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1-2日，在贵州黄平旧州一带的五名传教士被红六军团扣留，他们是R·A·勃沙特夫妇、A·海曼夫妇及两个孩子和埃米·布劳思小姐，已婚妇女和两个孩子很快释放，一个星期后埃米·布劳思小姐也被释放。勃沙特和海曼在被扣押期间曾经逃跑，第二天即被群众发现又让红军捉住。1935年11月，海曼被扣留413天后释放。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后称红四方面军）从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4月12日（星期日，复活节，中国的清明节），勃沙特被扣留560天后在昆明附近的富民县释放。
萧克在回忆录中说，扣留勃沙特等人，主要是从军事需要的角度考虑的，红六军团西征以来，转战五十多天，暑天行军，伤、病兵日益增多，苦于无药医治。红六军团知道这些传教士有条件弄到药品和经费，于是以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或经费作为释放条件。红军当时对传教士的印象不好，认为他们是来中国搞文化侵略的，当作帝国主义分子看待，财产要没收，扣留要赎金。萧克后来认为，一些外国人士直接或间接地做了有利于我们事业的事，如有的传教士同时办学校，翻译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传播文化，开展慈善事业等，客观上起过好作用。
勃沙特被释放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共产国际号召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中**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提出抗日反蒋总方针，毛*东泽**同志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也提出“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从思想上认识到要团结更多一些人，要搞统一战线，红军对勃沙特的态度也逐渐改变。萧克在释放勃沙特时说，根据红军所掌握的信息，你是一个瑞士公民，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在中国设租界地，所以决定放你走。萧克说，不反对勃沙特作为客人重返中国，甚至允许办学，只要不用对上帝的信仰来毒害学生和老百姓。离开时，红六军团保卫部长*德吴**峰（勃沙特在书中称吴法官）给了勃沙特10块大洋（勃沙特先说要4块）作路费。
红六军团在旧州教堂内发现一张近一平方米的晕滃式贵州地图，但上面标注的地名不是中文，萧克叫勃沙特翻译，才知道是法文。勃沙特将法文地名翻译成中文，萧克在地图上予以标注，特别是准备与二军团会合的那个方向的地名都注上中文。当时红六军团使用的是民国中学业课本上的地图，32开本，只能看省会、县城、大市镇的大概位置，山脉河流的大体走向。勃沙特翻译的地图，成为红六军团转战贵州的“向导”。
勃沙特书中记述，红军行军变化不定，有时半夜出发，有时刚走一二英里就原地待命，然后等半天或更长的时间，自己总想停下来睡一夜，哪怕没有床。有次刚睡一个小时就被叫醒继续前进，可走了几英里之后，又突然传令在漆黑的夜中原地待命。有时晚上刚倒下想睡，又忽然被叫醒出发，累得精疲力尽。有时转了几天，又回到原地。在行军中无数次躲避国民*党***队军**的飞机，他自己几次差点被炸死。他保守估计，随同红六军团、红二军团在贵州、四川、湖北、湖南、云南范围内行军长达6000英里（9600公里），主要是步行，很多路线是山间小路，而且是夜间行军，在外宿营达300多处。
勃沙特和海曼一起被扣押时，行军过程中找吃的很难，特别的照顾也只能是大米稀饭。海曼有胃病，又不讲卫生，最后生病。海曼经常喝其他被扣押人员的剩饭粥，有的变馊了他也喝。有时有鸡蛋，但要煮熟很困难，因此海曼经常喝生鸡蛋，结果弄出麻烦。海曼生病期间，红军给二人规定每天四个鸡蛋或四分之一磅肉的特殊伙食标准。
勃沙特在书中记述，红军战士称他为“成先生”“勃先生”“鲍先生”“外侨”“老成”“老勃”，也有人用“大鼻子”“勾鼻子”“外国鬼子”“帝国主义分子”等称呼，但被人制止。行军途中，有些红军战士要勃沙特教外文，勃沙特教他们读“A、B、‘师’（C）”，有一个还是指挥官，开始时很认真，但虎头蛇尾，后来连“G”都未学到。
