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容忍，就是零度容忍，就是对任何程度的违犯律定都不容忍。单就反腐败而言，“零容忍”意味着：队伍，不能有一个贪腐的；个人，不能妄拿一分钱财（物），也就是对额外进项大于零坚决说不——只“容忍零”。
《淮南子·泰族训》中记孔子语：“小利破义，小义破道。”宋朝词人、秦桧同事吕本中在其《官箴》中有言：“一点贪污，便为大恶。”清朝比较有名的清官、福建巡抚陈瑸有言：“官吏妄取一钱，即与百千万金无异。”（《清史稿·陈瑸传》）陈瑸同时代清官张伯行更有言：“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傥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张伯行论财帛》，姑且全录）海宁县谯楼有张津题联，语或出此：“宽一分*民则**多受一分赐；取一文则官不值一文钱。”（阮葵生《茶余客话·海宁谯楼联》）这些可为“零容忍”的注解。“差若毫蹜（音速，缩），缪以千里”（《礼记·经解》引《易》曰）——“君子慎始”啊！
为什么要“零容忍”？
小时候常听老辈人评价某个孩子说：“从小看大，三岁至（看）老。”（多用来贬评）《盐铁论·周秦》中有语：“慈母有败子，小不忍也。”人如此，事儿亦如此。
为什么要“零容忍”？就是因为事情特别是坏事如果不能被及时有效地扼杀在“摇篮”，它就会由小变大、愈演愈烈、星火燎原、广泛蔓延，或恶性循环，最终“船到江心补漏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因为有万一就可能有万二、万三……收拾不住，“忽于微而至大”（刘基《郁离子·乱几》）。体现在一个人身上，就是其会越来越坏——随着年龄的增长，其破坏力也会越来越大；如果其成为不良参照，那么会有更多的人、即使是相对好的人也会比对之学坏——坏事做得越来越多越大的同时，坏的群体会逐渐形成并且也会越来越多越大。所谓“蚁穴溃堤”，情形类似。“零容忍”就是要防微杜渐。
刘备临终曾遗言儿子、后主刘禅：“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应该也是出于对这种渐变可能的担忧。对儿子刘禅，刘备当然是“从小看大”的，只是不能很理智、很冷静、很现实地作“三岁至老”的分析而已——天下反正好歹是交给你了。如果刘备确曾托孤诸葛亮“若嗣子（刘禅）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三国志·诸葛亮传》），那说明其对儿子实是信心不足的，尽管其言可能是假惺惺的——诸葛亮自也不会当真。
如果第一个钮扣扣错了，第二个、第三个……跟着也会扣错，此可名之为“扣扣理论”。美国人有一个“破窗理论”：一窗破而不修，渐渐地就可能导致整栋楼的窗破，进而可能导致整栋楼塌圮。这一“理论”更深刻、精辟而成型，公认是“零容忍”的理论依据。颜之推《颜氏家训·兄弟》中早有言：“譬犹居室，一穴则塞之，一隙则涂之，则无颓毁之虑。”《盐铁论·申韩》中亦有“御史”言：“衣缺不补，则日以甚；防漏不塞，则日益滋。大河之始决于瓠子也，涓涓尔；及其卒，泛滥为中国害……”有两个例子或可进而说明之。一个是陈佩斯小品《胡椒面》所表演的：见（误以为）别人拿走饭店的调味瓶而没人管，自己就揣走饭店的碗。一个是哄抢货物：货车肇事，货物散落一地，有一人开头拾拿，大多数人便会一哄而上甚至十百相传，“拦不住”地哄抢……（这种事情时常见诸媒体）。这其中狭隘的一面就是人的从众心理——当然也可以向良好的方向发展。
谁会“零容忍”？
对于一个具体的人（贪腐者）来讲，“零容忍”之涉及三方：官方，包括其所在、所属组织、单位、机构及各种相关的公共机构；其他人，包括群体、亲朋；自己。“零容忍”只是一个理论、理想状态，实际上三方都很难完全做到，都不会认认真真地、煞有介事地彻底“零容忍”。——“难得糊涂”一直是很有市场的。
