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七、意气渐盛
“是时荆州牧刘表不供职贡，多行僭伪，遂乃郊祀天地，拟斥乘舆。诏书班下其事。”
——《后汉书·孔融传》
建安五年（200年）的时候，荆州政权已臻于鼎盛。
这一年，南部的张羡叛乱被*压镇**，州牧刘表拔掉了心中的刺；西面的赵韪厚赂请和，益州上游低下了高昂的头；东面的孙家兄死弟及，扬州方面压住了脚下的步。
当是时，长江沿线三州，益州战乱已起，扬州内患发作；眺望北方，袁、曹两家大战骤起，已经是不死不休之局；关中诸将，则暗通款曲于袁氏，首鼠两端；青徐地区，陈登、臧霸也坐视刘备叛乱逃亡，两头押注。
此时，只有荆州不仅一片安宁，而且“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坐守荆襄，理兵襄阳，“欲保江汉间，观天下变”的刘表，自然足以豪气勃发，可能也有一点儿膨胀了，似乎还有了更大的野心。
比如，他曾经“谋袭京城”。
建安五年（200年）春，在曹操和袁绍在官渡相持的关键时刻，已经初步平定了江东、击破了黄祖的孙策，要利用这个千古良机，“阴欲袭许，迎汉帝，密治兵，部署诸将”（《三国志·孙策传》），就是已经在秘密调兵遣将，箭在弦上了。只是还没有来得及行动，这年四月初四，孙策就被原吴郡太守许贡（被孙策绞杀）的门客刺杀了。
当然，孙策偷袭许都，实施起来也困难重重。
江东离许都有千里之遥，“孙策虽威行江外，略有六郡，然黄祖乘其上流，陈登间其心腹，且深险强宗，未尽归复，曹、袁虎争，势倾山海，（孙）策岂暇远师汝、颍，而迁帝于吴、越哉？斯盖庸人之所鉴见，况（孙）策达于事势者乎？”（《三国志·孙策传》注引孙盛《异同杂语》）
孙盛此论，裴松之虽不以为然，“未为悉是”，但所列黄祖“魂气未反”、刘表“无兼并之志”、强宗骁帅“禽灭已尽”种种，并无足以令人信服之理。
但是，据《太平御览》里的一条材料说，建安五年初新上任的扬州刺史刘馥向曹操汇报，有这种密谋的，除了孙策，还有荆州牧刘表。
“扬州刺史刘馥上言：‘荆州牧刘表与会稽太守孙权（策）谋袭京城。’遂堑许，作鹿角砦。”（《太平御览》卷三百三十七《兵部·六十八》注引袁晔《汉献帝春秋》）得此消息，许都守将（应该是曹仁）惊恐不已，赶紧在许都外围开挖战壕，布置鹿角砦，加紧防护。
孙策和刘表是仇家，大概不会联合，只会各自单干。
但他们的意图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趁着曹操在官渡前线与袁绍死磕，突袭许都，劫夺天子，也试一把“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的套路），或者“奉天子以讨不臣”（毛阶的说法）、或者“奉主上以从民望”（荀彧的表述）。其实意思都是一样，就是把汉献帝掌握在自己手里，以他的名义发号施令，号令、控制、削弱、平定其他的割据者。
相比于江东孙策，荆州刘表偷袭许都的可能性、现实性更大，对曹操一方的威胁也更大。
建安五年（200年）春，刘表之所以动了谋袭许都的心思，大概是此时荆南张羡叛乱已经被*压镇**，刘表已能够抽出手来。而今天看来，由于种种掣肘，刘表谋袭许都这件事，怕是未得施行。
比如，他对外“招降纳叛”。
