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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19日上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课程《考古学研究》“宗教考古专题”系列讲座第五讲《四川地区宋代生墓研究》在考古楼A座101室举行，由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白彬教授主讲。
白彬教授主讲
一、问题的提出
生墓是中国古代常见的特殊葬俗，为墓主尚健在时即把墓葬规划营建好以备安葬死者之用。
生墓之俗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西汉时，天子登基即预作寿陵几成惯例，霍光、张禹等大臣亦于生时自营茔地。东汉时，预作寿藏之俗在皇帝、诸侯王、官员甚至宦官中依然盛行，具体情况可参见杨爱国《汉代的预作寿藏》。东汉普通民众亦营建生墓，洪适《隶续》有南宋时期发现东汉寿冢实物的记载，2007年在四川成都新都区发掘有“万岁之宅”铭的东汉崖墓三和镇互助村HM3。汉代墓葬墓室多、体量大、雕刻精美，部分有大幅彩绘壁画，必然需要事先预作。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有关生墓的文献记载较为零星，如《南史·僧虔传》及《十六国春秋·后秦录》，并多具嘲讽意味。
宋代正史、笔记小说及文人别集等文献资料中有关生墓的记载突然增加，总数众多。龚扬民、白彬《贵州遵义南宋杨粲墓道教因素试析》在考察墓主像和生墓的关系后指出：“宋代寿冢尽管在中原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也都有发现，但四川及其邻近的贵州地区似乎更为流行。”而张亮《川渝黔地区宋代生墓的初步研究》、赵兰《宋代生墓初论》二文均对生墓的使用人群、地域、时代进行了讨论。本次讲座意在对四川地区及临近黔北地区的宋代生墓做一梳理。
二、生墓的名称
“生墓”是为学术研究规范起见对此一特殊葬俗的称呼，文献和考古材料中并不多见，出现时间较晚。梳理宋代文献和考古材料，其中“生墓”的称谓很多。
（一）古文献记载所见生墓名称
梳理《宋史》《皇宋事实类苑》《书温公志文异圹之语》等两宋文献，可知古文献记载中所见宋代生墓名称有茧室、寿藏、寿堂、寿室、寿茔、寿冢、生茔、生坟、寿基、寿穴、生圹11种。不同时代、地域所使用的名称不同，其中古文献记载中四川地区的生墓名称仅寿堂、寿室2种，且皆为北宋时例。
（二）考古材料所见生墓名称——以四川地区为例
通查四川地区考古材料所见生墓名称，可知北宋时期的生墓名称有吉宅、延寿堂、寿堂、延寿吉地、延寿堂吉地5种，南宋时期的生墓名称有千年吉宅、百载寿堂、寿堂、庆堂、长生寿堂、坟堂、百岁寿堂、寿域、长寿堂、春庆寿堂、藏室、寿藏12种。
对比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所见四川宋代生墓名称，可知彼此间有一定出入，考古材料中宋代四川地区生墓名称远多于文献记载。
三、辨识生墓的依据
辨识生墓的主要依据有铭刻材料、出土器物、图像三种，以铭刻材料为核心。
（一）铭刻材料
1. 生墓券
墓葬中出土生墓券者可辨识为生墓。