首先，官方不会。官方培养、使用、监督人，更保护人。官方更大度，对于有苗头的、反映不好的、反响较大的，一般会负责任地“诫勉”谈谈；就算抓了现行，一般也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惩前毖后，治病求人”，或“下不为例，网开一面”，这些都是官方用心良苦的一贯做法。官方一般不会一棍子打死，更不会落井下石（个别当权者的公报私仇另当别论）——而你一旦“犯事儿了”、“进去了”，那你就是“弱者”了，往往会博得宽容、同情甚至理解，于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是可能的。“宽猛相济”——很有效的古训——是我们切实的考量。绝对“官方”之《刑法》中之“贪污贿赂罪”也是有最低“量刑”起点的。
其次，其他人不会。人们通常不会那么天真，也不会那么较真，即便是对于一些簠簋不饰、有“不干净”嫌疑的人，大家通常也就是“事不关己”地窃议一番而已。虽然一方面我们会“从小看大”、会“于细微处见精神”地肯定或否定一个人，但另一方面我们又都不会“以一眚掩大德”，更不会吹毛求疵、以偏概全，我们都会理性地认为瑕不掩瑜，况且“水至清则无鱼”，这是历史经验。清而不刻是为官为吏乃至为人的度（肚）量，更是能力的一种体现。另外，一般情况下人都不会对自己那么苛求，于是将心比心地也就不会那么苛求别人——如果不能“零容忍”自己那也就不好“零容忍”别人；极端情况则是“笑贫不笑贪”，如此则根本就谈不上“零容忍”了。刘基在《郁离子·蜀贾》中托郁离子之口讲了一个故事：“昔楚鄙（边远地区）三县之尹三：其一廉而不获于上官，其去也，无以僦（音旧，租赁）舟，人皆笑以为痴；其一择可而取之，人不尤其取，而称其能贤；其一无所不取，以交于上官，子吏卒（待属下如儿子）而宾富民（待富绅如宾客），则不待三年，举而任诸纲纪之司，虽百姓亦称其善。不亦怪哉！”此类“笑贫不笑贪”以及试图“以毒攻毒”的例子历来不鲜见。这种实况是对清廉的极大讽刺——清廉有时就是会处于如此现实而残酷的尴尬境地的。
最后，看看自己会不会。这有两种情况：一般情况是更不会，一般人都不会那么跟自己过不去；另一种极端情况是绝对会——三方只此一方存在“会”的可能。真正能做到“零容忍”的就是自己——那些“极端”的、有“洁癖”的、定力强大的人会有基于良心的高度的甚至“置生死与度外”的自律，这凤毛麟角。后汉扬州刺史巴祗，接待私客不燃官烛，暗中对坐而聊而饮（三国吴人谢承《后汉书》卷五）。无独有偶，宋博平（州）郡守李某，“其人极廉介”，看家书即令灭官烛而燃私烛，阅毕复燃官烛。公私如此分明，够“极”的，确实有点儿“矫枉太过”（宋人周紫芝《竹坡诗话》）。无论汉三国，还是宋今，烛应该都不是什么稀罕物。这样的有点儿矫情的“零容忍”，只有自己能做到。
“零容忍”自己
这值得单独、展开说说，因为这最有现实警示意义。《尚书·旅獒》：“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自我零容忍首先即是一种德行。看几个清代“零容忍”自己的故事。
福建将乐县知县李皭（音叫，顺治年间人）“零容忍”自己及家人、身边人竟至于府桂民橘。到任将乐，李知县便与家人约法三章：“在官，俸金外皆赃也，不可以丝毫累我。”（徐珂《清稗类钞·李皭以俸金外为赃》）然后又指指官廨旁两棵鲜花盛开的桂树说：“此亦官物也，擅折者必治之。”一次“走基层”，随从仆人见道旁橘树硕果累累，便摘了一颗，被李皭看到：“岂可坏法自汝始！”不由分说立即下马予以杖责，并令赔偿；三年知县，“上官有索馈者，无以应，遂去官归”。不仅严于律己，同时严于律人；不仅“零容忍”于下，同时“零容忍”于上。就这样，李皭离开了群山环抱的将乐县。“俸金外皆赃”，很强的“零容忍”意识啊！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赵阆仙督学风节》中记：“莱阳赵仑阆仙，康熙二十一年督学江南，力矫时风，清廉自矢，过江击楫曰：‘某若一毫自私，不能生渡江北矣。’于是干谒不行，孤寒吐气，簠簋之风为之一变。”发恶誓以表白自己，似乎是幼稚而不成熟的，更主要的是要观其行。赵仑是说到做到了，更多的人可能是言行不一的。一吏赌咒自己如再接人钱财手生恶疮，当又来送者，便贪心复萌，谓人曰“且放在我靴筒里”（冯梦龙《广笑府》）——反正腿脚也不在咒誓之列。一官上任便向神发誓“左手要钱就烂左手，右手要钱就烂右手”，送多难却，遂令下人出盘盒接收（石成金《笑得好》）——要烂就烂盘盒吧。誓没毁，钱没耽误收，“聪明”官吏自有办法。“说一套，做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是古今贪官污吏的常态。
