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文化的家庭妇女，最革命的母亲，最慈祥的老革命，最会做家务的女作家与从不臭美、不知何为装腔作势的教授”，这是作家王蒙笔下的“女神”陈布文；“头脑黎明般清新，有男性般的愤世嫉俗”，这是画家黄永玉印象中的陈布文；“她是一杯清茶，身上散发着淡淡的书香”，这是学生眼里的陈布文；“母亲是一大怪人，七个不吝八个不在乎”，这是儿子口中的陈布文。
共和国国徽设计者张仃的夫人、周恩来的秘书、画家张郎郎的母亲、文坛奇才、“小鲁迅”……陈布文身上，标签很多。然而，功名利禄她都视若尘芥，对她来说，她只是她自己。
出走的娜拉
1920年，陈布文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父亲是个破落乡绅，曾当过镇长。因是家中最小的女儿，她很受宠爱。看到哥哥上学，她吵着也要上。家境虽困难，但开明的父亲还是把她送到常州去读书。
在陌生的环境里，聪慧的陈布文习惯了观察、思考，她早早就意识到，单纯以成绩多少来评判学生的“好坏”和“价值大小”，是十分不公平的。由于陈布文少年老成，国文教员称赞她的气质、脾性与鲁迅相似。于是，在学校里，她有了“小鲁迅”的称号。在同龄女孩被灌输三从四德时，陈布文已经在阅读林语堂创办的《论语》《宇宙风》，以及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杂志了。那上边，经常会有鲁迅的文章。
中学时，陈布文开始给杂志投稿，一笔好字，写作风格又非常老道，编辑们一度以为这是一位中年男性作者。她不仅是《论语》最年轻的撰稿人，《女子月刊》以“理想爱人”为主题举办征稿活动时，她的作品《假如我有了爱人》还获得了第一名。
对于理想爱人和理想生活，陈布文这样说：“假如我有了爱人，脱离这烟火气的社会，到乡村，到湖滨或到海边，搭两间茅蓬，早晨同着斗大的朝阳从东海升起，傍晚目送五色的晚霞在西天幻灭。我们可以任意的写写自然，我们可以随便的唱唱情歌，与山水为邻，与*兽禽**为友，与日月相亲，与花鸟相爱，不必要求仙人般超越，隐士般风流，只是纯任自然，聊乘化以归尽！”
很难想象，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就有这样的超然和清醒。受左翼文学的影响，在作品中，陈布文揭示人生百态，剖析社会现实，对于劳苦大众，也表现出深深的怜悯和同情。从那时起，她决心走寻求真理的路。
可是，陈布文这厢还没有来得及破浪扬帆，父亲那边就已经安排她相夫教子了。因为陈布文学问好，画画在当地也小有名气，上门提亲者众。父亲为她选中一位，对方也是画画的，在日本留学。
这年，陈布文十六岁，马上就中学毕业了。受进步杂志的熏陶，“婚姻自主”的思想已根深蒂固，面对来自家庭的压力，她选择逃婚，甚至做了以死抗争的最坏打算。
联合了两名女生，陈布文三人决定离家出走，去“干革命”。不料临出发时，两个伙伴都打了退堂鼓，她只好独自上路。到南京后，为了谋生，她开始给南京铁道部办的《扶轮日报》撰稿，闲适又辛辣的小杂文深得读者的喜爱，文笔日臻成熟。
《扶轮日报》上，时事漫画经常占去很大篇幅，其中的讽刺、批判和苦涩引起陈布文的共鸣，自然而然地，她与漫画的作者张仃相识了。
张仃原名张冠成，比陈布文大三岁，辽宁黑山人，自幼痴迷画画，少年时就在当地小有名气。“九一八”事变后，家乡沦陷，十五岁的他*亡流**到北平，考入张恨水创办的北平华北美术专门学校，国画教员是齐白石。在北平，张仃开始大量接触鲁迅作品，并视鲁迅为精神偶像。日本人的飞机盘旋在北平上空时，血气方刚的他以漫画形式抗日。
1946年张仃与陈布文在哈尔滨
1934年，因参与*共中**地下*党**领导的左翼美术活动，张仃被国民*党**宪兵逮捕。押送南京后，因他身材瘦小、满脸稚气，加之还不满十八岁，遂被从轻发落，送到苏州反省院。一年后，张仃出狱，住在南京城外的破庙里。身无分文又孤苦伶仃的他，将名字改为“张仃”。后来在张恨水的介绍下，张仃靠给《扶轮日报》画漫画维持生计。