向西，他派别驾刘阖策反并收容了益州刘璋的大将沈弥、娄发、甘宁；向东，他借着黄祖之手挂上了“与太祖有旧”、袁术系的庐江太守刘勋（《三国志·司马芝传》注引《魏略》），在刘勋受到孙策攻击时果断救援；向北，他在官渡之战前，曾经“阴招”曹操一方的阳安都尉李通（后来又准备接纳北方曹操的叛将张晟、*干高**）。
建安十年（205年）十月，袁绍外甥、并州刺史*干高**降而复叛，黑山黄巾余部张晟（疑即张白骑）率万余众人“寇崤、渑间，南通刘表”，弘农张琰起兵响应，河东郡掾卫固、范先也上了张晟的贼船，弄得曹操大感忧虑，“恐其为害深”（《三国志·杜畿传》）。第二年三月，*干高**被曹操击败，向匈奴单于求救不成，也率领亲随“欲南奔荆州”（《后汉书·献帝纪》），投奔刘表。若非张晟很快就被钟繇与马超等关西诸将联合剿灭，*干高**在路上被上洛县峣关都尉王琰捕获杀死，结果与后果殊难预料。
刘表似乎甚至是有点儿“不臣之心”。
比如，他曾想“庭观合乐”。
刘表安排来荆州避难的前雅乐郎杜夔，与另一个音乐家孟曜合作，“为汉主合雅乐”，即为汉献帝演练合雅乐（诸乐合奏，帝王祭祀天地祖先、朝贺、宴享等大典时所用），以备大用、不时之需。但演练好以后，刘表却“欲庭观之”，唬得杜夔赶紧劝住：“今将军号为天子合乐，而庭作之，无乃不可乎！”（《三国志·方技传·杜夔传》），将军啊，您嘴上说是为“天子合乐”，现在却想自己庭观，这可是严重的僭越，您千万不能干。刘表这才作罢。
比如，他曾想“郊祀天地”。
膨胀之下的刘表，抛弃了臣子的本分，“不供职贡，多行僭伪，遂乃郊祀天地，拟斥乘舆”（《后汉书·孔融传》）。南郊祭天，北郊祭地，本是天子才能举行的国家级祭祀，刘表作为一个地方臣子，竟然也想“郊祀天地”，当然是十分严重的僭越。
其实，所谓刘表“拟斥乘舆”，因为刘表的“锡鼓吹大车，策命褒崇”（《刘镇南碑》），乃是天子亲封，说不上就是僭越行为。倒是《资治通鉴》称之为“居处服用，僭拟乘舆”（《资治通鉴·建安五年》），说刘表还在房舍、用品、车马、衣服等方面，处处严重超标，模仿天子，差相仿佛。
所以，许都朝廷“诏书班下其事”，正儿八经把这件事交给大臣讨论，予以严厉谴责。时任少府（列卿）的孔融，实在是按奈不住一腔怒火，上疏把他骂得狗血喷头，却没有提及“拟斥乘舆”的事。
“刘表桀逆放恣，所为不轨，至乃郊祭天地，拟仪社稷。虽昏僭恶极，罪不容诛，至于国体，宜且讳之……案表跋扈，擅诛列侯，遏绝诏命，断盗贡篚（fěi），招呼元恶，以自营卫，专为群逆，主萃渊薮……臣愚以为宜隐郊祀之事，以崇国防。”（《后汉书·孔融传》）。
但孔融同时也表示，刘表虽然飞扬跋扈，擅杀大臣（如张济），断绝贡献，不听朝廷招呼，不尽人臣之礼，招降纳叛，实属罪大恶极，但“郊祀天地”这档子事，毕竟关乎国之大体、朝廷脸面，投鼠忌器，还是“隐讳”起来，别再公开讨论的好，以免让那些“欲窥高岸”之徒觉得“天险可得而登”（《后汉书·孔融传》）。
如果从曹操的角度看，孔融的这篇奏疏纯粹是别有用心。
刘表在荆州“多行僭伪”，甚至郊祀天地，实则已经让曹操找到了讨伐的口实。而“孔融这样的主张实际上使得在许的东汉小朝廷不致与刘表公开決裂，在当时的群雄纷争中，孔融不愿意看到汉献帝朝廷完全成为曹操任意摆布的工具”（林榕杰《孔融生平与思想考论》，《东方论坛》2015年第6期）。
虽然在那个“四方骇震”的乱世，称霸一方的军阀们都是这样干的，可对于一向标榜要“守位以礼”、紧守臣道的刘表来说，岂非还是显得太露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