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魏晋是一个风云变幻、群雄逐鹿的时期，英雄和奸雄并起，权谋和忠义齐飞，那也是中国历史上，文人士大夫最多姿多彩、行事乖谬、独放异彩的时期，这在中规中矩、践行儒家主流价值观的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历史画卷中，绝对是个异数，一部魏晋高士列传掷地有声，其气节、风骨、风度、风流在华夏文化史上留下了重彩浓墨的一笔，至今仍令人怀想、喟叹！
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名士可以说是“魏晋风度”的标杆人物，其行事之离经叛道不仅令时人侧目，恐怕放在今天，也足以令网络时代的“非主流”和“杀马特”们相形见绌。
阮籍：喜欢喝酒，母死居丧期间, 仍旧饮酒食肉, 为礼法所不容，但其实内心悲痛至极, 以至“举声一号, 呕血数升”。有客人来访，愿意待见就以正常的黑眼珠子示人，不喜，就翻白眼对着人家，是为“青白眼”，这也是成语“青眼有加”的出处。他时常率意独驾, 没想好去哪儿，也不循着路径走，走到没路了，就恸哭而返；邻家女有才色，未嫁而卒，阮籍与她无亲无故，生前也不相识，居然径直去她家哭，尽哀而去。
嵇康：才华过人，不喜名利，视*场官**为浊世，数拒征辟，写文历数做官的“七不堪”。曹魏权臣钟会造访嵇康，嵇康没有立马拿出iphone和名人合影发到微博和朋友圈，而是不理不睬，继续在家门口的大树下“锻铁”（是的，嵇康的一大爱好便是“打铁”！），钟会讨了个大大的没趣。后嵇康被欲加之罪入狱，行刑当日，三千名太学生集体*愿请**，请求赦免嵇康，并请以为师。临刑前，嵇康神色如常，在刑场上抚了一曲《广陵散》。曲毕，叹息道：“《广陵散》于今绝矣！”，然后从容就戮，时年四十。真是“三千太学伤东市，一笛山阳怅子期。”
刘伶：时常乘鹿车, 携一壶酒, 命人扛着锄头跟着，说：“死了便掘地埋了我!”。喜欢裸体，在家不穿衣服，别人看到了讥笑他，他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㡓衣（有裆裤），你钻到我的裤裆里作什么！
阮咸：与姑母家婢女有私情，母丧期间，姑母遣婢女出门，他二话不说，立马借了客人的驴，吭哧吭哧追婢女去了。与宗人聚会时，与猪共饮！（是的，你没看错！）其时以大甕盛酒，围坐牛饮，这时来了一群猪伸脑袋来喝，他面不改色，直接上去，和猪一起喝酒。
……
以上诸种行为艺术，不可谓不惊世骇俗！
无独有偶，一千七百多年后的美国，一群年轻人以“垮掉的生活方式”（酗酒、*爱性**、迷恋爵士乐、流浪、宗教信仰、对政治一 社会的鞭挞）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和批判，其行为方式也令美国的时人震惊。这在发端于上世纪50年代的"垮掉的一代"文学作品中（以凯鲁亚克的长篇小说《在路上》、金斯堡的长诗《嚎叫》、巴勒斯的长篇小说《裸露的午餐》为代表。其中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更被视为 "垮掉的一代"的圣经 。）有相当深刻的全景式描述。
中国的魏晋名士与西方的“垮掉的一代”，一中一西，一古一今，看似不相干，实则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垮掉一代”身上的诸多特质，如，虚无主义、神秘主义、颓废、玩世不恭、放浪形骸以及反传统*社会反**，无一不可用在魏晋名士身上，而且产生这两者文化现象的社会文化背景成因也颇为相类。
游离于主流价值观之外
离经叛道，所离所叛的，当然便是当时主流的价值观。主流价值观遭到抛弃，乃是因其已无力解释急遽变化的社会历史现实。
就中国而言，一方面是权威价值观崩溃后造成的混乱，另一方面是乱世中个体对死亡的恐惧。
