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遂宁市广德寺佛事摄影!

遂宁蓬溪,突然发现雨后的街头那么美

广德寺位于四川遂宁市城西卧龙山,是全国重点*物文**保护单位

广德寺位于四川遂宁市城西卧龙山,是全国重点*物文**保护单位

广德寺位于四川遂宁市城西卧龙山,是全国重点*物文**保护单位

2019年3月24日拍摄于遂宁湿地公园

遂宁被誉为观音文化之乡。其观音道场灵泉寺、皇家禅林广德寺是佛教的代表性建筑

遂宁被誉为观音文化之乡。其观音道场灵泉寺、皇家禅林广德寺是佛教的代表性建筑

遂宁美

苹果6s拍摄
龙凤镇设立郡、县的历史沿革
建功德阳的历史名人
回首斗城话沧桑
船山古代十座山
国难显忠烈
遂宁隽才张问彤的教育业绩
遂宁县的衍化轨迹
一 龙凤镇设立郡、县的历史沿革
刘耀空
西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刘邦分巴郡、蜀郡各一部设立广汉郡,领白水(今青川)、梓潼、涪县(今绵阳)、郪县(今三台)、绵竹(今德阳)、汁方(今什邡)、雒县(今广汉)、广汉(今射洪)等十三县,郡治绳乡,也叫乘乡,旧址在今金堂县赵镇东。广汉县的管辖范围大体相当于今遂宁市加上今重庆市潼南县和今资阳市安岳县东北部的总和。广汉县是新设立的县,在此以前,它的辖区内没有县级行政机构。也可以说,广汉县的设立为今遂宁市的辖区初步奠定了基础。
东汉(25年—220年)仍设立广汉郡,含遂宁地区的广汉县和德阳县。德阳县初建于梓潼县北界,辖区包括梓潼、江油两县地,县治在今江油市雁门坝镇(一说在江油市小溪坝镇),东汉末移县于广汉县境南边,辖区比明清时的遂宁县大,县治在今船山区龙凤镇。
三国蜀汉(221年—263年),德阳县隶属东广汉郡。东广汉郡领广汉(郡治,今射洪县南通泉坝)、德阳(今船山区龙凤镇)、郪县(今三台郪江镇)和伍城(今中江县城关镇东)四县。
西晋(265年—316年)德阳县隶属广汉郡。广汉郡领广汉(郡治)、德阳、伍城三县。
西晋永宁元年(301),成汉(304年—347年)李特分广汉郡设立德阳郡,领德阳一县,郡治在今船山区龙凤镇(注:建德阳郡时成汉还未建国)。
东晋(317年—420年)永和三年(347),桓温平蜀,废德阳县,新建遂宁郡,领巴兴(今大英县回马镇长江坝村)、德阳(今船山区龙凤镇)、广汉(今射洪县南通泉坝)、小谿(今遂宁市城区)和晋兴(今重庆市潼南县玉溪镇青石坝)五县,郡治初在龙凤镇,后移于回马镇长江坝村。
南朝刘宋(420年—479年)遂宁郡有东、西两郡:今遂宁市本土为东遂宁郡,领巴兴(郡治)、德阳、广汉、晋兴四县;西遂宁郡为侨郡,郡治在今广汉市北新华镇(旧名新兴场)。
南朝南齐(479年—502年),遂宁地区本土仍为东遂宁郡,领刘宋原四县,郡治移于今遂宁市城区。
南朝肖梁(502年—557年)承南齐仍设东遂宁郡,领小溪(郡治)、德阳、巴兴、晋兴四县;原广汉县分为广汉(县治今射洪县南通泉坝)、通泉(县治今射洪县太和镇城南)两个县,隶属西宕渠郡。
北朝西魏(535年—557年)恭帝三年(556),在梁代东宕渠郡设立合州,领东遂宁、怀化、垫江、青居四个郡,将肖梁东遂宁郡分设东遂宁(新设)和怀化两个郡。东遂宁郡领方义(郡治,由肖梁小溪改名方义,今遂宁市城区)、德阳(今船山区龙凤镇)二县。怀化郡领长江(郡治,由肖梁巴兴改名长江)、始兴(由肖梁晋兴改名始兴)二县。
北朝北周(557年—581年)闵帝元年(557),改西魏东遂宁郡为遂州。周武帝保定元年(561),废德阳县,将其辖区并入方义县,自此德阳这个县名在遂宁地区消失。
遂宁地区的德阳县,建立的确切年分不可考,史学家拟定在196年至219年之间,时间跨度有二十四年之久。214年,刘备已占领今四川地区,行政控制权实际落入刘备手中,东汉政权名存实亡,不可能去考虑一个县的设立这件小事。笔者认为,德阳县的建立当在214年以前。如果德阳县建立于213年(最晚年分),至少存在了348年,历东汉、蜀汉、西晋、成汉、东晋、刘宋、南齐、肖梁和西魏九个朝代(政权)。龙凤镇历代为德阳县治,东晋347年遂宁郡初建时,是郡级政府所在地(347年—354年),后来郡治移至巴兴县,今大英县回马镇长江坝村。
城话沧桑
——写在遂宁城1660年华诞之际
据旧志记载,遂宁城周长十里,筑城墙护卫,城墙外环绕护城河,四门都有月城(屏蔽城门的半圆形小城),东门叫“望鹤”,西门叫“登龙”,南门叫“金马”,北门叫“玉堂”。相传县城为后唐夏鲁奇所建。明天顺间(1457—1464)典史吴让重修。正德十年(1515)知县范府将原来的土墙改为石墙,嘉靖中(1522—1566)分巡佥事杨瞻将石墙增高三尺,后来知县樊盛完成城墙的后续工程。崇祯十年(1637)发生兵事,乡宦吕大器向县人发出加固城墙的倡议。清乾隆八年(1743)知县田朝鼎再加固数百丈,四十七年(1782)涪江发大水,城墙被冲刷坍塌,知县李培峘捐俸培修。咸丰三年(1853),代理知县朱庆镛因四面城墙倒塌很严重,市民夜间进出如走平地,召集大家分段拆修,由监生张知简监管这项工程,到五年(1855)竣工,可是有些基脚不坚固,曾多次补修坍塌之处。到十年(1860),蓝朝鼎起义*用军**地雷将东、西两道城墙炸裂,事平后修复。光绪十八年(1892),在西、南、北三道城门附近建造炮台。县衙在城北(今中心商务区),坐北向南,主要建筑有大堂、二堂、三堂、四堂、各官署及粮库、监狱等。县衙东侧名叫大堂坝,是市民吃喝玩乐的好地方,吃喝的品种齐全,名小吃最富吸引力,玩乐形式五花八门,打花鼓、唱川剧、唱猴戏、弄杂耍,逗人欢心。城内有街道五、六十条,以大北街、大南街、大东街、大西街、天上街、兴隆街等最繁华。御书楼在小东街,建于清康熙年间(1662—1722),被人们尊为“张氏相府”,是张鹏翮家人的府第。其楼进门处有石碑一块,上书“文武官员至此下轿下马”,足以显示肃穆的气氛。楼前的御书碑系清世宗雍正御书,为赐张鹏翮归葬诗。厅堂中门上的大匾上所书“嘉谟伟量”四字也是雍正所题(一说为嘉庆题写)。
宽阔的涪江依偎着遂宁城缓缓流过,宛若少女身上绿色的飘带,使城市显得更加谐美灵秀,楚楚动人。江上船只来往穿梭,帆影点点,不时传来纤夫的激越号子和渔人的悠扬歌声,又给城市注入了民俗气息和艺术美感。难怪古人称赞遂宁“平原沃野,贯以涪江,气象宽舒” (刘仪凤语),“人物繁富,江山洒落” (马咸语),“四达之区” (《图经》语)、“东蜀都会”(刘仪凤语)、“剑南大镇”(《舆地纪胜》语)。涪江有丰富的水利资源,它滋养着两岸种类繁多的植物,哺育着沿途勤劳淳朴的黎民,且让万千舟楫往来其间,又是水族良好的生存环境,它是遂宁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给予了遂宁城很多的恩赐。
遂宁城西秀山相连,也为城市增辉添彩。最北的名叫明月山,《旧通志》称赞道:“襟带两溪,幽林古寺,秋光掩映,潇洒出尘。”“两溪”指清风明月堰,由两泓溪水合流为一,灌溉北坝良田二千余亩,成为城北富饶的粮仓;“古寺”指山上的明月寺,南明宰相吕大器是北坝人,曾登临此山写成《明月寺》七律一首,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长乐山在明月山之南,《方舆纪要》记载:“形如蟠龙,顶平和砥。”蟠龙,盘曲的龙。砥,形容山顶又平又宽。长乐山有一道观,设计奇特,建筑雄伟,建于唐,盛于明,衰于清。“长乐晓钟”是遂宁十二之一,张鹏翮有诗。船山在长乐山之南,山上有文峰阁,高六丈余,张问陶给阁题联为“江城如画东西岸,烟云浮屠远近山”,横额是“舟山一柱”,写尽了遂宁山河的钟灵毓秀。临阁远眺,城市风光尽收眼底。县人把文峰阁视为遂宁的象征,看作两千年文化的灵魂。书台山在船山之南,唐代至德中(756—758),刺史乔琳在山麓创建学宫,礼儒士,为张九宗读书处。贞元十一年(795)九宗中进士,历任同州、华州、普州、遂州、邛州的刺史,兼御史大夫,开启了遂宁的文运。张鹏翮在诗中盛赞书台山是“擎天柱石。”“书台应瑞”是十二景之一。书台山之南有梵云山,山上建有开善寺,张问陶对此寺有题咏。明代乡宦章评曾在梵云书院讲学。清代同治十一年(1872)知县吴羹梅在此山建宜园,该园成了县人常去游览、休憩、品茗的好去处,也是表演曲艺、杂技的场所,文人墨客聚会的地方。“梵云春晓”也是遂宁十二景之一,张鹏翮有《梵云春晓》七律诗存世。广德寺在县西五里卧龙山麓,唐、宋、明三朝受十一次敕封,明代盛极,主领川、滇、黔三百余山,被尊为“西来第一禅林”,成为远近向往的川中名胜。灵泉山中的灵泉寺在县东十里。明清以来,广德、灵泉两寺每年有三次香会活动,朝山进香的善男信女来自四川各州县及甘、陕、鄂、湘、贵、云等周边省分,形成规模空前的佛教盛事,清代知县李培峘的《广德寺香会》一诗对此作了全面而形象的描绘。香会不仅是佛事民俗活动,而且助推了商贸的繁荣、技术的交流和文化的发展,增强了遂宁的经济实力。
五、民国时期
(1912—1949)
