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四二年三月（明正统七年二月），国子监祭酒李时勉（明永乐二年进士）上书皇帝，称自己对于目前那些「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的作品，于市井坊间流传泛滥的忧心。他特地举出一部名为《剪灯新话》的怪诞、情*小说色**作为例证。 这部小说的序言作于一三七八年（明洪武十一年），并且于一四二零年（明永乐十八年）重新刊行。不巧，很可能是因为有国子监学生在读这部小说，使得李时勉见到该书的抄本，这使他相当不悦，李时勉并未清楚说明这部小说犯忌之处何在，只是含胡指出该书内容的不得体。
李时勉（1374-1450），官至国子监祭酒，禁《剪灯新话》
令他更为忧心困扰的，看来并不是这部小说本身，而是小说的读者群，因为他描述说：「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在李时勉看来，这绝非受过高等教育的文人学士所应有之举，他还悲观的想像，事态如再这样发展下去，将会产生骨牌连锁效应：「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 李时勉（1374-1450），官至国子监祭酒，禁《剪灯新话》。究竟什么才算是「邪说异端」？而一位学者在被认为偏离「正学」之前，又有什么样的门坎限制，能够对其发挥拦阻作用呢？对此，李时勉没有详细的解释，而我所过目关于十四、十五世纪书籍检查的奏折，也同样语焉不详。从儒门正宗的严肃观点来看，李时勉想必会觉得自己这番主张其理自明、无须多加解释；然而正如我在别处地方曾经讨论过，儒家思想当中并没有*压打**轻佻、标新立异主张的传统。
自然，也不是所有的书籍都承载了正道，宋儒程颐曾经针对和他同时代的若干十一世纪著述发出警告，认为不好的作品足以「损道」，浪费时间去读这些著作，将会荒废学业；可是，儒家士大夫并没有因此更进一步，赞同国家应取缔这些书籍。倘若阅读使「道」有损，错在读者，而不在书籍；如果读者的偏差需要被矫正，责任在其师长，而不在国家。 可是，此时某些明代的官员却想把国家给拉进来，动用国家的资源来追查那些他们认定有问题的书籍。李时勉正是如此，他要求礼部，训令派驻各省的御史去搜缴《剪灯新话》：「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从两层意义上来说，李时勉的这项要求显得极不寻常。
首先，明代并没有合适的国家监察机制执行这类任务，由于现有体制内欠缺反映、回报此种事项的程序，各省官员们在不能确定自己努力办理此事是否能获得回馈、甚或得到朝廷的重视之时，还能够带着热情来执行此项任务，着实让人怀疑。因此，当皇帝的阁臣将李时勉的奏折发交礼部讨论时，礼部尚书的回复意见就带着一种小心和审慎，认为这样的训令「切理可行」。但是，这道训令发出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在现存的史料记载中并没有交代。 李时勉说「问罪如律」，显然是要藉由诉诸《大明律》来支持自己奏折中的建议，不巧的是，《大明律》实际上并没有图书检查的条款。官员们如果一定要惩治《剪灯新话》的持有人或贩售者，可以在《大明律》里找到两处类似的罪名。头一处出现在「礼律」部分，即禁止民众持有朝廷专用器物，如玄象器物、天文图谶、历代帝王图象、以及金玉符玺等。该条款十分逗趣的，以朝廷时常出现的循环论证方式，禁止「当禁之书」。这种循环论证说明，如果不是《大明律》的制定者当初有意将这类罪名模糊化，就是更为简单的表明，该条款的适用性是不言可喻的，因为皇权的神圣与正当性是无论如何都不得冒犯的。既然天象向来总是潜在地与政权合法性相连接（在欧洲也是一样），任何解读这些天象的途径管道，诸如占星器物、天文图盘等，都在禁止之列。
