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此文之前，麻烦您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文 |洪律法谈

编辑 |洪律法谈

基本案情

2015年1月12日，在山东省威海市万象城北门附近，因刘某停车阻碍杜某的车辆通行，二人发生争吵，刘某通过电话找来朋友张某龙，并让其看住杜某女婿郭某，他和杜某相 互推搡胸部。

先是刘某倒在地上，接着他又把杜某摁倒在地，并用手击打了杜某脸部后被拉开，双方起来后仍相互指责、争吵，杜某要求报警并上医院检查，刘某就和杜某大声 争执 ，突然杜某一蹲，侧身慢慢倒在地上，当 警察及120救护车 到达事发现场时，杜某已经死亡。

经中山大学鉴定中心鉴定，杜某存在口周围软组织小面积浅表擦伤，损伤程度轻微，属 非致命性损伤 ，体表其余部位及全部内脏器官未发现明显机械性损伤征象，应当排除机械性*力暴**作用致死。

鉴定意见为：“杜某符合因患导致急性心功能障碍死亡，其中，情绪激动、剧烈活动（如争执）等为加重心肌缺血的诱发因素”。

一审法院经审理，于2015年判决被告人刘某无罪；附带民事赔偿经济损失 16万元 ，二审法院经审理，于2016年判决原审被告人刘某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免予刑事处罚；附带 民事赔偿经济损失31万元。

本案争论的焦点

本案争议焦点是：刘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如果构成犯罪，其行为成立何种犯罪？

观点一认为：刘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部分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刘某与杜某的相互推搡、击打是导致杜某发病死亡的诱发原因，刘某行为与杜某死亡结果之间存在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但刘某与杜某在发生争执前素未谋面，应认为刘某不知道杜某患有心脏疾病，主观罪过方面 不是故意或过失 ，而是无法预见其行为可能导致杜某发病死亡。

因此，刘某只对杜某受到的轻微伤负责，其死亡结果属于意外事件，刘某 不应承担刑事责任 ，另外，也有部分人主张刘某的行为与杜某的死亡结果间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因而刘某不应承担刑事责任。

观点二认为：刘某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致死）罪，由鉴定意见可知，杜某自身的疾病是其死亡的直接原因。

但刘某与其发生的争吵、推搡及相互击打不可否认地诱导杜某的身体发生变化—— 急性心功能障碍 ，导致杜某死亡，可见，杜某并非自身原因 促发疾病死亡 ，据此可以得出：刘某的打击行为属于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必要条件，二者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在行为人主观方面，刘某有伤害杜某身体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伤害杜某身体的行为，因此，刘某实施了故意伤害杜某的行为，但对杜某的死亡结果存有过失，其行为构成 故意伤害（致死）罪。

观点三认为：刘某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刘某是成年男性，具有一定认识能力，应当能够预见自己的打击行为具有可能造成杜某（中老年人）受伤或者死亡的风险，却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在客观上导致杜某因情绪激动及 剧烈活动 等诱发 急性心功能障碍死亡。

轻微伤致死案件的认定方式

（一）轻微伤致死案件的因果关系认定

在归因阶段，根据“条件说”确认事实因果关系，分析、查证对结果的出现起到不可缺少作用的因素，并寻找具体确定的因果关系链条，再归责阶段，分三步进行分析、评价：

首先，判断行为人行为是否制造或升高了不被法律容许的风险；其次，判断危害结果是否被上述风险能动实现；最后，通过 逆向思维筛选 出案件里是否具有“归责阻却事由”。

这里所说的“风险”判断虽然需要与“相当性”采取同样标准，但只作为确认因果关系中的一个环节，仍旧 降低了抽象判断 的影响，即“风险”判断应当借助一般社会日常生活经验，结合具体案件中的 主观表现、行为特点 等进行一致评价。

判断“归责阻却事由”应当结合行为人的主观认识状态，保证主、客观构成要件的统一；主观认识可以采用可预见性为判断基础，即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所引起的危险范围能否包括危害结果的发生，且引发特定的危害结果是否符合自然运行规律。

在此还需说明，实务工作中的案件情况 纷繁复杂 ，对于案件的解决仍然需要法律实务工作者结合实际情况并 积累丰富经验。

（二）轻微伤致死案件行为人主观罪过认识的认定

对轻微伤致死案件进行主观方面判断时，判断行为人对发生危害结果是否应当预见是难点与关键，在这一问题上，笔者支持 主客观相统一说 。

“主观说”的优点在于考虑到了 个体的能力问题， 因为社会上的任何个体都会因为年龄、教育及生活环境等方面的不同导致其预见能力各不相同，以行为人本人的能力和水平为准，对行为人来讲达到了实质公平，符合罪责自负原则。

不足在于司法实践中无法操作，司法实务工作者并非全知全能的神，在采用主观说评价他人的预见能力时也会加入自己的 主观判断 ，这样就会导致具有不同经验、常识的司法实务工作者对同一个行为人的预见能力做出不同评价，可能导致刑罚适用 不公平、不合理。

