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研究视角与研究范畴的确定本论题属于中国古代文体学。
范畴。 中国古代文体学是在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方文体学思潮的影响下、在九十年代末才逐渐兴起的一门既古老而又崭新的人文科学。
在当前学术界的研究中尚被包括在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中 。并有部分前沿学者试图将其建立为独立学科的倾向。
言其“古老”。不仅是指中国古代具有丰富的文体学知识。也是指自近现代意义的学术理念兴起以来学人们对中国古代文体方面的研究不绝如缕；言其“崭新’’。
是指明确的中国古代文体学意识是在近20年左右的时间里才逐步发展起来的。但是。究竟何为“文体”。
这直接影响着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研究范畴。文体的含义在二十世纪以来的百余年的历史时期中几经变迁。
主要有以下几种含义：第一种是将“文体”定义为“体裁"。从二十世纪早期直至二十世纪末。在西方文学理论与思维方式的影响下。
“文体”在当今通行的文学理论教材中的定义就是指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至于文章的外在样貌。
以“风格”一词划分而出。一代又一代教科书式的传承使这种观念稳存于人们的头脑中。几乎具有笼罩性的影响力。
直至今日仍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广泛使用。 这导致学术界的研究在长期以来也是遵从这一概念的。
第二种是将“文体”视为“话语秩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体学在西方文体学发展的热潮下终于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重视。
西方文体学是在语言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研究话语体系为核心的新兴学科。与国内的体裁研究不同。
在此浪潮下文艺学学者童庆炳先生在经过研究和思考之后将“文体”定义为：“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
并折射人们的精神结构与社会文化。此定义与西方现代文体学相接轨。显示了现代文体学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特点。
同时上升到社会精关于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形成背景及其百年来的研究成果。详见本文附录一：《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百年历程》。
国如“二十一世纪高等教育教材”系列中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
研究对象的确定：本论文认为。中国古代文体学的深入必须先深入中国古代文体观念。一种文化现象。
研究该历史时期人们的思维方式以及对该事物的普遍观念是研究此种文化现象的重要条件。 当前学术界的文体研究已经不可避免涉及到了许多古人文体观念方面的内容。
但是当前学术界尚无专著系统地探讨中国古人文体观念的生成与发展过程。所以本论文以“文体观”为研究对象。
“文体”定义的确定：研究唐前文体观首先要确定的就是文体的含义 。体裁”或“话语秩序”这两种定义可以说都是在西方理论影响下的定义。
在全球的语境下不失为有效；最后一种将“文体”还原为“文章整体”则为中国古代特有的文体定义。
为中国古代文学探索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带有我国古代文化特色的思维与语言。 本论文正是建立在将“文体”含义还原为“文章整体”的古代语境的基础之上的。
研究范畴的确定：中国古代文体观念不是从来就有的。任何历史时期的文辞必然客观地呈现为某种状态。
也就是必然呈现为某种文体。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人们的头脑中已经存在文体观念。我们不能够把对现象的梳理当成是文体产生的原因。
也不能够以后人的文体眼光去套框先秦著作。可以说。从先秦直到汉末以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文体观念都没有形成。 当前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的研究零散有之。但尚缺乏系统性的探索。
就中国古代文体观而言。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这一大段历史时期经历了从没有到孕育、从产生到繁盛的过程。
是中国古代文体观的定型阶段。 隋唐以后直到明清展现古人文体观念的文体学著作无论是多么巨大的浩帙。
都没能再逃出唐前已经形成的框架。以是。本论文以唐前文体观为研究范畴。意在对中国古代文体观有一个生成式的把握。
犹如一个人从母体孕育、出生开始。 经过漫长的发展与努力终于长成为一个光辉四射的成熟之士的过程。
