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江陵更始
“公进军江陵，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乃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使统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韩嵩、邓羲等。”
——《三国志·武帝纪》
江陵是荆州的一个重要支点。
“不守江陵则无以复襄阳，不守江陵则无以图巴蜀，不守江陵则无以保武昌（夏口），不守江陵则无以固长沙，江陵与诸郡辅车之势，谋国者所当察也。”（南宋吕祉《东南防守利便·江流上下论》）
九月，曹操在新野接到刘琮的降表后，立即开始谋划下一步的作战计划。以他对刘备的了解，这个狡猾的老对手一旦得知刘琮投降，必然图谋南下占据江陵，继续负隅顽抗。
刘备一旦占据江陵，“不仅兵精粮足，而且与江夏刘琦结成犄角之援，甚至将刘琦推上荆州牧高位，代替降曹的刘琮”。以刘表在荆州十九年的苦心经营为基础，以刘琦的“法统权力”为旗帜，“颇得民心的刘备与刘琦联手抗曹，一起统一尚未沦陷的荆州六郡，并不困难，对襄阳、章陵一带的民众及刘琮手下官兵，也有很强的吸引力”。何况，交州苍梧的吴巨，也是刘备可以运用的力量；在唇亡齿寒的大局面前，孙权亦有强烈的合作愿望（张靖龙《赤壁之战研究》第144页）。
曹操唯恐刘备抢先占了江陵，抢先占了先机，立即决定，“释辎重，轻军到襄阳”（《三国志·先主传》），撇下大队人马和粮草辎重，亲率轻骑，火速进军襄阳。
在襄阳，曹操暂作停留，和荆州投降的诸官吏将佐见了一面，稍加慰抚，了解到刘备已经过了襄阳，决定留下徐晃等将“别屯樊，讨中庐、临沮、宜城贼”（《三国志·徐晃传》），清扫襄阳外围；然后立即以降将文聘为向导（《三国志·文聘传》云，文聘投降后，曹操“授聘兵，使与曹纯追讨刘备于长阪”），亲率“精骑五千”，大概就是时下三国迷们津津乐道的“虎豹骑”了，疯狂追赶过来。
五十四岁的老同志曹操，率领“虎豹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玩儿命似的疯狂追赶，终于在当阳的长坂，追上了跑得快、走得慢、“日行十余里”的刘备。两军相交，刘备再次被击溃，也再次丢了老婆孩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逃出重围，人马辎重尽为曹操所获。亏得“张翼德大闹长坂桥”，刘备才幸免于难。
然后，曹操率军一路正南，直扑江陵。
我每读《三国志》至此处，无不为曹公纠结反复。取江陵与灭先主，孰当为轻孰当为重，孰当为先孰当为后？在这霹雳电火、迅雷掩耳之间，殊难抉择判定。而“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急追破敌后，未擒斩敌首又转赴江陵，亦令人殊难理解。
此番平荆州，曹公必以为如勘定河北一般，当得刀枪并举，将士浴血，甚或攻防反复，战事缠绵，乃至于数年不止，积多胜为大胜，积量变为质变，最后方能勘定荆州。哪知七月曹公大军启程，八月荆州刘表病亡，九月刘琮举州归降、先主拔腿南窜。进入荆州，曹公尚未一战，转瞬之间而大敌土崩瓦解；曹军所至之处，兵不血刃而士民望风归附，遂成摧枯拉朽、狼奔豕突之势。
此番平荆州，守战逆转之烈，形势变化之剧，谋臣智计如荀攸、贾诩、程昱、董昭者，无不目瞪口呆；武将勇猛如曹仁、乐进、徐晃、满宠者，顿然不知所措，确非曹公行前所能预料者。
当是时，荆州人人自危，心怀震恐，文吏无守心，将士无战志，曹军到处无不披靡，再无阻兵阻地之人。放眼举目，惟原本荆州客将旁枝之刘备，拒不降顺，而成逆战之主力与根本。
回首十数载间，曹公击先主则屡战屡胜，而先主逆曹公亦屡败屡战，奈何先主败而不死，屡挫屡奋，愈战愈强，竟成大敌，如患腹心。曹公此番击先主，殄灭之机，亦惟此时矣。
