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安，近代赣东农民的“西口”
“------ 我祖父黄哲槐（1874——1934）则去福建崇安（现在的武夷山）做茶农，打长工。------ ”
这是黄河澄先生《我这八十年》里介绍他祖父的话。
这句话“勾起我把往事回想”。
小时候，常听父辈说，我们家乡以前很多人“走福建”，“走崇安”。这说的是人们去崇安“摘茶叶”。
我的堂伯父黄宗仁奶名叫“崇安”。
有人告诉我崇安是一个地方的名字。
用地名给孩子取名字是我们家乡的习惯，比如上海、广东、南昌、抚州、宁都，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地名，可是崇安在哪里我不知道。
我问父亲：“伯父名叫崇安是什么意思？”
父亲告诉我，“他在崇安出生，就给他取名崇安。”
“崇安在哪里？”
“在福建。”
“他怎么会出生在福建？”
“他父母在福建崇安摘茶叶。”
我似懂非懂。
长大以后，听到有关“崇安”的事情更多了。
我祖父 —— 我堂伯父的叔叔 —— “有功夫”（他有两个类似拳击手套一样的铁拳头，大炼钢铁时丢进了炼铁炉），胆子大，他敢一个人上车轿岭，经安远司去崇安。他哥哥在崇安去世，他和乡亲用轿子把大嫂和侄子从崇安抬回来。上车轿岭时，为了减轻轿子的重量，他一个肩头抬轿子，一只手抱侄子。
车轿岭是塘坊镇和福建安远镇（乡？）交界的一座高山，据说“风卷红旗过大关”就是这里。安远是福建省宁化县的一个乡镇，不知为什么我们称他为“安远司”，也不知道是“安远司”，还是“安远市”，请内行赐教。由于这两个地名经常出现在“走崇安”的故事中，因此，我推测，从我们家乡（赤水镇清潭村大港上）去崇安是经塘坊翻过车轿岭到福建宁化安远，再到崇安。
我祖父的哥哥去世后安葬在崇安，后来，我祖父去崇安“捡金”，把他哥哥的骨骸装在布袋里背回来，让他魂归故里。晚上住饭店，用这骨骸当枕头，还幽默的对着布袋说：“哥哥，晚上不要吵我，我累了，要好好睡一觉！”
我小时候，听长辈说，以前我们家乡很多人去崇安摘茶叶。有一个人独自去的；有夫妻双双乃至全家一起去的；有在崇安出生的，有在崇安去世的。但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去崇安摘茶叶；不知道摘茶叶累不累，好玩不好玩；不知道从家里到崇安有多远。
后来我阅读家谱，看到家谱记载我的高祖（我爷爷的爷爷）肇玉公“卒葬崇安”。
家谱记载， 我高祖生于清嘉庆丙子年（1816年），而去世时间是“咸丰某年”。由此可见，他在崇安“摘茶叶”生活的艰难，连什么时候去世家里人都不知道。凄凄惨惨。
家谱中还记载了我们家族几位先人“卒葬崇安”。
据此我推测：从我高祖到我的祖父辈、黄河澄先生的祖父辈这三四代人；从清朝嘉庆年间到民国时期，这一百多年时间里。我们村有不少人去福建崇安（现在的武夷山市）“做茶农，打长工”。民国末期到现在没有听说人们去崇安摘茶叶的事，但是清嘉庆以前呢，家谱里没有记载，我在其他方志里也还没有看到，不敢妄下定论。但是，我估计有。因为从十七世纪开始，武夷山市就出口茶叶，那里需要劳动力。
我们家谱只记载我们家族有几代人去崇安摘茶叶的事。我们村，我们乡，我们县，还有没有去崇安“做茶农，打长工”的人呢? 我估计有。因为“走西口”是成群结队的，“走崇安”不可能只是我们家族的几代人，十几个人。
广昌，白水，大港上，离崇安将近六百里路，我们的先辈还去那里打长工。离崇安更近的赣东其他地方有没有人去那里打长工呢？崇安当时需要多少“外来劳动者”呢？我手头没有资料，不好乱说。但是，从人们做事不会“舍近求远”这一点猜测，当年去崇安“打长工”的，不仅仅是我们广昌一个地方的人，一定还有离这里更近的地方的人。
从清代嘉庆朝起，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最腐朽，最落后时期，民不聊生。山西、陕西农民走西口；山东农民闯关东；东南沿海农民下南洋；我们广昌乃至赣东农民走福建、走崇安，四处谋生。
因此，我估计，武夷山是我们广昌，我们赣东的“西口”。当年，我们先辈有几代人“走西口”—— 翻过武夷山，到达崇安，打长工谋生。
我们的先人在崇安打长工的劳动是艰苦繁重的，收入是微薄的。因为我们家谱中记载了族人去湖北建始县发家致富的故事；在南城县兴旺发达的故事；在交趾（越南）做生意的故事。而在崇安，没有发家致富的记录，只要令人心惊胆战的冷冰冰的“卒葬崇安”几个字。
这期间一定有不少生离死别缠绵悱恻催人泪下的故事。
我不知道我的先辈是怎样从大港上走到崇安的，这路有六百里。步行。扶老携幼。
我没有去过过去叫崇安、现在闻名世界的旅游城市武夷山市。
我想在有生之年去一次武夷山市，不仅去看风景，品名茶，还因为，我的高祖肇玉公长眠在那座名山。
我想从家乡步行去武夷山市，体会先辈的艰辛、筚路蓝缕。但是，不可能，我老了，走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