一样的年轻激进、才华横溢；一样的不满现实、崇拜鲁迅，两个年轻人很快相爱了。在玄武湖旁，他们为自己举办了婚礼，租了一间小屋，开始共同生活。日子清苦、简单却充实，每天早晨小贩背着箱子叫卖的馒头，就是他们的早点。
张仃抱着女儿乔乔与陈布文和萧军（右）
在鲁迅画像前
在爱与激情之下，陈布文与张仃热烈地谈论艺术、抨击时事，民间疾苦成为笔底波澜。他们一个写文章，一个画漫画，相辅而行相得益彰。那一时期，陈布文赢得“才女”的名声，张仃也在漫画界异军突起，作品在漫画界大腕张光宇主编的《上海漫画》刊出后，被列入“全国漫画名作选”，一夜之间名气大增。
张仃与陈布文在陕西
延安青年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二十岁的张仃以凝重的笔触，画出了一大批颇具影响力的抗日漫画。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他组织了一个“抗日艺术队”来到陕西榆林。这里靠近延安，来自革命圣地的召唤令他心潮澎湃。带着陈布文和刚出生的女儿乔乔，他们奔向了延安。
1940年，陈布文与女儿乔乔、儿子大郎郎
在延安
然而，没有介绍信，来路不明，初到延安，他们便受到冷遇，这让心高气傲的张仃犯了艺术家的脾气。为了不伤害他的自尊心，陈布文悄悄地去找鲁迅艺术文学院副院长周扬。就这样，二十一岁的张仃成为鲁艺美术系最年轻的教员。陈布文则一边照顾小家庭，一边去文学系旁听。
在鲁艺，张仃与艺术家塞克和杜矢甲气味相投，他们着装前卫、性格怪异，被称为“延安三大怪”。对他们的特立独行，后来成为诗人的灰娃印象深刻。那年，她十三岁，就读于延安儿童艺术学院。几十年后，灰娃成为张仃的第二位夫人。
张仃有着艺术家的自由主义，个性又桀骜不驯，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因为给丁玲、萧军画肖像漫画，他被认为“*化丑**”革命同志，挨了批评。
看他郁郁不得志，一向冷静的陈布文每天给他读书，帮他排解烦恼。鲁艺图书馆的借书卡上，几乎每一张都写有陈布文的名字。在她影响下，一向自称“农民”“小学生”的张仃，开始接受文学的熏陶。
张仃为陈布文作的画像
1940年，在周恩来安排下，张仃只身去重庆参加“文化*战统**”。此时陈布文已经身怀六甲，她带着女儿，留在延安。
那年冬天，在延安的窑洞里，第二个孩子出生了。一天夜里，风特别大，门被吹开了，一只狗一样的动物窜了进来，陈布文被惊醒了，她的第一反应——是狼！所幸有惊无险，后来，她给这个孩子取名为“郎郎”。
不久，“皖南事变”爆发，中央计划撤离延安，为防路途中孩子哭闹，按规定，一家只能带一个孩子。女儿乔乔已经懂事，陈布文只能忍痛把刚满周岁的儿子交给组织送了人。国共合作破裂后，张仃回到延安，得知未见过面的儿子送了人，他多处打听未果，无奈作罢。更苦闷的是，他意识到，自己的黑白漫画很难与当时的环境相融，一时陷入了彷徨。
与张仃的失意不同，陈布文很快融入延安的作家圈子，经常与丁玲、萧军一起聊天谈文学。她进入“文艺抗敌协会”担任鲁迅研究会秘书，并深得萧军赞赏。萧军称赞她“古典文学素养很好，很有文学才情，从她的古体诗中就能看出”，称她是“没有被洗炼和发展的天才”。
此时，陈布文唯一担心的就是张仃。延安美协举办“讽刺画展”时，七十多幅作品没有一幅出自张仃之手。几年前的漫画界风云人物，告别漫画似乎许久了。
更不幸的事接踵而来。1942年，“抢救运动”开始，很多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被怀疑是特务，张仃也在其中。在一次会议上，有人揭发张仃：“他被关过反省院，肯定跟国民*党**有交易，要不然怎么会被放出来呢？”
