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西方对中国的理解
近日，美国众议院以415票对0票，全票通过决议正式取消了中国“发展国家的待遇”，承认我们是“发达国家”。
目前我们的人均GDP尚没达到13000美元，仍然与发达国家守门员如希腊2万美元还有一段距离，按照我们的经济增速，估计十年后可与之看齐，未来十年是最为关键的十年，
早在2019年默克尔访华可知，当时德国经济正面临严重的衰退。默克尔带着一大批德国企业家来到中国，谈论经济合作。坦率地说，在这个特殊时期，德国要求中国。然而，默克尔在许多中国人面前发表如此批评性的讲话是不寻常的。
默克尔的言论实际上代表了西方社会的共识：中国已经很富有了，你不应该被视为发展中国家！你们必须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这种理解正确吗？
如果我们不带任何偏见，站在西方社会普通人的立场上，这种理解似乎是正确的。
在西方公众眼中，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我想列举一组消费数据：
美国每年购买1400万辆汽车，而中国拥有2800万辆汽车；
中国人每年消费全球50%的智能手机；
中国每年消费全球60%的奢侈品；
星巴克最大的市场不在美国，而是在中国；
中国的空调普及率高达60%，高于欧洲；
中国的人均居住面积为36平方米，在欧洲也可以排在前五位。它自己的房价远远超过了欧洲；
中国每年出国人数为1.3亿人次，相当于德国和法国的总人口。离开这个国家的中国人席卷了各个国家的购物中心，他们在奢侈品商店购买了高价包。
这些数据是真实的，不能伪造。
因此，西方社会有之前的共识，也有默克尔含蓄的批评。
我们不应该低估西方社会的共识。这种普遍共识很容易导致人们对中国产生非常糟糕的看法。最终，它直接对西方的政策产生了负面影响。
那么，这种对西方社会的理解正确吗？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他们所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
02 中国的社会结构
中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十分不平衡。从人群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社会阶层大致是“工“形状结构。
顶部的“一”（工）拥有4亿人口，主要生活在一级和二级城市。属于中国的中产阶级。他们有车和房子。他们创造了中国中高端商品消费的奇迹，包括全球60%以上的奢侈品消费，全球50%以上的汽车消费，以及中国的高端住房消费。这一群体分享了改革开放和城镇化进程中的大部分红利，也有义务向农村和落后地区转移支付。
西方社会所看到的消费数据就是由这群人创造的。
中间有1亿人（工）, 主要生活在二、三等城市。他们的收入介于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之间。如果你努力，你可能会进入中产阶级。如果你放松，你就会滑到下层。
在底层，有9亿人处于“工”, 主要生活在农村、乡镇和欠发达的小城市。他们的收入不高，但他们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由于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他们很难享受到经济快速发展的红利，但他们可以享受到国家扶贫和转移支付的政策红利。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如此复杂的社会结构。4亿以上人口基本上达到了发达国家的门槛，9亿以下人口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1亿中间人口正在拼命挣扎。
庞大的人口基础、复杂的社会结构、不同人群的利益冲突和诉求，给国家治理带来了问题。
我国已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庞大的人口基础、复杂的社会结构、不同人群的利益冲突和诉求，给国家治理带来了问题。
我国已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主要面向以下9亿人。
让我们列出一组消费数据，并将其与上面的4亿人进行比较：
这9亿人从未乘坐过飞机；
他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每月只有400元人民币（56.41/50.37欧元）。
近6亿人将无法或永远无法使用互联网。
我们的网络舆论场基本上属于上面4亿人的声音，下面9亿人属于沉默的大多数。
我们的国家和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国际压力，坚持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因为我们必须考虑到9亿人民，把国家的资源更多地留在国内，让我们摆脱困境，而不是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赢得西方社会的认可。
根据目前的国际共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待遇有很大不同，包括世界银行，发展中国家可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款贷**中获得优惠利率，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关税优惠，在国际邮费中获得补贴。
总之，承担更少的责任，获得更多的权利。
03 国家的意志
过去，总是有一件众所周知的传言，说我国的巨额对外援助，不管本国的穷人，在协调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对中国新闻的各种误解时，是非常令人困惑的。
事实恰恰相反。