生墓券常称墓主身份为“男弟子”、“清信女弟子”，部分券文有“五温之跪，浊世尘倾”、“建营吉宅，增益寿年”、“修营造立寿堂”、“买得延寿堂吉地一所”之语，如成都大邑县文管所藏北宋淳化三年（992年）男弟子费洪生墓券、成都蒲江五星镇北宋乾兴元年（1022年）清信女弟子阿费生墓券、成都蒲江五星镇北宋乾兴元年（1022年）清信女弟子何萯生墓券。其中何萯墓与丈夫王仁明墓相邻，王仁明墓出土葬墓券称墓主身份为“殁故亡人”，可知铭刻材料对墓主身份的称呼可作为辨识葬墓券、生墓券的依据。
图一：成都蒲江五星镇北宋乾兴元年（1022年）清信女弟子阿费生墓券拓片
部分生墓券券文有“预建千年吉宅百载寿堂”、“五龙镇堂，石人代命”、“石真替代”、“绿水一瓶”之语,所记载的“五龙”、“石人”、“石真”、“绿水”往往能在同墓随葬品中找到对应。如南宋绍兴六年（1136年）女弟子丁氏五娘生墓券、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奉道弟子吕忠庆生墓券。
部分生墓券券文有“起造长生寿堂”、“准备……一百年限终之日”、“起□坟堂以待百年，将为宅兆……”之语，如四川万源市文管所藏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年）阳道弟子谢大娘生墓券、四川广元河西公社南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杜世广夫妻同坟异藏石室墓西室弋氏生墓券。
部分生墓券券文有“近命羽流占筮点相童□□□今岁山空命利宜造吉宅”、“赤松子地下老鬼母书”之语，具有道教色彩。如四川广元南宋嘉泰四年（1204年）女弟子郑氏、男弟子王再立生墓券。
部分生墓券券文有“福如山岳，寿比松椿”之语，强调生墓券祈求福禄寿的功能。如成都西城区新蜀工地双室并列夫妻合葬墓所出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男、女生墓券。这两件生墓券券文还有“今将石真替代，水干石碎，方归本堂”之语，而墓葬棺床前各放置有三彩男女墓主像1件，可与券文提及“石真”对应。
部分生墓券券文有“……禀五行循环之德。今则运逢八卦，二命相生，谨依先贤秘要，踏相山陵福胜之地，本旁西山乾戊之原，建立寿堂二所”之语，如贵州仁怀荣昌坝南宋绍定三年（1230年）男女生墓券，具有堪舆风水色彩。这两件生墓券券文有“断以石人能语，石马能行，石契（焦？）（岁？），方始相呼”之语，该墓M1后壁龛有女性墓主像雕刻，M2左壁有牵马石刻，后壁龛有男性墓主像雕刻，恰与“石人”、“石马”对应。此外还有“寿保千春”、“寿同彭祖”、“富若石崇堆金壁”，“福禄增高”等语，反映出生墓券及生墓祈求福禄寿的功能。
而以是否具有祈求福禄寿的功能检视墓内铭刻材料，可以发现相当数量的壁龛“对联”应也是生墓券的变体及生墓的标志。如四川三台永明镇杨凳寺夫妻同穴异室合葬石室墓M1，其左室后龛龛楣刻“寿如山”，两侧柱刻“寿如福海”“富贵荣华”；右室后龛龛楣题刻“福如海”，两侧柱浮雕童子攀坐花枝图像。同样，相当数量的藻井盖题刻应也是生墓券的变体及生墓的标志。如重庆沙坪坝区井口同坟异藏石室墓M1及M2，两墓藻井盖分别题刻“福寿”（M2）、“延长”（M1）；贵州桐梓观音寺南宋石室墓M2藻井南北横梁石板分别阴刻“寿山”“福海”。
图二：贵州桐梓观音寺南宋石室墓M2藻井南北横梁石板拓片
2. 镇墓文
