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开始的时候，我们先说几个称呼：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永乐、康熙。这几个称呼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的主人都是皇帝。虽然都是皇帝的称呼，但是我们细品，它们是有区别的，区别就是汉武帝是谥号，唐太宗和宋太祖是庙号，永乐和康熙是年号，那么秦始皇呢？既不是谥号，也不是庙号，更不是年号，它独树一帜，这个我们稍后讲。
我们了解一样东西，既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为什么我们后世称呼汉朝皇帝的时候用它的谥号，比如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称呼唐宋时期的皇帝用它的庙号，比如唐太宗、唐玄宗、宋徽宗，称呼明清皇帝的时候用它的年号，比如永乐、万历、康熙、雍正。都是皇帝，称呼却不一样，这是为什么？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先要弄清楚谥号、庙号、年号的区别和发展史。
首先说谥号，一个人死了之后，后人对他一生的所作所为用一个字或几个字进行一个高度概括，这几个概括的文字就是谥号。谥号不是皇帝的专利，其他人也能有。比如白居易就有谥号是“文”，范仲淹谥号是“文正”，其他还有很多古代名人也有谥号。
估计有朋友会问，等我死了，能不能给自己上一个谥号。这个是可以的，你可以让子侄们在你的墓碑上刻上你的谥号，但是呢，除了搞笑之外，没啥用，因为没有人认可。古代的谥号都是官方认定的，也会被后世所认可。
谥号这个东西从西周时期开始有的，但是具体从哪一任周王开始的存在争议，本文不是严谨的学术作品，所以这里不做考证，但是西周中后期的帝王名称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谥号了。比如我们历史上学过，公元前770年，周平王*都迁**洛邑，就是洛阳，东周开始，这个周平王就是谥号。
我们现在讨论一下为什么会有谥号这个东西，谥号的产生是为了避讳。
古人认为，人死了之后，再称呼他的名字，对死者不尊重，所以就会对生前有地位的死者上一个谥号，后人再提起这个人的时候就用谥号来代表他，帝王的谥号就成了史官和文人记述事情的时间标志。用谥号纪年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一个帝王就死一回，也就只有一个谥号，不容易混淆。但是问题来了，因为谥号是帝王死后才有的，那么他在世的时候，文人们怎么记录时间呢？答案是，没什么好办法，一般就写今上多少年，或者今多少年，等这个帝王死后有谥号了，后人整理这些文学和史学作品的时候，再给他改。幸亏当时识字的人不多，所以工作量不大。
谥号这种纪年方式从西周一直用到汉武帝时期，用谥号称呼皇帝一直到隋朝，隋文帝和隋炀帝都是谥号。但是中间有断档，就是秦朝的时候断档了。秦始皇认为，后世评价前世的帝王是大不敬，所以就废除了上谥号的制度，他自己称始皇帝，后续就称二世、三世、四世，直到千世万世。所以我们现在称秦朝的两位帝王为秦始皇和秦二世。刘邦建立西汉之后，谥号制度又恢复了。
唐朝以后为什么不再用谥号代称皇帝了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嗜好这个东西被那帮爱慕虚荣又喜欢搞形式主义的皇帝们给玩坏了。
唐朝以前的谥号，字数很少，一般都是一个字或者两个字，偶尔也有三个字的，但特别少。汉朝皇帝的谥号是两个字，但事实上相当于一个字，因为那两个字中有一个字是虚字，除了开国皇帝之外，所有西汉和东汉皇帝的谥号都有一个孝字。汉文帝的谥号是孝文，汉武帝的谥号是孝武，所以后世称他们为汉文帝、汉武帝。
但是到了唐朝，画风就突然变了。
唐高祖李渊谥号是太武，两个字。唐太宗李世民的谥号是文，一个字。如果按照这个模式发展下去的话，唐朝前两位皇帝的称呼就很有可能是唐武帝、唐文帝。但是从唐高宗李治开始，皇帝玩起了给祖先们的谥号加字的文字游戏。举个例子，唐高宗把唐太宗的谥号加成了“文武圣”皇帝，这才三个字，还不算太过分。唐玄宗又给唐太宗加成了“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七个字，这就没法玩了。历史上谥号最长的皇帝是清太祖努尔哈赤，谥号是“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二十七个字，这就没意思了。如果再像汉朝皇帝那样称呼他的话，能把人搞缺氧。
所以从唐朝开始，后人用庙号来代称皇帝，比如唐太宗、宋太祖。
庙号这个庙指的是一个家族的宗庙，宗庙里面供奉的都是祖宗，所以庙号都是什么祖，什么宗，比如唐高祖，宋神宗。帝王死后被供奉在宗庙或者太庙里，但是又不能直接称名字，所以就给死者上一个尊号，就是庙号。庙号的起源也有争论，有的说是从商超就有了，周朝和秦代没有再使用，汉朝又恢复了，也有的说是汉朝才有，本文不再考证。
