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贾政长子贾珠,次子宝玉。贾政两子得名:一个是隋珠,另一个是传国玉玺,全部是稀世国宝,乃封建帝王必争之宝物。在“通灵宝玉暗指传国玉玺,胤礽是贾宝玉的原型”这一点上,蔡元培先生还是相当有真知灼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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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节选自:王瑞华、刘敏著《通解红楼梦之一:打破胭脂阵》 香港:华夏文化出版社,2014.5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引用请注明出处)

通解红楼梦10 | 通灵宝玉与隋侯之珠

前面我们分析过:《红楼梦》真事隐所隐的,是传国玉玺流传中,从西汉末年到曹丕建魏之间,两大奸雄王莽篡权和曹操篡权的故事。
传国玺或传国玉玺,为中国古代皇帝信物。相传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后获得和氏璧,将其琢为传国玉玺,命丞相李斯篆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形同龙凤鸟之状,咸阳玉工王孙寿将和氏之璧精研细磨,雕琢为玺。代代相传,因此称为“传国玺”。历代封建统治者极力宣扬获得传国玺是“天命所归”、“祥瑞之兆”,后为历代王朝正统的象征。

根据记载仿制的传国玉玺和鸟虫篆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本图片来自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56804.htm)
我国古代还有一件历代帝王所必争的宝物,那就是与“和氏之璧”齐名天下的“隋侯之珠”。隋珠也写作“随珠”,或称“灵蛇珠”,“明月珠”。《墨子》云:“和氏之璧,隋侯之珠……此诸侯之良宝也。”又《淮南子》高诱注:“隋侯,汉东之国,姬姓诸侯也。隋侯见大蛇伤断,以药敷之。后慑于江中衔大珠以报之,故曰隋侯之珠,盖明月珠也。”《韩非子》中关于这两件宝物有详尽的记载:“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其美,物不足以饰。”

所以我们在《红楼梦》里看到:贾政长子贾珠,次子贾宝玉。“随侯珠”与“和氏璧”是历史上有名的“春秋二宝”。贾政两子得名:一个是隋珠,另一个是和氏璧,全部是稀世国宝,乃封建帝王必争之宝物。
关于玉和珠并称,在前面我们引的戴铎给胤禛写的信里就有这句:“玉在椟中,珠沉海底”,表示雍亲王胤禛还没有成为皇权的接班人选,这是一个侧面佐证的例子。
其实关于宝玉暗指传国玉玺,蔡元培先生早在《石头记索隐》中就指出过:
贾宝玉,言伪朝之帝系也。宝玉者,传国玺之义也,即指胤礽。《东华录》:“康熙四十八年三月,以复立皇太子告祭天坛文曰:‘建立嫡子,胤礽为皇太子。’又曰:‘朕诸子中,胤礽居贵。’”是胤礽生而有为皇太子之资格,故曰衔玉而生。

我们研究一下蔡元培先生提及的二阿哥皇太子胤礽。他是清代历史上唯一一位、也是中国官方正史上最后一位明立的皇太子。幼聪慧好学,文武兼备,代为祭祀、监国,颇具令名。康熙帝对皇太子最为重视与宠爱,却因教子失当、兼之康熙朝后期*党**争纷乱,致太子人格分裂,历经两立两废,最终幽死禁宫。
清康熙十三年(1674)五月初三日巳时,胤礽诞生于北京紫禁城坤宁宫,生母皇后赫舍里氏因难产,两个时辰后即去世,终年只有二十二岁,谥号“仁孝皇后”。因康熙帝对皇后赫舍里感情甚笃,因而万分悲痛,隆重治丧后,亲自承担起抚养皇后遗孤的重任,“胤礽乃皇后所生,朕煦妪爱惜”。

康熙十四年(1675),六月初三日,胤礽年仅一周岁。康熙帝谕礼部择吉日举行册封大典;十二月十三日,于太和殿举行册典,授胤礽皇太子册、宝,正位*宫东**,十四日正式颁诏天下。
我们回到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一段:
子兴道:“……不想后来又生一位公子,说来更奇,一落胎胞,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上面还有许多字迹,【甲戌侧批(甲辰夹批):青埂顽石已得下落。】就取名叫作宝玉。”雨村笑道:“果然奇异。只怕这人来历不小。”

胤礽年仅一周岁就被立为太子。所以蔡元培先生说:
“胤礽生而有为皇太子之资格,故曰衔玉而生。”

旧红学索隐派代表是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和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索隐,即探索幽隐,也就是发掘被小说表面故事所掩盖的“本事”。本事意即:本来其事。索隐派红学的研究者,以严谨治学态度,解密的姿态,苦心搜集文献史料,企图探寻《红楼梦》真事隐去的究竟,找到最终解开《红楼梦》之谜的钥匙。

蔡元培先生多年悉心探究,于1915年十一月,写出了四万余言的《石头记索隐》。蔡元培从事《红楼梦》疏证的十余年间,正是“排满”之声四起,民族主义激情高涨之时,这种时代氛围,对于曾投身反清革命的蔡先生显然有深刻影响。《石头记索隐》开篇即写道:
《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以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看成峰之状况。……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甄士隐即真事隐,贾雨村即假语存,尽人皆知,然作者深信正统之说,而斥清室为伪统,所谓贾府即伪朝也。