《郎潜纪闻二笔·两淮盐员之廉节》中记：“道光中叶，陶文毅整理淮纲，选江宁守平罗俞君德渊为运使。君初到扬，运库若洗，次年，遂有三百万之储。稍后，则高阳李廉访龠（音月）通，亦能一尘不染，诸务肃然；去任时，鹾（音痤，盐）商例有重赆（音晋，别赠财物），廉访力却之。陈臬两浙，卒后灵榇（音趁，棺材）过邗，商家仍申前请，其妻子仍力却之，谓遗令然也。呜呼！脂膏之地，为守难廉，综核之才，公私易昧，若二君者，可以风矣。”社会在发展，“脂膏”越来越多，“脂膏之地”越来越多，在“脂膏之地”为官的人更越来越多。遗憾的是总有一些之地之官不厌其烦地前“腐”后继，而其当初很可能是当着众人面红口白牙信誓旦旦过的。相形见绌啊！
王伯勉（字东皋）“少贫，借榻枯寺，忍饥读书，顺治初通籍，谒选，授行人，充山东诏使，却例馈，不干有司一语；迁吏部郎，掌选事，清介日有名，尝语人曰：‘岳忠武，吾县人也，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吾生平诵此二语，惟求无媿。’同年范印心自平阳入觐，知其贫也，怀金将贻之，谒其庐，语久之，卒不敢出而退。一羊裘十年，毛尽脱，同官醵金制裘一、帽一遗之，东皋曰：‘伯勉生平未尝受人一钱，何敢烦公等。’……既改御史……丁忧，服除遽卒，朝野惜之……”（《郎潜纪闻三笔·王东皋操行之清矫》）。人多适时“烧包”，如王东皋者能将“贫”进行到底的何其少也！
推衍论之，源于血缘关系的“零容忍”通常也是有效的。沈启震调任山东运河道时，其母戒之曰：“毋虑不足而多取一钱，毋恃有余而多用一钱。”（陆以湉《冷庐杂识·沈观察》）沈遂以“慎一斋”名其宅居，时刻为念，并成《慎一斋诗集》。有耿华平之母徐氏以诗寄在外为官的儿子，且报家事且勉励：“家内平安报汝知，田园岁入有余资。丝毫不用南中物，好做清官答圣时。”（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家教》）二母贤如“封鲊及书”之陶侃母。有其母必有其子啊！
有母子情，也有兄弟意。《郎潜纪闻初笔·潍县令之清操》中记：“河南侯户部抒愫，顺治壬辰进士，令潍县时，清操绝人。大贾郭某，陷于讼，荐绅为之请者以十数，侯闭阁不与通；同年某方守莱州，移书惩责，侯佯为莫解，复曰：‘滥竽作吏，旷职怀惭，苟有可以报朝廷、爱百姓者，教之敢不惟命。’守意沮。方抒愫出宰，其兄抒恽语之曰：‘吾家世清白，若以一钱归，吾不复弟视若矣。’故愫以清节特闻，兄之教也。”有刘球者，其事极若侯抒恽此般，事见《两般秋雨盦随笔·家教》：“刘球之弟玭，令莆田，寄球一夏布。球即日封还，贻书戒之曰：‘守清白以光前人，他非所望于弟者。’”世事无独有偶若此！这样之“零容忍”的贤兄难遇啊！
古人古书记述赞誉清官常用“不名一钱”一词，这可能是实际状况，更可能是著述者的一种带有宣传性、期待性的高估，而“不名一钱”作为一种状况正是对自己“零容忍”的反映和体现——“名一钱”便会“名多钱”。李时谦“为督粮道参议，操守孤介，不名一钱；未几卒官，将军、督抚、布按以下往吊，蓬蒿满庭，至无含歛（敛，殓）之具，皆为挥涕，醵（音聚，凑钱）金买棺，代为含歛，而归其丧于江淮”（王士禛《分甘余话·李时谦为官廉正》）。汤右曾“居官三载，不名一钱，此近日廉吏之尤著者，不可没也”（《分甘余话·汤右曾》）。
类“不名一钱”而有“一介不取”。“康熙时，萧永藻为广东巡抚，在官日一介不取；其纪纲之仆张二，洁如其主，以赂进者，亦正色峻拒之。”（《清稗类钞·萧永藻仆洁如其主》）此乃另一种上行下效、另一种管好身边人。“戊戌六君子”之一之刘光第，“生平一介不与、一介不取，古之狷者也。京官每以外省炭敬（陋规，冬季取暖期所送之礼）为挹注（取彼补此），刘独不然，有馈之者，必受呵叱”（《清稗类钞·刘光第却炭敬》）。进士出身的刘光第时为刑部候补主事。
清则刻，清官往往不止对己“零容忍”，对人亦如此，“眼里不揉沙子”，己所不欲而施于人。
事前“零容忍”
事后“零容忍”是治标，事前“零容忍”是治本，这更重要。事前“零容忍”就是“把丑话说在前头”，立足点是预防——防犯（范）于未然。事前“零容忍”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明晰禁讳之条条框框，二是营造舆论氛围。
明晰禁讳之条条框框要从三方面着手，即什么人、什么行为（受贿的途径、渠道、方式）、多大额度；原则上应力求全覆盖，不留死角、不留缝隙（额度方面很难做到这两个“不留”），甚至可以先不考虑可操作性与否。