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武昌爆发了武装起义,革命洪流迅速席卷全国,*翻推**了清王朝267年的统治。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这时虽然共和政体已经建立,但是革命果实却被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窃取。民国初年,四川省的地方行政为省、道、县三级建制,以省统道,以道管县,遂宁县隶属嘉陵道(道治今阆中市保宁镇),领县26个。从民国初年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四川全境处于军阀混战的局面,其间发生大小战争460多次,军阀在其所控制的防区内,总揽大权,进行征兵、征粮、征税,大肆扩张*力武**,互相争夺地盘,战乱连年不断,使百姓痛苦不堪。民国十四年(1925),李家钰占得遂宁、蓬溪、潼南、安岳、乐至、资阳、简阳七县,拥兵自重。民国十六年(1927)五月,李家钰继任四川省边防军总司令,仍驻遂宁。民国二十四年(1935),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派中央军入川,四川省正式实行行政督察区制,全省划分为十八个行政督察区,遂宁为第十二行政督察区,领遂宁(专员公署治,今遂宁市城区)、射洪、盐亭、三台、中江、蓬溪、潼南、安岳、乐至九县。民国二十七年(1938),国民政府迁至重庆,民国二十八年(1939),把四川省一分为二,大体以金沙江为界,东边为四川,西边为西康。四川省建立十六个行政督察区,遂宁仍为第十二督察区,辖原九县。民国期间,有任希亮、罗玺、杨晴舫、陈伯良等四十二人担任过遂宁知事(后来改称县长),史料无他们的履职记载。第十二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专员共4人,按任职先后为罗玺、黄绶、程厚之、李*民泽**。下面简介黄绶的情况。黄绶(1888—1975),西充人,幼年家贫,十八岁考入顺庆府中学堂,与*德朱**、杨森为同年学友。1907年入四川游学预备学堂法语班,再转入四川绅班法政学堂。此间民主革命浪潮高涨,黄绶受张澜的影响极大。1911年积极投身四川爱国保路运动,1912年被张澜委任为行营秘书。1916年参加蔡锷的倒袁运动,任政务处秘书长。1924年任四川省高等检察厅代理检察长。1926年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研究院。1933年东渡日本考察,免试入东京法政大学深造。1938年秋,黄绶任遂宁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他修建遂太公路,并连通绵阳,使遂宁成为抗日物资补给的重要基地和中转站;又倡修四联堰(后改名南北堰),当地群众对修堰很不理解,给施工造成极大阻力,甚至打骂工程人员。黄绶一面耐心开导,一面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施工,终于在1941年堰成放水,造福人民,黄绶却因修堰被很多人向省上告发而被免职。
从1913年至1934年,遂宁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民国初,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亟谋恢复帝制,民主革命遭到破坏。革命*党**人举兵讨袁,先后发动“二次革命”和“护国活动”。民国二年(1913)七月,革命*党**人熊克武与重庆革命*党**领导人杨庶堪在重庆领兵反袁,分两路向成都进军。出师不利,“二次革命”失败。民国三年(1914)二月二十一日,袁世凯发布命令停办自治,解散县议会。民国四年(1915)袁世凯委任陈宦入川主政。陈宦派北洋军第四混成旅伍祥祯部进驻遂宁。当年十二月袁世凯称帝,改元洪宪。全国一片怒吼声,兴军讨伐袁世凯。民国五年(1916)三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四月,国民*党**人王靖澄奉孙中山手谕成立四川讨袁军,任总司令,在潼川起兵讨袁,与滇黔军相呼应。王靖澄派郑长泽带领三个别动队进占遂宁,任命遂宁人刘修平为指挥官。驻顺庆(今南充)的川军第六混成旅钟体道(亲袁派)派部属王古烈到遂宁活动,郑长策被迫退出遂宁,遂宁被亲袁派控制。五月,陈宦在全省反袁斗争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宣布*川独四**立。反袁斗争刚结束,全川又出现军阀大混战的局面。与遂宁有关的军阀战争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滇黔联军与川军争夺地盘的战争,滇黔联军的代表人物是川北招讨使石青阳,他的部队叫招讨军。川军的头目是四川军阀刘存厚,他的代理人是江防军张邦本。民国七年(1918)一、二月,两军在蓬溪、射洪等地开战,以川军失利告终;第二阶段是*国靖**军讨伐招讨军。*国靖**军的代表人物是驻扎遂宁的杨保民,还有川军刘湘部的杨森(第一混成旅旅长)。招讨军有石青阳、汤子模等。从民国七年(1918)至民国十三年(1924),双方进行过多次交战,互有胜负,有得有失,最后经过调停,各回原地;第三阶段是刘文辉(第二十四军军长)、邓锡侯(第二十八军军长)、田颂尧(第二十九军军长)结为盟军,合谋攻打李家钰的防区。从民国二十年(1931)一月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十月,双方在遂宁、射洪、蓬溪、安岳、潼南等县多次交锋,李家钰军几次遭到重伤。然而盟军内部矛盾迭出,李家钰联合其他军事力量打败盟军主力刘文辉,收复了全部防区。
二十年代后期,*共中**遂宁地下*党**的活动活跃起来,活动包括领导武装起义、策动工农*动暴**、发动学生运动、建立地下交通站等。民国十八年(1929)四月,旷继勋发动牛角沟起义,三千多革命者举起革命红旗,攻克蓬溪县城,建立苏维埃政权,处决恶霸团总范海鱼,并将革命斗争向前推进,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民国期间的各种革命斗争中,无数*产党共**员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忠于*党**,忠于革命,英勇奋斗,宁死不屈,以热血和生命证实了对*党**的忠诚,苟祥珂、旷继勋、彭耀峰、周均时、蔡梦慰、刘骏达等,是他们的杰出代表。
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遂宁专区各县分别成立抗敌后援分会,发布《告民众书》,动员全民抗日救亡。北平、上海等地的抗战歌咏团先后来遂宁演唱抗日歌曲,县内各校师生也积极组织抗日宣传队、话剧团,开展多种形式的抗日宣传。寒暑假师生们自带道具、衣被,步行乡间,到各场镇巡回演出,动员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购买救国公债,男丁参军报国。城乡学校组织“晨呼队”,在每天早晨*行游**,高唱抗战歌曲,激发爱国热情。女子中学学生自动织制毛袜、棉鞋,支援前方抗战。*共中**地下*党**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建立抗战剧团,创办书报社,售阅抗日救国书刊。民国二十七年(1938),专区各县普查青壮年男丁,开始实行抽签服兵役制度,男丁踊跃参军。