陈布文站了起来，她指着揭发者义正词严：“张仃是什么人，你不是不知道，从前他是一个抗日青年，今天他仍然是个抗日青年！”台下的人既欣赏陈布文的勇气，又暗自为她捏一把汗。可是，为了维护张仃，陈布文就是这样不管不顾。
因不承认罪名，张仃被关进了管制队。那期间，陈布文生下他们的第三个孩子。继承了哥哥的名字，这个孩子仍叫“郎郎”。而那个被迫送人的儿子，变成了“大郎郎”。
郎郎与大郎郎
从管制队出来后，张仃转向了工艺美术设计，他装饰的“作家俱乐部”、设计的延安成果展览会都广受好评，这为他后来成为新中国“首席设计师”奠定了基础。
迥然相异的“女神”
抗战胜利后，陈布文跟着张仃奔赴东北，张仃负责主编《东北画报》，她去《东北日报》当记者。秀雅的小楷、敏捷的才思、与众不同的文风，使得陈布文很快声名远扬。
陈布文仍沿袭延安时读小说、读诗的习惯，每晚都会为张仃读，为孩子们读，让一家人从文学中获取力量。多年后，儿子郎郎仍然对母亲为他们读《简•爱》记忆犹新。
1949年，为了筹备建国，张仃奉命去北京，参与国徽和纪念邮票的设计，成为当之无愧的新中国“首席设计师”。陈布文则以其过人才华当选为周恩来的机要秘书。令人意外的是，一年后，她主动放弃人人羡慕的高位，退出中南海，去中学做了语文教员。
这几乎成了一个轰动一时的新闻。也许，多年后她对儿女们说的话是最好的解释：“还是当艺术家最好，无冕之王。”
陈布文从未改变。越是经历过复杂的环境，她越是向往简单纯净。在三尺讲台，她讲鲁迅，用充满磁性的南方口音朗读苏联小说。对教书育人，她一片丹心。学生们总是眼巴巴地盼着她来上语文课。
没想到，不谙世俗换来的却是不被理解。1954年，陈布文因重病卧床八个月，自以为生病期间不应该领取酬劳，谁料这一高尚之举却酿成了一个说不清的误会，学校竟无情地对她做了“自动离职”处理。
夫妇晚年
对此，陈布文没有争辩，她给学校投书一封，说明事情原委，以示善始善终。其时，她早已心平如镜。不过后来她因祸得福，自由之身得已躲过了数次烈焰滚滚的政治运动。当然，这是她当时不曾料到的。
从中学离职后，陈布文一边抚育儿女，一边写“抽屉文学”，作品在《人民文学》《新观察》都有发表。尽管那时家中有四个孩子缠身，但她始终没有放弃读书、写作。每有闲暇，她就会组织孩子们对对联、猜谜语、讲故事，给他们以文学的启蒙。
没有了家庭的后顾之忧，张仃专注于设计，多次担任世博会中国馆总设计师。在巴黎主持国际博览会中国馆设计期间，他还见到了少年时的偶像毕加索。成就有目共睹，张仃成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第一副院长。
孩子多，需要帮衬的亲戚也多。为了补贴家用，陈布文又去美院兼职教文学课。尽管只是选修课，还是安排在晚上，但这依然不妨碍学生们的热情，她的课堂往往人员爆满，气氛热烈。“洗旧了的白底蓝印花布旗袍，头梳发髻，一丝不苟，素面朝天，清秀平和”，在学生们眼里，陈布文斯文而知性，像“一杯清茶”，身上散发着“淡淡的书香”。后来，他们才知道，她是院长张仃的夫人。
然而，对“夫人”之称，陈布文却颇为反感。一位老友聊天时得意地说：“现在咱们是院长夫人了……”她立刻打断：“你是什么夫人是你的事，如果你再说这种话，就立刻走人，以后也不要再来了！”
孩童般坦率、直言，内心里，陈布文固守着自己的乌托邦。
1956年，二十二岁的王蒙在《人民文学》发表成名作《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岂料引发轩然大波，各种批评质疑一度占了上风。虽然后来转危为安，但在为小说修改召开的座谈会上，王蒙的发言变得谨小慎微。会后，他收到一封字迹飘逸的信，信中语句却是掩不住的失望：“你的发言是多么平和，多么客观，又是多么令人不愉快地老练啊……”依照信中所附的电话号码打过去，听筒里，传来一阵爽朗的大笑：“王蒙同志呀，现在已经找不到像我这样多事的人啦……”