用庙号来代称皇帝从唐朝一只延续到元朝，明朝的时候开始用年号来代称皇帝。这是为什么？
首先我们来看，年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汉武帝时期开始有了年号，但是他爷爷汉文帝时期已经有了年号的萌芽。汉文帝以前的皇帝都是一世一元，就是从当皇帝开始一直到死就用一个纪年方法，比如秦始皇就是始皇元年到始皇三十七年。
汉文帝十六年的时候，有个叫新垣平的江湖*子骗**，在汉文帝面前装模做样的算了一卦，说外面有个人来献一只玉杯，上面写着主人延寿四个字，汉文帝派人一看，果然有。当然，那人肯定是个托。大臣们也未必没有人识破，但是只要皇帝愿意相信，谁也不想去触这个眉头，这就是个皇帝新装的故事。
不久，新垣平又给汉文帝表演了一个魔术，就是一天之内太阳两次经过中天，历史上记载的是“居顷之，日却复中”，意思是，不久太阳果然回到了中天。记述很简略，没有说汉文帝亲眼看到了还是派人去看的。如果是派人看的，回来报告的人肯定是被买通了。如果是汉文帝亲自看的，操作的人可能可能用了光的反射或者折射原理。反正汉文帝相信，那一天，太阳两次经过了中天。既然太阳都能两次经过中天，那么说明自己也能做两次皇帝，于是就宣布改元。汉文帝十七年的时候，文人们记事的时候，就得写“今上元年了”。
这个潘多拉魔盒一打开，就再也合不上，汉武帝把改元玩成了家常便饭。汉武帝算上继位时候的改元，一共改元了11次。但是改元次数太多，记述事情的时候，就会造成时间上的混乱。为了方便标记时间，汉武帝发明了一个天才的方法，就是给每次改元都冠上一个美好的名字，年号这个东西就横空出世了。
汉武帝的年号基本上都是拍马屁拍出来的，例如第四个年号元狩，是因为元朔六年十月，汉武帝打猎的时候捕获一只奇奇怪怪的动物，那只动物长有一只角和五只蹄子。从遗传学的观点来看，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基因突变形成的。但那时候的人没学过生物学啊，所以都觉得很惊奇。汉武帝不知道是啥，大臣们也都不知道是啥。这时候有个天才的马屁精给汉武帝说：虽然我不知道这是啥，但是我知道是因为啥。是因为皇上您太伟大了，所以才天降异兽。
完美！说的太好了！就这种马屁拍到谁身上谁高兴！
这个解释让汉武帝很满意，于是就把下一年改元为元狩，这个狩是打猎的意思。
有了年号之后，文人们记录时间就方便多了，看来有时候马屁也不见得全是坏事，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这，就毫无下限的拍马屁，人总要有点廉耻之心的。
年号从汉武帝时期产生一直用到清朝灭亡才消失，但是为什么从明朝开始，我们才用年号来代称皇帝呢，之前是用谥号和庙号。
是因为明朝之前，一个皇帝可能有很多个年号。
说到这，我们还不得不再提一次唐高宗李治，他和他媳妇儿武则天是改年号狂魔。从唐高宗显庆六年（661年），到唐中宗景龙元年（707年），46年间用了32个年号，平均一年半改一次，并且很多时候都不是在年头或年尾改，比如公元679年的六月，唐高宗把年号由仪凤改为调露，6月之前就是仪凤四年，6月之后就是调露元年。你说这乱不乱？我每次读这段时间的历史，核对时间的时候就很费劲。以后的皇帝虽然没有像唐高宗一家人这样有喜欢改年号的不良嗜好，但是一个皇帝有多个年号是正常现象，这种现象一直到明朝才有了改观。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微寒，是真正的底层起来的。小时候家里穷的揭不开锅，为了能有口饭吃去出家当了和尚。后来参加了起义军，一步一步最终登上了皇位。他不喜欢玩那些乱花钱的形式主义，于是规定以后朝廷不举行封禅活动，不接受尊号，不接受祥瑞。有人问啥是祥瑞，汉武帝那个畸形的小动物就是一种祥瑞。以前的封建王朝每搞一次这样的活动就会改元一次，现在这些活动不让搞了，后世的皇帝们就少了改年号的机会，然后就形成了一个皇帝只用一个年号的传统，这个传统也被清朝所沿用。
汉武帝发明出年号这个东西的初衷是为了搞形式主义，但是客观上却起到了方便记录时间的作用，但是这个客观作用却被形式主义的主观意志所拖累。直到明清两朝，年号才摆脱了形式主义，成为了单纯记录时间的工具，然后衍生出其他的作用，比如代称皇帝。所以形式主义是个不好的东西，人类的发展始终是向上的，向善的，这种糟粕注定会被时间所抛弃。
无论是谥号还是庙号，都是死后才有的，而明清两朝的年号一般从皇帝登基的次年开始产生，然后这个年号就伴随皇帝的一生，直到皇帝去世或者退位。当朝的官员和老百姓都可以直接说或者写这个年号，不存在避讳的现象，也给文人和史官们记述事件也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所以渐渐地年号就成了这个皇帝的代称。
谥号、庙号、年号这些东西都是因为皇帝产生的，严谨的说主要是因为皇帝产生的。1911年之后，中国就没有皇帝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随之谥号、庙号、年号这些东西也都没有了，中国的历史也进入了崭新的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