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作者授权 “晓德书号”首发 。本文原标题为 《 牛运马驮走茶山——兼谈民国普思沿边的运输工具 》， 是作者基于多份民国时期档案，去呈现当时六大茶山的茶叶运输工具，当时的茶叶运输不单有马帮，还有牛帮，而且以牛作为运输工具在民国时期的思普沿边更为普遍。文章呈现了当时号级茶的运输情况，对理解六大茶山的运输情况有一个更为全面的了解。
作者简介：
李路，云南茶马古道学会特约学术委员，自由撰稿人。
2005年发起组织云南普洱茶产业诚信自律活动并发表全行业《昆明共同宣言》。2007年参加第二届普洱茶国际研讨会发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论文。此后十余年专注民国云南茶业历史，先后在报纸刊物上发表文章数十篇。2019年撰写的五篇文章收入云南省档案馆出版专著。
本文约3400字，阅读时间约8min。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坐落云贵高原，西北与*藏西**高原比邻，中甸海拔3400多米，东南部蛮耗海拔150多米，南部佛海县（今勐海县）海拔1700米，东部文山海拔1200多米，东北部昭通海拔1900多米，地形落差巨大。
省内疆域纵横数千里，境内雪山、大江众多，山高谷深，道险林密，气候多样。对于民国以前的滇省交通有诗曰：“莽莽群山、马帮铃响。烟瘴森林，商旅魂断。大河滔滔，溜筒过江。马嘶人困，云海苍茫。雪山巍峨，路在天上。千年古道，是我云南。” 腾越海关关税司的英国人曾感叹入云南， “上高山疑入登天，下陡路有如赴堑，羊肠鸟道，修之极难”。
倚邦茶山，拍摄于2021年
运输与交通相连，关于民国六大茶山的运输工具有必要专门一谈（此文上篇为笔者 《民国六大茶山之交通》 ）。
与以往文章臆想的不一样， 六大茶山以致整个普思沿边各猛（后为勐）、各县之间的运输主要是依靠驮牛，而不是骡马。
过往多有马帮的回忆，而少见牛帮的记忆，后又有“茶马古道”概念的出现，大多数人在谈及六大茶山茶叶运输时想当然地把茶山的运输工具都归为了马帮，这是对历史的片面了解。
普思沿边的运输工具有两个概念，长途外运，即出普思沿边主要是骡马，这主要是外来马帮，而在普思沿边各县之间的运输大部分则靠“牛帮”。 牛帮每天的站程为四十里，马帮则多为六十里。 马帮运输虽然快捷，但由于普思沿边的气候炎热潮湿，骡马载重往往不如驮牛且不适应潮热的亚热带气候。易武“同庆号”刘向阳在一篇留下的文档中曾记录他在“民国二十二、三年（1933、34年）所赶骡马共染症损失三十二匹。”
滇缅亚热带高峰牛
其实放眼整个东南亚，直至现今，畜力驮运基本也是靠牛运。
民国三年（1914年）一月十日，漫撒（属易武茶山）商人王赞尧到倚邦买茶，共牛驮四驮，偷漏出关（指厘金关卡），并将追捕人员打死，犯下命案。这儿的运输工具是驮牛。
1927年6月，倚邦茶业公会在给云南省实业厅的公函中说到， 象明县（此时包括倚邦、易武各茶山）茶叶运往法属莱州，“长途千里，绝少人家，行经深山大泽，偶遇毒蛇猛兽，人牛马鲜有生还。驮茶之牛马，一被虎伤，或病死，茶即弃去”， 可见这样的远途也有用牛驮的。
1933年9月，镇越县（此时县治为易武）报告：
马，多由内地驮货物而来，本地所产少数，各色均有。骡，由藏商驮货物至思茅，转售到县属各乡，驮运货物。各色均有。驴，县属向无驴类，所有传种大都用牝马。牛为黄牛产于各猛，专用驮运，向不宰杀。黄色居多，黑色次之。水牛亦有，专作耕田之用，向不宰杀。”
这里已将骡马、黄牛、水牛各自的用途说得很清楚了。
现存的民国档案也有记录，外来马帮，包括古宗马帮到普思沿边后会将一部分骡马卖掉，所得价钱甚好，且偷漏了税收，海关经常为之头大。
1938年，镇越县关于运输的记载是这样的：
“县属交通向无水道航运，全是陆路交通，且属山道，专赖牛马驮运。牛马脚价较内地稍低。年中运茶大都以牛运惟大宗。运越南猛莱（今越南莱州）者约一千余头，但运缅属整海者必须用骡马驮。因牛行程甚于疲，每一马站，用牛须四日。虽马脚较牛脚价高二三元，以其所赶运速转，亦所不辞。惟县属向少马脚，每年冬季，由云县或景东或墨江之大帮马脚前来承运。又牛脚本县亦只有少数。如必须较多牛运转时，非雇整董、江城之夷人牛脚不可。因其路径熟悉，照顾周到故也。总之，县属所产之茶，年终无论牛马脚之多寒寡，既无空鞍而回，又无有茶停放之事。惟去今两年，因抗战影响，广州香港商业异常消颓，以致县属之茶多数停顿未放，脚亦少来。”