行军到达石阡时，勃沙特给红军战士说，这里的温泉很出名，城外的断岩处有三处温泉，最上面的那个虽然小一点，但温度较高，主要供官员享用；中间的供一般人洗澡用；最下面的那个则归妇女专用，除了洗澡之外，妇女还在里面洗衣服。温泉的水很充足，泉水经过这些澡塘后流向下游，有墙围绕着洗澡处，以便人们脱衣服，同时修有通到水里的石阶。一些红军战士从温泉回来，责怪勃沙特没有向他们说洗澡需要花钱的事，洗一次需要铜钱三百文（当时一块银元兑换铜钱1000文）。勃沙特问红军战士温泉是怎样变热的，红军战士都难以回答，勃沙特说这是由于地下水靠近火山、而又遇到地层断裂阻挡才从地表上冒出来的缘故。
勃沙特在云南富民县被释放时，石阡教堂德国传教士海因里希·克尔纳（28岁，两年前来贵州传教）还在军中，10多天后病死于姚安县，红军将其安葬在县城城郊。汉斯·凯纳，亦译作克尔纳，中文名耿友华，德国人，意大利罗马大学语言系毕业，陈德语外，还会荷兰语、意大利语、法语、英语、拉丁语和一点西班牙语，身份是贵州东路教区石阡天主教堂司铎，1933年8月到中国传教，经上海、汉口到石阡，此人与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有关系，与石阡之保安团长有特殊关系，帮助训练保安团，1936年1月红二、六军团到石阡时指挥保安团抵抗红军，红军在战场上将之扣留。
克尔纳被扣押后，日常生活中红军战士时常对他评头论足，问他的名字、来中国几年、多大岁数、为什么来中国、老家离中国有多远、能挣多少钱、是否和勃沙特一样饭前祈祷等一系列问题，克尔纳很不高兴，说“这些烦人的打扰什么时候才有个完呢?”勃沙特说自己被抓以来也是天天不断被问，自己有时只好假装睡觉，可他们很好奇，为了打听就会弄醒你，非得满足他们才能安生。勃沙特不时表现出他坚信上帝，红军战士嘲笑他“如果真有上帝，上帝怎么会让你这个奴仆在此受罪?”
《圣经·新约》《圣经·旧约》等均为基督教的圣典，但后来天主教崇尚《圣经·旧约》，勃沙特在途中得到一本《新约》，克尔纳是天主教徒，对此不屑一顾。勃沙特无聊时哼唱圣经中的歌曲，叫克尔纳一起唱，克尔纳冷冷地说你那些歌词我都不会。
勃沙特记述自己与克尔纳随军走到云南境内一个山里的小镇子时，房屋多是土坯，与贵州有明显有差别，大都是茅草屋顶，瓦顶的很少。勃沙特等人被安排在一家农户的仓房住宿，没有窗户，看不到外边，只有墙上一条裂缝透进一点光亮，地上堆满了土豆，床就铺在这些烂土豆上，房屋的女主人让勃沙特随意吃土豆。勃沙特等人“像饿疯了的穷人一样吃起来没个够”，拿来木柴烧火烤土豆，又用一个壶来煮土豆。勃沙特后来在行军途中，找人买了一只鸡炖汤，克尔纳喝了两碗汤，勃沙特让熟悉的几个被扣押者尝了一下，另外几个被扣押者也乞求“尝尝”，勃沙特答应让这些人“尝”后，“马上证明这是一个灾难，他们叫喊着争抢盛鸡汤的碗”。走到云南一地时，满山遍野都盛开着杜鹃花，勃沙特对克尔纳说“看这些花儿多美啊”，克尔纳连眼皮也不抬地答：“你怎么还有这份闲情逸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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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海曼（Hayman）自取中文名为陈国荣，加拿大籍英内地会旧州教会牧师，一说为澳大利亚人，1934年10月2日被扣押，1935年11月18日释放，红军释放文件上名字为成邦庆。埃米·布劳思小姐是新西兰籍英内地会思南教会神职人员，1934年10月2日被扣押。海曼·贝克尔是英基督教会和中华内地会湘西教区牧师，因与贺龙相识，教会委托他为代表与红军谈判，贝克尔多次派中间人与红军联系，本人始终未与红军见面。
勃沙特全名Rudolt Alfred Bosshardt Piaget，一般直译为鲁道夫·阿尔费雷德·波斯哈特·皮亚吉特，简称波斯哈特。勃沙特为瑞士籍英国人，生于1897年5月1日，自幼随父母从瑞士德语区移居英国，德语是他的母语，移居英国后受到良好教育，精通英语。1922年25岁时被英国基督教会派往中国贵州镇远福音堂牧师，活动于黄平、贵阳、安顺一带，随行者有其妻罗斯·波斯哈特。勃沙特到中国后，他自己取汉名薄复礼，民国政府外事档案及上海申报又译作波夏德，汉名勃复礼。1984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发表张国琦文章《长*途征**中的另一个外国人》，译作“勃沙特”。