我们的国家对普通人来说是最友好的国家；我们的执政*党**是对普通人最真诚的政*党**。
为什么？
看看我们所做的扶贫战争，通过行政、商业、金融、教育和医疗向贫困人口投入资源。
在贫困地区修桥修路，为穷人提供水电，改造危房，补贴医疗补贴，教育各种绿色通道，这些都是我们为穷人做的事情。执政*党**的干部也住在一个村庄里。
无论在这一过程中投入了多少人力和物力，投资都将直接根据金额进行计算。在过去的几年里，为穷人提供了10万亿元的直接和间接投资。
你知道这10万亿意味着什么吗？
这些都是沉没成本。
对穷人的大部分投资都是沉没的投资！
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看，对贫困地区的投资不仅效率极低，而且几乎不可能产生合理的回报——从做蛋糕的角度来说，这么大的资源应该放在“工作型”的社会结构上。高于产出的“一个”收益将远远大于直接交付给低于产出的“另一个”的收益。
如果你是统治者，你会做出什么选择？世界上99%的国家选择将资源放在上面的“一个”，金字塔的底部变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以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为例。给孩子吃的效率要比给老人吃的效率高得多。因此，在西方发达国家，抚养孩子可以获得更多的国家福利。
例如，日本最近宣布了一项政策，即儿童从幼儿园到小学和中学都是免费的。他们在家里可以得到相当于每月1000多元的“工资”。这些都是政府财政账单，但价格是全民消费税提高2%。全国人大制定法律的依据应该是什么？
如果我们基于“一”的类型，我们的法律应该更接近欧洲；如果我们以“一”为基础，我们的法律将更接近非洲。
欧洲的社会治理和非洲的社会治理是两回事。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相互兼容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归根结底，我们的法律往往具有这样的特点：法律规定非常灵活，法律标准模糊，口袋条款很多。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功能？
原因很简单。只要它是一部统一的国家法律，它基本上就是一项指导原则。它的着陆很差。它只能由当地执法官员根据具体情况执行。因此，法律规定的灵活性实际上是执法者有更多的自由裁量权。
这种谨慎是最受批评的。首先，自由裁量权太容易滋生腐败。其次，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种自由裁量权很容易导致不同司法管辖区出现不同的案件。
为什么法律职业是最容易了解的？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的法律职业被称为律师或大学教授。首先，从阶级的角度来看，它属于工作类型之上的“一”。从中产阶级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法律相对滞后（因为它照顾到了下面的“一”，然后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一些落后的地方在执行这些“滞后法律”方面存在问题，司法部门往往会扩大他们的自由裁量权，这是著名律师所描述的。对于典型的“人治”
那么你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众所周知的处方是参与西方制度，参与投票政治和地方自治。与美国一样，每个县都可以根据当地情况独立制定自己的法律。
听起来不错，不是吗？
但这个处方有很大的问题。由于中国巨大的地区差异，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平衡不同地区的利益——通过强制性转移支付来平衡地区差异，地方权力扩张的后果是分裂。
分裂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巨大的冲突，这不仅会导致生产力下降，对普通人来说也是一场灾难。有语云“宁做太平狗，不做乱世人！”
1991年，苏联解体，分裂出来的东欧国家迅速成为西欧的经济殖民地。独立产业彻底失败，生活水平严重下降。在西欧，男人变成了移民工人，在西欧，女人变成了*女妓**，乌克兰实际上沦陷了，号称欧洲的子宫。
苏联解体后落后的普通苏联人民
即使在基本完好无损的俄罗斯，由于社会动荡的停滞，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急剧下降。从1991年到1999年，俄罗斯人口的死亡率急剧上升。
根据一些学者的说法，俄罗斯在这十年中的死亡人数比苏联解体前的正常死亡率多出500万。俄罗斯的总人口只有1.3亿，500万除以这个分母是4%。如果中国解体，按照14亿总人口计算，5000万人将不得不为分裂买单。这就是为什么我坚决反对众所周知的处方，坚决反对西方制度的根本原因。
05 我们伟大的目标
回到前面的话题，中国的社会治理主要是由于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城市人口为8亿，农村人口为6亿；城市人口只有4亿才能达到中产阶级，另有1亿人正在拼命攀升。下面有9亿人难以分享经济发展的红利。
巨大的阶级分歧和复杂的利益冲突对州长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如何做？
归根结底，我们必须继续提高生产力水平。通过产业升级，我们将在全球经济体系中获得更多红利，同时为社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然后继续提高城市化率，将更多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
如果城市人口能够达到10亿人，其中70%能够达到中产阶级，那么社会治理就会容易得多。如果城市人口能够达到12亿，其中70%能够达到中产阶级，我们将成为一个强大而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