八年抗战,遂宁有37123名热血男儿踏上卫国保家的征程,分赴抗日最前线浴血战斗。这里简介抗日将领税梯青和李家钰的事迹。税梯青(1890—1938),安居区横山镇鸡叫山村税家湾人。1927年在田颂尧部29军44师第6混成旅任旅长,1930年任孙震部41军124师第6混旅旅长,后升任124师副师长,代行师长职务。1937年秋抗日战争爆发,冬天,孙震部出川抗日,编入第22集团军,进入第二战区。娘子关战役,税梯青率部进驻阳泉督战。1938年1月,徐州危急,22集团军奉命东调徐州,改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孙震代理22集团军总司令,任命王铭章(41军代理军长)、税梯青为前敌正、副总指挥,镇守滕县县城。城中兵力不足,王铭章、税梯青决心血战死守。日军以重兵向滕县猛扑。税梯青指挥官兵奋勇抗击,与敌人浴血巷战。王铭章及师部十多位军官壮烈牺牲,团级以下军官阵亡更多。在万分危急时刻,税梯青仍坚持指挥战斗,最后被几位幸存战士架着撤离。滕县战役后,22集团军奉命在徐州收容整理,41军迅速组建一个团,构成台儿庄第二道防线。1938年5月上旬,税梯青率124师攻击韩庄、刘楼之敌,台儿庄之战大获全胜。这时税梯青代行军长,奉命率部向亳州转移,冲出了敌军重围。6月下旬,22集团军到襄樊整训,税梯青升任总部中将参谋长。不久病情恶化,1938年9月12日病逝于成都,终年四十九岁。李家钰(1891—1944),蒲江县人。青年时期参加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1925年在军阀争夺防区中,李家钰占得遂宁、蓬溪、潼南、安岳、乐至、资阳、简阳七县,总部设在遂宁县城。1927年5月任四川省边防军总司令,仍驻遂宁。李家钰在遂宁十一年间,拥兵自重,自委官吏,掌握防区内一切军政大权。他与其他军阀一样,对遂宁有过盘剥人民、*压镇**革命的历史罪过。李家钰为遂宁做了许多实事。一是改造遂宁旧城。修建了环城马路,规划了街道,拓宽了路面,重点扩建了东、西、南、北四条主街,初创了遂宁城市发展的格局;二是兴办教育。用七县资金新建了遂宁师范学校和聋哑学校,积极发展中小学教育,支持编修《遂宁县志》;三是兴办公益事业。兴建了遂州公园、遂宁的图书馆、戏院和电影院;四是发展交通和邮电事业。修建了遂简(遂宁至简阳)、遂安(遂宁至安岳)、遂潼(遂宁至潼南)、遂蓬(遂宁至蓬溪)等公路,架设了遂宁至简阳的电话线,使遂宁与成都及全省的线路连通。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家钰请缨杀敌,9月从西昌出发,12月初到达晋东,编入第二战区,在中条山一带奋勇杀敌,先后粉碎了日寇的第一次、第二次扫荡。1939年冬,又击退进犯太行山和晋城之敌。李家钰战功显赫,升任为36集团军总司令。1944年春,日寇以四个师团的重兵向河南地区发动攻势,李家钰主动殿后,掩护友军撤退。5月21日李家钰部转移到陕县秦家坡,与日军遭遇展开激战,李家钰后背和左腋连中两枪,当即壮烈牺牲,终年五十三岁。李家钰阵亡后,各界人士深为哀惋,国民政府特发布褒扬令,追晋他为陆军上将,准入祀忠烈祠并举行国葬。
仁人志士奔赴前方杀敌,日寇的飞机却窜入后方狂轰滥炸,制造另一种罪恶。2008年2月,反映抗日战争中日机六次大肆轰炸重庆的电视连续剧《记忆之城》在央视热播,引起了遂宁人的极大关注。该剧记录了与遂宁有关的三次战斗:1940年6月10日,日寇53架飞机空袭重庆,驻遂宁机场空军四大队奉命起飞,以34架战机迎敌,在重庆、合川上空与日机激战,使日寇官兵五人丧命;1940年9月13日,在保卫陪都重庆的空战中,驻遂空军有10名飞行员为国捐躯;1941年6月,日寇29架轰炸机从成都返回武汉途经遂宁上空,遂宁机场4架战机从高空俯冲迎敌,其中两架被日机击落,但敌机领队机也被我机击中,坠落于老池乡耗子沱一个大塘堰里,机中7个日寇全部服毒自杀。遂宁空军为国家立下了卓著功勋,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抗日战争中,日机先后空袭遂宁八次,共投下*弹炸**、*烧弹燃**1600多枚,炸死40多人,炸伤150多人,炸毁房屋70多幢。轰炸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940年6月6日(旧历端午节),人称“端午*案惨**”。这天上午,南强乡农民不知发了警报,照常进城赶场,行至机场附近时,63架日机飞临上空,人们仓卒间躲避不及,争向机场周围树下蹲伏。敌机投弹880枚,并用机枪反复扫射,一时血肉横飞,死者枕藉,许多人脑破肢残,肚肠、头发、衣片粘挂树上,惨不忍睹。这次血案死亡27人,重伤137人,炸毁房屋30余幢。
八年抗战期间,遂宁人团结一致抗日,以人力、物力、财力的多种贡献,坚持抗战到底。遂宁是主要兵源之地,从1938年至1945年,主动出征37123人,其中知识青年269人,阵亡将士1803人。1939年,遂宁3万多民工在南坝修建机场,占地14.4万平方米,是当时全国为数不多的一个大机场。广大人民群众爱国热情无比高涨,积极发展农业、工业,形成了户户植棉、家家纺纱、数万民织布的局面。全县以1940年植棉面积最大,达52.9万亩,总产1365万余斤,有棉毛纺织染厂62家,城乡有散机数万余台,年产宽布200万匹以上,其中军布专织厂(户)1066家,织布机2270台,共生产军布100余万匹,保证了战时的军需民用。粮食的播种面积、单产、总产也有大幅增长,全力保证了前方军粮的供给。遂宁人民还参加了川陕公路的修建,确保了向前方源源不断输送兵源和物资。全县人民节衣缩食,甚至毁家输难,捐出首饰、金银等,连学生也把零花钱捐出来,捐献的款子买了两架飞机支援抗战,受到了中央政府的褒扬。为了支持巨额的军费开支,1937年全县在正粮的基数上,征税附加95%,以后还逐年递加。八年抗战中,遂宁不但完成了上级下达的交粮(正粮和征购)任务,还超额多交14.55万石。
抗战期间,十七个中央部门、六个陆军空军单位、很多家纺织工厂和其他工厂、十四家银行纷纷入驻遂宁,大大提高了遂宁的地位、作用和知名度。遂宁是军衣、军被、军鞋等物资的重要生产基地,也是前线军事给养物资的聚集中心和输送交通要道。遂宁原本是个发达的商贸城市,素有“小成都”的称号。清宣统以来,商业得以复苏,商贸系统逐渐形成十大行帮,民国初年已发展至十六个行帮,六大商号颇具实力,在商界号称“三丰” (郭聚丰、肖源丰、夏荣丰)、“三泰” (曾鸿泰、杨三泰、聂广泰),后又衍变为“八大家”称雄斗城,民国中后期孟锦裳、刘伟国、林慧源、万宗泊、杨典章等相继成为巨商。民国三十五年(1946)遂宁商业界增加到三十七个行业,棉花、土布、洋纱、匹头、百货、粮食、菜油、药材、饮食、茶馆等有3584户,其中摊贩1856户,他们在中心闹市区和主要街道开店设摊,形成商店林立、摊点相连、货物丰盛、商旅云集的兴旺繁荣景象。
遂宁的饮食业历来驰名,民国时期更为繁盛。街市花园北侧的“蓉城嘉东饭店”有烧烤全鸭和烧烤奶猪两种特色菜肴,大都是政要和富翁常去光顾的场所;大北街的“东南美”,老板请成都师傅专做卤菜,还兼营风鸡、板鸭,是全城唯一的成都风味;“嗜味嗜”也在大北街,其卤菜、凉盘和各种面食,以川味为主,兼顾南北味,除本地人外,颇受过往客商和“下江人”(对长江中下游人士的通称)青睐;大南街的“时宜饭店”炒、烧、炖、蒸等菜肴齐全,豆花饭誉满斗城;凯旋中路的“大西南”以“叫得响”著称,当年时兴“唱堂”招徕顾客,擦桌、安座、点菜、递毛巾、上菜、结账,边做边唱,唱腔优雅,咬字清楚宏亮,堪称一绝;除坐店经营外,城里还有提篮、挑担叫卖的小吃,如担担面、甜水面、煮凉粉、梆梆糕、糯米糍粑,以及吆喝高叫的五香红油芥茉薄饼,那浓郁的遂宁乡音,叫得姑娘们、小伙子垂涎三尺……
遂宁茶馆分布极广,数量至少上百家,不少茶馆占据要道口岸。今凯旋中路的“承平茶社”以全城“唱玩友”著名;城东为船帮、江湖袍哥“跑滩匠”云集之地,大小茶馆林立,他们以茶会友,打听行情,洽谈买卖,也是评判是非、调解纠纷的场所;大北街的“竹里馆”是公教人员品茗、会友的窝子,有时夜间设茶座,间有民间艺人如杨光斗等打金钱板,或讲评书的文化活动;天上街的“一溶甘”每逢夏季乘凉之时,开设讲“圣谕”的专场,奉劝世人重孝道、讲节义;大南街几家茶馆是银楼、袍哥、饮食业、手工业老板为主的聚会地;小西街茶馆是洋纱、药材、匹头帮的交接站;大西街的“良友”为社会名流,诸如税维诚、奉四承、周宇澄等常去光顾的地方,或品茗,或吟诗,或对弈,或切磋技艺。
民国时期,相沿的酬神赛会风气越来越盛,四川各地发展“玩友” (围鼓)座唱成为袍哥组织相互联系的主要形式,川剧艺术在人民群众中得到了普及。从1911年到1949年,遂宁城区的承平公堂、雅集俱乐部精英荟萃,演唱行当齐全、剧目众多、打唱技艺较高,五种声腔具备。遂宁地区(含蓬溪、射洪)先后建起川剧班团五十多个。遂宁地处川中,为水路航运中心,古驿道和公路交汇于此,又是纺织历史名城,手工业、商贸发达,各河道的戏班、剧团、艺人纷纷来遂宁献艺。解放前,遂宁被称作“川剧窝子”,有涪江大戏院、镇江寺戏院两处坐地园子,两家戏院为了压倒对方,从成都、重庆等地聘请强势戏班和川剧高手来遂演出,戏班有川西坝、乐山、中江、安县等地的名班,演员有陈书舫、廖静秋、薛艳红、薛艳秋、张一萍、曼侠、麟尧、天籁、陈全波、唐彬如、方海洲、李笑非、谭志高、肖亦信、刘丁丁等三十多位名伶。这些人中,有的在遂宁传艺授徒,有的成为建国后省、地剧团的骨干演员,对遂宁戏剧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曲艺是各种说唱艺术的总称,据不完全统计,主要曲种有十六种,以唱为主的有清音、扬琴、盘子、车灯、琵琶弹唱、连萧、花鼓、金钱板、荷 叶、竹琴十种;以说为主的有评书(附:故事)、谐剧(附:四川方言)、方言相声、相书、善书、快板(附:刮打板、莲花落、顺口溜、对口词、三句半)六种。各曲种有自身的性能、特点、风格、体裁、句式、格律、音韵等。民国期间,遂宁也有“曲艺窝子”的称号,曲艺活动一直兴盛,不仅曲种多样,曲目也丰富,“五四”运动后,曲艺已显示出教育、宣传、鼓动民众的新功能。抗日战争中,群众创作活跃,出现了如《十绣抗战》、《抗战十二月》等脍灸人口的佳作,涌现出如杨光斗等一批优秀曲艺表演家。杨光斗自编自唱的《防止敌机来空袭》等作品满城皆知,他运用艺术形式宣传防空知识起到了良好作用。抗战胜利后,群众利用曲艺形式开展反内战的斗争,艺人谢怀德等用荷叶唱词揭露了国民*党**“国大代表”竞选的丑恶行径。
