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酒驾驶机动车，不管情节是否恶劣、是否造成严重后果，都将按危险驾驶定罪，处以拘役，并处罚金……2011年5月1日，一项法条的修改，让曾经“猛于虎”的酒驾醉驾被法律的“缰绳”勒住。近日，在*共中**中央宣传部举行的“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安部交管局局长李江平公布了一组数据:2011年醉驾入刑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酒驾醉驾的严厉整治态势，当前醉驾比例比入刑前减少70%。11年来全国交通安全形势总体稳定，累计减少数万起酒驾醉驾肇事导致的伤亡事故。
在发布会上，“醉驾入刑”被誉为中国法治样板。这一样板的背后，蕴藏着许多细微而重要的变化，深刻地改变或者影响着这个社会。同时，对于“醉驾入刑”是否过于严格，也一直伴随着争议。醉驾入刑至今，我们身边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近日，记者采访了法律界相关人士。
夜查酒驾
代驾司机在南昌某餐馆门口候客
■成效
醉驾比例减少七成
在“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李江平介绍，酒驾醉驾的发生率明显下降。比如，目前执法中检查100辆车发现醉驾的比例比醉驾入刑前减少70%以上。
目前，酒驾醉驾肇事导致的伤亡事故大量减少。醉驾入刑以来，全国机动车增长89%，驾驶人增长123%，但11年来全国交通安全形势总体稳定，累计减少数万起酒驾醉驾肇事导致的伤亡事故。
对于这样一组数据的变化，作为一线执法者的基层民警，深有体会。
“以前查酒驾，每次至少查到5～6起，现在明显减少，有时候一晚上查不到一起。”现任瑞金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大柏地中队指导员何沛锋，有着13年从警经历。其中，11年时间里，何沛锋在事故中队，不仅要处理事故，还经常被抽调执勤查酒驾。他告诉记者，11年前醉驾未入刑，那时候酒驾现象较为明显，相对而言，执法力度也不如现在。“以前对农村地区酒醉驾违法行为查得不是很严，酒驾醉驾骑摩托车的情况比较突出。”
对此深有体会的还有董弘超。他是南昌市公安交管局西湖大队五中队民警，过去的10多年间，曾参与过无数次查酒驾执法。“现在查酒驾醉驾执法是常态化。”董弘超告诉记者，以前，每次夜查酒驾醉驾，到夜间10时左右，即可查到多起违法行为；如今在醉驾入刑的震慑之下，夜间酒驾醉驾出行者，越来越少。“现在是宿醉多，很多都是凌晨以后出现，所以，我们的执法夜查时间也从原来夜间11时左右结束，推迟到凌晨3时左右。”董弘超说。
另外，董弘超认为，醉驾入刑后，查酒驾醉驾执法方式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以前，检测酒驾的设备比较紧缺，一个大队没几台，现在基本上每个中队都有。”董弘超告诉记者，从笨重设备到酒精快检棒，交警快速检测设备不断升级，“检测结果很快就能够出来，这也给严查酒驾醉驾乃至醉驾入刑，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持”。
南昌市交管局的一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醉驾入刑规定出台至2021年间，南昌交警共查处酒驾14万余起、醉驾5000余起。
“但这个绝对数量的多少，并不能代表说现在酒驾醉驾的多了，因为现在我们执法检查的频次也是以前的几倍。”董弘超告诉记者，从他的执法体验来看，现在和以前相比，“酒驾醉驾者，绝对少了很多”。
■影响
代驾业务企业数量激增
董弘超和何沛锋感受到的变化，并非孤立的。这点，与醉驾入刑规定出台息息相关的另一个群体——代驾司机，有更加深切的体会。
在“中国这十年”系列新闻发布会上，李江平还公布了一组数据。据公安部交管局统计，“醉驾入刑”十年来，全国酒后代驾订单近18亿笔，年均近2亿笔。
年均近2亿笔，具体到江西是什么概念？记者查到的另一组数据，或许可以说明问题。
日前，企业信息查询App企查查上，记者输入“代驾”关键词发现，截至2022年9月16日，江西省范围内包含“代驾”经营范围的工商注册企业达到27311家。这个数据，是2011年醉驾入刑规定出台时的88倍，2011年只有311家。
在省城南昌，代驾已经成为晚上饮酒者的“刚需”。大街小巷、餐馆酒肆，随处可见代驾的广告宣传。“喝了酒千万别开车，还是找一个代驾回家吧。”这是经常能在餐后听到的一句话。
“‘醉驾入刑’对司机酒后驾车的约束作用越来越明显。现在很多车主酒后都会自觉找代驾，我们的业务量也是直线上升。”赣州三爱代驾公司创始人陈治荣，2015年起开始从事代驾司机工作。干了几年后，他在赣州成立了自己的代驾公司，业务覆盖赣州10多个县区。