“客观说”的优点在于统一了衡量标准，达到了形式公平的效果，不足在于这种 衡量标准 也具有极强的主观性，因为对于社会普通人本身就是一个主观判断，进一步判断出统一的能力和水平更是十分抽象，操作困难且 难以客观 。

另外，“客观说”忽略了“主观说”的优点，对于行为人的个人能力有所忽略，对预见能力弱者过于严苛，对预见能力强者过于放纵，可能导致冤枉或纵容行为人的后果。

我国学界通说是“主客观相统一说”，在对预见能力进行判断时应当 综合考量行为人自身特征及行为时的客观环境因素。

该学说优点在于延续主观说的实质公平内核，在主观判断的同时加入客观证据进行佐证，不笼统将衡量标准固定，而是结合客观环境确定行为人本人于行为时的 实际预见能力 ，于具体案件里，可参考以下三个步骤进行判断：

第一步，根据 社会普遍常识 进行判断，普通人是否能够预见案件中最终出现的危害结果，若普通人能够预见案件中打击行为导致的危害结果，便应当推定行为人在这一步骤是能够预见的，至少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反之，就推定其在这一步骤是无法预见的，可能属于 意外事件。

在此过程中，应综合考虑被害人的 年龄、性别、身体状态 （如肥胖程度、冒虚汗等）、精神状态（如萎靡不振、神情恍惚等）、 运动能力 （如步伐缓慢等）、 行为人打击幅度 等进行综合考量，可通过专家评估、调查问卷等方式得出相关结论。

如前述案例中，被害人杜某年纪偏大，行为人刘某的行为虽然 打击力度不强 ，但持续时间较长，容易对杜某这个年龄段的人造成机体功能大幅度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认为刘某的行为导致的危害结果是普通人能够预见的，推定刘某能够预见，至少存在 疏忽大意 的过失。

第二步，根据行为人自身特征判断其实际预见能力。

在社会生活中，能力、经历、知识储备不同的 人比比皆是 ，即是在普通人可以预见的情况下，可能也存在一部分人会因缺乏知识、经验、技术或认识障碍等无法预见的情况。

针对这部分人，在判断预见能力时需要根据他们自身特征，以其本人的预见能力为准，需要强调的是，若主张行为人不具有普通人的预见能力，应当由 本人、法定代理人、辩护人 等提出辩解并举证说明，由法官进行判断。

第三步，考察是否存在有碍于行为人充分发挥其 预见能力的因素 ，如案件发生时的客观环境等。

某些特殊情况下，比如夜晚、雨天等会影响行为人对于被害人年龄、身体状态、精神状态等方面的判断，降低行为人的预见能力。

因此，“确定能否预见的标准，必须综合具体行为人的实际预见能力和行为时的具体环境进行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实事求是地判断行为人在行为时对于危害结果的发生是否具备预见能力，这是主客观相一致说的必然要求”。

关于本案的认定

综上所述，在前述案例中，欲确认行为人刘某的 刑事责任 ，应首先评价其实施的打击行为的性质。

单从基本案情来看，刘某实施的行为包括推搡胸部、摁倒在地、用手击打脸部以及指责争吵等，结合 “损伤程度轻微” 的鉴定意见，可以认定刘某的行为属于 殴打行为 ，其次评价刘某行为与杜某死亡结果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在“归因”阶段的判断中，虽然杜某的死亡结果是由于自身疾病引起，但刘某的行为与结果有关联，是引起疾病或加快其发展的关联因素，其对最终杜某死亡结果的出现起到不可缺少作用，因此应当在 “归因” 阶段肯定因果关系的存在。

而后进入“归责”阶段， 分三步 进行分析。

第一，行为人刘某实施的行为确实制造了不被法律容许的风险，即对被害人杜某实施了殴打行为，这一行为也直接造成了杜某受到 轻微伤害。

第二，杜某的死亡结果虽然直接原因是 自身突发疾病 ，但这一原因的存在是被动的且尚未能自发地转化为主动原因，由于刘某的殴打行为导致其由 被动转化为主动 ，因此杜某的死亡结果是被刘某制造的风险能动实现的。

第三，结合刘某的主观认识状态分析，本案中不存在 “归责阻却事由” ，原因在于考虑到被害人杜某已为人岳父，年纪偏大，容易伴生一些中老年疾病，行为人刘某的殴打行为虽然力度不强，但持续时间长，容易造成杜某机体功能 大幅度下降 ，应当认为刘某的行为导致的危害结果是普通人可以预见的。

该案件中不存在阻碍刘某充分发挥其 预见能力 的情况，刘某作为有正常工作的成年人，在未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实际预见能力低于普通人的情况下，应当推定刘某可以预见危害结果的发生，至少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结合上述判断，刘某的行为构成 过失致人死亡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