二十年代后期,遂宁城内开始放电影,放映点在大南街一家茶馆里。都是无声片,要由人站在高凳上解说。以后,万寿宫和大西街才建起了电影院,还是无声片,有字幕说白。直到抗战初才有有声片,作战时宣传,公开放映,不卖票。遂宁城乡经常演戏,大戏(主要是川戏)、“木脑壳” (木偶)和“灯影子” (灯影)都演,有时在戏园演,有时在街上搭台演,看戏的人特别多。节庆日大堂坝有女学生登台唱歌、跳舞。此外还演文明戏(新戏),抗战时万寿宫的戏园子还演过《抓壮丁》、《包得行》和《野玫瑰》等新戏。
民国伊始,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据,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并未根本改变,经济产业结构单一,以农业为主,一直沿袭封建土地所有制,生产力十分低下,加之受战乱和自然灾害的影响,粮食产量低,民众衣食维艰。但传统工业如制盐、纺织、酿酒、蚕丝却逐渐兴盛起来。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将四川作为支撑战时经济的战略后方基地,采取*款贷**扶持、减缓税收、划岸行销、盐工缓服兵役等措施发展盐业;发动农民大量种植棉花、栽桑养蚕,在良种推广、技术指导、*款贷**扶助、营运销售等方面给予帮助,并在遂宁投资建厂,加强工具改革和技术更新。遂宁的纺织业有了空前发展。遂宁成为全川产棉、纺纱、织布最盛的三个市县之一,棉纺织品、生丝等轻纺产品外销量相当大。先后修通了遂宁至简阳、遂宁至安岳、遂宁至潼南、遂宁至蓬溪、遂宁至射洪太和镇五条公路,把遂宁与成都、重庆及周边县城连接起来,对发展经济、繁荣市场、加强物资和文化交流起到划时代的作用。水陆交通的发展,使遂宁成为抗日前线重要物资的转运中间站。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为了筹集军费发动内战,加重税赋,盐税税目及附加款多达十余种,且因战后海盐复苏,物价飞涨,多数灶户停煎,商人歇业增多,运销量下降。花纱布管制局遂宁办事处于1945年奉命撤销,农本局福生遂庄、太庄结束业务,依赖*款贷**纺织的工厂大部分停业。国民政府强拉壮丁、强收派款使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加上连年旱灾、水灾,多数农户歉收五成以上,饥民大量外出乞讨,时有“吃大户”的现象发生。由于内战爆发,军费支出倍增,国民政府猛增法币的发行,导致物价飞涨,1948年1月至8月,物价上涨速度更为惊人。法币剧烈贬值,物价瞬息万变,民间大多采取以物易物,或使用少量银币交换。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废除法币,以金圆券为本位币。但金圆券发行不到十个月,却贬值2.5亿倍。1949年6月22日,国民政府宣布停止金圆券流通,以银圆和银圆券作为国家货币,金圆券以5亿元兑换银圆1元。据遂宁税捐局统计,1949年4月14日,小麦每石值金圆券5万元,玉米每石4万元,稻谷每石2.5万元。同年7月3日(108天后),小麦每石值金圆券72亿元,玉米、稻谷每石值60亿元。小麦上涨14.5万倍,平均每天上涨1340倍,每小时上涨56倍。
政治上的*制专**独裁,军事上的全国内战,经济上的危机四伏,为国民*党**政权敲响了丧钟。1949年12月8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战野**军三兵团十一军三十三师先头部队进入遂宁县城,次日,遂宁县解放委员会成立,这标志着一个新政权在遂宁这片土地上诞生了,鲜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旗国**在遂宁城迎风飘扬。
五 船山古代十座山
刘耀空
船山区位于四川盆地中部,地处涪江中游,地势东北高,南部较低。境内山冈起伏,千姿百态,海拔高度多在五百米以下,属于中丘地貌。唐代诗人刘禹锡有“山不在高,有仙则灵”的名句。船山区这片红土具有厚重的历史底蕴,不少山峰富集丰美的文化灵气,本文介绍其中十座名山,让读者朋友体味美丽船山的魅力。
梵云山
《遂宁县志》(民国十八年版)记载:“梵云山,在县南三里,东临涪水,西枕灵星池。古名梵宇山,又名中隐山。”有资料说唐代遂宁第一位进士张九宗家住此山,张家富足,好林木,种花养鸟,庄园门额为“九思山房”,题联是“欲借水山来养性,更凭花鸟去偷光。”张九宗有诗句“梵云春晓画图间”,“梵云春晓”由此得名,成为遂宁的十二景之一。时过境迁,一千多年后,遂宁城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梵云山已融入城市之中,它的东面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背后是碧波荡漾的渠河(南北堰)。
梵云山建有开善寺,北宋开宝中(968年—975年)赐名,元代至正中(1341年—1367年)重修。张问陶对开善寺有题咏。明代正德十四年(1519),章评曾在梵云山书院讲学。章评是遂宁乡试解元(第一名),曾任兴平县令。清代同治十一年(1872),知县吴羮梅登上梵云山,看见林木繁茂,修竹万竿,参天蔽日,饶有生趣。同行的刘子明对他说,山上原来建有三间大厅,厅前有雄伟的楼阁,可惜工程没有完善,感到歉意,希望县府动工修缮,也够得上是一县的荣耀。吴知县欣然同意,于是准备材料,招集工匠施工,在原来的基础上增修船房,开挖鱼池,植莲种树,补充景点,建成园林。竣工后吴知县带领大家登上楼阁眺望,只见近处是一片平坦而肥沃的田地,坡地上种满了豆麦作物;远处横贯一条宽阔的涪江,两岸景物相互映衬。这里居高临下,景致尽收眼底,春夏秋冬四季景致咸宜;这里适宜养花、植树,观风雨、赏雪月。春、夏、秋三季对农作物生长适宜,五谷丰登,人民和乐,农人与城里人都乐在其中,于是吴知县给这个园林起名“宜园”,并提笔写下《宜园记》一文。从此,宜园成了县人常去游览、休憩、品茗的好去处,也是表演曲艺、杂技的场所,文人墨客聚会的地方。
书台山
《遂宁县志》(同前版)记载:“书台山,县南一里,学宫之向山也。唐张九宗读书处。‘书台应瑞’,十二景之一。”《舆地纪胜》记载:“书台山,以唐张九宗得名。连宝山、金鱼山,三峰秀峙。今建学宫于上。”书台山南靠金鱼山(现称万金山),北接船山(《舆地纪胜》所记的“宝山”就是船山),三山相邻,秀雅耸立,形如笔架,富有象征韵味。唐代至德中(756—758),遂州刺史乔琳在书台山簏创建学宫,礼待儒士,为张九宗读书处。张九宗自幼聪颖好学,文思过人,贞元十一年(795)中进士,初出任戎州(今宜宾市),历任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华州(今陕西华县)、普州(今安岳县)、遂州、邛州(今邛崃市)五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御史台长官,专掌监察、执法)。邑人为张九宗修了祠堂。张鹏翮有吟咏,写道:“擎天柱石①拂层霄,余韵流风未觉遥。敢问科名高井络②,愿抒忠荩③迈题桥。蓬莱云近朝霞满,阆苑④春深宿雾消。指日山灵重应瑞,三台⑤光映大江潮。”
简释:①擎天柱石:形容书台山山势。
②全句说:张九宗敢于攀登高深的学问,实在是了不起。
③忠荩:忠诚;题桥:借指考中当官。
④阆苑:仙人居住的地方。
⑤三台:借指官的等级。位列三台,意为官至高等。
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知县郑重威和被贬家居的太史杨名,在城中百福院创立武信书院(后改斗城书院),书院几经迁徙,于清代乾隆四十三年(1778)迁于城南学宫右侧书台山下,正式命名为书台书院。1958年,遂宁开凿南北堰(渠河),此工程从书台山脚下通过,学宫旧址被挖去,其位置当在南北堰中。
船山