《尚书·周书·吕刑》中记：“墨罚之属千，劓（音意，割鼻）罚之属千，剕（音费，即膑，砍掉脚）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周礼·秋官·司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此可见上古之“条条框框”已然如此之细。
《大清律例》中规定的刑罚也有五种，即笞、杖、徒、流、死（各有细分）。《大清律例·刑律·受赃》“官吏受财”款“枉法赃”条律定：“一两以下杖七十；一两至五两杖八十；……八十两绞。”“不枉法赃”条律定：“一两以下杖六十；……一百二十两以上绞。”且不说具体执行时能落实到什么程度，但底线为“一两”还是比较体现“零容忍”精神的。如今我们固然不能以1元为起点，当然也不能以一两（银子）能合今天多少钱为起点。
营造舆论氛围就是通过宣传教育营造“零容忍”的氛围，强化“零容忍”的否定性本质。通过正反面宣传，唤起人的特别是当权者的自觉、自律、自制、自控、自励、自警、自责意识。主张、倡导“零容忍”，其意义不仅在于表明态度和决心，更在于震慑已然、警诫未然，以求在非正面战场力所能及地发挥其作用并收到成效。
“零容忍”的尴尬或困境
审判一个贪官，主要要基于两方面考量：一是贪贿数额，二是贪贿方式（包括“情节”）。就“额度”上考虑，不可能任何额度的违犯都有对应的、明确的处罚方式、办法，当然更不可能从零开始论罪；就“行为”上考虑，条规的周遍、细化、繁复，行为约束上不留死角，那是另一种“零容忍”，其问题是执行难、落实难。
刑期可以细化，处罚起点可以控制到1元、10元，但这可行吗？香港廉政公署倡导、施行“零容忍”精神，受贿自不用说，即便是行贿也要“小题大做”地认真对待。据说，香港廉署处理过的涉案金额最少的案子其当事人行受贿金额才10港元。照此“大动干戈”地处理，一方面行政、司法资源会难以为继，一方面恐怕监狱就人满为患、“一床难求”了。过于细化近于儿戏，且浪费而不切任何时代之实际。“零容忍”之难不仅难在思想意识上，也难在具体操作上。
“零容忍”有两个明显的具有否定性的对立面：一是刑罚上的缓刑，二是实际处理上的法不责众。这两方面让“零容忍”很难堪。有检察专家曾不无担忧地说：“对职务犯罪处刑时片面从宽，盲目实行轻刑化、缓刑化，这种照顾性的司法结果，会消解对腐败的打击力度，给社会造成不公平的印象，给公众以误导，不利于反腐败斗争取得成效。”
法不责众，这或许是一种切实的运作。法不责众实际上是法难责众，体现官方的无奈和妥协，这方面的例子古今不少。法不责众之“众”有两方面：一是人众，一旦具体案件涉及人太多，便要区别对待“老虎”和“老鼠”；二是财众，一旦贪腐个案涉案金额（财物）太多太大，不只挑战了视听，也会挑战司法。
“零容忍”的把握
《孔丛子·居卫》中记孔子之孙孔伋（子思）荐举苟变事。孔伋荐言于卫昭公说：“（苟变）其材可将五百乘，君任军旅，率得此人，则无敌于天下矣。”卫昭公也知苟变之材，但有一小事儿让卫昭公一直耿耿于怀：“吾知其材可将，然（苟）变也尝为吏，赋于民，而食人二鸡子，以故弗用也。”这卫昭公够不“苟变”的了。“以二卵焉弃干城之将”这样的因小失大划不来啊！孔伋晓之以理，最终说通了坚持“零容忍”的卫昭公。收税时吃拿了人家两个鸡蛋，这点事儿差点儿毁了苟变。不知苟变后来有没有让卫昭公及孔伋失望。这件事说明，一味“零容忍”也是有问题的，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特别是正当用人之时。
霸如齐桓公，其行事则与卫昭公大相径庭。将任用宁戚，群臣争谗之于齐桓公：“宁戚，卫人也，去齐不远，君可使人问之，问之而固贤，用未晚也。”齐桓公说：“不然。问之，患其有小恶；以其小恶，忘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李贽《初潭集·圣君》）“霸道”若此！齐桓公亦“患其有小恶”（“零容忍”实乃人性），与其患，不如不知，免得“咯应”。这是真正的“弃”瑕以用，应予点赞。
求全责备是不明智的，也是不现实的。不过，君上或他人可以不“零容忍”，自己却不可以不“零容忍”。
简介：本名张新春，辽宁新民人，1963年11月生人，市作协会员，编辑职称，喜爱文史，些有文章见媒获奖出版，现为国企管理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