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时代需要优秀的作品，也需要能够激励人心、引发自觉认同的英雄形象。
电影内在地包含了生动、丰富的文化思想，而英雄形象演变背后显现的是不同时期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的变迁过程。
从电影的生产机制上看，需要富有人格魅力、能够感化观众和传达特定价值观念的英雄人物来引导全篇叙事走向。
同时，电影作为大众文化消费品，除了表层的娱乐功能之外还具有深层的价值导向作用，影片中的英雄人物会对现实生活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这些人物形象能够借助其自身的艺术感染力，在社会上起到传达思想、凝聚共识和塑造风气的作用。
我们需要以与历史对话的态度去审视当代中国电影市场陆续登场的各种英雄形象，立足于更深刻、更广阔的文化思想史层面去历史辩证地阐析其中涉及的学理问题。
一、作为道德模范形象而诞生的“楷模型英雄”
“楷模型英雄”形象，是以在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时期涌现出来的一批道德楷模为底本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
这类人物多为道德标兵，他们通过摈弃普通人的诸多人性缺点而成为楷模，具有临危不惧、视死如归、机智勇敢、果断沉着、百折不挠和绝对忠诚等优秀品质。
作为在政治意识考量下出现的产物，这类英雄形象的言谈举止都按照革命的“红色理性”来塑造，在为社会大众树立道德标杆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
在《英雄儿女》里，英雄王成在面对敌人时所表现出的大无畏的态度，特别是他那句著名的台词“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观众。
此外，影片中对他这一场景的刻画在艺术上也相当成功，适时响起的慷慨激昂的配乐，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画面构图，让他的“英雄时刻”成为中国银幕上的经典，同时也成为一种超越具体历史时段、属于中国观众的意象符号。
其他诸如李向阳、董存瑞、李侠、江姐等，也都是这一时段塑造出的代表性英雄形象。
在影片中塑造“楷模型英雄”形象具有时代的必要性，因为任何时代都需要楷模型人物来弘扬社会正气、引领时代价值。
只是在当时特定的时代环境下，也显现出局限性：政治标准被过度强调，以至于忽视了艺术作品本身的叙事逻辑，导致外在要求与内在情节需要产生冲突。
毕竟，文艺还是需要突出个性来构造情节，这跟现实生活中的政治标准有所区别，不能直接将政治标准套用在艺术作品里。
由于不能明确地将文艺范畴内的“个性”与政治范畴内的“个人主义”划分开来，电影创作很难放开手脚去塑造出生动有趣的人物形象，结果电影作品本身的韵味就被削弱了。
这种“楷模型英雄”形象逐步被高度概念化、类型化，也会陷入自我重复的模式之中。
除了前述那种由各个行业成长起来的英雄人物之外，围绕老一辈革命家而加以塑造的也属于一种特殊的“楷模型英雄”形象。
新时期以来推出的这类表现和颂扬老一辈革命家功绩的影片有《梅岭星火》《贺龙军长》《黄桥决战》《开国大典》《百色起义》等。
拍摄这类影片更加强调塑造人物正面形象的严肃性和严谨性，编排影片时需要加以规范，其自由发挥空间不大，基本上是根据人物形象来设定相应的情节走向，而非根据灵活多变的情节来展现人物形象及其性格特征。这就使得这类影片在符合相应标准的同时较难兼顾商业性。
中国电影受众在观看“楷模型英雄”形象时，天然采用一种“仰视”的情感方式，使得他们感觉自己跟英雄存在一定的距离。特别是当电影受众几十年如一日地观看这类英雄形象后，对这种脸谱化、公式化、理想化的英雄形象产生了审美疲劳。
“改革开放”春风推动中国进入与计划经济不同的市场经济时代，人们的审美也愈加需要多元化，特别是被特殊历史条件压抑了几十年的娱乐消遣需求开始重新浮出水面。
此时，香港电影开始进入内地，其所推崇的“草莽型英雄”走进了人们的视线。
香港电影迎合了受众娱乐消遣需求的商业化属性，对内地传*战统**争题材的严肃电影产生冲击。
尽管如此，“楷模型英雄”强调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的精神气质对当下“凡人型英雄主义”风格产生深远影响，构成了后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基本底色。
《金刚川》等影片力图兼顾正确价值观和商业票房，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被视为对昔日严肃电影在叙事技艺上的升级尝试。
二、给内地观众带来新奇感受的港式“草莽型英雄”
中国香港由于其特殊的历史经历，成为当代中国电影发展史中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其商业化程度较高，票房是制片方考虑的首要问题，所以非常关注观众口味等直接影响票房的因素。
改革开放后，内地观众的消遣性娱乐需求骤然增加，急需寻找释放的出口，而香港电影正好在此时段满足了内地观众的文化需求。
香港电影从制片之初就秉持着获得市场认可的理念。与强调道德教化功能的内地革命英雄不同，他们在影片中塑造“草莽型英雄”形象不是为了在道德上引领人民、帮助人民树立更高的价值观，而是为了迎合民众的趣味，甚至是某些低级趣味，从而获得更高票房。
“草莽型英雄”形象在进入内地之后，虽然广获民众的喜爱，但其内在的价值观缺陷带来诸多负面效应，引起内地知识界的警惕。
尽管如此，这些良莠不齐的“草莽型英雄”形象深刻影响了内地观众的观映口味，促使后来拍摄相关题材的导演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思考如何构造出兼具思想性和商业性的影视作品。