《遂宁县志》(同前版)记载:“船山,县西一里,一名舟山。清乾隆时建文峰阁于山顶,高六丈余,有楼二层。张船山有诗。”船山的形状像倒翻的一只船,所以也称舟山。舟山屏立城西,林木丰茂,风光绮丽。清代乾隆年间,知县汪廷栋倡议在山顶建文峰阁,阁高六丈余,有楼二层,用考究的灰砖砌成,皂壁丹柱,琉璃金瓦,有四门,清代至民国年间,遂宁名流撰联于门上,张船山所撰对联是:“江城罨画东西岸,烟寺浮图远近山。”横额为“舟山一柱”,写尽了遂宁山河的钟灵毓秀,并展示了文峰阁在烟雨朦胧中深远的意境,给人一种无限遐想的美感。此阁独占风水,兴盛文运,临阁远眺,城市风光尽收眼底,群山、涪江令人遐思,县人把文峰阁视为家乡的象征,看作文化的灵魂。史料记载,阁成当年,遂宁便有五人中举,一度低迷的文运开始振兴。文峰阁一直被遂宁人民所珍爱,是遂宁城郊著名的人文景观,每当重阳登高度节时,便有不少人前往文峰阁瞻仰。侨居海外的遂宁游子,也把文峰阁作为他们心中念念不忘的牵记。
船山山麓左侧有邓公祠。邓公即邓林梅,广东惠来县进士,乾隆三十一年(1766)任遂宁县令,学问渊博,精堪舆,知风水,任期内遂宁文运焕发,民风大变。县民为邓公建祠以纪念他的功德,祠前石柱上的题联是:“自古云山从此始,为政风流今在兹。”
卧龙山
卧龙山在县城西五里。据《舆地纪胜》记载:“有佛现岭,每遇云雾遮挡,佛像的形貌便明朗地出现在岭上。”广德寺位于卧龙山山首,唐代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建寺,原名古佛寺,大历二年(767)更名保唐寺,大历十三年(778)朝廷敕赐为禅林寺,建中三年(782)又敕赐为善济寺,会昌五年(845)武宗灭佛,寺院成一片焦土,天复三年(903)皇赐再兴禅林寺;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敕赐为广利禅寺;明代正德八年(1513)敕赐广德寺,此名一直沿用到现在。自唐代克幽禅师开山阐道以来,寺院高僧辈出,古柏森森,殿宇巍峨,金碧辉煌,香火旺盛,遐迩闻名。唐、宋、明三朝受十一次敕封,声名大振,明代极盛,僧众千人,主领川、滇、黔三百余山,被尊为“西来第一禅林”,成为远近向往的川中名胜。
《遂宁市志》记载:“民间相传农历二月十九日为观音诞辰,六月十九日为观音出家,九月十九日为观音成佛。故每年要办会三次,以二月十九日最为隆重,会期数日至十日不等,广德寺、灵泉寺终日鼓乐不断,香烟缭绕,远近善男信女抬着匾额、大香、大蜡及供品,络绎不绝到寺院朝拜。至晚,虔诚的信徒挤满佛堂,席地而坐,通宵念佛。”
长乐山
长乐山南北走向,山势陡峭,像一道屏障纵贯于城西。《方舆记要》记载:“形如蟠龙,顶平和砥。”蟠龙,像盘曲的龙;砥,磨刀石,形容山顶又平又宽。长乐山上有一座长乐观(道观),建于唐,盛于明,衰于清。清代年间,广德寺收留了观中部分尼僧,官府为避流言,在长乐山下建庙,沿山修石梯,立土地祠,过祠登梯便是神殿,仍用长乐观旧名,将尼僧从广德寺迁回新观。正殿左壁悬钟,右壁置鼓,称作“晨钟暮鼓”。钟直径大约一米,内嵌铜丝盘,悬铁条一根,敲钟时声音悠扬远播;鼓的大小像斗笠一样,鼓面涂上红色。每天早晨鸡鸣前,值日尼姑敲钟,共敲十下,钟声长鸣,传入城内,以警醒市民,激励早起。张鹏翮有《长乐晓钟》一诗,于是“长乐晓钟”就成为遂宁的十二景之一。
民国十年(1921),长乐山麓忽现出一个洞穴,相传是蜀汉车骑将军邓芝的坟墓。按《华阳国志》,邓芝墓在潼南县青石坝,不在遂宁。又按《舆地纪胜》,唐代职方郎中孙樵墓在小溪县(今遂宁)西门外。孙樵,字可之,唐代散文家,关东人。宣宗大中九年(855)进士,授中书舍人官职。黄巢起义军入长安,他随僖宗出奔岐陇,入蜀地,后寓居遂宁城东画锦坊。孙樵所作古文,刻意求奇,对当时统治集团的昏聩无能颇多讽刺。他曾登临蜀中名山蓬溪龙多山,为奇异的景致所振奋,写出了著名的《龙多山录》,为历代文人所推重。著有《孙可之集》存留于世。
明月山
《旧通志》记载:“明月山在县北五里,襟带两溪(两条溪流像衣襟、带子),幽林(幽静的山林)古寺(指明月寺),秋光掩映(彼此遮掩,相互衬托),潇洒(韵味洒脱)出尘(超出世俗)。”《通志》记载:“明月山在涪江右(右岸)。山顶有明月寺,山下有明月堰。”两书都提到明月寺(古寺)和明月堰(两溪)。吕大器曾作《明月寺》一诗。吕大器,遂宁县北坝(今遂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明代万历十四年(1586)生,崇祯元年(1628)中进士,授行人(掌管传旨、册封等事),提升吏部主事(吏部,主管官吏选任、晋级等事,朝廷六部之一。吏部主事,吏部职官,职位仅次于员外郎),历四司。崇祯十年(1637),大器告假居家,倡修县城,刚竣工,张献忠分兵袭攻遂宁,自捐金钱,募兵四百,与甘州道旷昭护送家眷的二千名边兵共同守城,保护了县城建筑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此后,明王朝面临内忧外患,江山摇摇欲坠。吕大器感触良多,登上明月山,瞻仰明月寺,以凝重的感情,滚滚的思潮,抒写了《明月寺》七律一首,表达了忧国忧民的情怀;明月堰,在明月山下,全称清风明月堰。“清风明月”,本属两堰,但两溪同出一源,合流为一。乾隆二年(1737),知县夏诏新向上级写报告请示修筑清风明月堰,堰成能灌溉北坝田地二千余亩,成为城北的富庶之区。
玉堂山
玉堂山在遂宁城北十五里的新桥镇,是一县的主山。明代状元杨慎的《玉山翔凤赋》,状写了玉堂山的高峻秀美:遂宁有很多特异的山,而独具非凡气概卓越不群的是玉堂山,它峰峦高耸而秀丽,景象雄伟而奇特。山体耸峙,拔地三百余丈;山路迂回,攀登上山要转折几千次之多。各种树木交错生长在山间,枝繁叶茂;晶莹的流水淙淙而下,清脆悦耳。……
据资料记载,玉堂山顶有玉堂寺(又名玉皇庙),是明代席书、席春、席彖的家乡所在地。清代大学士张鹏翮著有《玉堂朝霁》一诗,主要状写玉堂山在朝阳照耀下一派光华灿烂的景象。该诗叙写了席氏三弟兄在山中勤奋攻读,后来他们先后考中进士,做了*官高**;民间盛传山上有鸣凤出现,乡民认为席氏三弟兄就是山坳里飞出的凤凰,给玉堂山着上了神秘的色彩。该诗突出了玉堂山“地灵人杰”这一主题。“玉堂朝霁”是遂宁十二景之一。
在玉堂山和凤台山之间有个龙池院。《遂宁县志》(同前版)记载:“龙池院上有翱凤飞舞(凤凰回旋飞翔),下有龙泉涌出,楼阁缥缈(隐隐约约,若有若无),金像(金色的神像)庄严,诚(的确是)胜地(名胜之地)也。越(经过)数百年而至明末(明朝末年),兵戈扰攘(战争混乱),峻宇(高大的房屋)雕墙(彩画装饰的墙壁),俱(全)成灰烬,荆(荆棘)榛(榛子,一种落叶小乔木,果仁可榨油,也可食用)满地,瓦砾(破碎的瓦片砖头)无存,临(靠近,接近)斯境者(这个地方),辄(总是)怜而惜之(感到怜悯和惋惜)。幸(幸亏)邑(县)中席公以重修正殿为已任(自己的任务),乃(于是)觅(寻找)师(师傅),松华(注:此为人名)与其徒(他的徒弟)慧胜(注:此为人名)共董其事(共同监督管理这件事。其事:指‘重修正殿’)……”文中的“席公”不知是上述“三席”中的何人。席氏为保护家乡的*物文**古迹,慷慨解囊的义举是应该褒扬的。
灵泉山
《遂宁县志》(同前版)记载:“灵泉山在县东十里。数峰壁立(像墙壁一样陡立),绝顶有泉,绀碧甘美(青绿色,味道甜美),不溢不涸(不满不干)。‘灵泉胜境’十二景之一。”此泉名叫灵泉,此山因泉得名。明代席彖在《灵泉唱和歌》中写道:“山可云兮鸾翔(灵泉山可以驻云啊,鸾鸟飞翔),泉可掬兮有浆(灵泉水可以用手捧起来啊,有了琼浆[美酒]),石可磬木可栋兮清庙明堂(石可以作磬[古代打击乐器],木可以作栋梁啊,我等也可以澄清朝廷)。”这首歌从山、泉、石、木几个方面描绘了灵泉山的灵异,表达了对名胜灵泉山的赞美之情。席彖,号梅山,遂宁人,明礼部尚书席书的三弟,曾在灵泉山梅山书屋读书,正德九年(1514)中进士,授户部给事中(户部,中央政府六部之一,掌管全国土地、户籍、赋税、财政收支等事务,长官为户部尚书。给事中的职责是抄发章疏[奏章],稽察[考核、检查]违误[违反命令,耽误公事],权力很大)。因进谏,贬谪到夷陵(今湖北宜昌市),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十日死于谪所。
隋*开代**皇年间(581—600),灵泉山始建寺院,初名圣佛寺,北宋真宗钦赐名贤圣院,明代孝宗弘治三年(1490)以山命名为灵泉寺。在隋、唐、宋、明鼎盛时期,灵泉寺香火兴隆,西南各省前来朝山进香者络绎不绝,被誉为“灵泉胜境”、“西方圣境”。灵泉寺素以山幽、寺美、泉甘、林奇等独特风采闻名遐迩,历代许多官吏、绅士、墨客、商贾前来旅游观光,并留下不少对美景吟咏的诗词。
1258年,蒙古汗国皇帝蒙哥率领大军入侵四川,宋制置使蒲择之策划从剑阁至重庆构筑一条南北防线抵御蒙哥,命令杨大渊把守剑门关和遂宁灵泉山,蒙古将领纽璘率兵攻打灵泉山,向宋军发起猛烈攻击,灵泉山失守,不少将士血染山冈,为国捐躯。
南屏山