“天人感应”理论的破产
“天人感应”理论的核心，是天子的神圣性，天子是上天在人间的代理人，上天用自然灾异来示警人君治理国家的失当之处，“人主立于生杀之位， 与天共持变化之势，物莫不应天化， ……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异以谴告之。（董仲舒《春秋繁露》天人感应)”
汉末悲催的是，老天太不给面子了！两汉属于我国历史上的宇宙期之一，而东汉(尤其是安帝至灵帝之间)又恰好是太阳黑子衰弱期，其强度竟处于前后1800年间最小值，自然灾异泛滥。自安帝直至献帝, 东汉王朝始终置于多灾多难的包围之中, 山崩、地震、狂风水旱、蝗虫、瘟疫, 祸不间断。每家都有人死，有全家死绝的，也有举族而丧的。皇帝们下罪己诏下到手软，老天警告了，皇帝又不能切腹自尽，于是三公倒霉了，好几个三公替皇帝顶罪处死了。人们就不得不怀疑这套理论了。
同时，天子的神圣性也受到质疑。和帝以降，皇位继承者多由外戚随意选择年幼无知之人来当。献帝先后被董卓、李傕、段煨、杨奉、董承、曹操争夺劫持，皇帝竞被一群具有军事实力的悍将武夫肆意玩弄于手掌之上，或废或立，或囚或杀，或劫以作猎物，或挟以令诸侯，皇帝神圣威严扫荡一空，而上天却不闻不问，没有施以援手，"君权神授"的观念也就自然土崩瓦解。
政治昏暗，外戚、宦官专权。汉灵帝办鸿都门学, 公然卖官鬻爵, 彻底否定了察举之制, 对士大夫打击很大。东汉灭亡后，少数民族内迁，政局混乱，大一统政治秩序无从建立，儒生更是报国无门。
以上诸种，“天人感应”理论之破产，儒生出仕服务大一统之不可得，使得作为调整指导人们行为、联系个体与社会关系纽带的儒家主流价值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衰落崩溃，由此，个人的行为进退失据，精神上失去支柱，与社会疏离。思想混乱、迷惘、困惑、焦虑，各种乖张反常，*社会反**、反道德的行为便纷纷登场了。
“死亡恐惧”唤醒个体觉醒
由于汉末天灾频仍，加上政治昏暗的*祸人**（统治集团内部互相残杀，每次新的集团得势，大批站错队或洁身自好的士人就被屠戮一批；“*党**锢之祸”；曹操诛杀孔融、许攸等等……），巨大的死亡恐惧笼罩在士人身上。本来儒家是通过把个体依附在群体上，通过入世和立业立言式的不朽来消解个体的死亡恐惧的，但现在此路不通了。于是，作为个体，在面对如此迫近的死亡时，如何确立自己的价值，就成为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当时文人的文学作品中充斥着“人生如寄”的感叹:“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古诗十九首》，“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既然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像露水一样短暂，那所谓的功名，所谓的礼法说教又有何意义呢？！在死神面前，“一切都是浮云”。由此，对死亡的恐惧在主流价值观的崩塌上压上了最后一根稻草！
就西方而言，“垮掉的一代”是在令人极度不安的经济萧条时期中长大成人的，他们不信任集体，他们的青春伴随着战争的混乱和动荡。四五十年代，美国的交通已相当发达，人员流动频繁，城镇化和工业化突飞猛进。战争已经结束，但热核战争的恐怖阴影却笼罩世人，政治-文化气氛仍相当令人压抑，麦卡锡主义肆虐（黑名单、大清洗、大逮捕），人人自危，民权运动处于低潮。
这些年轻人怀疑强权，鄙视虚伪，反英雄、反文化，对被美国资产阶级所美化了的理想主义（亦即“美国梦”）心存狐疑。“垮掉一代试图探寻的是：何谓强极政治？何谓上帝？对于他们之中最疯狂的人来说，热衷的只是爵士音乐、吸毒、夜生活的神秘氛围，并不试图去摧毁他生活于其中的那个‘守旧古板’的社会，只是想躲开它而已。……对他们来说，不存在统一的哲学，统一的 组织，统一的立场。或许，这是因为大多数正统道德和社会视念未能真 实地反映他们所熟悉的生活。”（约翰·霍尔姆斯）
