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的5月4日，中国的年轻人在历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笔，他们用自己的热血、见识和崭新的思想，推动了中国历史沉重的车轮。虽然，五四运动只是持续十几年、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最大的那一波浪潮，但是，这一天的波峰，成为历史性的开端，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起点。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作为起点的五四运动，以及背后的新文化运动，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传统中国的软件部分，也就是社会、文化、思想、伦理、道德等等，这是开头，而不是终点。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之后，还有更关键、更艰巨的历史惯性需要去除。

简而言之，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把孔子和儒家作为中国历史最大的背锅侠，但是忽视了秦始皇和他背后的法家，而后者相比前者，不仅力量更加强大，而且危害更加深重。

如果说孔子和儒家是传统中国的软件部分的代表，那么秦始皇和法家才是真正的硬件部分，他们才是支撑传统中国的制度和权力的材料。

首先，孔子和儒家从来不是帝王真正的选择，法家才是。

即便是孔子本人，虽然在其身后的两千年，受到包括历朝帝王在内的无上尊崇，号称“大成至上先师”，被当成神明一样祭祀崇拜，几乎成为古代中国的文化代表符号。但是，这些都是身后的“哀荣”而已。

孔子生前，一塌糊涂，一败涂地，时人讥讽他是“丧家之犬”，孔子也只能欣然认同。

“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

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然哉！’”——《史记-孔子世家》

古代中国的君主，以秦孝公为代表，作出的历史性选择是商鞅，由秦孝公的子孙秦始皇推向巅峰。秦王扫*合六**，其实扫除的是周王室，也就是孔子心心念念的那个周公的遗产。

所以，孔子和儒家怎么可能跟秦始皇一条心呢？

虽然汉武帝刘彻采用儒生董仲舒的策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好像孔子的遗产重新复活了，但是，且不论董仲舒的儒，到底跟孔子的儒有多大关系，单看汉宣帝这番话：

“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资治通鉴·汉纪·汉纪十九》

刘彻的孙子刘询之所以发脾气，无非是他的儿子，也就是刘彻的曾孙，居然真心相信了曾祖父的“独尊儒术”，于是刘询不得不当头棒喝：

你这么搞，迟早要祸乱刘家天下。

独尊儒术只是外衣，“王霸之道杂之”才是内核，这就是所谓的儒表法里。

从两千多年历史中的权力分布来看，无论是孔孟，还是儒家的信徒，从来没有哪一个真正掌握权力，真正掌握权力的人，无论他是帝王、权臣还是军阀，无一不是法家的信徒。

这样的局面，追溯其源头，还是在法家的学生秦始皇，消灭了儒家的精神故国周朝的那一刻。成功和失败都有惯性，现代人把它叫“路径依赖”。

其次，从历史经验来看，文化往往是权力的工具。

文化的力量不可否认，中国自古讲求“以德服人”，强大的文化同化能力，是几千年的核心竞争力。无论是匈奴人、突厥人、*党**项人、契丹人还是蒙古人、女真人，即便再能打，最终都要臣服于中原强大的文化力量。

但是，文化的力量也是有边界的。

一方面，文化的力量源泉很多时候就是权力。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前文提到的汉武帝刘彻。秦始皇消灭东周之后，儒家显然落入低谷，但是一旦被王权看中，立马咸鱼翻身。

另一方面，当权力改变主意的时候，文化几乎没有什么还手之力。

这样的例子在古代中国也是屡见不鲜。比如佛教文化，自东汉白马入洛阳之后，迅速发展壮大和完成本土化，以至于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当佛教发展到巅峰，往往也是衰落的开始。

5世纪的北魏太武帝、6世纪的北周武帝、9世纪的唐武宗，三次动用权力*压打**佛教，史称“三武灭佛”，每一次灭佛运动，都只花了不到十年，迅速完成，立竿见影。

最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也印证了五四运动的革命没有触及制度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作为觉醒的起点，推动了全中国范围的革命。然而，其后迎来的并不是彻底的时代变革，而是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时期。

实际上，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时期，蒋介石就没有参与，并且明确反对，批评知识分子败坏青年道德。

当老蒋掌握政权之后，被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倒打**的传统文化再次卷土重来。终其一生，老蒋都自封儒家信徒，即便他信奉基督教，也不遗余力大搞“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多次祭祀孔子，直至败退台湾也是如此。

而蒋介石一生都以权谋著称，是一个典型的法家信徒。

所以，虽然五四运动把矛头指向了传统文化和孔孟儒学，但是由于没有覆盖更深层的法家思想、集权制度，也就给了蒋介石们卷土重来的机会。

终结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的，不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而是1949年的彻底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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