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因为常年混迹于普校，以前我从未意识到自己“说得还可以”。
我参加过好几期言语康复活动，借着在台前幕后忙活的机会，偶尔得以跟语训老师聊上几句。听力情况向来是绕不开的话题：我说我左耳90分贝左右，右耳则接近110，部分高频未引出。单耳佩戴助听器多年，我已习惯了这样的询问。
老师若有所思地点头，然后拍了拍我的肩：“那你康复得真好。”
18年5月，佛山语训
音书的小伙伴们也曾评价我的普通话“挺标准”。偶尔，他们同样会问我：“你是什么时候突聋的？”我如实回答“四岁”，小伙伴便有点儿讶异。
“那你是怎么学说话的？”
“没刻意学过…我是语后聋啊。”
那时我不懂，还以为“语后聋”三字就足以解释所有的原因。随后我才记起来，当年寻医问药无果，父母便领着我回家，适配了第一个助听器；普通话则是小学后才开始学习的：一年级的语文作业往往需要背诵课文、听写生字词，偏偏我妈对我的功课又特别上心，老是拽着我读读写写。
小时候的作业本上，常常会有听写生字词的要求
或许正因如此，尽管听力损失较重，我的普通话似乎还不算太差。
我与朋友提起过这些事。朋友熟悉听力学知识，又相当地了解我，于是不由翻了个大白眼：“你呀，就是干预得早。”
广州的第四期言语康复活动，我们设置了言语评估的环节，给大家提供针对性的康复建议。我跑来房间观摩的那会，一位戴着耳蜗的男孩儿正在接受评估：小男孩有点别扭，不太肯说话，蹦出来的字眼也含混不清。碰上生字词，他悄咪咪地瞟着一旁的小伙伴，两人心领神会地打起手语，指尖翻飞不停。
负责言语评估的老师，特别认真地叮嘱孩子妈妈：“一定要多说话，不然多浪费这耳蜗呀。”
你瞧，语音训练真是一条漫长的路。戴上助听器、人工耳蜗还只是第一步：并非听得清、听得懂，就能自然而然地说得标准。助听设备弥补了一些遗失的声音，可无论是发音方法或是气息控制，还需要我们一步步地去摸索。
中文系的课程
上学期的时候，我们有门“现代汉语语音训练”的专业选修课。毕竟是中文系的学生，普通话等级要求难免会高一些，我却总是卡在“二乙”死活都上不来。把测试报告给老师过目，她指着“ai、ao、ou”几个复韵母：“你看，稍微复杂一点的音你就不太标准。”
“那z、c、s呢？”那份测试报告里，这仨舌尖前音都给出了“差评”，可把我难过了许久。
“你门牙太大啦，闭不紧，气流都从牙缝里跑出来了。”
……好吧，也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
其实我也清楚自己的普通话并没那么好。可能因为是广东人，难免带有点粤语口音；再加上听力障碍，一些细微的发音区别似乎难以拾起。我也说不好j、q、x，稍不留神还会n、l不分，闹出“河南”“荷兰”的玩笑来。
参加的言语康复活动多了，就容易看出些名堂来。有些声母的读音，是普遍存在有小问题的：比如翘舌音和平舌音、前鼻音与后鼻音，以及“j、q、x”三个舌面音。上一次省聋协组织朗诵训练，朗协的老师干脆画出了舌位图，一字一句地给我们纠正。
上学期的普通话水平模拟测试
幼儿语音训练的方法在走向成熟，可成人言语康复却似乎被众人遗忘。当我们的发音方式成了习惯，重头再来到底有多难？听障青年们又大多有自己的学业或工作，要保证一定量的训练时间，康复成本料想也不会低。
我曾经试着摘下助听器，以音书APP测试自己的普通话，翻译效果好像不如过往那么好。我想大概是由于，听不见的时候，我们难以自主纠正发音；而想说得更好，我们必然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但无论如何，还是得坚持语训。因为手写和打字的效率不够高，声音依旧是融入主流社会的第一渠道。提升自己的口语表达能力，才可以在走出语训课堂、踏入社会之际，走得自信、淡定而从容。
“看见声音，拥抱梦想”
新版本的语训板块筹划了许久，有了蛮多大刀阔斧的完善。我拉来同专业的朋友，一块儿收集语料、校对拼音，技术部的小伙伴几个月来加班加点，才有了新版本的称心如意。
尽管语音训练于我并不是刚需，偶尔闲着，我也忍不住去闯个关玩玩。之前普通话水平测试的通知下来时，我总是怯懦着不敢报名；如今我想着，要不把发音再练得标准一些，下学期开学后去试试看。
图：阿晔
文：阿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