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之季，赵宋王朝的统一事业从荆湖地区起步，按照“先南后北”的战略从平定湖北荆南发力，进而统一南方。

南渡以后，南宋王朝采取了“自南制北”的防守战略，即重南而轻北，守南而弱北。胡安国针对京湖地区提出的“自南而制北”战略，秉承了赵宋中原时期“自内制外”的祖宗之法。

一、自南制北

进入南宋，朝廷立国东南，“以内制外”的国策以“自南制北”的新面目示人，用以诠释“守内虚外”之实践与应用。

名将刘子翚（1101—1147）也向宋高宗建议：“欲望陛下远鉴吴魏居重驭轻之术，近法艺祖以中制外之权。”

建炎二年（1128）二月，宋高宗自应天府逃往淮河以南的扬州，但未作长期驻留，其真正的目的是逃往长江以南得建康（今江苏南京），以实现弃淮守江的战略意图，建炎三年（1129）二月， 由于金军再度逼近，宋高宗经由镇江逃往了杭州。

在金军的数次进攻之下，宋廷已先后放弃了黄河、淮河防线，并着手筹建以寿、扬州（今安徽寿县、江苏扬州）、建康、润州、池州、鄂州（今江苏南京、镇江，安徽贵池、江西九江，湖北武昌）、荆州、襄阳等为重点的淮、汉、长江防线。

在此背景下，湖北的荆州、鄂州，以及京西的襄阳，皆被推到了南宋国防的前线，而湖北的历史命运也由此被改写，荆、鄂两地的发展轨迹也受到了深远影响。

在南宋初期关于定都建康还是驻跸临安的争论中，御史中丞赵鼎（1085—1147）认为“定都建康未为得策”。

赵鼎的观点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南宋高层统治者的战略心理，即国家虽已偏居东南，但仍可以效法“以中（内）制外”的原则对全国进行递进式的控制。

宋廷由行在（临安）出发，依次设计了二浙、江东西、两淮、京湖、川陕等重要节点，由近及远，自南至北，逐层钳制，拱卫腹心。

刚好，京湖就处在一个远离中枢的尴尬节点上，这也导致了京湖在南宋长期承受着战略疏远。与赵鼎钟意临安不同，胡安国力挺定都建康，还批评了朝廷对湖北的轻弃。

二、近弃湖北，远留川陕

有宋史学者认为，南宋朝廷建国后执行优先东南、“近弃湖北，远留川陕”的发展策略，使得湖北实际上成为国家优先整合东南、川陕两大地缘板块战力下的牺牲品，也造成了国家对京湖缺乏掌控的局面。

从一定程度上看，南宋朝廷对湖北的疏远和暗弃，演变成为制约国家长远战略的结构性难题。

孝宗朝，侍御史王十朋（1112—1171）也表达了担忧：“今朝廷知备淮甸而远荆襄，此臣所谓不可不深虑者。”

南宋京湖战区跨越长江两岸， 其中位于江北的区域占据大部分版图，而江南区域（鄂州、岳州全部，荆州、峡州、归州部分）相对较小。

这种“北广而南狭”的地缘格局，在“以南制北”战略下，必然进一步加剧了湖北在战略空间上所承受的挤压。

宋廷奉行“以南制北”战略，实则是面对北方金国咄咄逼人的攻势而实行全面的战略收缩 ，落实到长江南北军事防守形势上，就是重南而轻北的态度反差。自南宋之初，朝野中质疑或反对“重南轻北”的声音就此起彼伏。

由于“以南制北”的理念，国家在江南倾注大量的军力和资源，而对江北的部署就显得薄弱。在如何处理江南、江北的资源分配问题上，王之道、李纲等人都呼吁朝廷要重视江北，补齐短板，甚至应当江北优先。

三、保江南，先守江北也

端平二年（1235），殿中侍御史李宗勉也声称：“ 欲保江南，先守江北也 ”。

湖北境内以江南狭而江北阔，惟鄂、岳、鼎等诸州独居江南，而其中尤以鄂州为重。绍兴元年（1131），宋廷“又分荆湖诸州之在江南者为荆湖东西路，置帅于鄂、鼎。”在“以南制北”的战略背景下，鄂州易获得宋廷格外的青睐。

绍兴十二年（1142）二月，宋金达成和议后，南宋政府在宋金边境部署的兵力主要集中于江南。其中，鄂州、建康等地聚集了优势兵力，分别成立总领所，以供应驻屯大军。

荆、襄皆在江北，而鄂州居江南。 “南渡以来，士大夫往往唱为和说，其贤者不过为保守江南之计。”

按照宋廷“以南制北”的战略设计，以江南的鄂州为大本营，而勠力经营江北，尤其是京襄，就不免牺牲到荆州的利益。这一战略在湖北的实施也为荆、鄂事权之争埋下了根源。

由于南宋王朝“以南制北”战略的影响，京湖地区城市之间的战略形势此消彼长。

首先，同为江北列郡，朝廷却专注襄阳而轻视江陵；其次，皆属湖北重镇，朝廷又倾心经营江南之鄂州而冷落江北之江陵。

因此，湖北荆、鄂两城之命运，自南宋以降就开始出现了微妙而戏剧性的变化，也对后世湖北地缘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