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诗教材内容全解 (木兰诗中西方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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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诗课程讲解,木兰诗讲解中国古典文学

《木兰诗》背后的独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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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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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读《木兰诗》，会有如下的疑问：其一，诗言“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木兰自然是农家女儿，可就这样一位平日“当户织”的农家女，一旦战争来临，却立即可以替父从军，奔赴战场，这样的事，在世代务农的汉族家庭可能吗？其二，诗篇接着写木兰做好决定后，马上就小风车一样“东市”“西市”地忙着置办从军打仗的马匹装备。打仗还要自办武备，这不也是很奇异的吗？如此奇异的现象，又有怎样的古代生活背景？其三，木兰的“阿爷”是“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说明他是登记在军籍的，那么，当时的军籍又是怎么回事、涉及怎样的军事制度？凡此种种，都涉及诗篇背后独特的历史。了解相关的历史，才能够更好地理解《木兰诗》这首极富时代特色的篇章。

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曾言：“善为史者，偏能于非事实中觅出实事。例如《水浒传》中鲁智深醉打山门，固非事实也，然元、明间犯罪之人得一度牒即可以借佛门作逋逃薮，此却为一事实。”（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53页。）《木兰诗》所表现的“替父从军”亦是如此。“木兰”或许历史上未有其人，但她作为一个文学形象，却带有自身时代鲜明的历史文化印记。也就是说，诗篇对木兰这个人物的现象，应该有当时历史生活的依据。这依据，就是从南北朝北周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唐代早期的一种特殊征兵方式：府兵制。

一、特殊历史下的“兵农合一”

府兵制最基本的特点是“兵农合一”，就像《木兰诗》中的女主人公一样，平日务农，一有战事便上马出征。这样一种军事制度的实施，有当时的北方民族大融合作为历史条件。府兵制始于西魏，其渊源，学者研究，则在北魏时的六镇兵户或称府户。（谷霁光：《府兵制考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9页。）北魏王朝为稳固北方边防，设立六大军事重镇，称六镇。六镇军人大多是鲜卑拓跋部氏族成员，还有不少中原强宗大族子弟。起初他们为军做士，地位荣耀，然而到孝文帝改革*都迁**洛阳之后，情况大变。这些长期驻守六镇的府户被视为“寒人”，荣耀不再、地位下降，生计也日益艰难、“役同厮养” 了（[唐]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一册，第330页）。这使他们寒心、愤怒，最终导致六镇起义，北魏因而分裂为西魏、东魏。其中西魏统治集团就是以原六镇中武川镇的军事将领为核心，西魏组建的府兵，也是以武川镇军人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府兵制起于西魏大统年间，北周日益完备，至唐太宗时期达到鼎盛，到唐玄宗天宝年间停废，历时约二百年之久。