1988年4月，*共中**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党**史资料通讯》总四十四期发表贵州省委*党**史办李林文章《一位先于*诺斯**著文介绍*共中**和红军长征的外国人——勃沙特》，沿用“勃沙特”译名。1938年2月，北京燕京大学讲师、美国记者埃德加·*诺斯**《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第二篇《却红都的道路·贺龙二三事》中，译名“波斯哈德”。1986年4月，新华社《参考消息》编辑部译编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秘闻》，译作“博斯哈德”。同书同期另一中译本《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译作“博萨哈特”。另外还译为“鲍勃沙特”。
勃沙特及其夫人在镇远教堂，雇有一个中国女仆为其煮饭料理家务。1934年8月，贵州安顺教区阿尔伯特夫妇在安顺创办一所学校开学，邀请勃沙特夫妇及在黔外籍教会人员去那里共度宗教节日，并参加开学典礼。勃沙特夫妇携女仆赴安顺，9月29日，勃沙特一行从安顺返回镇远途经黄平县旧州镇，旧州基督教堂传教士阿诺利斯·海曼夫妇接待勃沙特主仆三人在旧州城东的的天主堂住下。10月1日，勃沙特离开旧州，海曼夫妇送他们到?阳河边，勃沙特三人听到有*队军**在附近，专门找了一条河边的偏僻小路步行回镇远，没料到正好遇到红六军团，红军于10月2日上午9时将其押回旧州，与海曼等人一并扣留。
【旧州镇，古名乐源，是沅江上游的水陆要津，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置黄平军民总管府，明万历二十八年（1601）置黄平州，为州治，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黄平州治移兴隆卫，称此地为旧州至今。郭沫若母亲杜邀贞出生于旧州。清咸丰八年（1858）冬十一月初一，张秀眉起义军攻陷旧州，郭沫若外祖父、黄平代理知州杜琢章手刃二女儿，自刎身亡。郭沫若外祖母杜谢氏带着6岁的三女儿跳水自尽。刚满周岁的四女儿杜邀贞由刘奶妈背着从云南逃回四川乐山，长大后嫁给郭家】
勃沙特在昆明住了四个月后，又到贵州贵阳，对宁文生（当年和勃沙特同事的一个基督教徒，在勃沙特的教堂内担任执事，1986年时79岁，在遵义市基督教协会）描述了在红军中的情况。后来勃沙特回到英国休养，1939年又到贵州盘县、遵义等地传教。民国盘县县政府社会科民国三十六年（1937年）档案第34卷记载，勃沙特到盘县时48岁，居住在盘县凤鸣镇大同路162号，瑞士人，其妻薄羡万美在盘县内地会医疗室行医，在当地推广新法接生。1945年夏天，盘县美军兵站送过勃沙特许多药品、物资。1948年，勃沙特在盘县创明恩小学。盘县解放初，勃沙特帮助救治过解放军伤病员。盘县教民唐荣涛说，勃沙特自名勃复礼，来自于孔子的“克己复礼”（另一说名为薄己，字复礼）。1951年勃沙特离开中国，到老挝的巴色小镇居住。15年后，勃沙特夫人在巴色去世，勃沙特回到英国，居住在曼彻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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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8月，勃沙特在昆明病床上口授，G·利德尔、M·肯特和G·L·莫尔帮助记录整理，伦敦哈德尔和斯托顿公司1936年12月出版《THE RESTRAINING HAND——Captivity For Christ in China》（译为《抑制之手——为基督在中国被俘》或《神灵之手——一个为基督事业在中国被俘者的自述》），是第一本外国人客观报道中国红军长征情况的书（美国记者埃德加·*诺斯**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于1937年10月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1974年（一说为1978年）勃沙特又出版《舵手》（舵手指上帝，认为是上帝在指引他前进），与《抑制的手》基本内容一样，增加了他从来中国到离开中国的全过程。《神灵之手》出版后，鲜为人知，影响甚微，当时由于“七七事变”和二战相继爆发，转移了大众视线。加上书名带有宗教色彩，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误认为是宗教书籍。1986年4月，新华社《参考消息》编辑部编译出版的《长征秘闻》注释中将该书译名为《遏制人的手：为基督教在华被监记》。张国琦在《长*途征**中一个外国人的故事》（《瞭望》1987年8月17日第23期）将该书名译为《抑制的手》。