墓葬中出土镇墓文如华盖宫文、天地敕告文券、五方消灾真文、炼度真文者亦可辨识为生墓。以四川成都北门外羊子山M147、M148奉道弟子严世广、乔氏收喜娘子夫妇墓为例，二墓同坟异穴，严世广墓出土华盖宫文1方、东南西北中五方消灾真文各1方及文字残缺的石刻1方，乔氏墓出天帝敕告文、华盖宫文各1方、中方和南方消灾真文各1方及墓志1方。乔氏墓墓室后部出土三彩釉陶墓主像1件，棺台和左右墓壁还有侍仆、禽畜等，与出土生墓券、可明确辨识为生墓的墓葬出土器物相似。中、南两方消灾真文有“奉道弟子严世广同室乔氏收喜娘子”字样，天帝敕告文、华盖宫文有“奉道弟子乔氏，行年六十五岁”字样，墓主身份为“奉道弟子”，与生墓券称呼相似。华盖宫文有“福禄永坚，子孙安吉，身心吉健”之语，具有与生墓券相似的祈求福禄寿的功能。天地敕告文有“江水一瓶”之语，与部分生墓券提及“绿水一瓶”的随葬品相似。而乔氏墓志有“世占籍成都华阳县……享年七十有五，时淳熙壬寅二月初六日”之语，可以明确证明该墓始建为生墓，十年后葬墓。
图三：成都羊子山M147、M148奉道弟子严世广、乔氏收喜娘子夫妇墓镇墓文
3. 镇墓石
墓葬中出土镇墓石者亦可辨识为生墓。以贵州遵义南宋淳祐七年（1247年）播州杨氏土司杨粲夫妇墓为例，该墓为南、北两室并列的大型石室墓，其中杨粲墓主像身侧的镇墓石有“镇坟大吉”之语，可知杨粲墓为葬墓；夫人墓主像身侧的镇墓石有“永保寿堂”、“太上神符永镇寿堂”之语，可知杨粲夫人墓为生墓。
4. 墓壁题记
墓葬中所见墓壁题记有“寿堂”字样或“金玉”“千秋”、“百岁”等反映出祈求福禄寿的愿望的字样，且墓壁有墓主像、空座椅或墓主牌位雕刻，或墓壁有鹤、鹿、龟、猴、桃、灵芝、莲花、牡丹、妇人骑驴等祈求福禄寿的吉祥图案或“蓬莱洞天”“广寒仙窟”等仙境图像者，亦可辨识为生墓。如重庆合川区观山宋代石室墓M1后侧壁柱上方条石条底部题刻“金玉以满华堂”，后壁刻有靠背座椅，应为生墓。再如四川华蓥永兴镇驾挡丘南宋双室并列石室墓M1、M5，M1后龛雕刻花卉图案，M5后龛雕刻牡丹，且两座石室墓的后龛均刻莲花状牌位，牌位中间分别阴刻“……寿堂”“张中兴寿堂”字样，应为生墓。再如重庆大足龙水镇磨儿坡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年）石室墓M3，墓内题刻“庚辰绍兴三十年孟冬……”“千秋百秋”字样，后壁刻女性墓主像，斜坐于靠背椅，应为生墓。再如四川彭山南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虞公著夫妻合葬墓东室，腰坑以铜钱摆出“千年万岁”字样，墓壁雕刻有武士、四神、鹿含瑞草、“蓬莱仙境”、荷花等图案，应为生墓。
图四：重庆合川区观山宋代石室墓M1“金玉以满华堂”题刻拓片
（二）出土器物
墓葬中出土双耳或四耳陶罐、佛手或兽形器物、石质或陶质墓主人像、蟠螭提梁罐者，可以辨识为生墓。双耳或四耳陶罐与生墓券“绿水一瓶”对应；佛手或兽形器物谐音“福寿”，与生墓祈求福禄寿的功能对应；石质或陶质墓主人像与生墓券“石真替代”、“石人代命”对应；蟠螭提梁罐提梁呈蟠螭状，且多为5件，与生墓券“五龙镇堂”及“五五之数”思想对应。
图五：成都出土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奉道弟子吕忠庆墓石质墓主人像
（三）图像