个性，顺自然，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
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道德在现实中受挫，无法在险恶的宦海中实现，儒生们便转向内在，转向非社会的个人精神层面，追求一种独立的人格和超脱的意境，由此，开创了一个个性觉醒的时代。同时，道家的“无为”代替宇宙论哲学（“天人感应”）成为士人的道德目标，“入世”让位给“遁世”，过一种隐居、逍遥、自然的生活成为时尚。
竹林时期，嵇康、阮籍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老、庄思想在任自然这一点上, 给重个性、重情感、重欲望的风尚找到了理论依据。“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无为”和“自然”获得了道德的含义，一切顺应自然、*欲人**的行为都是合乎道德的。他们“在反崇高的堕落中，看到了时代的真诚，他们生活的最高原则就是真诚而不做作，表现了那个时代顺从自己本性的‘自然’。（金观涛）”东晋后，名士们也从佛教中汲取营养，用佛教的“空”来解释老庄的“逍遥”，佛教义理也进入名士们（如殷浩、王濛、*安谢**等）玄谈的内容。
与魏晋的“越名教而顺自然”相似，“垮掉的一代”同样信奉“自然”。“Beat这个词不只是令人厌倦、疲惫、因顿、不安，还意味着、消耗、一无所有，它还指心灵，也就是精神意义上的某种赤裸裸的直率和坦诚，一种回归到最原始自然的直觉或意识时的感觉。”他们的生活方式冲破传统文化的束缚，是自发性的，放纵本能的欲望。
《在路上》的作者凯鲁亚克不仅用文学表现了“垮掉一代”的全景式生活，他本人就是“垮掉”生活方式的身体力行者。他们在创作观上，奉行“自发性写作”，“最初的思绪，最好的思想”，强调写作时“心灵的顿悟、体验和启示”，为了达到对事物的真正感悟，贴近自然。“垮掉的一代”使用*品毒**、致幻剂，使意识进入混沌痴迷状态，在极度兴奋中写作。凯鲁亚克创作《在路上》时，服用了安非它命，坐在打字机旁用长达120英尺的打字纸写出了 《在路上》的手稿，这部小说中，不间断的长句有时竟达半页之多。
同样，“垮掉一代”也从东方宗教中得到灵感。凯鲁亚克醉心于阅读佛教及禅宗经典（特别是大乘佛教），还写了大量有关对佛教感悟的手稿。佛教教义的“空幻”说、禅宗的顿悟说，老庄哲学的“天地与我重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都颇能使凯鲁亚克共鸣。这些思想与西方传统宗教的“人性原罪”道德观对立，显得更“人性”，更“自然”，人的欲望并不是“恶”的象征，因此一切（人的思想和行为）应顺应自然。这便成为“垮掉”哲学的又一人生信念。
由此，中国魏晋时期的名士们和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垮掉一代”便顺应人之本性，采取一种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
嗜酒
魏晋名士们多好杯中物，阮籍与刘伶皆嗜酒，阮籍每喝必醉，刘伶更有酒仙之名，他写有《酒德颂》，颂扬老庄思想和纵酒放诞之情趣。名士们光着膀子在家里喝酒一喝喝几天（散发裸裎，闭室酣饮累日）。醉酒同样也是“垮掉一代”的常态，驾车横穿美国，在路上的恣意怎能少的了酒精！只是，于魏晋名人而言，喝酒是借酒消愁，排遣文人心中的不满和苦闷，而“垮掉一代”们则更多的是年轻的荷尔蒙在酒精中的尽情释放。
纵欲
