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通过探究古希腊悲剧的起源，得出了在古希腊悲剧中，日神、酒神精神的二元对立关系的重要作用，并进一步提出酒神精神是悲剧的根本。这是尼采美学思想的关键所在，也是其悲观主义哲学观之所以区别于前人的重要体现。虽然其中不免有一定的形而上学因素，但至少体现出一种激昂的人生态度，一种对人生意义的执着追求。
尼采
《悲剧的诞生》是尼采的第一部著作，也是他唯一的一部较为系统的美学著作。在此书中，他所有的理论基础源自两个既联系又对立的根本性的象征：日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日神表现为“梦”的幻景和美的外观。代表日神精神的典型艺术是造型艺术。酒神则借“醉态”体现为狂热、高涨和忘我的状态。代表酒神精神的典型艺术是非造型的音乐艺术。
悲剧的诞生
尼采把艺术看成一个矛盾统一体，认为正是日神与酒神这一对矛盾的对立与统一构成了艺术的本质和生命。正如他书中所写的：“在希腊世界里，按照根源和目标来说，在日神的造型艺术和酒神的非造型的音乐艺术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对立。两种如此不同的本能彼此共生并存，多半又彼此公开分离，相互不断地激发更有力的新生，以求在这新生中永远保持着对立面的斗争，‘艺术’这一通用术语仅仅在表面上调和这种斗争罢了。”可见，在尼采的思想中，艺术的根本就在于日神与酒神的对立统一、相辅相成。
尼采
正是从日神、酒神的二元性及其统一性的这个思路，尼采在书中主要做了如下三个层面的分析：
一、 梦和日神艺术：
“每个人在创造梦的世界方面都是全能的艺术家，而梦的世界的美丽面貌又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前提”。梦呈现为幻象和梦象，并通过“外观”显示出来，例如雕塑、史诗、绘画。他们也就是日神艺术的代表，“壮丽的神的形象首先是在梦中向人类的心灵显现，伟大的雕刻家是在梦中看见超人灵物优美的四肢结构”。“日神，作为一切造型力量之神”，“是光明之神，也支配着内心幻想世界的美丽外观”。
日神阿波罗雕塑
尼采认为“醒无疑是最可取的生存态度”，但现实生活常常使人痛苦，因此就需要“一种壮丽的幻象，以美的面纱来罩住生活的容貌，使它似乎还有值得人们眷恋的一面。在静观中，人们忘记了白昼、现实以及迫人的忧患，心满意足地梦下去，而不去追究世界和人生的真谛，也不去领略现实的痛苦状态”。
二、 醉和酒神艺术：
酒神狄奥尼索斯
尼采认为以醉为特征的酒神艺术是一种“高涨的激情”、“炽热的生活”、无节制的滥饮狂欢、最大限度的放纵。这与日神艺术中“适度的克制，免受强烈的刺激”、“大智大慧的静穆”的特点完全不同。酒神精神主要体现在非造型的音乐艺术之中。“在酒神的魔力之下，不但人与人重新团结了，而且疏远、敌对、被奴役的大自然也重新庆祝她同她的浪子人类和解的节日”。“在世界大同的福音中，每个人感到自己同邻人团结、和解、款洽，甚至融为一体了”。
酒神的雕塑
然而，这种快感不仅是停留在外观世界的，“痛极生乐，发自肺腑的欢喊夺走哀音；乐极而惶恐惊呼，为又有千古之恨悲鸣”。因此，除音乐外，希腊艺术史上的抒情诗、民歌也属于酒神艺术的范畴，他们都深入到了人们的内心层面。
概而言之，日神艺术与酒神艺术相比较，前者沉湎于外观幻象，后者则破除外观幻象；前者以美的面纱使人留恋人生，忘却生活的痛苦，后者则直视人生的悲剧性，变生命的痛苦为生命的愉悦。
三、 酒神精神是悲剧的根本：
尼采分析了希腊悲剧的起源，从而对悲剧的实质作出这样的结论：“希腊悲剧在其最古老的形态中仅仅以酒神的受苦为题材，而长时间内惟一登场的舞台主角就是酒神。但是，可以以同样的把握断言，在欧里庇得斯之前，酒神就一直是悲剧主角，相反，希腊舞台上一切著名角色如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等等，都只是这位最初主角酒神的面具……从这位酒神的微笑产生了奥林匹斯众神，从他的眼泪产生了人。在这种存在中，作为被肢解了的神，酒神具有一个残酷野蛮的恶魔和一个温和仁慈的君主的双重天性。但是，秘仪信徒们的希望寄托于酒神的新生，我们现在要充满预感地把这新生理解为个体化的终结，秘仪信徒们向这正在降生的第三个酒神狂热的欢呼歌唱。只是靠了这希望，支离破碎的、分裂为个体的世界的容貌上才焕发出一线快乐的光芒。”
希腊古剧场
可见，悲剧的内在本质就是酒神精神的再生。尼采充分肯定了生命的意志，认为在人们面对痛苦和不幸时，悲剧就是一种“最甜蜜的残酷之酒”，酒神精神成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安慰。有了酒神精神，悲剧艺术才能把现实、人生的痛苦转化为一种深沉的快慰，才能用生命力的蓬勃旺盛战而胜之。
叔本华
尼采之前，叔本华的直觉主义哲学观影响广泛。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中，他提出了悲观主义的人生观，认为人生是痛苦的，生命意志是一种盲目的冲动，应该对其进行否定，放弃欲求，通过艺术感受生命的虚无，暂时摆脱人生的痛苦。
尼采接受了叔本华人生悲剧的哲学观点，但并不止于此，他努力探索生命的意义，力图战胜人生的悲剧性。他的哲学在根本上也是悲观主义的，但不同于叔本华的纯粹消极的悲观主义，而是体现出一种激昂的情调。因此，他提出酒神精神，即用生命力的蓬勃旺盛战胜人生的悲剧性，这就是人生的意义所在。
参考书目：
《西方文艺理论史》，张秉真，章安祺，杨慧林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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