“现在，稍微有点法律常识的人都不敢醉驾酒驾了。”陈治荣告诉记者，作为一名代驾从业者，从代驾司机到代驾公司老板，这些年来，“醉驾入刑”给社会带来的变化，他深有体会。
“代驾？我不需要，我喝了酒比你开得还好。”陈治荣说，刚开始做代驾时，碰到饮酒者，他去揽业务，经常会遇到对方反问代驾是什么，屡屡遭拒。现在，这种情况几乎绝迹。“不仅仅是南昌、赣州这种城市里，现在连小县城，大家都养成了酒后叫代驾的习惯了。”陈治荣告诉记者，他在赣州10多个县的分公司，共有几百名代驾司机，大家的收入也相当可观。
■争议
醉驾入刑需不需调整？
醉驾入刑规定实施11年，充分体现了醉驾入刑坚持生命至上的立法初衷，各类交通参与者充分肯定执法成效，普遍支持继续严厉整治酒驾醉驾。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有人赞，也有人弹。近年来，随着醉驾入刑这一法律规定的严格执行，醉驾数量查处之多，已经取代盗窃，成为检察机关刑事追诉的第一大罪。2020年5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披露了这一信息。
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特别是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醉驾者被定罪处刑，不仅使他们自身工作、生活受到影响，也给亲属带来一定的困扰。基于这样的情况，近年来，部分法律界人士，甚至全国人大代表，都曾提出过相关建议。
其中，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就曾在全国“*会两**”期间提出建议，提高醉驾案件的入刑标准，扩大行政处罚范围，推广认罪认罚制度和速裁程序。
另一名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甚至多次呼吁取消醉驾入刑。朱列玉认为，取消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并不意味着对酒后驾驶的不法行为不予追究。相反，在限制刑法的适用同时，建议加大对酒驾醉驾行为的行政处罚的力度和范围。取消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可让法律多一分人情和温度，也可以大大地降低犯罪率，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说法
“醉驾入刑”可更谨慎执行
部分“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犯罪人尽管情节较为轻微，却要同时受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且因“前科报告制度”、对家属“前科牵连影响”的存在，醉驾对犯罪人及其家属的就业自由、社会生活等造成了较为深远的影响。记者梳理发现，这是许多认为“醉驾入刑”应该修法者的基本论点。
每一次相关建议提出，均会引起不小的波澜。一些法学专家和教授，也持有不同观点或者保留意见。
“我个人认为，目前取消“醉驾入刑”还不太现实。”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传媒大学法学兼职教授王有银认为，“醉驾入刑”以来，“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得到社会广泛认同，渐渐成为大多数人自我约束的文明理念，引领和推动了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
“醉驾入刑确实对社会安定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可以更加谨慎的执行。”王有银建议，对于“醉驾”的定义还是需要进行修补完善，要尽快划分行政处罚和犯罪入刑的界限。“如饮酒在停车场挪车数米被抓，此类行为没有导致严重后果，却判为犯罪，与刑法宽严相济的思想不匹配。目前，划分醉驾的标准是体内酒精含量超过80mg/100ml，但酒量标准其实是按人的体质而定，有人千杯不倒，有人一杯就醉。部分人饮酒后隔天还是会查出血液酒精含量超标。目前惩罚标准还是以结果论处，这种情况我认为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规定，不能简单的以结果论而忽略的个体差异，包括应当考虑对饮酒后社会的危害性。”
毋庸置疑的是，醉驾入刑实施至今，从群众酒后出行方式选择看，确实起到了巨大的正向作用。11年来，“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观念深入人心，摒弃酒驾醉驾，成为绝大多数人的选择。
◎文/图 实习生连永成 首席记者黄志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