府兵制的特点，除上述的平时耕种、战时参战之外，就是参战要自备马匹、*器武**及其生活用品。府兵有骑兵，有步兵，骑兵往往为鲜卑人，诗称木兰“买骏马”，更可证明她的族属和身份。一匹战马的价格可不菲，当时有政府的补贴，据《资治通鉴》及《新唐书》等记载，府兵“当给马者，官予其直市之”（[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十三册，第6125页），补贴额度则是“每匹予钱二万五千”（[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五册，第1326页）。除了诗中提及的骏马、鞍鞯之外，木兰实际需要置备的还有不少。《北史》卷六十记载府兵“每兵唯办弓刀一具……甲槊戈弩，并资官给”（[唐]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七册，第2155页），《新唐书·兵志》记载府兵各种用具更为详细，计有：火鑚、胸马绳、首羁、足绊以及乌布幕、铁马盂、布槽、锸、钁、凿、筐、斧、钳、锯、碓、甲床、镰、砺石、毡帽、行縢等二十几种，及麦、米若干斗。想来木兰的背包行囊一定是鼓鼓的。府兵制初期兵员为终身制，而且家属随同居住。军人家庭原本也有户籍，后来变为特殊的军户，享有免除一般赋役的权利，而且“进仕路泰”即荣升道路通畅，所以当府兵是很荣耀的。诗言“军书十二卷”，表明木兰家是隶属于军户的。诗篇结尾处说“火（字同伙）伴皆惊慌”，据《新唐书·兵制》，府兵制规定：军营中“十人为火，火有长。火备六驮马”（[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五册，第1326页），即十个人为一伙，一伙自备六匹马。上述这些表明，《木兰诗》与南北朝后期北方政权实行的府兵制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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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诗》所涉及的独特历史背景，府兵制是其一，还有更深层的历史内涵。如上所说，府兵制的特点是王朝治下的民众有平时农桑稼穑、战时上马参战的双重本领。然而行军作战的本领却不是一蹴而就的，《论语·子路》篇中有言，“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说明起码在春秋时，正统的中原农民便已经开始缺乏军事训练了。“民”参战必须先训练，而且“教”的时间可长达“七年”。考诸史实也是如此，战国以及秦汉以下的正统中原王朝都是有常备军的。那么，西晋崩溃后的北方“十六国”以至北魏鲜卑政权治下的那些来自草原边地的民众，是否就有和时务农、战时打仗的本领？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在这段时期里，大量北方人群进入中原，同时原有的中原农耕人群南逃，对于新入主中原的那些人群而言，农桑稼穑还是他们有待于熟悉掌握的事情，到后来的北魏时期，也只是有专门负责打仗的兵户、府户，而没有府兵。即是说，北魏时期的鲜卑等北方人群能称得上骁勇善战，却还未兼具农耕的本领。然而，既然进入中原，以游牧狩猎为业的人群就必然要“汉化”，亦即必须学习农耕生活，从而改变固有的生活传统。这是一个历史进程的积极结果，是北方新的民族大融合，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北魏分裂之后，沿袭西魏而来的北周、隋、唐，何以最终战胜东方的北齐、南方的梁朝而统一中国？这是需要从府兵制来理解的，是需要从木兰从军这个传奇故事所显示的北方人特有的能力和神采来理解的。《木兰诗》独特的历史意义，就在其以花木兰这一文学形象，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正处于“汉化”进程“中间状态”的北方人群所特有的气质与精神。

二、南北差异与《木兰诗》的出现

读《木兰诗》，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当户织”才是作者眼中“木兰”应有的生活样态，参军打仗，应当是“爷”“大儿”“长兄”等男人们的事。可是，这样的“应当”观念，是北方人群特别是木兰那样地位的人家所奉行的吗？若不是，从中又可以看出点什么？

在中原地区，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文化生活传统，早在先秦时期，随着农耕文明的发达就已经形成了。然而，西晋后期进入中原的边地人群，他们的生活观念应别有风范。原本生活在南朝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中，对他所见北齐女子生活表现有如下的描述：“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添街衙，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很明显，北方妇女的强悍，让颜之推感到新奇，因为在当时南方，“妇女略无交涉”。文中所说“恒代之遗风”，指的就是鲜卑风俗，因为“恒代”所指系北魏早期政治中心地区。颜之推的记载，很可以让我们感受一下当时北方女子持家立户，操持内事外事强悍胜男的风情了。请看如下几条记载：

李波小妹字雍容，寨裳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迭双，妇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北齐]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第四册，第1176-1177页。）

——《魏书·李孝伯传》

大眼功尤多，妻潘氏善骑射，自诣军省大眼，至攻战游猎之际，潘亦戎装齐镳并驱，及至还营，同坐幕下，对诸寮佐言笑自得，大眼时指谓诸人曰：“此潘将军也。”（[唐]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五册，第1363页。）

——《北史·杨大眼传》

苟金龙妻刘氏，平原人也……世宗时，金龙为梓潼太守……萧衍遣众攻围，值金龙疾病……刘遂率厉城民，修理战具，一夜悉成。拒战百有余日，兵士死伤过半。戍副高景阴图叛逆，刘斩之，及其i*党**与数十人。自余将士，分衣灭食，劳逸必同，莫不畏而怀之……于是人心益固。（[北齐]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第六册，第1983-1984页。）

