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弄瓦人
清道光年间，*片鸦**辗转流入陕西，由于种植面积不大，吸食人数不多，因此尚未对陕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造成严重危害。咸丰八年（1858）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通商善后章程》，允许公开输入*片鸦**和国内各省广种*粟罂**。咸丰十年（1860），清政府开始在陕西征收*片鸦**税。陕西的*粟罂**种植，遂获得了合法地位，烟毒便迅速在陕西泛滥起来。
由于“种*粟罂**之利数倍于五谷”，*片鸦**产量急剧增加。陕西、山西、甘肃的*片鸦**产量占全国土产烟的五分之一。光绪三十二年（1906），陕西省种植*片鸦**“五十三万一千九百九十余亩，全省九十二县，县均五千七百八十二亩”。宣统元年时，关中一带的烟土价格烟价每两值银八两。而粮食每斗只值制钱八百文，土布每匹七百、八百文，猪肉每斤四十文。当时白银每两兑制钱八百、九百文不等。以此计算，每两*片鸦**约折合粮食九斗多，或七布十多匹，或猪肉一百八十斤。
宣统二年（1910）三月，陕西巡抚恩寿在上宣统皇帝溥仪的奏折中指出：光绪三十二年（1906）八月至宣统二年三月，“总计在省公所戒净者一千六百余人，在各州县分局戒净者十五万五千余人”，两项合计共十五万六千六百人。据此可知，清代末年，陕西的烟民人数当在二十万以上，约占当时陕西全省总人口八百多万的2.5%。清政府每年从陕西征收烟亩税银十三万四千九百多两，陕西政府每年征收的税银则多达三十多万两。
据《清朝续文献通考》记载，宣统元年（1909）陕西省出产*片鸦**一万七百七十九担，仅次于四川、福建、贵州。民国三年（1914），陆建章督理陕西军务，与同伙吕调元由甘肃暗运*片鸦**种子，派人分赴各县，并派*队军**保护，逼民种植。从此开放禁烟，*片鸦**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种植*片鸦**之风，超过清末之时。关中地区以陇县、宝鸡、凤翔、周至、眉县、武功、乾县、咸阳、西安、临渣、渭南、华县、大荔等县为最，大片肥沃粮田改种*片鸦**。有的县乡、村*片鸦**面积占耕地面积超过四成甚至达到一半。*片鸦**每年在白露先后与小麦同时下种，第二年初夏收获、熬制。
民国九年（1920），陕西督军陈树藩与省长刘镇华沆瀣一气，委派四十多个劝种烟委员分赴各县，力劝农民种烟，宣布种烟一亩，要一次征收大洋三十元的税金。自此之后，关中各县全部种上了*粟罂**，每县少的种八百亩，而多的超过两千亩，农村吸食*片鸦**的占总人口两成以上。对于刘镇华是禁烟还是劝烟，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民国八年被省长刘镇华委派宝鸡县禁种*粟罂**的水玉瑸曾写过一篇《宝鸡禁烟被难记》，称宝鸡县种植*粟罂**的盛况在省内仅逊于周至县，年罚款额就高达四十万元。
“民国八年十一月三日，猥以庸愚，谬蒙陕西刘省长委派宝鸡县办理禁种*粟罂**事宜。该县向为产烟最盛之区，前岁罚款收入已达四十余万金之巨，仅逊周至，今岁播种为数尤夥，几于毒卉盈野。到差时，适值杨知事学渊初行莅任，对于禁烟，颇能认真，相助为理，惨淡经营、煞费苦心，不及两月，而全境遂告肃清，结报呈案。此办理冬烟过去之事实也。”