如吴承学先生的大量研究。《从章句之学到文章之学》(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对“文本于经”说的文体学考察》。
等等；过常宝《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人民出版社倩郗文《中国古代文体功能研究》。
相对应。但是在唐前。有韵无韵的各种写作类型都在“文章”的范畴中。萧统((文选》即诗赋与散文皆选本论文的研究时段为唐前。
所以本论文中的“文章”的概念使用唐前的观念。即包括各种写作类型、文学：在近现代以来“文学”这个词汇是指以情感与形象性为特征的纯文学。
该词汇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当前“中国古代文学”亦在使用这个词汇。 而在古代文化语境中所有人文之学皆可日之为文学。
本文论在以的后行文中如果没有特别的说明。“文学”一词皆是指使用古代语境下的含义。6、文类：这一称呼在学术界早已有之。
用以指称西方理论中的“文学类型”：“文学类型的理论是一个关于秩序的原理。它把文学和文学史加以分类时。
不是以时间或地域(如时代或民族语言等)为标准。 而是以特殊的文学上的组织或结构类型为标准。
其实“文类”这个词汇在古代文体学中是个早已有之的词汇。而且是个明确的词汇。用来指称各类文章。
宋代陶叔献辑有《西汉文类》。元代苏天爵与陈旅分别辑有《元文类》与《国朝文类》等等。
文类文体与个体文体：陶东风先生在《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一书中解释这两个词语。
文类文体是指“对某一文学类型(如诗歌)区别于其他文学类型(如小说)的文体特征的概括”。
个体文体是指“对单个作品的文体特征的概括”。这是两个描述性的文体学术语。适合于学术性的论述。
所以本论文亦采用这两个术语。 由于中国古代本有“文类”这个词汇。所以使用“文类文体”这个概念最合适不过。
陶东风先生是对现代纯文学的定义。本论文则将这两个概念运用于中国古代文章的范畴中。并将这两个概念重新表述为。
文类文体是指对某一文章类型区别于其他文章类型的文体特征的概括；个体文体是指对单个作家或作品的文体特征的概括。
对中国古代文体学中“类"与“体"关系的思考关于古代文体学中的“类”与“体”关系的问题。学者们多所探讨。
徐复观先生在《<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一文中举出中国古代大量类书中如《艺文类聚》等书在其自言的编排体例的说明中均以类呼之。
于是认为中国古代文章类别是以“类”分来称呼而不称为“体"。后很多学者驳倒徐复观先生的论断。
指出如曹丕《典论·论文》“夫人善于白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这句话中的体字明显是与文类所指相同。
本文认为。当文体观念在汉末魏晋兴起以后。“类”与“体”的称呼是同时存在的。只不过是视角不同而已。
称“类”。是着重于从文类生成的社会功能意义的角度进行的区分；称“体”。乃是将文类视为一种创作样式的从整体上进行观照的文体学观念下的称呼。
“类”必有“体”。“体”也必然会被归为某一“类”。事实上。中国古代文类的生成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因社会生活实践需要而生成的。 此种类别带有较强的客观性。因类而成体的色彩比较浓；而另外一种则是由于文章的某种文体特征比较显著而成为大家创作的新类别。
此种可以说是因体而成类的。如“七"、“连珠"。本都是属于赋类。但由于较强的文体特征而单成一类。
更加体现了中国古代文章是亦类亦体的对中国古代文体结构的思考许多年以来。文体结构基本上按照西方体裁与风格的二分法。
文体学在国内兴起以后。学者们也进行了重新思考。 童庆炳先生将中国古代文体结构分为体载、语体、风格三个层次。
郭英德先生将古代文体结构分为体制、语体、体式、体性四个层次。；李士彪将文体分解为体裁、篇体、风格三个要素。
在文体学的深入下。学界对文体的看法也能够与中国古代思维方式联系起来。看到了古人以人体比文体的事实。
刘勰《附会》篇云：“夫才量学文。宜正体制 ：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
早期的典籍篇章必然客观地呈现出某种文体样貌。但是这并不能意味着远古先民已经有了文体观念。
三是人们要对载体与形成的文体之间的关系有符合本民族思维方式的清晰的认识。一种观念的形成是一种逐步认知的过程。
“认识一个对象就意味着建立一些以这个对象为依据转变体系”。于文体观念而言。文辞篇章的客观需要与发展是其赖以产生的依据。
载体的形成是文体观念生成的客观基础。譬如人之有躯体。然后才能讨论其精神什物。是以本论文的内容从文类之源的原始形态论起。
一方面这符合事物生成的次第。另一方面也有便于本文对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的生成有着更为本源性的认识。
郭英德先生曾有((行为方式向文本方式的变迁》 一文对中国古代文类之源进行过研究。他指出中国古代的文类是“为了达到某种社会功能而采取了特定的言说行为。
这种特定的言说行为派生出相应的言辞样式。于是人们就用这种言说行为(动词)指称相应的言辞样式(名词)。
该文是以先秦的言辞类别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本论文与之不同。 本文从文体观念的视角演进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