魏晋上层社会风尚纵欲，《晋书·五行志》上有一段有名的话：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希世之士耻不与焉。“对弄婢妾”，这简直是古代版的“海天盛筵”和“*妻换**俱乐部”啊！纵欲似乎和道教房中术有关，以养生的名义，这种观念流入上层社会，与纵欲任情的风尚结合，给纵欲提供了一种借口，这就使纵欲成为可以公然行之于人前的一种正当行为。
“垮掉的一代”在*爱性**上也同样放纵，*交滥**。这种混乱而随兴的性关系可能受到了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年轻人从弗洛伊德主义中找到了有关诸如“性压抑、性隔膜”的系统而科学的理论基础，以弗洛伊德之名行享乐主义之实成为战后文学的一大表现内容，某种程度上预示了60年代“性革命”的某些先兆。
吸毒
前文业已提及“垮掉一代”对*品毒**的偏爱（使用*品毒**、致幻剂后写作），*品毒**显然是”垮掉“的年轻人们疯狂追求感官刺激，*欢寻**作乐不可或缺的调料。魏晋时期当然没有安非他命、*卡因可**，但魏晋名士们喜欢服药。何晏是服药的祖师，他服的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五石散”有毒，吃了之后，一不小心就会毒死。何晏带头吃起来后，名人效应的感召下，时人纷纷仿效，其时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片鸦**的流毒相类。据说，“五石散”吃下去的时候，一开始没什么感觉，然后慢慢地就感觉全身发烧，这时必须得出来暴走“散发”，因边走边散，故名曰“行散”。
同性恋
魏晋之际，开始出现了崇尚女性美的趋向，如，何晏与曹植均敷粉， 男子也沉迷于穿衣打扮。此时之*男美**子，都是洁白秀丽的。用玉色的洁白美好形容男子皮肤白皙，时人将两个*男美**子（夏侯湛和潘岳）一起出游称为“连壁”。称赞*男美**子卫玠、杜松治“面如凝脂”。而且，男宠大兴，“自咸宁太康之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仿效、或至夫妇离绝，多生怨旷。——《晋书·五行志》”。（男宠小三，太狗血了！）
《在路上》的作者凯鲁亚克的朋友尼尔·卡萨迪，同时与凯鲁亚克和金斯堡有同性恋关系，同性恋这一主题也毫不掩饰出现在“垮掉一代”的文学作品中，而这一主题之前还没有被充分描写过。同性恋逐渐进入公众视野，至少在文学作品中。
音乐
很多魏晋名士都有很高的音乐素养，最著名的当然便是使《广陵散》成为绝响的嵇康，他著有论音乐的文章《琴赋》和《声无哀乐论》。阮籍也善弹琴，他还以“能啸”出名，据说他的歌啸与琴声相谐，他少时游苏门山，访隐者，两人对啸，清韵响亮，若鸾凤之音。（请自行脑补两人互相吹着口哨，余音空谷回响的场景——啸可能类似于吹口哨）。阮籍的侄子阮咸也是音乐家，善弹琵琶，人们就以他的名字给琵琶命名，称为“阮咸琵琶”，也称“阮”。
“垮掉的一代”对爵士乐的偏爱是非常有名的。爵士乐的自发性即兴创作风格与他们奉行的“垮掉哲学”相契合，凯鲁亚克在一篇文章中称爵士乐“顺从一切、开放、倾听，写出狂乱的、无需的、纯粹的、内心深处的东西”。小说《在路上》中，有大段描写爵士摇滚音乐场面的片段，还提到莱斯特·杨（Lester Yang）、查利·帕克（Charlie Parker）、特罗尼斯·蒙克（Thelonius Monk）、吉莱斯皮（Gillespie）等一批著名的现代爵士乐演奏家、作曲家。
旅游