相较而言，这时候的香港电影存在着模仿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印迹，但这种模仿并非单纯地照搬和挪用，而是加入了诸多本土独特的粤系影片的趣味，例如兄弟情义、武打搏击等。
与严肃电影中传统革命英雄人物不同，香港电影给内地观众带来了具有显著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草根英雄形象。
内地观众注意到，这种英雄形象不像“楷模型英雄”那样需要“仰视”，只需要心态放松地“平视”他们的生活就能获得娱乐性的审美享受，而且由于是“平视”，观众往往更容易从这些英雄人物的成长、奋斗过程中获得同感共鸣。
三、美式“孤胆型英雄”和韩式“士兵型英雄”
好莱坞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引入的电脑合成影像技术，让他们的特效制作在视觉效果上与同时代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电影制作拉开较大的差距。
电影特效虽然属于形式范畴，但是对于营造影片整体氛围具有重要作用。
尽管美式“孤胆型英雄”跟港式“草莽型英雄”在精神气质上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但是具体到电影效果上，前者在形象上往往显现出比后者更充沛的表现力和更宏大的视野。
西部片的成熟被认为是美国本土电影风格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里面充满了各种“孤胆型英雄”。
西部牛仔的性格特征植根于美国的文化土壤，是“美国民间社会的原始理想，也是个人主义至上的美国文化价值观的体现”，“个人英雄主义”是美国文化价值观在电影领域的感性显现。
西部片里推崇的个人英雄主义是美国电影的灵魂，从1903年的《火车大劫案》到20世纪中后期的各种战争片、警匪片、乃至于《星球大战》这样的科幻片。
它们所呈现的都是英雄人物以一己之力去拯救战友、社会乃至全宇宙，显现的是一种无处不在的“个人英雄主义”气质。
尽管以“个人英雄主义”为核心特征的美式“孤胆型英雄”形象存在诸多缺陷，但是由于其在银幕上具有传奇风范的独特魅力，又有好莱坞电影特效在视觉上的赋能，最终显现出的审美效果颇佳，在观念和技艺上给予中国导演诸多启发。
如何在塑造英雄人物时借鉴“孤胆型英雄”的诸多优势特征又不陷入“个人英雄主义”的窠臼，成为电影人需要认真思考的命题。
21世纪初，《太极旗飘扬》《高地战》《仁川登陆》这类具有较高水准的韩国影片开始进入中国观众的视野，让中国观众见到了耳目一新的新英雄形象，这也给中国导演以新的参考对象。
中国导演意识到，在“楷模型英雄”“草莽型英雄”和“孤胆型英雄”之外，塑造出由凡人担当的英雄形象也可以同样精彩：与我们普通人一样，这些凡人英雄在战场上也会犹豫和恐惧，但最终能战胜自己的怯懦挺身而出，在关键时刻成为英雄。
韩国影片中的英雄形象主要由普通士兵承担，他们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与普通人无异，只是他们被时代猝然推向了历史前台，不得不鼓起勇气面对命运安排给自己的艰难，并且在此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成为英雄人物，故而为韩式“士兵型英雄”。
与那些道德楷模英雄形象和具有出神入化能力的孤胆英雄形象相比，韩国电影里的“士兵型英雄”形象更容易让中国观众获得情感共鸣。
由于中国强调家国情怀和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美式“孤胆型英雄”常常以个人努力去改变战役全局的形象设置存在某种程度的水土不服，刻意塑造个别人物的模式经常使得影片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叙述逻辑上的合理性。
结语
综上，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电影市场里出现的英雄形象发生过数次嬗变，从以政治标准为首要选项的“楷模型英雄”形象，转变到更加细腻真实地表现人性之美的“凡人型英雄”形象。
当代中国电影人不断探索电影英雄形象的塑造方式，努力创作出属于本时代的文艺经典。
而曾在内地电影市场一度爆火的中国港式“草莽型英雄”形象、美式“孤胆型英雄”形象和韩式“士兵型英雄”形象，各自从不同风格去塑造具有鲜明个性的英雄形象，虽然这些人物形象良莠不齐，但在特定历史时段深刻影响了内地观众和导演，对中国当代电影发展产生了实质性的重构作用。
英雄形象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标杆，电影当中的英雄形象因其在受众当中所能产生的影响力而对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起着非常重要的塑造作用，因此是文艺性和社会性双重属性的统一。
就近几年中国电影票房的具体状况而言，推崇超级英雄的好莱坞电影在中国观众中的吸引力正在逐年递减，《蜘蛛侠：英雄远征》《惊奇队长》等几部“大片”在中国的票房远不及前几年。
而《八佰》《金刚川》《长津湖》《流浪地球》等国产电影则更受中国观众的青睐，这些影片力求拉近英雄人物与普通人之间的情感关联，叙事更加成熟，画面制作水准更加精良。
作为正向的市场反馈，这些影片的票房成绩也反过来为更优质国产电影的推出提供了资金支持，帮助国产电影向更高水准迈进。
这些英雄形象也为创造当代全球电影叙事中的中国话语提供了生动鲜活的案例，也将在全球电影市场展现出更加广泛而深刻的文化亲和力、感召力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