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当代中国出版社约我把10年前写过的《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文加以补充修改，印成单行本出版。
当年我所以写那篇文章，是应当代中国研究所之邀，去为他们举办的“新时期历史座谈会”讲述我知道的那段历史。而他们所以邀我去讲那段历史，是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会儿，我刚好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研究室主任*乔木胡**同志的秘书。
记得我在那次座谈会上发言的开头曾讲过一段话，大意是：我虽然有幸经历了那个历史事件，但只是作为乔木同志秘书去的，了解的情况和对问题的理解都很有限；而且手头急事又多，抽不出多少时间作准备，讲述中难免有片面的、遗漏的、不准确的地方。不过，既然我经历了那段历史，接触到了一些别人不大知道的事，确实有责任把这些情况讲出来，以便为当代中国研究所写那段历史补充一点材料，提供一些背景。那次发言之后，我把讲稿整理成文，先在刊物上发表，1998年底又收入我的第一本论文集，书名就叫做《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现在，当代中国出版社要把这篇文章抽出来单独成书，背景与10年前相比又有了很大不同。首先，我本人在那次座谈会之后的两年多，也被组织调入当代所，成为共和国史编研队伍中的一员，要说责任，比起10年前显然更大了。其次，这10年来，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前后后的历史，无论文献档案还是研究成果，比起10年前都不知要丰富多少倍。当年讲的许多片面的、遗漏的、不准确的地方，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弥补。因此，尽管我现在手头急事依然很多，还是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并尽可能在原有文章的基础上补充修改，使它更加丰满一些。当然，限于了解的情况和自己的水平，以及时间的限制，片面、遗漏和不准确之处还是在所难免，只能请读者明察并给予指正。
为了有助于读者更多地了解我所讲的一些情况的背景，在进入正题之前，先讲讲我到*乔木胡**同志那里担任秘书的经过。
那是1975年夏天，*小平邓**同志继年初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并代替病重的周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之后，又代替受到毛主席批评的王洪文，主持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可以说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但问题在于，宣传舆论大权仍然掌握在“*人帮四**”手里。他们利用报纸、电台等宣传手段、理论刊物和文艺形式，不仅对抗*小平邓**同志倾力抓的整顿，而且与毛主席的一些正确指示，比如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等大唱反调。
记得那年8月，我在《解放日报》头版上看到一篇题为《把转变学生思想放在学校工作首位》的评论员文章，指责有的老师“满足于学生上课安静、下课太平”，说什么“决不能离开反修防修的斗争片面追求所谓的‘安静’和‘太平’”，还说“只要阶级斗争存在，上课时下课后就不可能‘安静’‘太平’”。这段话乍一看，可能让人摸不着头脑。因为，上课安静、下课太平乃是关系课堂秩序和学生安全的问题。阶级斗争再激烈，上课也要安静，下课也要太平，根本扯不到什么反修防修、阶级斗争上。但若把其中的“安静”“太平”换成“安定”“团结”，再读这段话，它的真实意思就清楚了。其实，它是在用批判满足“安静”“太平”，影射抓安定团结的工作，是在警告人们，只要有阶级斗争存在，就不可能有安定团结，不能离开反修防修去追求安定团结。
我举这个例子是为着说明，当时*小平邓**同志主持的*党**中央要往东走，而宣传舆论却是朝西走；*小平邓**同志主持的*党**中央要抓整顿，抓安定团结，抓国民经济，而宣传舆论却别着腿、拧着劲，可见工作开展之艰难。正因为如此，*小平邓**同志自主持中央工作后，就决定在国务院成立一个政治研究室，请*乔木胡**同志牵头，吸收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和邓力群等参加，一共七个人（后来在反击所谓右倾翻案风中，有人把他们戏称为“七君子”）。这个班子的任务，一是整理、编辑《毛*东泽**选集》第五卷；二是向中央反映有关意识形态方面的情况；三是替中央起草重要文件和文章；四是代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并在那里筹办一个理论刊物（《思想战线》）。其中，第一项任务由*乔木胡**、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负责，下面另有一批工作人员，在中南海的“西四院”办公。另外三项任务由*乔木胡**、于光远、邓力群负责，机构就是国务院政研室本身，下设理论组、国内组、国际组、办公室和一个图书资料室，在中南海武成殿附近的“工字楼”里办公。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宣传舆论先是由陈伯达、康生、*青江**、*春桥张**把持；“九一三”事件之后，由*青江**、*春桥张**、王洪文、姚文元把持，其他任何人无法插足。而这时，国务院居然要成立一个涉及意识形态和理论宣传工作的机构，其矛头所向可想而知。这一点，“*人帮四**”心里明白，政研室的领导也明白。所以，对政研室机构的组建，一直十分谨慎、低调。例如，为了避免领导人的任职问题拿到政治局会上讨论可能会惹出的麻烦，竟省略了正式的任职报批手续，以至于这些领导人直到再次被*倒打**，还没有正式职务。为了防止内部工作情况泄露出去，对每一个拟调入的干部情况，都要由室的领导人详细了解，严格考察。当然，尽管如此，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还是出了*反造**派，不过那是后话。
本文选自《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修订本）》
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当代中国出版社隆重推出《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修订本）》一书，本书作者朱佳木曾于1977—1980年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研究室主任*乔木胡**同志的秘书，近距离地接触了*共中**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一些高层决策过程。
书名：《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修订本）》
书号：978-7-5154-0887-3
作者：朱佳木 著
出版时间：2018年12月
定价：39.00元
编辑推荐
在本书中，作者从独特的视角，对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之前的背景、会议期间的进展，以及会议文件的形成等三个方面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重点叙述了会上关于若干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个别领导同志的错误问题、真理标准的问题、中央人事安排问题的讨论，特别是*小平邓**“主题报告”的形成情况。既具有宏观的历史高度，又不乏微观的历史细节，有助于读者全面、准确地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意义。
作者简介
朱佳木 研究员。1970年7月于中国人民大学*共中***党**史系毕业。1975年调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理论组工作。1977年任*乔木胡**秘书。1980年在*共中**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简报组工作。1981年任*云陈**秘书（1982年为*云陈**办公室负责人）。1985年任天津港务局副局长。1987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党**委书记。1990年调入*共中**中央文献研究室，先后任综合组组长、室务委员兼秘书长、兼第四编研部主任。1999年任*共中**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2000年12月至2012年4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2001年12月至2013年12月兼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课程主讲教授、研究生院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是*共中**十四大、十五大代表，全国政协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委员会委员。代表著作有《*云陈**年谱》（主编）、《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工业化与中国当代史》（论文集）、《论*云陈**》（论文集）、《当代中国史理论问题十二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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