墓葬中墓壁雕刻墓主人像，且墓壁伴有鹤、鹿、龟、猴、桃、灵芝、莲花、牡丹、妇人骑驴等祈求福禄寿的吉祥图案或四神、升仙引导等图像者，亦可辨识为生墓。如四川资中烂泥湾南宋中期3座石室墓，3墓后壁龛均雕刻墓主像，其中M1墓主像左下角伴刻仙鹤，M3墓内雕刻武士、四神、伎乐、说唱、倒酒及立于祥云之上的引导图。再如四川泸州江阳区桥头山南宋晚期同坟异藏石室墓M1、M2，M1后壁雕刻女墓主像，墓内雕刻有执剑武士、四神、仙猴偷桃、鹿含灵芝、雀鸟与花卉、小鹿、狮子戏球、伎乐、桃树、菊花等图案。M2后壁雕刻男性墓主像，墓内雕刻女武士、四神、鹿含仙草、鹿含灵芝、鹿含瑞草、仙鹤、伎乐、持丝帕包印盒之“捧印文吏”、侍者、桃树、牡丹等。
图六：四川泸州江阳区桥头山南宋晚期同坟异藏石室墓M1、M2横剖视图
四、生墓的类型与年代
四川地区宋代生墓可根据材质分为砖室墓、石室墓（含崖墓）两大类型。
（一）砖室生墓
砖室生墓集中分布在成都及郊区，火葬、肉身葬均有，年代跨越两宋，以南宋较多。砖室生墓所涉及墓主78%自称为“男弟子”“清信女弟子”“男生”“女弟子”“弟子”“奉道弟子”，与道教关联密切。建生墓时墓主年龄绝大多数为60-77岁。根据砖室生墓放置物品的不同，可对砖室生墓进行分型、分期。
在砖室生墓的形成受到道教直接影响、推动这一前提下，推究营建生墓的原因，可从生墓券的用语中找到线索。如北宋淳化三年（992年）四川大邑费洪生墓券、北宋乾兴元年（1022年）蒲江阿费、何萯生墓券中“五温之跪、浊世陈倾”之语，经考证所指应为“五瘟之鬼”。《女青鬼律》等道书文献记载，“败军死将”死后无人收葬即会变成“瘟鬼”、“瘟鬼之王”，而北*平宋**蜀后四川地区多次发生农民起义，死者甚众，生墓可能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以*压镇**瘟鬼为目的形成的。而考求生墓的修建时间，也可以得到营建生墓原因的另一线索。四川成都东南郊弟子吕氏、郭氏生墓，四川成都西郊佚名奉道弟子生墓，四川成都北郊羊子山奉道弟子严世广、乔氏夫妇生墓，均修建于南宋绍兴、乾道年间。据《宋书·天文志》记载，乾道年间有多处天象异常的记载。而宋代占星术流行，宋人认为国家兴亡、家族盛衰、年成丰歉、人事吉凶均与上天有关。五星运行失度可能是促成生墓营建的另一原因。
（二）石室生墓
石室生墓在四川、重庆及邻近四川的黔北地区均有发现和分布，绝大多数为肉身葬，年代均为南宋。砖室生墓所涉及有姓名的墓主仅35%自称为奉道者，远低于砖室墓。建石室生墓时墓主年龄总体低于砖室生墓，大多为30-48岁。根据石室生墓雕刻题材，可对石室生墓进行分型、分期。
（三）砖室生墓、石室生墓的异同
比较砖室生墓及石室生墓，可知两类生墓在名称、时代、地域分布、墓主自称、建墓年龄、出土器物、雕刻、祈愿内容方面均有不同。
五、部分器物（雕刻）的寓意
1. 牡丹、荷花：据周敦颐《爱莲说》，牡丹象征富贵，莲荷代表高洁。
2. 鹿、兔、鹤：据葛洪《抱朴子内篇•对俗》及《述异记》，鹿、兔皆为长寿之物。又据王粲《白鹤赋》及《神仙传》，鹤、鹿是神仙坐骑。
图七：四川彭山虞公著夫妻合葬墓东室“鹿含瑞草”雕刻拓本
3. 灵芝：据《抱朴子内篇•对俗》，灵芝为道教服食的上等药物。
4. 桃、桃树：据《汉武故事》，桃树在道教中亦与长寿有关。
5. 驴：据《符子》，有驴仙者。