——《魏书·列女传》

这些英姿飒爽的北地女性，都是担得起“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的巾帼豪杰。

三条材料中的第一条，“李波小妹”应为汉族女子，但长期生活在鲜卑人的统治之下，汉族也可以“鲜卑化”，女子雄强而尚武，不逊于男子。第二条的“大眼”即杨大眼，北魏将军，为氐人。第三条的“刘氏”当为北方汉族，然而其率众抵抗南朝进犯，应与“潘将军”一样，都是“双兔傍地走”的好例子。

北方女子既然如此强悍，那么，当时北朝有没有由女子组成的军伍呢？据《南齐书·魏虏传》载，北魏时“太后出，则妇女著铠骑马近辇左右”（[梁]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985页）。这条材料很重要，它所说的“著铠甲”的“妇女”，应该来自府兵人家，因为按规定，府兵是要“十五日上，则门栏陛戟”的（[北齐]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第七册，第2155页），就是一个月十五天要负责皇家禁卫之事的，“妇女著铠骑”表明府兵中是有女子服役的。不过，这些“近辇左右”的女子禁卫，是否也像男人一样外出打仗，却没有明确记录。尽管如此，上述这些北方女子雄强胜似男儿的事例，也可以让人相信，在北朝，像木兰那样替父从军的事情，也许并非很稀罕，算不得什么特别新鲜的事。于是，另一个疑问接踵而至：这首非凡的诗篇，是北方人作的吗？前面说过，北方女性强悍的风俗很让南方人颜之推感到新奇，那么，这首富于传奇色彩的诗篇，是否可以推认为南方人的“感到新奇”之作呢？

上述的推想，有以下理由作为支撑。首先，在北方，既然女子参军打仗本系寻常之事，人们并不觉得有什么新奇，如此诗篇出现就少了一点动因。可是，正如奇妙的“夜谭”都是来自“天方”，像木兰从军这样的新奇故事，传到南方，南方诗人依据自己的想像，将新奇故事敷衍为一首传奇的诗篇，其实是可能的。[前人早就有此说法，例如清代学者张荫嘉《古诗赏析》就说：“诗中用可汗字，木兰当是北朝人，而诗则南朝人所做。”（清乾隆姑蘇思義堂刻本，卷二十）近来也有学者重新提此论，如刘子立博士《〈木兰诗〉本事及创作年代略考》（《柳州师专学报》，2010年第2期）等即是。]其次，上面说过，诗篇流露着参军打仗为男人专业的意思，而这又不是当时鲜卑化严重的北方人的观念。复次，篇中一些语词、地名的矛盾现象，也决定着将诗篇理解为南方人的“传奇”更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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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出现了“可汗大点兵”，称皇帝为“可汗”，这是胡语，而北魏孝文帝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禁用胡语。据此，有学者说，诗篇出现应在孝文帝改革之前，且认为木兰的父亲是当时北魏六镇的军人，木兰从军的这一次战役是抵抗柔然。可这样的说法与诗句内容相矛盾。诗说木兰离家“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又说“旦辞黄河去，暮宿黑山头”而且“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木兰的父亲若是北魏六镇军人，而且诗的作者是北魏人，这样写就不通了。因为六镇中的五镇，都在黄河以北，唯一在黄河南边的沃野镇，也是紧靠黄河岸边，如此，“万里赴戎机”的木兰所在*队军**，一天行军居然晚上还能听到黄河的“鸣溅溅”，不是很有点说不过去吗？与此相连的“但闻燕山胡骑”，也难讲通。北魏边境六镇分布，西起今内蒙古五原县东北，东到今河北省张北县北，自西向东，形成一条防线，六大重镇都在今长城以北以西。然而，燕山山脉却在六镇之南的北魏境内。木兰所在“可汗”*队军**，去边境抗击外敌，结果走来走去，却走到本国境内去听“胡骑鸣啾啾”，这不也是很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事吗？另外，北魏境内怎么还有“胡骑鸣啾啾”呢？这也是讲不通的。好吧，退一步说，木兰从军的战争不是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前的，也不是去抵御柔然，而是抗击其他北方外敌，也还是不解决问题。因为一直到北魏分裂后的北齐、北周，两个对峙王朝的北方边境，也都在今阴山、呼和浩特以北地区，就是说燕山山脉都属两朝境内之地，夜听“燕山胡骑鸣啾啾”的事还是难以发生。这些矛盾现象，若诗篇是北朝人作，就是不可解的；若换个思路，理解为南朝诗人为一位替父从军的北方女子所演绎的“传奇”，矛盾也就可以原谅了，因为生在南方的诗人，对北方地理不甚了解，只是囫囵地写出北地地名，从而有此龃龉，也是很自然的。

