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郜随印
土财主——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资本原始积累的人，初级阶段的小农经济，企业战略和目标是模糊不清的；
资本家——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资本资金支持之的人，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择手段使资本最大化，而缺少公众化和社会化概念；
企业家——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规范、活力和创新力的人，社会市场经济成熟阶段，代表最先进的文化、最大多数人的愿望，最具凝聚力和责任感。
我们这样来定义“土财主、资本家、企业家”，至少我自己认为是比较合理地表达了他们的本质特征。社会分工的发展，既让他们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又要求他们相互支持、相互配合，从而使我们这样社会经济运行得更加有序健康。
顺沿历史的线索往前追溯，“资本家”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就悄悄地诞生了，并迅速获得成长，通过资本原始积累——无论是掠夺，还是节俭——而实现了对这一时代的首要生产要素的控制，从而成为整个工业经济时代最富有且最有说话资格的人，但是，早期的“资本家”，不仅自己出资本，而且自己直接出谋划策并进行经营管理，严格意义上来讲，这时的“资本家”只能够算作是业主，还没有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家”，充其量，也只是我们所说的“土财主”。当然，在工业经济时代的早期，企业经营管理的职能也没有从生产中分工出来。只有到了现代意义上的企业产生以后，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使得在资本原始积累期大多扮演“土财主”角色的人们，现在已经到了不得不面对将“土财主”蜕变到“资本家”的跨越。这时，有钱的“资本家”才独立出来，并随之有运作和创新力的企业家就应运而生。
现代企业制度的产生，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是人类经济生活中的一次飞跃性进步。当所谓的“土财主”们积攒了一定的资本以后，一方面创业和冒险精神逐渐减弱，当足以使自己“潇洒几生”的钱都有了的时候，他们更害怕的是失去这些，冒险和辛勤耕耘的意识必然会随着人们安全和享乐意识的增强而减弱。
下面请看一则有趣的资料：
——1994年有人统计的中国30位亿万富翁中，70%出身农民，70%的亿万富翁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而某权威杂志社登出的1995年中国商界10大风云人物中，学历最低的是大专。
诚然，许多搏涛击浪取得一番成就的“土财主”们，并没有停下他们奋斗的脚步，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文化问题已涉及到一个企业、甚至一种事业、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只有用现代经济文化理论经验，才能继续在经济的大舞台上叱咤风云。反之，必将成为经济社会与历史的弃儿。
许多火红一时的商海“弄潮儿”，因忽视了文化与经济共生互动的因素，加之，本人文化基础的薄弱，而不得不渐渐退出了商战战场。有的甚至走向了“灭亡”。北京一位显赫一时的“土财主”大款，靠卖衣服练摊起家，生意越做越大，然而，当他拿到上千万元资产后，经营方式和经营规模发生了矛盾，经营素质跟不上，漏洞百出，难以为继。无奈之下，他干脆跑到王府饭店租了一间房，每天花几千块钱，无所事事，过起了纸醉金迷的生活。不久，因赌博和吸毒落了个家破人亡。
另一方面，早期创业和冒险发达起来的土财主们，由于用过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创业和冒险，而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学习和提高自己，当自己的实业随着时代发展而越来越大的时候，十分强烈的感觉到力不从心，急需要有能人来操持自己的“那一摊子”。那么，要给谁才是最放心的呢？这个人既要能够替代自己去冒险和辛勤耕耘，又要有能力保证自己的资本增值，而且还十分贴心。显然这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于是，为了解决这一“商业风险”和“道德风险”的双重问题，聪明的人们在实践中探索出一种至今为止看来仍然是非常绝妙的制度——有限责任公司制度。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单个“资本家”已无法有足够的资本去发展大规模的生产，一方面，需要大量的投资，同时也就需要投资者承担更大的风险；另一方面，生产环境也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得更加复杂，“土财主”们的能力很难操持现代化大企业，需要经过专门训练的职业经理来对付工业时代的庞然大物——现代大企业。因此，“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有资本的人出资本（资本家），有运作和创新力的人出运作和创新力（企业家），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产生，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家”和“企业家”也就产生了。
在现代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中，特别是在国家的有关法律中，已经清楚地阐明了资本家和企业家的基本职责、权力和利益。