1938年易武关于牛马驮运记录
易武，“年中运茶大都以牛运惟大宗。运越南猛莱（今越南莱州）者约一千余头”。从莱州水路到越南海防去香港、广州，这是普洱茶的一条主要运输路线。
另外从易武运茶到石屏县虽然路途已远，也还是有用牛帮的。
关于普思沿边各县的驮牛情况，民国期间也留下不少资料。
1921年，思茅县府劝学所所长赵国兴记载：
“思茅驮兽为黄牛，骡马。骡马则过境者居多。本地驮户约有十余家，骡马共五百头，养黄牛者约二十余家，共有牛一千五百头，专走坝子，不往上方。每日平均驮价约六角左右，牛价为马价三分之二。”
1921年思茅关于牛马运输记录
牛运、马驮运输都得经官府所设厘金关卡凭《照票》过关并交纳厘金。认为茶马古道似“蛛网”，马帮、牛帮可任意行走的想法并不符合真实的历史。 从笔者收集到各历史时期的《照票》看，就是一人一马的运输也必须按《照票》上规定的货物、规定的重量，规定的路线、规定的时间在各关卡要隘验票过关。现存民国二年（1913年）四月、景东豫太丰商号贩茶到磨黑的一张《照票》上加盖的关卡验章就多达12个之多（详见笔者《苛捐猛于虎——兼谈民国思茅茶叶的消亡》一文）。
民国二年（1913年）景东运茶照票
从古到民国，逃关避税都是重罪，前有明代朱元璋的驸马欧阳伦因*私走**茶被诛杀就是先例。
民国十一年（1922年）二月四日，滇军总司令部，以训令第85号给云南商务总会，对思茅商会会长陈鑑等因牛运负担过重请思茅厘金局梁、李二厘员将牛运程站较马驮稍从轻减。将石膏井到思茅二站减为一站，将思茅至九龙江（江洪、后改为车里，今景洪）六站减为五站，这对思茅为中心的茶叶、盐业运输是有利的。但厘金局办事员所办各节虽有情可原，本人也无贪墨，但因还未得到上级批准，擅自给予了办理，总司令部决定将该办事员调景谷分处降为四等办事员。从此案也可看出民国时期对牛运、马帮的严格管理。
1939年6月，江城县县长赵希献报告：
“ 饬报公路沿线及其交通要道一切旧式交通运输工具一案。查江城地处边壀不当孔道，境内并无公路及交通要道。至于运输工具仅有驮牛一项，全县约共有驮牛数百条，其它各种车辆及伕行船业公会等俱无。”
1939年，白孟愚先生从印度加尔各答引进的英式揉茶机、烘茶机、切茶机和分筛机等大型机械从缅甸景栋沿打洛、佛海运到南糯山，使用牛车运输。
1940年在佛海（今勐海），中茶公司与云南富滇银行成立的“佛海茶厂”设立有驮运股，其运输工具全部为驮牛，有牛28头，专门负责佛海茶厂生产的日常驮运。
1941年，易武牛群发生了瘟疫。易武镇及周遭发现黄牛烂肠及烂蹄瘟疫，传染极速，其中以烂肠最为险恶。凡感染此症之牛马，初不吃草，时流清糞，过十二个小时后，一流绿色浓汁即死。县府认为烂肠瘟疫是由在冬季运茶去缅甸、越南热带地区，感受各种瘴毒，到了雨季即发生此症，死亡甚速。防治的方法是见初时不吃草时，即速速牵离寨外，实行隔离，免少感染，否则全帮牛马，不三日而死亡多数。人民损失甚大。当年已经发现数起，已派县警牵出村寨十里以外进行隔离。
至于黄牛烂蹄，得病之由，是在热带沙土上行走，至蹄受强度热浸，一至雨季即发生烂蹄，全蹄一溃烂即生虫，尚无死亡，惟传染亦速。只要将病牛牵至水沟内，任水冲洗，五七日可痊愈。
驮牛的运载不仅仅限于普思沿边。1932年2月，石屏县运盐者苏云仙、张宝森等记载其从磨黑、元江运盐前往石屏、临安（建水），其使用的驮牛一次即达“七百余头”。而且是每月一转。
牛帮行程慢，更没有牛站可以歇宿，其赶牛生活比马帮更加辛苦。苏云仙、张宝森等人留下了这样的文字：
“赶牛生活较之赶马其困苦艰难实有天涯之别，因牛行迟，而马行速，马走一日之程，牛须四日不下。是以马有马栈歇宿，牛则无一定栈口，昼夜均在深山旷野之间，受尽风霜雨露之苦，种种苦状难以尽述。”
虽然牛运的历史资料稀缺，后人知之甚少，但以上这些零碎的文档也可让我们窥见六大茶山以致普思沿边当年运输工具的一斑。
牛铃悠悠，马蹄声碎，牛运马驮共同构成了普思沿边昔日的运输画卷，那蛮烟瘴雨中的身影，如今已成茶山火塘边反复咀嚼的回忆。
李路
2020、3、18、第一稿
2021、5、23、第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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