“宝鸡幅员辽阔，山原纵横，东西约二百里，南北称是。此次办理冬烟，纯以劝告为主义，柔和为政策，不充公地，不苛罚人。先责成各区区绅（全境旧有十三区域），由区绅责成里长或乡约，由里长或乡约责成村长，层层节制，连带负责。故能奏功迅速，简便无扰。较之民国五、六年时，知事派员数百，遍布乡间，肆行苛罚，固不可以同日而语。实则玉宾遍履乡村，亲自查勘，日日督饰其后，而不敢稍事瞻徇延误，有以致之然也。”
由以上两段史料推断，宣统年间的禁烟当属事实，刘镇华虽然在陕人心中臭名昭著、一无是处，但禁烟涉及社稷安稳、黎民生存，作为一省大员断没有不顾朝廷法令、私自开禁之理。至于宣统退位，进入共和后又当别论。
近代的中国随处都可看到瘾君子的形象：“脸色灰暗，双颊深陷，颧骨高耸，瘦骨粼粼，眼神呆滞无光，精神萎靡不振”，烟瘾发作时，“*吟呻**不绝，肌肉抽搐，坐立不安，哈欠连连，鼻涕流淌，形同鬼魅。重者在床上地上打滚，叫苦连天”。长期吸毒的瘾民中，许多人成为丧失劳动力的废人，不能进行正常的农业生产劳动，劳动力的价值无法得到真正的体现，对当时的农业生产无疑是致命的一击。由种毒而至吸毒，由吸毒而至丧财破产。不仅如此，那些因染烟癖而受困者，常受人要狭，受人驱使，而甘做盗贼，甘为娼妓，败坏风俗，不偷窃不足以活命，不*身卖**不足以为生，社会治安混乱不堪，民风不断恶化。烟毒泛滥助长了社会浮靡风气的蔓延，致使无数社会财富消耗于烟云毒雾中，加剧了社会贫困化。
俄国人米·瓦·阿列克谢耶夫在《1907中国纪行》中，记录很多瘾君子的形象，其中不乏高级官吏。如在西安期间记录了当时的巡抚吸食大烟的丑陋形象。
“在回客栈的路上，我们进了邮政局。我们与一个德国邮差攀谈起来。他讲到有关这里*场官**的一些规矩很有意思。巡抚原来是个翰林（相当于院士)，现在正躺在炕上，面前摆放着烟卷和世界上最烈的白酒，两侧放着大烟枪。他一意孤行，执迷不悟，对任何事情都不过问。乞丐们在巡抚衙门下过夜并且抽大烟。”
在庙会上，阿列克谢耶夫同样看到很多市井烟鬼的鬼魅人生。
“……男人们是来此（庙会）看热闹或抽大烟的。在祈祷的人群旁边，在供桌的下面，躺着各式各样的烟鬼，还有衣衫褴褛的年轻乞丐，慢腾腾地烘烤着勺中的*品毒**。在一个侧殿里，人们正在围着几张桌子赌博。”
当然，大量种植*粟罂**的结果使吸食大烟成本低廉，成瘾者自然遍布乡野。阿列克谢耶夫虽然没有到过宝鸡、虢镇一带，但他在乾县的经历几乎可以想象跟西府一带类似，招呼客人吸食大烟俨然成为待客礼遇。
“店主殷勤地与我们交谈，邀请我们抽大烟。原来，此地居民全都抽大烟。车夫老郑笑着说：‘十个人里头有十个在抽’。抽一天仅需三十文钱，也就是说，比吃饭还便宜。”
民国政府对*片鸦**课税的依赖加上农民追求利益的短视导致发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有学者认为发生在民国十八年的大饥馑与良田大量被种植*粟罂**农民没有余粮有一定关联。民国三十年（1941）六月三日，宝鸡专署、宝鸡警备司令部、宝鸡县政府曾在宝鸡西关大操场召集大会，当众焚毁历年稽查所存*片鸦**若干斤，同时枪毙了几个种植、贩卖、吸食*片鸦**者做样子，这对一些胆小鬼来说是有收敛。但这些当权者诛笔杀人之后，回到家中由警宪站岗，黑明昼夜烟灯不倒，特别是宝鸡县自卫团团长秦伯瀛、青、红帮头子李樾村、特务头子张定五和后任专员张德容、县长杨培森等都是烟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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