不过，一直要到1740年《大清律》修订之时，印刷、商业流通等问题才正式跃上台面。法律细则中明确地举出「刊刻」（出版者）、「传播」（散布者）、「坊肆」（贩售者）和「刻印」（印刷者）等字眼。当朝廷准备要查禁某一部书籍时，上述与这部书籍相关的人等，就可能会遭到惩处。法律条文的更动，总是远远落后于社会变迁的脚步，甚至还落在法律实践的后面。对于那些想要动用国家力量取缔违禁图书的人，他们注意到印刷所引来的问题，应该不需要花上四个世纪的时间。当李时勉在奏折上主张按照《大明律》对那些「印卖及藏习」书籍者「问罪如律」时，显然已经对商业印刷造成的问题有所认知。《大明律》的制定者并未提到印书者及贩售者，但是李时勉却提到了，很可能正是由于那部1420年版《剪灯新话》带来的冲击，促使李时勉寻求以国家力量作为出面介入干涉的适当机构，从国子监学生手中，将这部小说收缴过来。
印刷技术的发达，使得原本不该接触如《剪灯新话》这样小说的人们，读到此类著作的机会大增。除了取缔学生手上的这种小说之外，还必须做一件事情，不多不少，就是那件事情。《焚书》与《藏书》明代图书检查最为知名的事例，莫过于言官张问达弹劾素有争议的思想家李贽（1527-1602），并导致后者自杀一案；此案经常被后世学者引用，作为明代实施图书检查制度的证据。1644年之后的学者，经常评论这个案例，他们赞扬张问达的攻击，认为这是对于明代思想误入歧途的一次公正审判，同时还将李贽当作是早于他之前即发生的明代道德崩溃之代罪羔羊，而明末的道德沦丧，最终造成国家的土崩瓦解。
在他们看来，李贽的著作有部分已经危害到中国文化的存续命脉，因此禁毁他的著作，并不是滥用国家权力之举。然而在另一方面，年龄只较李贽略为年轻一些的那个世代，尽管对李贽在北京所遭受到的待遇感到惊骇，却仍然拒绝向随之而来的图书检查服软低头。李贽在1570年代时开始有系统的批判儒家权威思想，当时他是一小群知识分子讲学结社当中的成员，这群人以南京为主要活动场所，锐意思索德行以及儒佛合一的可能性。李贽从*场官**退下来之后，逐渐开始怀疑以外在标准建立内心绝对道德判断的可能性。在他看来，所谓真理，并不是登载于儒家经典上的那些文字；人唯有透过良知内省，才能够求得真理。此后，李贽逐渐和之前往来的友人疏远，并且在1588年（明万历十六年）落发为僧。 不过他并未正式出家，而是以儒佛合一的居士身份度过余生。在一场论战过后，李贽终究还是被迫离开他位于湖广北部的暂时栖身处。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四月，当张问达（卒于1625年）上书弹劾李贽之时，后者正住在北京近郊（通州）、亦友亦徒的马经纶（1589年进士）处。在张问达向李贽提出的诸多指控当中，其中有一项，认为李贽的著作将会对年轻世代造成危害。
从1590年起，李贽就勤于将所着的文章、读书笔记和书信刻印刊行，并且广为传播流通，他为这些著作取了两个颇具煽动性的书名──《焚书》与《藏书》。张问达请求将这些著作如同其书名那样付之一炬。 李贽在为自己辩护时，承认「罪人著书甚多」，却辩称其全部著作「于圣教有益无损。」在气氛严酷肃杀的当时，李贽这番自我辩护，太容易被看成是虚诈的狡辩，我们可以从一位当时人的著作中感受到这种气氛。屠隆（154-1605）在其于1600年出版的《格言集》序言中提到，曾有一位友人提出警告，不要任由自己的著作「远播通都」。屠隆决定听从朋友的忠告，表示将著作「姑庋之箧笥」。可见，两年之后将李贽扫入监狱的这股图书检查寒流，同样也曾影响他人；不过李、屠两人仍然敢于公开宣称自己的著作中有若干具争议性的内容，从这一点来看，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著作会立即成为朝廷禁毁的对象。或许他们如此宣告，并不是有预感朝廷的图书检查将要降临，而是想要表达一种不受俗世所羁绊的思想自主。
朝廷是否真的认为屠隆和李贽的思想很危险？ 张问达在弹劾奏章之中，确实曾谴责李贽对儒家经典与孔子的批判和嘲笑，但是张对李贽批判的重点，在于李的行为，尤其是声称他和门下一位女弟子有不正当关系。这种人身攻击是张问达的弹劾背后带有政治意图的铁证。张的这一指控，涉及李贽门下一位身份特殊的弟子，即名臣梅国桢（1583年进士）孀居之女。当时，梅国桢正与内阁首辅大学士沈一贯（1531-1615）为首的*党**派（背后有宦官支持）发生冲突，而沈一贯正是张问达的政治后台。张问达在听闻李贽准备攻讦沈一贯的传言后，决定先发制人。然而传言并不确实。当时之人都认为李贽只是被牺牲的炮灰，梅国桢才是张问达要攻击的真正对象。人未尝不知此老之不能惑世，未尝不知此老之不能宣淫，提供李贽居停的马经纶，在他自杀之后不久即如此说道：然今日独恝然为此事者，其意不在此老也昭昭着也。