《遂宁县志》(同前版)记载:“南屏山,县南二十里,在龙凤乡。清光绪间建砖塔于山顶,高八九丈余。”南屏山在龙凤场镇附近。龙凤镇是遂宁市辖区内现有乡镇中最早设立县级行政机构的乡镇,至今已有一千八百年历史。东汉末年在龙凤镇设置德阳县,历东汉、蜀汉、西晋、成汉、东晋、刘宋、南齐、肖梁、西魏九朝(政权),北周被废。西晋惠帝永宁元年(301),李特分广汉郡设德阳郡,领德阳一县,龙凤镇是郡县两级政府所在地。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桓温灭成汉,设立遂宁郡,领德阳、小谿、晋兴、巴兴、广汉五县,开初龙凤镇为郡治,后来移于巴兴县(今大英县回马镇长江坝村)。《重修洪福塔碑铭》(顾复初撰)记载:“邑南二十里许,旧有洪福寺。寺有塔,经明季(明末)之乱,寺毁而塔亦隳(毁坏)。据形家言,塔为文笔峰,实主(主宰)文明之兆(征兆、先兆),且江(涪江)流至此纡曲(弯曲),有塔以镇(压,*压镇**)之,则洄漩(回旋,盘旋转动)亭(水积聚不流)复(转回),化冲激(激剧,急剧)为雍和(注:此处是‘平缓’的意思)。”于是在光绪六年(1868)动工重建。塔高七层,傍江而立,倒影在江中随波荡漾,乘船过此,妙趣横生。清代大学士张鹏翮有《洪福回澜》七律诗存世,前四句是:“回澜水口竖文峰(文峰:借指洪福塔),九十九峰入望中(站在塔上,周围无数山峰都在眼中)。百里山川增气象(气象:气势),千年人物见英雄。”
伞子山
《方舆纪要》记载:“伞子山在县北十五里。山形圆耸如伞,环山之山以植蔗、凝糖为业。”《遂宁县志》(同前版)记载:“伞子山,县北十五里,在甘糖坝。”《方舆胜览》记载:“遂宁府出蔗霜,特入贡。唐大历中(766—779),有一僧(邹和尚)跨(骑)一白驴至伞子山下,结茅以居(用茅草搭建房子居住),环山之民(伞子山周围的农民),素(往常)以植蔗凝糖为业。僧白驴颇食(很喜欢吃)民蔗,民苦之(很苦恼),诣僧(去到邹和尚那里)。僧曰:‘汝知蔗之为糖(你只知道把甘蔗制成白糖),而不知糖之为霜(但不知道把甘蔗制成糖霜。糖霜:冰糖),其利十倍(糖霜的利益是白糖的十倍)。’因示其法(于是把制糖霜的方法传授出来。示:本意是‘示范’、‘演示’),遂(就)成蔗霜,色如琥珀(像琥珀的颜色),称奇品(因质量优良称为糖类的精品)。”王灼(1081—1162),宋代著名科学家,遂宁人,出身贫寒,学识渊博,他在家乡撰成《糖霜谱》一书,详细介绍了遂宁制作冰糖的历史、地域和制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在宋代,遂宁是全国几大制糖中心之一,冰糖的产量和质量居全国之首,是著名贡品,骚人墨客备加称颂,苏轼过金山寺时,作诗送给遂宁僧人园宝写道:“涪江与中泠,共此一味水,冰盘荐琥珀,何似糖霜美。”黄庭坚在戎州,作诗答谢梓州雍熙长老寄赠糖霜时写道:“远寄蔗霜知有味,胜于崔灏水晶盐。正宗扫地从谁说,我舌犹能及鼻尖。”洪迈是南宋富有名气的文学家,他的名著《容斋随笔》是古代笔记作品的珍品,历代政要和学者对它给予了高度评价,毛*东泽**终生珍爱《容斋随笔》,潜心研读四十年,直到临终前十三天,仍要索读它。《容斋随笔》中有《糖霜谱》一文,洪迈对糖霜大加赞扬,将遂宁冰糖推介到全国各地,他是遂宁科技成果的热情宣传者。
遂宁隽才张问彤的教育业绩
刘耀空
台湾学者 目光投向龙翔书院
杨廷佐老师,高中语文教员,先后执教于绵阳中学和遂宁中学,已退休十来年。几年前因给船山政协采编“教育专辑”,我与杨老师共事,从此交往甚密。杨老师就读于兰州大学中文系1956级,昔日学友时有交往。2008年他曾去北京跟同窗聚会。回到遂宁后,他向我谈到魏丕一先生。魏先生原任四川大学副校长,明清文学专家,退休后侨居加拿大,现任多伦多孔子学院院长。魏先生是杨老师的学友,去北京前先取道台湾跟同仁会晤。近年来台湾学术界掀起一股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热潮,与他相会的人是专门研究明清时期书院的专家,他们确认那时有代表性的书院,东部是江苏无锡的东林书院,中部是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西部是四川遂宁的龙翔书院。就东林书院和岳麓书院而言,他们有较为完备的资料,而对龙翔书院却知之甚少。他们对龙翔书院很感兴趣,知道魏先生在四川工作过多年,希望他能助一臂之力。于是魏先生在北京跟杨老师交谈时,拜托杨老师打听一下有关龙翔书院的情况。几年前共事期间,我曾向杨老师谈及搜集龙翔书院资料的情况,所以我们在2010年上年相见时,他直截了当对我谈了魏先生委托他办的事。其实几年前我就在《船山文史资料》上介绍了龙翔书院的情况,只是文章字数较少,介绍的情况很简略。为了让台湾学术界的专家较全面地掌握龙翔书院的第一手资料,再现龙翔书院当年的丰采,展示遂宁厚重的文化底蕴,建设遂宁美好的未来,我又打开尘封的资料,走进耕耘过的土地,沿着历史的足迹,重新写了这篇文章。
张问彤 一个被埋没的遂宁才子
提到龙翔书院,就得从它的宗师张问彤说起。
张问彤,字受之,一字锡功,号饮杜,张鹏翮的胞弟张鹏翼之玄孙。1689年,张鹏翼受朝廷派遣,以武官的身份护卫包括以张鹏翮为副使的外交使团,出使俄罗斯,圆满地完成了签订《中俄尼布楚边界条约》的使命,使我国沿俄罗斯的边境安定了200年左右。清王朝授予张鹏翼“定远将军”的官衔以示嘉奖。张鹏翼的后代集中居住在遂宁北坝至新桥镇一带,直到现代,张姓人士与别人交谈时,总是把“我是定远将军的后代”作为口头弹,以祖宗的光荣历史而自豪。
张问彤生于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5月13日,从小聪慧好学,才智出众,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考取拔贡,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获四川乡试解元,1796年(嘉庆元年)举孝廉方正,补什邡教谕(元明清县学教官,掌文庙祭祀,训诲所属生员),晚些时候授山西省和顺县知县。山西巡抚欲留其在省垣以备顾问,拟以知州将其升用,未果。病卒于1832年(道光十二年)6月1日,葬于遂宁市船山区新桥镇四村的象山。
清人李星根曾为张问彤作《受之先生传》,谓张问彤“博学多才,好为古文词,兼冥心理学”,并与人讨论“声音文字之学”,即现代的汉语拼音。他是我国研究汉语拼音方案的先行者,我们现在采用的汉语拼音方案是经过包括张问彤在内的许多语言工作者辛勤工作的结果,他们为汉字的注音和拼写、为汉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张问彤研究“声音文字之学”,也为教育事业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张问彤在文学方面的成就见长于诗歌。张氏家庭是古今中外人数最多、绵延时间最长的诗人世家,先后涌现出了几十位男女诗人,这不能不说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给遂宁的文化宝典增添了光彩四射的一页。张问彤父子都是富有才气的诗人,张问彤今存诗200余首,“佳句如‘春静人来少,庭闲鸟下双’、‘地寒晴养麦,天暖雨肥雨’、‘偶因沽酒知鱼价,恰为锄花破藓斑’、‘梦里还家兵世界,病中愁日闰干支’、‘心肝不死忧家国,诗句无灵愧弟兄’俱新雅”。(见孙桐生《国朝全蜀诗钞》卷三十三)。张问彤现有《饮杜诗集》和《饮杜文集》存流于世,泸州进士王检称其诗“谨严”、“醇雅”、“不愧古作者”,可见时人对其评价之高。《遂宁县志》对他的长子张知简(监生、解元)有“天资敏捷,学问渊深,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记载。《巴蜀文化大典》中有“遂宁三张”的辞条:“清代遂宁诗人张问安、张问陶兄弟与从弟张问彤三人的合称。”张问陶是“遂宁三张”之首,系清代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张鹏翮的玄孙。张鹏翮历代为宦,均有政声。张问陶学识渊博,27岁举进士,后出任山东莱州知府。一生致力于诗、书、画,造诣颇深,诗名满天下,被誉为“蜀中诗人之冠”。今有《船山诗草》二十卷(存诗2270首)见诸于世。问陶比问彤长四岁,两人情谊深厚,互相时有唱酬及书信来往,切磋诗歌创作的见解。
张问彤才华横溢,但时乖运蹇。清代学者孙桐生感慨地说:“受之少负隽才,举乡试第一,士论推重。七上春闱不第,以荐孝廉方正,得官广文,未展其才,人颇惜之。”(见《国朝全蜀诗钞》卷三十三)。“心肝不死忧家国”是张问彤诗中的珠玑,表达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可是在黑暗的封建制度下,哪怕才高八斗,满腹经纶,也会遭到排斥和冷落,就像璀璨的珍珠被泥土埋没一样,失去了闪光的机会。
命途多舛没有使张问彤感到迷茫,在他四十多岁时,把自己的全部心血洒向了龙翔书院,在乡村民众教育中显示了自己高贵的人生价值。
举办“乡学” 独辟乡村民众教育的蹊径