《神灵之手》（或译为《束缚之手》）先后出过英法文四个版本，《抑制之手》是1936年12月出版的英文原版（原著标注同年8月第一次印刷），第二年转译成法文出版，由瑞士莫斯出版社出版，以后由于战乱，原书英文打字稿被毁，未再出版。1978年勃沙特依照1937年法文版用文重写出版，书名为《The Guiding Hang》（《指导之手》或《指导之手》），不久又译成法文，书名为《Conduit Par Samain》（《导手》），由瑞士教会出版社出版。
勃沙特1936年最初出版的英文原版《抑制之手》，1985年在山东省济南市广智院旧址发现。当年西方教会在华势力，主要分为天主教和基督教两大派系，以意、法为主的天主教会来华最早，而由英、美为代表的基督教会来华较晚，两派教会来华后互相竞争。广智院创办于1887年，属英基督教浸礼教会，与勃沙特的英基督教中华内地教会同宗。1941年，英美在济南的资产被日本强制占有，广智院的藏品和藏书被日本人盗走，可能是勃沙特原著的封面设计和书名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日本人没有要这本书。1952年10月，广智院曾被山东省自然科学教育研究所接收，院内的所有书籍报刊均封存，“*革文**”中多数被毁。勃沙特原著等少数纸本书籍扔在极为不便、不易发现的顶层阁楼上尘埃中，后来广智院图书馆改为家属楼，在维修瓦顶时才发现这些残存的书籍。
英基督教中华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由英基督教中华传道会原宣教士戴德生于1865年6月在上海创办，总部设在中国镇江，伦敦留有办事处。创办之初，为防止其他教派之间的冲突，订下不募款、不借贷的原则，主张在边远地区传道布教。1877年，在贵阳设立“贵州省基督教内地会总会”。1888年安顺礼拜堂建成，成为贵州中华内地会活动的中心。内地会在云贵边地区传教时，还开办有教会学校、福音诊所、邮政代办所和福音书房等。1900年因拒收列强所给的清廷赔款（帝国主义将清廷赔款一部分给在华教会，以教会作为工具，用在有利于帝国主义增强其影响力的领域），开始受到其他教派的排挤。1931年，贵州内地会在安顺平坝举办为期一个月的培训班。新中国成立后，在华外国教会陆续撤离中国，此后内地会转向东南亚一带，在新加坡重设总部，更名为“海外基督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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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美国索尔兹伯里到中国采访有关红军长征的素材，准备创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写信给萧克，询问当年曾为萧克翻译地图的传教士的情况。索尔兹伯里回国不久，给萧克寄来勃沙特写的那本书。后来索尔兹伯里又追寻到英国，在曼彻斯特找到勃沙特本人。1984年秋，萧克出访法国，打听勃沙特的情况，1985年初通过勃沙特在瑞士的亲友比吉亚特夫人的关系找到勃沙特。此后，英国白城电影公司的辛格和格雷到中国访问，勃沙特委托二人给萧克带来一盘有关他近况的录像带和他出版的两本书，其中一本后来译为中文《神灵之手——一个西方传教士随红军长征亲历记》。1986年中央电视台*放播**长征专题片时，*放播**了勃沙特的近影和《束缚之手》的英文本图像。1988年1月29日，《人民日报》第6版发表了驻英记者李云飞的《因缘际会话当年——访勃沙特先生》。