魏晋名士皆好老庄的“逍遥”，他们经常出游，在山林和自然间优游容与。阮籍经常出去游山玩水，一连几天不回家，整个儿一驴友。嵇康常常与向秀、吕安“率尔相携，观原野，极游浪之势，亦不计远近，或经日乃归，修复常业。”（《世说新语》言语篇）。东晋以后，士人走向山水，山水怡情和山水审美成为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游览山水成为名士风流的标志。重要的名士都嗜好鉴赏山水，当时著名的旅游胜地就是会稽山附近，*安谢**曾居于会稽东山，常与许询、王羲之、支遁、孙绰等悠游。著名的暮春兰亭之会，就是当时士人集游玩、诗、酒于一体的宴集，*情纵**山水之间，体认生命。
“垮掉的一代”所处的时期，美国州际公路系统成形，大大方便了乡镇到城市，东部到西部的交通。垮掉的年轻人们，可以开着车在路上便疯边玩。尼尔·卡萨迪（《在路上》主人公狄安·莫里亚蒂的原型）偷了几百次车，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在路上”游历，为此他七次被捕入狱。小说中，主人公和伙伴们沿途搭车或开车在高速上狂飙，到处奔波游荡，几次横穿美国大陆，到达墨西哥。搭车，浪迹天涯，四处旅游，永远“在路上”！《在路上》出版后，更是在美国青年中掀起了一场“背包革命”（Rucksack Revolution），他们纷纷模仿凯鲁亚克的牛仔裤T恤造型，离开城市，奔向荒野，在路上晃荡、游历，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
……
不同的结局
魏晋时期的士人在中国文人的传统中，不是主流，是歧出的奇葩。被迫抛弃儒家主流价值观的士人们在暂时的彷徨、迷惘、沉沦后，历经了“道本儒末”、“内圣外王”直至“三教互补”，终于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理论，以解决死的恐惧、生的焦虑，解决出世和入世的矛盾。
三教互补其核心仍然是儒家的“修齐治平”理想，释的“寂空”和道的“逍遥”只是在出世和入世出现矛盾时，在入世而不得时，暂时慰藉心灵。士人们放下了“越名教任自然”的大旗，向儒家投诚。事实上，竹林时代的名士们在生活上同好老庄，在政治上态度是有差异的，嵇康清高，阮籍苦闷，山涛和何晏却是积极入世的。嵇康就戮后，昭示着与政权公开对抗是没有出路的，向秀就公开向司马氏示好（虽然是极不情愿地）。东晋后，偏安一隅，士人们普遍求自保，走向山水，追求宁静闲适的生活，不再对抗名教。宋代理学成为新的价值权威后，“存天理、灭*欲人**”，文人彻底囿于理学的框架，“魏晋风骨”彻底没了踪影，只留存于史书上供后人凭吊。
“垮掉的一代”却并没有从美国的文化生活中消失，甚至可以说它直接引发了6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反战抗议浪潮和民权运动。“垮掉的一代”的文学作品已经登堂入室，入选美国及西方文学“现代经典”，进入了大学课堂。《在路上》的中文版译者文楚安，在其“垮掉运动仍在继续”一文中指出：“垮掉的一代”的哲学思想已经成为一种颇为复杂，并非单一（不只是在文学领域内）的文化社会话语，或者说表现为一种持久的文化社会现象——吸毒、爵士乐、同性恋、旅游、宗教、激进的政治态度（如反战，环境保护，女权主义， 黑人民权运动等〉。“垮掉哲学”已经成为一种融入美国乃至西方社会-文化生活中的现象和哲学思想。
每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社会现象总会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成因，中外皆然。中国魏晋时期士人的狷介、美国上世纪50年代“垮掉一代”的疯狂都已远去（当然，“垮掉文化”和“垮掉哲学”还在继续），留给后人或议、或叹、或品，或向往之。
公众号推荐：
1.管理顾问（guanli223），每个有志管理的人都在关注。
2.生活有料（shenghuo160），关注品质生活、健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