最后，就是诗篇中“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一节，很像唐人的调子，古来有人主张诗篇为唐代作品，就以此为论据（唐长孺：《木兰诗补证》[J]，《江汉论坛》，1986年第9期）。其实，正如一些学者所说，这样的句子实际也可以理解为南朝诗人偶发唐音，例证并不在少数。而且，这几句格律严整的诗句，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掩盖”诗人心中的一个难题：女子从军十年不被发现，是如何做到的呢？这难题，在北方或许根本就不存在。可在南方人，却成为了很大的疑惑。疑惑无法解，也就只好用“将军百战死”等几个好句子一带而过了。这也可视为诗出自南方人之手的一个证据。

以上是从诗篇本身看，此外还有文献记载方面的依据。据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木兰诗》是被收录在“梁鼓角横吹曲”中的。“梁”就是南朝之梁，而“鼓角横吹”属于“马上奏（演奏）之”的军乐，也许是因为北方歌曲质朴刚健，适宜*队军**演奏，所以在“梁鼓角横吹”有不少来自北方的曲调，例如《企喻歌辞》《陇头歌辞》等。《乐府诗集》在《木兰诗》的题目下，还写了这样一句：“《古今乐录》曰：‘木兰不知名。’”《古今乐录》系陈朝人作，这就是说，《木兰诗》在南北朝陈之前就已问世了。需要说明的是，在当时的南朝，有不少人喜爱来自北方的乐曲，如《南齐书·柳世隆传》记载，平西将军黄回作战时乘船，“作羌胡伎,溯流而进”（[梁]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49页）；同书《东昏侯纪》又载东昏侯萧宝卷出游时“鼓吹羌胡伎，鼓角横吹”（同前，第103页）。这就是当时的南北文化的联系，生活在南方的人们，喜爱来自北方格调不同的曲乐。那么，推测在这样的风尚下，有南方诗人对北方奇女子故事作传奇性诗篇，也是合乎情理的。

三、诗篇主题的提升

由上可知，正是因为当时存在的南北差异，才有了《木兰诗》这首非凡的篇章。这还不仅仅指的是传奇，实际也是对木兰从军这一题材主旨的升华。

古称当时的北方有“贞刚之气”，就今天所见的表现着北朝“贞刚之气”的篇章而言，像“李波小妹”，已如上引，此外还有《琅琊王歌辞》中“新买五尺刀，悬着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剧于十五女”的篇章，格调也都是刚强有余而略欠温厚。以“李波小妹”篇而言，其人物形象较诸《木兰诗》就更显单薄了。《木兰诗》不但表现木兰英武矫健的身姿，还在“旦辞”“暮宿”叙述中，展示她对环境的陌生和对父母的思念，还用“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等一系列回家后的表现，展示其对生活的热爱。更重要的是，她在战场立功归来后“不用尚书郎”“送儿还故乡”的生活选择，更显得女英雄情趣脱俗。就人物塑造而言，这应该是有意的升华，也是此诗高于那些一味突出北方女子强悍的短歌的地方。这样的“功成身退”，也该有士大夫情趣的投影吧？果真如此的话，就更应该是这首“南北合作”的诗篇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了：一个北方小女孩替父从军的故事，传到南方变成了一个传奇，传奇中不仅渲染了小女孩身上的“北方贞刚之气”，还开掘出女英雄“贞刚”背后脱俗的高洁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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