勃沙特夫妇一生无子女，勃沙特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去世时90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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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灵之手》目录：序言、被捕、逃跑及后果、朋友们的消息、行行复行行、“打”、并非孤独、饥渴交困、强迫中的痛苦、“狱中”、自由的允诺、自由、海曼·贝克尔的记述，书前有萧克《难忘的记忆》（代译序），附录有萧克《先遣西征》、李云飞《因缘际会话当年——访勃沙特先生》、李林《一位先于*诺斯**著文介绍*共中**和红军长征的外国人——勃沙特》，沱源、贵武《瑞士旅华牧师波夏德及其介绍红军长征的回忆录<束缚之手>》、董玉《瑞士牧师与中国红军》、李林《勃沙特离开红军后在盘县的一些情况》、陈集思《与勃沙特同在红军中生活过的神甫汉斯·凯勒》、李林《从<神灵之手>看红军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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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指四支红军部队（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六军团及红一方面军的红三十二军]、红二十五军[后编入红一方面军]）的长征，长征开始时间为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红二、六军团的长征时间为1935年11月19日（从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
1934年7月，中央红军长征之前，博古、李德控制下的中央军委下令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活动，任弼时为中央代表，与萧克、*震王**三人组织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为主席。在行动中，萧克等人感觉到中央红军也很可能向西撤，中央电令红六军团起先遣队的作用。周恩来后来说，当时组织红六、红七军团分别西征和北上，“一路是探敌，一路是调敌”，博古更直接说“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六军团是先头部队”。红六军团认为如果机械执行博古等人的命令，将会陷入重围，会遭到驻宁冈的湘敌第15师和驻永新的第16师、62师追击，并过早暴露行动意图，因此决定先向南面敌人兵力薄弱地区突围后再向西南急进。
为寻找贺龙的红二军团，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约9000人在独立四团的引导下，从遂川的横石出发，开始西征。红六军团通过藻林、左安、高坪等地，连续突破敌人四道防线，于11日到达湖南桂东县的寨前圩，12日召开连以上干部誓师大会，任弼时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27岁的萧克任军团长兼十七师师长，*震王**任军团政委兼十七师政委，李达任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任军团政治部主任，龙云任第十八师师长，甘泗淇任十八师政委，谭家述任十八师参谋长，方礼明任政治部主任。
红六军团西征中，博古等指示一切都要带走，因此把保卫局的犯人、医院、兵工厂、石印机甚至连老虎钳子都带上了，这种搬家式的行动，部队机动能力大大削弱，六军团从湘桂黔边进入贵州，带的东西都扔得差不多了。中央红军长征后搬的东西比六军团还多，吃亏也更大。当时大家都舍不得丢掉自己有家当，公家的、私人的都想一起搬走。
红六军团在湘粤结合部突围后，湖南军阀何键急令刘建绪派两个师追击，并安排一个旅和四个保安团防堵拦截，广西军阀也令第七军两个师向北调动。8月12日，红六军团离开寨前圩，20日占领新田县城，继续前进到蔡家埠一带准备抢渡湘江，刘建绪和桂军第十七军廖磊部已逼进形成包围圈，红六军团放弃渡江，进入白果市跳出包围，再度南下到达嘉禾县城以西，再到江华、道县之间，攻下湘桂交界的永安关，进入广西的全县、灌阳东北的文市。敌军又企图阻止红六军团渡江，被红军击溃八个多团，9月4日，红六军团在全县以南的界首渡过湘江，向越城岭前进，进占西延县城。9月20日，博古等人下令红六军团在城步、绥宁、武岗山地区坚持到9月20日，然后沿桂边境行动，与红三军（1931年3月，红二军团改为红三军）联系，在凤凰、乾城、永绥地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牵制敌人，与即将长征的红一方面军配合行动。在湘、桂、黔三省敌军合围的情况下，红六军团继续南下，占领通道县城，渡渠水，进入贵州。红六军团经锦屏、黎平进入苗、侗两族聚居的清水江流域，在当地人的帮助下渡过清水江，又突破三省敌军18个团的堵截，渡过大沙河，占领老黄平县城旧州。