资本家按照追求投资回报的目的进行投资选择，但他必须对自己的投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和风险，他可以将自己的资本投到多个有限责任公司中，来分散“商业风险”，“东方不亮西方亮”，而且互不连带，特别是那些上市的公司，资本的所有者可以任意且可随时选择自己资本的投向，这是资本家的基本权力——即投资方向选择权。
说起投资方向选择权，倒使我想起了这么一位性情温和的全国政协委员尹明善。尹明善是被《富布斯》选入“中国大陆50位富豪”的企业家，尹委员在业界享有“儒商”雅称。他幼时家贫，12岁时以五毛钱起家，投身商海；青年时期坎坷，被打成“*派右**”和“反革命”；中年后，扔掉“铁饭碗”弃教经商；55岁步入摩托车行业，成为传奇人物；62岁进军足坛，现在是力帆集团的老板。尹明善一不留神，成了亿万富翁。企业大了，职工多了，为社会的贡献也更为突出，这是尹明善深感得意和高兴的。但随之而来的忧虑也越来越多。“首先我为上亿的年利润深感不安，对自己能有如此大的能耐感到疑惑，自己并无过人的力量，凭什么拥有巨大的财富？”他心里不平静，觉得欠社会，所以要回报。“社会赐我财富，我让财富回归社会”，这是他花钱的信念。所以，巨额款项捐赠光彩学校、资助公益事业、买下力帆，使重庆球迷拥有了一支属于自己的甲A球队……。 熟悉尹明善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民族意识很浓的人。前年“*会两**”朱总理就台湾问题答中外记者提问后，尹明善连夜写下“我拥护”的短文，在报纸上以自费广告的形式刊发，被称为“爱国广告”，拳拳之心跃然纸上。这种精神用在商战中，那就是让民族品牌走向世界，“用足社会主义的政策，赚足资本主义的利润”。“关注‘实转非’也刻不容缓。现在，媒体热炒一夜暴富的资本英雄。实业家被称为过时豪杰、‘土财主’，我不服。我听某企业家说，他办实业，八千员工一年挣两亿；搞资本运作，一年也可挣两亿。这反映出，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实业与非实业的利润差异。投资实业风险大、获利少、社会地位低。在竞争充分甚至竞争过度的今天，商战杀声震天，利薄如纸。无数支监管大军盯着你，甚至捕风捉影。”尹明善为实业的“艰难岁月”叫苦。那么，尹明善委员所谓的实业与非实业也就是一种投资方向选择权了。只是，各人有各人的方向、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各人有各人的做法。
那么，企业家是干什么的呢？资本家们花高薪雇用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他们去运作好自己所投资的企业，从而实现自己资本的增值。经济学大师熊彼特（J.Schmpeter）认为，企业家的职责就是运作和创新，他们是这个社会上最有贡献的人。创新是把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用在商业上并获得成功，企业家就是干这种事情的人。创新包括发现新产品、应用新技术、开拓新市场、获得新原材料的供给、运用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等，企业家的创新是利润的源泉。他们不仅是为资本家而工作，更是为自己的使命而工作，他们富有幻想，不断为自己及自己所执掌的企业构筑愿景，他们善于把握机会，并且谨慎性冒险、冒险而不赌博，他们崇尚伟大但又不狂妄自大，他们果断刚毅、从严治企但又不缺乏人情味，他们精力充沛、勤奋工作但也有张有弛，……。但是，人们总是感到现实不是像理论上所描述的那么如意，不过有一条可以让我们确信，凡是在现实中做得比较好的企业经营者，或多或少、或这或那地具有一些企业家的品质。任何企业的成功都有它成功的道理，都包含着企业主要经营者运作和创新力的贡献。
尽管现代企业的“制度安排”相当精致，但在市场经济时代，只要你有所作为，就必然有所风险。资本家在每一投资选择之中，都存在着风险，究竟投向哪一个公司、何时进入何时退出、才能够保证自己损失最小或收益最大？这需要自己来判断并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另一方面，投资者比较难以防范的是“内部人控制”的风险，由于企业内部人和在企业外部的作为纯粹投资者的股东之间形成了信息不对称，企业内部人容易合伙控制企业，虚报成本、虚报利润，侵害股东利益，而投资者却因难以弄到企业内部真实信息而被蒙在鼓里，遭受“利益受到侵害”的风险。
企业家的风险在于自己的经营行为是否能够适应市场发展及企业发展的要求并能够取得良好的业绩，以保证自己在职业经理市场上有足够身价和声望。从现代企业经营的环境和企业家实际工作压力来看，由于竞争环境复杂多变，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行为日新月异，企业家在经营中又用大量的具体工作和应酬，无暇顾及或抽不出时间、精力来认真研究经营中的外部影响因素和内部现实状况，再加上“庐山效应”，“经验主义”的错误，不能够解决自己所面临的、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所处的这一时代，是知识经济或信息经济时代，信息与知识“爆炸”，而且知识的作用越来越大，几乎成为首要的生产要素，它成为一种新的资本将逐渐替代货币资本的首要地位走上经济大舞台。现在，知识资本所带来的价值已经或将要超过货币资本所带来的价值。如果企业家们能将知识资本投入到社会经济活动之中，那么，他们就能在为社会创造了大量财富的同时也为自己带来可观的收益。
这样就形成了三股力量的结合，即土财主的资本原始积累、资本家的资本支持力、和企业家的运作与创新力所形成的合力，共同推动企业发展，促进社会进步。
一说到企业家精神，我们立刻想起一组令人肃然起敬的词，诸如学习、冒险、创新、敬业、合作、执着、协调等等。一说到中国民营企业，我们脑海里马上闪过刘永好、鲁冠球、孙广信等一串耳熟能详的名字。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和中国民营企业的足迹在他们这代人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