与王蒙有一个电话、一封书信之缘的，正是当时三十七岁的陈布文。若干年后，王蒙约见了艺术家张郎郎。在张郎郎的讲述中，他“心潮历历绘芳容”。后来，他以陈布文为原型写出了非虚构小说《女神》。
“女神并不是只有一类，陈布文则出类拔萃，迥然相异。”的确，对于世俗，她看似不通情理，但对身边人，又像太阳一样极尽温暖。黄永玉带着妻儿从香港来到北京时，“初来乍到一新地，多少有些恍惚”，是陈布文“像大姐一样热心地帮衬着”，让他“心底是止不住的暖意”；后来成为著名画家的丁绍光也说，“布文老师博览群书，学贯中外古今，在她的指导下，读书从量向质的方向转变。我们无所不谈，谈文学自然涉及到哲学、人性，谈历史自然涉及到现世，她那一目了然的预见性和洞察力，一针见血的言词，就如一把见血封喉的利剑，直指黑暗中鬼魅的咽喉……”
对丁绍光来说，陈布文既是导师也是慈母。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求学时，他曾无数次走进院长张仃的家。这个家，没有任何世俗的华丽，只有大量的书和艺术品，其中不乏顶级字画、名帖、孤本书籍。这些都是陈布文省吃俭用支持张仃买回来的。
1958年，反右运动进入高潮，丁绍光因临摹毕加索画作被批判。也是陈布文，用蓝印花布门帘帮他把纷扰挡在门外。门内，他们谈艺术，谈人生。有精神食粮，陈布文就永远不会叹气。
张仃与毕加索
天才的泥土
最小的儿子出生后，陈布文辞去工作，如她少女时在文章中所写，脱离了“烟火气的社会”。其实，早在《人民文学》发表的小说《假日》里，她就曾透露过对工作压倒生活的不满。
在家的桃花源里，她和张仃讨论文学，从《史记》到鲁迅，从《红楼梦》到《麦田里的守望者》；她给孩子们读希克梅特、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作，为他们逐字逐句批改习作；她全身心辅佐丈夫照顾家庭，甘做“天才的泥土”，为他们孕育希望。
每每看到成长中的孩子们，陈布文总会想到“大郎郎”，她时常念叨：“大郎郎什么时候能回家？”没想到，惊喜来得那样突然。
1956年全家福
有一天，儿子郎郎带学长耿军回家看着两个人几乎一模一样的面孔，陈布文一下子愣住了。而张仃见了，把手一扬，激动地说：“什么也别说了，这是大郎郎回来了！凭我这双画家的眼睛，绝对错不了！”
耿军，正是“大郎郎”。1959年，郎郎考入北京一零一中学。所有的老师、同学都说他和“旗手”耿军长相酷似。带着好奇，两个孩子见了面。
找到失散多年的哥哥成了郎郎“一生中最大的收获”。那天，全家人坐在一起，吃了糯米圆子。在陈布文的老家江苏武进，这个甜食叫“团圆”。
受陈布文的影响，郎郎也热爱诗歌，上大学后，他在家里组织起了文艺沙龙，取名“太阳纵队”。陈布文贡献出她奇迹般保存下来的20世纪30年代的《论语》《宇宙风》《太白》等文学刊物，几乎每期活动她都会参加，她的学识和魅力，让沙龙中的青年深深迷恋。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沙龙，探讨文学，朗诵诗歌。他们意气风发，“要给文坛注入新的生气，要振兴中华民族文化”。那时的郎郎完全没有想到，在学校的内部资料里，对他的描述是“资产阶级文艺青年”，这为他后来的灾难埋下了伏笔。
1966年，“*革文**”爆发，张仃率先蒙难。他因带学生采风被诬蔑为“搞流派”，又因大量临摹毕加索作品、现代主义绘画被诋毁为“毕加索加城隍庙”，受到批判。全国艺术院校最年轻的院长，和毕加索探讨过艺术的著名画家，昔日的开国大典总设计师，如今，却挨打受辱，烧锅炉、打扫厕所，一夜之间坠入深渊。
家被抄了，那些缤纷的艺术品没了，曾经的艺术家庭寂静得吓人。就是在自己家里吃饭，张仃也蹲在墙角，怎么拉都不肯上桌。
陈布文心痛无比，眼泪无声流下。然而，她依然镇定从容，以智慧、勇气和力量全力应对。张仃被揪斗，她像当年一样挺身而出，声色俱厉，大讲延安故事，从气势上压倒对方；她叮嘱孩子们密切关注张仃的情绪反应，他独自外出时，轮流远远地跟着他，“不能让他被打死，也不能让他自杀”；她有远见地让孩子们提前写好无关紧要的揭发材料，装在兜里，以便随时帮助他们“过关”；张仃参加批斗会归来，她整夜整夜给他读书，读的是鲁迅、雨果。