红六军团扣留传教士第二天，西进到松洞（松洞），博古等人下令向江口前进，不得西进，并说二军团已占印江。六军团在松洞北进到*安瓮**县猴场（现草塘），先头部队进抵乌江南岸，博古等人两次电令禁止六军团渡乌江向西行动，不可向西北转移。六军团进入石阡县境，经河坝场、直至走马坪、廖家腾地域。此时敌军集中24个团实施大包围。10月7日，李达率两个团到达石阡西南三十里的甘溪，得知桂军第十九师一部向甘溪开进，李达一部向石阡的大地方和江口方向转移，与主力失去联络，六军团51、49团在甘溪与桂军作战，随后*震王**率53团为全军开路转移，向西在石阡、镇远、余庆、施秉、黄平一带盘旋行动。桂军和黔军包围之中，六军团被分割为四段，减员严重，部队常在悬崖峭壁小路上攀行，有些部队一天一顿稀饭，赤脚行军。任弼时害疟疾，手拄木棍，领导全军行动。52团担任后卫，遭敌包围，损失惨重，十八师师长龙云惨遭杀害。六军团在石阡至镇远之间的一条人迹罕至的谷涧水沟（贵州称为夹沟）内，被湘军陈铁侠部和桂军发现并予以攻击，六军团快速通过，脱离了三省敌军的围追堵截。至此，8月以来，红六军团行动历时80多天，行军5000多里，探明了沿途敌人兵力的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起到了中央红军长征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队作用。
1934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抵达贵州印江县木黄，与红二军团（红三军）胜利会师。此前李达一部在沿河地区已与红二军团一部先会合。两军会合时，二军团有4000多人。六军团有3000多人。红二军团在会师之前，在贺龙、周逸群、邓中夏、段德昌、夏曦的领导下，在湘鄂西苏区建立工农兵政权和游击队、赤卫队，长期被敌军进攻，加上“左”倾干扰和肃反扩大化，受到严重削弱，后来撤退后创建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纵横200里，人口只10万以上，人少粮缺）。二、六军团会师后决定向湘西进军，贺龙在这些地区影响很大，当地敌军力量较弱。10月25日，任弼时、贺龙向博十发电建议集中行动，26日博古等人电令禁止两军集中行动，28日夏、贺、关、任、萧、王联合发电给博古等人，再次建议二、六军团集中行动，博古等人不予批复。在形势紧迫的情况下，二、六军团联合开展集中行动，红三军番号改为二军团，贺龙为军团长，任弼时为军团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李达为参谋长，甘泗淇为政治部主任；六军团仍由萧克任军团长，*震王**任政委，谭家述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29日，博古等人发电禁止二、六军团合并，并分别指令活动范围。11月13日，博古等人仍发电指定活动区域。16日，博古等人发电，成立以任弼时为书记，夏、贺、关、萧、王为委员的湘川黔边省委（即湘鄂川黔省委），将两个军团均改为现行编制的一个师，仍保留二、六军团的名义，贺任、萧王分别为二、六军团长的军团长和政委，两军团共同行动时由贺任统一指挥，贺龙、任弼时分别兼湘川黔军区司令员和政委。11月下旬，博古等人发电同意二、六军团确定的战略方向。博古、李德等人提前安排红六军团进入湘西，暴露了中央红军向西撤退的意图，部署了五倍于红军的兵力。同时博古、李德等人对二、六军团的实力估计过高，难以完成箝制敌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任务（见《萧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
（本文主要综合自《神灵之手——一个西方传教士随红军长征亲历记》，[瑞士]R·A·勃沙特著，严强、席伟译，黄河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