6. 进贡人、金玉以满华堂：“进贡人”头顶圆盘，双手上托，盘内置象牙、宝珠、金锭，此类雕刻的代表墓例为贵州遵义南宋淳祐七年（1247年）播州杨氏土司杨粲夫人墓。参考江西吉安县敖城乡泮圹村宋开宝七年（974年）石室墓出土石质柏人券，该柏人券有“墓中合出*官高**职禄，仰百（柏）人遍取，送与阳道子孙受之。墓中合出田塘万顷，牛马千万头匹，仰百（柏）人招取；墓中合出聪明儿孙，金银匹帛丝蚕，仰百（柏）人招取，送与阳道子孙受之”之语，可知“进贡人”图像雕刻的寓意是向“阳道子孙”送去“*官高**职禄”“田塘”“牛马”“聪明儿孙”“金银匹帛丝蚕”。
7. 龟、鹤、童子、老人：“龟、鹤、童子、老人”图像的代表墓例为贵州遵义南宋淳祐七年（1247年）播州杨氏土司杨粲夫人墓，该墓出土一件带柄铜镜，该镜背面装饰以松树、云为背景，坐一带背光的老人，老人身前地下有龟，右侧立鹤，左侧站童子。另一代表墓例为上海闵行南宋嘉定七年（1214年）张珒夫妇石室墓，该墓出土一件石屏风，屏风装饰以松树、云为背景，立一带背光者，其右侧立一手捧莲叶及龟的童子，身后立一鹤。据司马迁《史记·龟策列传》，龟千岁乃游莲叶之上，莲叶与龟的组合象征着长寿。古人祝福人长寿常将龟鹤连称，称“龟年鹤寿”。两晋以来，其说为道教所吸取，演为吐纳长生之术。寿星是宋人熟悉的绘画题材，据洪迈《夷坚志》，寿星图像常与龟鹤组合。参考宋金时期大量龟鹤齐寿铜镜，其镜背纹饰为有带头光的神像（寿星）坐于树下，左右有龟、鹤，可知“龟、鹤、童子、老人”图像的寓意为“龟鹤遐龄”。
图八：左为上海闵行南宋嘉定七年（1214年）张珒夫妇石室墓出土石屏风；右为宋金时期龟鹤齐寿铜镜
六、有关历史背景的考察
1. 四川地区一直有营建生墓的传统
据洪迈《隶续》记载，南宋时期四川地区即有东汉永初七年（113年）的寿冢实物发现，目前也有东汉永建三年（128年）铭为“万岁之宅”的成都三和镇互助村崖墓HM3的考古发现，崖墓结构复杂、体量巨大，必须提前预备，故从这一意义上讲崖墓、画像石墓多为生墓。六朝时期，材料刊布不多，情况不明。唐代为禁止厚葬之风，颁布石室墓禁止令，受此影响，四川地区石室墓消失不见，宋代继之仍禁止石室墓。唐末五代若干生墓（砖室墓、石室墓）出现，如前蜀王建墓。北宋初年到南宋末年，四川地区一直有生墓发现，早期多为砖室生墓，石室生墓出现年代稍晚，应与宋代石室墓禁令的颁布有关。北宋中期石室墓禁令稍有松动，疏土之乡葬墓可用石挡土。南宋初石室墓开始出现，普遍窄小，仅能容棺。宋室南渡后，中央政府对四川等偏远之地控制力减弱，导致石室墓的传统死灰复燃，地域分布广泛，石室生墓数量大增。
2. 道教重生、贵生观念对四川地区宋代生墓的出现和流行有直接的影响。
四川地区宋代生墓墓主自称“男弟子”“清信女弟子”“男生”“女弟子”“弟子”“奉道弟子”“阳道弟子”“清河灵应帝之后”；生墓营建原因为*压镇**“五温之跪”或解除五星运行失度带来的灾祸；生墓出土器物包括代人、五方镇墓文、天帝敕告文、华盖宫文、生墓券，可见蓬莱仙境、龟鹤、鹿等雕刻、“蓬莱洞天”“广寒仙窟”等题刻。生墓券上常有“断以石人能语，石马能行，石契（焦？）（岁？），方始相呼”等盟誓性质文字。以上均为生墓中的道教因素。
3. 堪舆风水的流行，是四川地区宋代生墓复盛的关键。
北宋司马光《司马氏书仪》卷七云：“世俗信葬师之说，既择年月日时，又择山形水势，以为子孙贫穷贵贱，贤愚寿夭尽系于此”，堪舆风水术流行。如贵州仁怀荣昌坝南宋绍定三年（1230年）男女生墓券券文有“……禀五行循环之德。今则运逢八卦，二命相生，谨依先贤秘要，踏相山陵福胜之地，本旁西山乾戊之原，建立寿堂二所”之语，堪舆色彩甚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