朝廷后来对李贽的判决是暂时处以缓刑，但是责令他将其书籍刻版焚毁。不过判决的诏令留在宫中迟迟未能发下，于是李贽宁可选择自我了结性命，而不愿面临被押解回乡的公然羞辱。历来对于李贽一案的讨论，大多聚焦于李贽思想的实质内容，张问达的弹劾在道德层面是否适切，以及思想冲突所涉及的本质问题。但是学者姜进相当具说服力的论证指出，朝廷之所以*害迫**李贽，并不是因为他的思想犯忌。李贽的各种主张或许引来不少争议，不过如果李贽谨慎地远离京师这一是非之地，通常朝廷不会去注意到他的思想。姜进因此做出结论，使李贽招祸上身的是他种种离经叛道的「异端行径」，非关离经叛道的思想：「正是由于李贽本人现身于京师近郊地区，使得朝廷有了对他采取行动的理由，而不是因为他的著作流传的缘故。」
这一论断很有道理，李贽离经叛道的思想，朝廷可以将其视为他个人的误入歧途，无须动用国家力量加以扑灭；但是我并不认为李贽刊行的著作与他所遭受的指控毫无牵连。试想李贽所撰著作，不但是承载其精神思想的实质载体，同时更是他个人身份的象征，能够将李贽的名声广泛散布到各地。 张问达就相当重视李贽的著作，特别指出李贽「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译按：李贽号卓吾）」之事实，以及「流行海内，惑乱人心」的后果。张问达的建议是这些著作「不可不毁」。如果这起书籍检查的案例实因李贽的行为而起，而非由于思想惹祸，则李贽积极将自己的著作付梓刊行，正也是他的离经叛道行为当中之一环。李贽著作的出版，虽然为他带来声誉，但是却也威胁到某些人的地位，使他们烦恼不安。 尽管张问达请求朝廷销毁李贽的著作，但是在此后的四十余年间，人们还是继续刻印、收藏和流通李贽的作品。若干李贽生前未曾出版的文章，于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集结成册，而且直接了当的以《续藏书》为名问世。编纂这部作品者不是别人，正是在南京学术界资望颇高的焦竑（1540-1620）。正如李维桢（1547-1626）在这本书的序言当中所说：「李卓吾先生没，而其遗书盛传。」在其序文之末，李维桢甚至还相当大胆的列举出所有与李贽有关联的著名人士。七年之后，御史王雅量再次请求禁毁李贽的著作，但这一次矛头所指还更进一步，除了李贽的著作，更包括流通散布其书籍的商业网络，要求「不许坊间发卖。」
官方对此事的反应和上次一样，似乎有些漫不经心，因为就在第二次针对李贽著作的禁令下达十五年后，钱启忠（1628年进士）又发起一场募款活动，欲敦聘宁波一家书坊重刻《李卓吾制义》一书，这本书是李贽以所谓的「八股」或「制义」撰写而成的科举应试模板集。虽然清代末季时，人们对于八股取士迭有批评，但是在晚明，李贽、钱启忠，以及当时知识阶层的其他人士，包括屠隆在内，却都不认为「八股」这种文体有何过错。 朝廷有令禁止李贽著作，钱启忠对此并非不知，因为在他倡议募款重刻李贽著作时，就曾提到「闻先生被逮时，当事者火其书，一切制义之在版者，以坏文体，并禁。」但是对钱启忠来说，此种禁令实在无关紧要，并不能改变他阅读、出版李贽著作的决定。「（卫道人士）甚欲埋其（李贽）名，而不能投其字于水火。」钱启忠如是欣慰的表示。 事实上，朝廷对李贽著作的禁令，在京师之外广受鄙视、嘲弄，这反映出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认为此种基于*党**争而起的决策，没有维护赞成的义务，更遑论因而感到恐惧了。 此事还有其他的象征意义，无论国家多么希望将某些书籍从公共领域中移除，只要坊间还继续刊印这些书籍，而读者也愿意购买，朝廷实际上难以阻止这些书籍的流通。从清代乾隆皇帝留下的丰富「*字狱文**」史料，就能清楚看出朝廷失去对民间书籍贸易的掌控，已经到了什么样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