶寺毛笔朱书，可能会一直争论下去，也许根本就不会有结果。既然有如此多的人试着解读朱书，那我也说一下自己的看法，与各位探讨一下。
扁壶朱书上，似于“口”的形状，可以看作是土地，或城郭，或居住之地；中间一横为分割之意；下面类似于“乙”的部分，我认为看作跪立之人，亦可。这个字形与“令”有异曲同工之处。
命与令本是同一个字。
命，从口、从令，令亦声。最早字形见于西周金文 。甲骨文的“命”和“令“是同一个字，本义都是指发布命令，到了西周“令”叠加“口”分化出“命”，命、令通用。“令”上部像个大屋顶或是一把大伞盖，下面是一个席地而坐或是半跪着的人，这个人似乎在规规矩矩地倾听别人对他发出指示，下达命令。也有人认为，这半跪着的人就是发布命令的人，其本义是命令。
故大禹之文命，在文字形成之初应作“文令（命）”。
《京华时报》亦以《社科院考古所称发现“ 堯舜之都”遭各方质疑》为题进行过报道。王连成先生认为，扁壶本身并不能說明陶寺就为堯舜之都，考古证据只是显示陶寺作为都城曾经经过一个快速发展期，经过帝位的交替，后來遭到战事损毁，说明并非仅仅是堯舜時代的都城，而可能还是禹上下几代帝王的都城。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所在地层时间是4000年前，与大禹所在年代重合，而禹的谥号即为“文命”。
此扁壶上的朱书亦可释义为“文令（命）”，而陶寺遗址还有可能是大禹之所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