从这段文字可推知:蔡元培视《红楼梦》为政治小说,寄寓有相当社会现实深义,其考证疏解之目的出于民族主义思想。蔡元培在主观上是力图追求比较严谨的治学方法,与那种游文戏笔的《红楼梦》研究文章有所不同。蔡元培广泛征引了大量史籍记载的相关史料,采用对比的方法,与小说情节相互比附,以支持自身的观点:《红楼梦》中主要人物及若干小说情节皆影射康熙朝的知名人士及时事。贾宝玉,即传国玉玺之义也,乃影射康熙时的废太子胤礽。蔡元培认为:
“右所证明,虽不及百之一二,然《石头记》之为政治小说,绝非牵强附会,已可概见。触类旁通,以意逆志,一切怡红快绿之文,春恨秋悲之迹,皆作二百年前之《因话录》、《旧闻记》读,可也。”

蔡元培先生的《石头记索隐》将发端于清徐时栋的“康熙朝政治状态说”齐集完备,汇于一说,比较细密而又全面系统地对《红楼梦》进行了索隐,可谓索隐派理论的典范之作。因而,蔡元培被视为索隐派红学的集大成者。

胡适先生看到之后,颇不以为然。他在民国十年写成的《红楼梦考证》中,一开篇就是:
“《红楼梦》的考证是不容易做的,一来因为材料太少,二来因为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

胡适坚持《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说,他的批评措辞相当犀利,指出蔡元培的索隐“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是猜“笨谜”,所使用的方法和结论“实在没有道理”,批评的语言是很尖锐的。
翌年1月30日,蔡元培发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副题为“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对胡适的批评提出“商榷”。他首先阐明了自己进行《红楼梦》疏证的起因和取用的方法:
“自以为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近读胡适之先生之《红楼梦考证》,列拙著于‘附会的红学’之中,谓之‘走错了道路’,谓之‘大笨伯’、‘笨迷’,谓之‘很牵强的附会’,我殊不敢承认。”

接着,他从几个方面与胡适展开商榷,他写道:胡适先生考证出作者的生平和家世,固有功于红学研究,但“吾人与文学书最密切之接触,本不在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著作之内容,即胡先生所谓‘情节’者,绝非无考证之价值”。蔡元培详细列举中外文学研究中的许多实例,证明考证情节不能一概视为附会而加以排斥。他说:
“胡先生所谥为笨谜者,正是中国文人习惯,在彼辈方谓如此而后值得猜也。”

蔡元培与胡适红学争议一来一往,至此而止,结果谁也未能说服对方。由于蔡元培先生关于《石头记索隐》得出主要结论,是《红楼梦》隐藏反清复明思想,《红楼梦》中主要人物所影射的都是康熙朝的知名人士:林黛玉影朱竹宅也;薛宝钗,高江村也;王熙凤,余国柱也……关于《红楼梦》的政治意义的推论,《石头记索隐》稍有点牵强附会:“书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从而被胡适全盘否定。
因为《红楼梦》是一体两义,既有表,又有里,具有双面性。所以蔡元培与胡适所代表和红学研究的学术纷争,正是体现在对“表”与“里”的不同认识上,胡适所代表的考证学派研究的是“表”,(明文、文学、显学),蔡元培所代表索隐学派研究的是“里”(密文、隐喻、隐学)。双方的争执点根本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因此谁也不曾说服过谁。 但是我们认为,在“通灵 宝玉暗指 传国玉玺,胤礽是贾宝玉的原型” 这一点上, 蔡元培 先生还是相当有真知灼见的。

《红楼梦》有表有里的双面性,使它呈现出与历代小说完全不同的别样面貌,看似爱情描写,实则又是镜中花,水中月,幻相中有真相,真相中又有幻相,使得读者阅读此书时,就像进了3D电影院而没有戴3D眼镜一样,真幻两相重重交叠,光影交汇,让人头晕目炫。不能理解此书幻相的人,就只能看到表面一相的爱情故事,在宝黛钗爱情故事已经家喻户晓的时代,似乎《红楼梦》已经没有什么看头了。

然而能理解到此书的真幻两相之后,再看《红楼梦》,它就兼有了立体效果。我们从娇杏身上,看到了折射出雍正帝胤禛“偶因一回顾,便为人上人”矫诏篡位;从贾雨村身上,看到了“莽、操遗容”隆科多的影子;从香菱身上,又看到了折射出胤祯由主变仆、由君而臣的悲剧命运。这种3D影像的建立,却不是靠影像的视觉效果,而是靠小说描写,经文字加密变换,再靠脂砚斋批注,最终以文学形象在读者的脑海中建立。这种玄幻的二维模式的小说创作方法,真是世界罕见、闻所未闻的高超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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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王瑞华、刘敏著《通解红楼梦之一:打破胭脂阵》
香港:华夏文化出版社,2014.5(引用请注明出处)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索隐派红学研究的最新力作
众多解密《红楼梦》中,最淋漓痛快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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