当是时，若曹公全力追杀先主后再取江陵，则不知此后之历史当如何书写也。
然或言之，荆州人心播乱、危机四伏，曹公远离大队、轻骑深入，其心惴惴，岂不急于进据江陵，安定荆州者乎？窃以为大军出征，敌首归附，攻城略地之后，偏将追剿而统帅镇抚，尽快安定一州之地，亦应有之义、自然之理也。况且王威本欲“徼之于险”，先主也能伏兵袭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骑衡，圣主不乘危而徼幸”（《史记·袁盎晁错列传》），曹公万金之躯，天下之重，一旦有变，则是万劫不复。故而曹公火速据江陵，方为完全之策。
刘琮都已经投降了，江陵守军自然不会再作抵抗。曹操占据江陵之后，并未乘胜再追击刘备（当然长途奔袭的五千骑兵亦未足再战），而是立即着手安定荆州。
一是“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
也就是发出安民告示，通告荆州官民人等，刘表割据自守、擅作威福、“名官置县，皆不以告（朝廷）”的时代正式结束；自今以后，荆州全境纳入朝廷治理，不再是独立于朝廷的法外之地。南阳、章陵、南郡已在手中，江夏也有大部，荆南四郡自然也是“传檄而定”。
二是“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
也就是*功论**行赏，论心行赐。刘琮举州归顺，改任谏议大夫、青州刺史，参同军事，封列侯。其他投降的荆州核心领导层成员“蒯越等侯者十五人”，也尽数封侯，称为荆州十五降侯。
这些人投降之后，蒯越晋封为光禄勋（列卿），蒯良为吏部尚书，蔡瑁为从事中郎、丞相司马；卧病家中的韩嵩任大鸿胪（列卿），邓羲重新起复为侍中（赋闲十年了）；刘先为尚书，桓阶为丞相掾主簿；文聘为江夏太守，王粲为丞相掾；其余傅巽、张允等人“多至大官”，都封为关内侯（《三国志·刘表传》，《武帝纪》）。除了刘琮、傅巽，《三国志》著其名者，侯者凡十人。
在荆州政权中任职之士，到荆州之前在朝廷已有官身的，东曹掾傅巽（原尚书郎）“至大官”、似封关内侯，任职不明的梁鹄（原选部尚书）署军假司马、使在秘书，宾客赵戩（原平陵令）任丞相掾属，乐官杜夔（原雅乐郎）归曹后任军谋祭酒，但主要任务是发挥特长，创定雅乐。
其余封侯者，房陵太守蒯祺（留任）、宜城相韩暨（辟为丞相士曹属）、五等从事宋衷（降曹后职任不明）、荆州从事窦辅（辟丞相府）、荆州从事文颖（任甘陵府丞）、吏员刘巴（辟为丞相掾）等人，也可能在列。
借着这个机会，曹操在武陵找到了自己早年特别敬重、两人又互相欣赏的王儁的墓葬之地，“自临江迎丧，改葬于江陵，表为先贤”（《三国志·武帝纪》注引皇甫谧《逸士传》）。
三是调整区划。
曹操立即对荆州的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
其一，分南阳西部八县设置南乡郡，控制连通关中与南阳的“武关通道”，以防止关中的凉州军阀们介入荆州战事；
其二，分南郡北部五县和南阳山都县设立襄阳郡，控制荆州与大洪山之间的“汉江通道”，与南郡的“江汉平原”部分形成梯次配置；
其三，分南郡枝江以西五县设立临江郡，控守“三峡通道”，以拱卫江汉平原的西大门。
同时，考虑到荆州初定，“江夏与吴接，民心不安，乃以（文）聘为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边事，赐爵关内侯”（《三国志·文聘传》）。文聘所领为新占领的江夏北部，驻军石阳。
赵俨所督章陵方向的七军，“与安、随一带的文聘部会合后，可顺着江汉平原北缘、大别山西南麓的低山丘陵向东南方向移动，到达夏口北面，屯驻大别山南麓缓坡地及长江等水系冲积而成的二级阶地上。两路兵马汇集之后，便形成从北、南两面对夏口的夹击之势。”（张靖龙《赤壁之战研究》第297页）
这是荆州的第一次大规模拆分。
然后，曹操给孙权写了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