像个诤友般，陈布文一面严厉地告诉张仃，不能在她和孩子们面前倒下；一面又耐心开导，让他相信时间、相信历史会给他一个公正评判。带领着整个家庭，她托起了张仃的艰难岁月。
陈布文不动声色地承受着苦难，命运却还是不肯放过她。1968年，以张郎郎为首的“太阳纵队”成员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二十五岁的张郎郎被判处死刑。张仃一夜白头，陈布文却异常冷静。有人找她谈话时，她平静地说：“我小时听说过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因为写东西被判处死刑，那时候他们就是我心中真正的英雄。没想到我儿子也成了这样的人，我没什么想不开的，我为他感到骄傲。”
行刑那天，她没有掉一滴眼泪，老僧入定般一言不发。直到黄昏时，一位朋友赶来告诉她，最后时刻，周总理一纸批示，郎郎幸免于难，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她这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张仃被下放到河北农场改造，儿女们有的进了监狱，有的去了农村。陈布文一个人坚守着，把有限的生活费分成若干份，一一安排。家书里，她一次次把温暖和抚慰带给张仃，陪他度过最黑暗的日子。以超乎寻常的坚韧，她等待着黎明的到来。
1974年，张仃因病回到北京。户口没了，房子没了，陈布文在香山租了一间农民废弃的老屋，让他得以静心养病。世界不再喧嚣，在黄宾虹的焦墨山水册页的陪伴下，张仃的心越来越沉静。他拿起小学生的墨盒和毛笔，重新开始创作。从那时起，五十七岁的他走上了焦墨山水画的创作之路，迎来了艺术生涯的再度腾飞。
动荡的十多年里，许多家庭分崩离析，而张仃的家，一个都没有少。陈布文，就是他们的守护神，就是整个家庭的精神支柱。
*乱动**结束，张郎郎也出狱了。可当张仃和孩子们都踏上新的征程，走得越来越顺畅时，陈布文的生命却一点点失掉了。故乡盛开的油菜花，为逃婚离家出走……少年往事一幕幕浮现心头。她想家了。
躺在病床上，她拒绝治疗。她说：“生而何欢，死而何惧。”仍是一贯的冷静和从容。
1985年12月8日，陈布文告别人世。这一次，她终于实现了少年时的愿望，“纯任自然，聊乘化以归尽”。临终前，她叮嘱儿女：“忘掉一切，各自开始新的生活。”
历经磨难的一生，如儿子张郎郎所说：“我们这个家，父亲是塔尖上光芒四射的宝珠，而母亲就是最下面坚实的大理石根基。她为我父亲，为这个家族付出了一切，耗尽了最后一口气，年仅六十五岁，就乘风归去了。但她坚韧不拔的精神：奋斗、探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我们家族中一直在回响着，激励我们前行。”
也如她多年的好友赵昔在《陈布文传略》中所写：“布文的一生，不是如火如荼，也不载入史册。然而，她是同辈人中的杰出者，其纯净高洁，犹如翱翔在晴空中的一只白鹤；其品德，修养，才华，学识，将永远深深地留在亲人挚友的记忆中。”
在王蒙的《女神》中，陈布文依然活着，鲜明而丰富。
（原文《“女神”陈布文》刊于 《名人传记》 2021年第5期 文/潘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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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 丨 杨彦玲 排版 丨 王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