书院是亚洲东部地区古代教育制度有别于官学(国家办教育)的一种教育系统。我国唐宋至明清出现了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公元635年(唐贞观九年)张九宗在遂宁县开设的私人书院(九宗书院)是我国最早的书院,比湖南的岳麓书院(始建于五代后周)早办了300多年。
756年(唐肃宗至德年间),遂宁由刺史乔琳创建于县城南的县学(官学),毁于五代孟知祥之乱;1044年(宋庆历四年)太守廖询将县学(又称学宫)迁建于城东,后被涪江水冲圮;1202年(南宋嘉泰二年)太守赵善宣再度将学宫迁至书台山下(九宗书院旧址)。“三迁而至今,长此不移”(明席书语),此后元、明、清三代学宫均在书台山东麓。学宫以淳化风俗、培养人才为宗旨。生源在全县范围内以考试选取,被取学生由官府供给生活,日夜苦读《四书》、《五经》,研习八股文,以金榜题名为奋斗目标。学宫是造就官吏的机构,学生享受国家的津贴,这样的县学处在教育金字塔的顶端。
在明代嘉靖年间,知县郑重威和被贬家居的杨名在城中百福寺创立了武信书院,此后三迁其址(1722年[清康熙六十一年]迁于县署西边,1747年[乾隆十二年]迁于文昌宫[城中小南街],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再迁于书台山),最后定名为“书台书院”。从初建至清末,书台书院有近400年的历史,它对人才的培养起到了示范和领军的作用,在遂宁富有极高的声望。“吾邑惟书台之麓,自昔开都讲之堂、、、、、、方今人才济济,文治蒸蒸。”(张问彤:《建修旗山书院碑记》)书台书院也是官办的学校,设在县衙所在的城市,学生虽然不享受优厚的待遇,没有获取功名的特殊途径,可是普通百姓却不可向迩。
明清之际,还有民间(含城镇和乡村)集资兴办的书院、书屋多所。如梵云山书院,初建于1519年(明正德十四年),系章讲(乡试解元、后任兴平县令)讲学之所,此后数百年间,墨客骚人云集于此,成了遂宁的文化胜地;灵泉寺侧的梅山书屋从1504年(明孝宗弘治十七年)起为席彖与詹祖周、文桂、陈硕、张漩等才子的读书之处,后来席彖中进士,拜户科给事中。梅山书院在遂宁很有名气,登临灵泉山寺者多赋诗咏之;杨名于1528年殿试高中探花,授翰林院编修,1532年(明嘉靖十一年)因上书言政事遭罪,翌年获释还乡,从1533年起在横山乡蟠龙山讲学凡20多年,学校名“方洲书屋”,在遂宁学术界颇有影响力。以上所列的书院、书屋,既具有教育的性质,又有学术的特点,学校的主讲(或学生)都是高层人士,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那些学校有一道无形的高墙,平头百姓被拒之门外。
真正具有民众教育鲜明特色的学校,是张问彤于1814年创办的龙翔书院。以往教育界的人士囿于传统的教育观念,墨守成规,不敢越雷池一步,使教育阵地像一潭死水毫无生机。而张问彤有真知灼见,敢于冲破旧的办学模式,进行教育创新,具有超凡脱俗的胆识和勇气。他把书院办在偏僻的乡村,让那里的农家子弟有了读书的机会。这是官办教育根本办不到的事情,张问彤却用他的“乡学”对官办教育(国学)所缺失的功能作了补充、延伸。在张问彤的引领下,桂花的桂香书院(1818年)、大安的仁和书院(1821年)、永兴的旗山书院(1829年)、观音的玉堂书院(1854年)、龙坪的德阳书院(1874年)等先后建立了起来,至清末遂宁乡村有16所书院。
龙翔书院位于安居区横山镇龙翔村卧牛坡山麓。相传在古代,卧龙坡周围出了三个进士,是个藏龙卧虎的胜地。三个进士中黄进士最出名,他在卧牛坡下建造了一座豪华的府宅,另外两名进士常来此处聚会,因此黄府便有了一个别名——三学会。这是传说,未必可信,不过黄氏府宅确有文字依据,张问彤在《创建龙翔书院碑记》中写道:“其间贤父兄虑子弟之失其教也,而买黄氏之居,创为书院;复买其田60余亩,以为延师之需”。1814年(嘉庆十九年),张问彤前往此处办学,受到了乡民们的热忱欢迎。“余之始至,每以风雨穿窬为虑,既而补苴罅漏”。(张问彤语),校舍简陋,不避风雨,当时的办学条件极差。乡人银理斋弟兄及郑书、王景运、吴东望等十人解囊捐资修缮、扩建学校,并长期为书院的施工尽心尽力,“始终十年之间未尝推诿、懈怠。用观有成,则理斋之力也。”(张问彤语)历十年工夫(1814—1824),一所乡村书院终于建成。校园设计精良,布局合理,建筑错落有致,教室高大宽敞,窗明几净,设施一应俱全。校内栽树种草,环境优美。校园以石墙合围,坚固安全。“耳目清而无市井之习”(张问彤语),真是个教书育人的好处所。张问彤经过深思熟虑,把这所学校取名为“龙翔书院”。
张问彤为何把书院以“龙翔”命名,在《创建龙翔书院碑记》上有这样的记载:“邑西五十里,有山曰‘龙头’、、、、、、其地发脉龙头,因目为‘龙翔书院’。”龙头山(又名双龙山)系该地最高峰,山奇形胜,富有灵气,卧牛坡发脉于斯,书院名曰“龙翔”,蕴含奔腾向上的寓意。在书院校门两旁朱红色的墉壁上面,各有一条活灵活现的巨龙,两个龙头高高抬起,展现出腾空欲飞的雄姿。张问彤要在这里辛勤耕耘,让黯淡的人生发出耀人眼目的光彩。
龙翔书院 张问彤崭露头角的舞台
张问彤生活在清王朝从中期到后期的过渡阶段,中国社会由中兴走向衰微。在文化方面,康雍大兴“*字狱文**”,严重地阻碍了文化的发展,乾隆以来,“*字狱文**”有所放松,文化教育才逐步得到一定的复苏。张问彤有一颗报效国家、民族的拳拳之心,满腔热忱地从事民众教育事业。在《创建龙翔书院碑记》中,他阐明了对教 育的意义和作用的看法。他写道:“其切于人而效之远也。”强调了教育的迫切性和教育的社会效益;“其材之成,则天下有所赖;而其不成,亦不失为醇谨寡过之士,而于人心风俗无所败坏也。”学校的作用是既要把知识传授给学生,又要塑造他们的灵魂(思想、道德、情操等),实现两者的统一。这段话从两个方面讲了学生受教育的结果:学业有成,则学生有所作为,对社会有贡献,也包括思想素质“有成”;学业无成,学生也能成为一个有良好思想品德的人。张问彤在近200年前的这个教育观点,跟现代的教育思想是完全合拍的。
当时社会上有两种办学形式:一种是“国学”,由政府办教育,经费由政府拨发,教师由政府委派,学校设在县城;一种是 “乡学”,由群众办教育,资金由群众筹集,教师由群众聘请,学校设在乡村。张问彤热情地赞扬了“乡学”:“乡学之成就人才者,不异于国(学)也。”他指出了“乡学”的许多长处,而最根本的优点在于“其事乡人主之,官司不与也。”民众掌握了办学的自主权,就能充分调动办学的积极性,这是办好教育的首要条件。需要说明的是,当时中国是个封闭的封建国家,统治阶级没有把发展国计民生(包括教育)当回事,而社会生产力相当低下,经济基础十分薄弱,无力把教育办到广大农村去。民众有企盼子弟入学、渴望子弟获得知识的办学热情,他们以“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方式解决了办学资金,开辟了兴办农村教育的宽广道路,办成了政府不能办成的事情。
教育的关键在教师。当时的师资状况令人堪忧,而“国学”始终不能解决求师的弊端。张问彤剖析了当时教师的现状:名师“不可多得”,况且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以资历、声望自居,讲求经济待遇;一些“不以训诲为贤”、“不以学行为重”的人则通过地方官吏把他们推荐出去教书;还有一些人自我标榜,力图插足于教育阵地,等等 。所以,“务传道、授业、解惑者,盖无几矣。”与之相反,“乡学”却堵塞了上述的求师渠道。“为之师者,必其乡人之所信服也。”群众“慧眼识英雄”,教师素质的高低优劣他们自有评判。教师得到民众的信赖,必将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做好教育教学工作。教师选好了,学校的其他问题就不难解决了。张问彤亲自主持教师的遴选工作,通过严格的考察把学识渊博、品德高尚、责任心强、群众信任的举人、秀才一类的人才延聘为师。张问彤离开书院以后,历届主持教学的人均坚持了他遴选和管理教师的原则,并一以贯之。这是龙翔书院长盛不衰、越办越好的根本所在。
张问彤文才超群,深孚众望,在遂宁威信极高,他到龙翔书院时,方圆几十里的学子蜂涌而来,甚至相邻几县的少年也慕名而至,其中今大英的名门后生较多。日后班级愈办愈多,龙翔书院的名声大振,成了闻名避迩的一所名校,在教育界备受推重。
学院有相当严格的管理制度,校训、校规书于高墙昭示学生,教育秩序井然,勤奋好学蔚然成风。教师仪表端庄,言谈举止高雅,教学认真负责,堪为学生楷模。张问彤按照科举制度的要求,让学生习读四书、五经,传授“三物”(自然常识)“六行”(待人处事的品行),“古先圣王之道,国家当世之法,淑身善事之宜无不备也。”(张问彤语。这一部分的引文,均出自《创建龙翔书院碑记》)在教学内容上墨守古人成规,那是时代条件所致,他无法跳出历史的圈子,越过雷池的限制,我们不能苛求他。课程的设置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末。在此之前,书院没有文字资料可考,那时书院的运行情况无从知晓,但从张问彤 “日孳孳以讲学为事”(李星根语)的记载,以及大成(孔子)殿中刻满取得功名学子姓名的六块功名碑,便可推断那时从严洽理学校、一丝不苟教学、教育业绩显著的情况。在新旧交替的过渡阶段,采用新旧课程兼设的办法。民国以来,书院改为县立第八小学,这时距书院创立已有100年左右,教师们秉承了宗师张问彤赤诚敬业的风范,书院如日中天,成为辉煌的巅峰时期。学校开设国文(语文)、算术(数学)、英文(英语)、社会、地理、历史、自然、卫生、体育、音乐、美术(图画)、习字、手工等学科。与传统教育最明显的突破是高小阶段开设了简易英语,给学生打开了一扇世界知识之窗,让他们去窥视无比广阔的大千世界。这个期间书院的教学颇具特色;在国文 (语文 )课中非常注重读、写、说、作的基础教学,加强朗读背诵、汉字书写、说话训练和作文训练。“读、写、说、作”是一个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不能偏废,缺一不可。那时龙翔书院的语文教学遵循了这一原则,把教学工作切实地做到了家。接受笔者拜访的人士都热情地介绍了当年的语文教学情况。这里以说话训练为例。书院从一年级开始就开设了说话课,每周2节,不允许减少课时或被其他学科占用。教师先给学生示范,提高学生的兴趣,指导学生进行说话实践。每个学生必须走上讲台说话,教师对学生的说话要进行评议,并记下所得的分数。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逐步扩大说话的范围和内容。到了高年级,配合课文和作文,教师要提出专门的话题,让学生通过观察、分析、思考然后进行讲述并作文,提高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学校还开展了答辩训练的尝试,组织思维活跃、应变能力强的学生,以树立志向、爱国强国等议题为中心,阐示观点,进行争论。据说“九一八”事变后,学生们就当时国家危亡的局势展开了大讨论,不少学生慷慨激昂,热血沸腾,写出了很多痛斥日本侵略者狼子野心、呼吁国人誓死保卫祖国河山的作文 ,师生们同仇敌忾,爱国热情不断高涨。说话训练推动了整个语文教学,激活了语文教学的各个方面和环节,不仅形成了有机的知识、技能链条,而且推动了学生思维活动的发展,促进了学生思想品质的提高。书院长期坚持举办演讲会、书法展览和作文 比赛。在书院毕业的很多学生不但品学兼优,而且工于书法、善于言谈、长于写作,得到了全面发展,其中的姣姣者当推聂敏藩、税国祯、税淑均、龚建侯等人。聂敏藩读书过目不忘,聪明过人,口若悬河,应变自如,超群出众的才干令世人惊叹。这样优异的学子不乏其人。学校的课外活动富有成效,教师定期组织学生“游学”(相当于现在的参观、访问、春游等活动),拓展了学生的视野,提供了学生观察大自然、接触社会的机会;“游学”与语文教学有机结合,活动过程中教师有适当的指导,回校后有针对性地进行说话训练或作文训练。学校还注重体育教学,广泛开展体育活动,定期召开运动会。校内有一个4000多平方米的运动场,是学生课堂外的快乐天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学生就开始踢足球了。他们虽然深居山野,可是这里的体育硬件设施能与城市比肩。书院在语文教学等方面旨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成功实践,很值得现在的中小学借鉴。
1937年,遂宁县教育行政部门按照调整学校布局的决定,将龙翔书院的教师和教学设施调到横山场镇禹王宫,与乡小学合并。至此,龙翔书院遂与横山乡小学融为一体,也就是说横山乡小学是龙翔书院的延续。
宗师风范 引领书院一路凯歌
从1814年龙翔书院创建到新中国建立后的近200年中,该校培养出了众多的优秀学子,他们走出母校的大门又跨进高一级的学校学习,甚至远渡重洋到海外留学,实现了“鲤鱼跃龙门“的跳越。他们中一部分人进入了*场官**,一部分人作了军官,还有的在教育、医疗卫生、科学技术等领域大显身手,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给国家和人民,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国家的繁荣富强作出了可贵的贡献。笔者对书院的优秀学子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清代近100年获取功名进入仕途者的名字均镌刻在大成(孔子)殿内六块功名碑上,可惜那些石碑在解放后被毁(按:具体情形请看《附录》),令人叹惋;民国以来书院人才辈出,有的竟至灿若明星。这里,笔者将有代表性的人物作不完全的简要介绍。
一、*队军**(建国前后共5人)
税梯青(1890—1938),又名伯鲁,安居区横山镇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抗日战争中任国民军22集团军中将参谋长,参加台儿庄血战,面临军长王铭章及多位师、团官员相继牺牲的悲壮局面,税梯青把生死置之度外,坚守第一线沉着指挥战斗,最后22集团军仅剩下官兵十多人,为保存部队编制,总指挥命令他们撤离火线。税梯青被任命为代理军长,后来22集团军奉命到湖北襄樊整训。1938年9月12日税梯青病逝于四川成都,年仅48岁。
税维诚(1889—1977),又名税古,祖籍安居区横山镇鸡叫山村。先后在四川陆军学堂、北京陆军部宪兵学校毕业,曾任国民军第20军少将参谋长。在任军职中他亲历军阀混战,眼见民不聊生,本人又遭所在部队师长的谮害,乃佯病就医,于1937年去职还乡闲居。居家期间正值抗日救亡之际,1940年与税国祯等人创办私立明耻中学,任董事长。建国后热爱中国*产党共**,积极 为人民工作,历任县人大代表(第一届至第五届)、县政协副主席(第一届至第四届)和县人民政府副县长(1955年至1966年)。
张国麟,又名智夫,安居区横山镇人。曾任国民*党**中央军校成都分校少将处长,1949年去台湾,历任“国大代表”,退休后侨居美国,现健在。
张树生,安居区横山镇人。曾任国民*党**中央警官训练团指导员,改革开放后曾任市中区政协委员。
聂兆洪,安居区横山镇人。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防化兵研究所所长。
二、政府部门(建国前后共9人)
聂敏藩,安居区横山镇人。曾任国民*党**张群部行营稽查处长、四川省行政院院长。
唐鉴明,安居区常理乡人。曾任国民*党**合川县知事兼征收局长。
田继先,安居区横山镇人。曾任国民*党**遂宁县监察委员。
余思奇,安居区横山镇人。曾任国民*党**遂宁县教育委员。
余立人,安居区横山镇人。曾任国务院三线建设办公室处长。
漆 力,安居区横山镇人。曾任自贡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李贵生,安居区横山镇人。曾任*共中**盐边县委书记。
王运书,安居区横山镇人。曾任*共中**甘肃某森工局*党**委书记。
余永富,安居区横山镇人。建国后曾任云南省公安厅处长。
三、教育战线(建国前后共6人)
税淑均,安居区横山镇人。与*小平邓**同期留学法国,建国前曾任重庆大学教务长。
税国祯,安居区横山镇人。建国前曾任私立明耻中学校董、校长,建国后任遂宁中学教导主任(1950—1957)。
余鲤,安居区横山镇人。建国前曾任私立明耻中学校董、校长,建国后任盐亭中学教师。
余涛玉,安居区横山镇人。建国后曾任西南农业大学校长。
龚 协,安居区横山镇人。建国后任大学教授。
龚土弘,安居区横山镇人。建国后任大学教授。
四、医疗卫生战线(建国后6人)
银顺德,安居区横山镇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骨科专家。
熊德佐,安居区横山镇人。第三军医大学脑外科专家。
王成章,安居区横山镇人。名中医。
王南谷,安居区横山镇人。名中医。
王临轩,安居区横山镇人。名中医。
唐成德,安居区横山镇人。名中医。
五、科技战线(建国前后共3人)
刘方平,安居区常理乡人。留日博士,建国前创办遂宁实验纱厂,建国后任重庆市611纱厂工艺工程师。
唐茂云,安居区横山镇人。建国后任四川省林业勘察设计院工程师。
严以富,安居区横山镇人。建国后任江苏省有线电设计院高级工 程师。
六、社会贤达(建国前1人)
张 鳌,安居区会龙镇人。系民国时遂宁县慈善协会负责人之一,著名的左腕书法家。
1985年遂宁撤县建市,遂宁县更名为“市中区”。2003年12月,根据国务院指示,将市中区分设船山、安居两个县级行政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