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外城的北城区的琉璃厂算是北京城的一条全国知名的文化街，那么昔日内城的隆福寺街，也可算是内城中的文化街了。现在我们一提到隆福寺，可能首先就会想到的是隆福寺庙会，的确，在老年间的时候，全盛时期可是能“一日能消百万钱”的啊。
隆福寺曾是朝廷的香火院之一，成为京师著名的大庙会。因坐落在东城，与护国寺相对，俗称“东庙”。清代，旧历每月逢一、二、九、十开庙，1930年改用阳历一、二、九、十开庙。每逢庙会，人流如潮，附近王府居住的贵族、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外国人、贫苦市民和近郊农民都来赶庙会。在这里可以买到各式各样的土特产品，可以吃到多种北京地方风味小吃，可以看到北京的民间戏曲。而就在这熙熙攘攘之中，隆福寺还有着书市，长期从事着旧书业。说起这旧书业的事来，就只有求助于老人们的回忆了。根据他们的所见所闻，我们才能还原一个完整的隆福寺旧书业的状况。几位老人当中还有着当年的旧书业的学徒，从小就生活在隆福寺街上，对这段历史还是记忆犹新的。他们的回忆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和现在又有着不同。
老年间还有着科举的时代，北京的书市那可是进京赶考的考生们经常去的地方。这些考生们如果考中了进士，并得以作了京官，也总是爱去书市逛逛，买点书籍或字画之类的；那些考不中的在返乡之前，也往往要去书市卖掉一部分书，以便轻装上路。相传，有江西某位考生来京会试不第，便在京城内设肆卖书营生，三年后再应试，不过呢，许是因为命不济吧，一连三次应试都不中，无面目回乡，只好在京长期落户，经营书业，以后同乡来投者日多，便形成了书业中的江西帮。此外，北京经营书业的还有来自于河北省南宫、束鹿、冀县等地的人士，他们又形成书市中的河北帮。江西帮与河北帮都曾在京建立过书业行会，并曾分别在和内文昌馆和火神庙建立了碑记。在隆福寺街经营旧书业的基本上是河北帮，只有个别户是江西人经营。
据清代乾隆年间李南涧(字文藻)的《琉璃厂书肆记》中：“城内隆福寺街，遇会期多有卖书者，谓之赶庙，散帙满地，往往不全而价低。”但未提到书店，只谈到摆摊卖书。
隆福寺街的书店最早开业的是三槐堂，清道光年间开设；其次是聚珍堂等七家，清光绪年间开设；问经堂是清宣统年间开设的；宝文书局等二十七家则是民国以后开设的。
据说清光绪初年，“士大夫风雅相尚，书乃大贵”。（震钧《天咫偶闻》)当时南皮张香帅（之洞）有《书目答问》之作，供学生选购图书之用，那是书业兴旺时期。到光绪末年，国势不稳，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文化遭到空前浩劫，隆福寺街旧书业也因之衰败一时。
民国初年，除文人学士外，参众两院议员和一些军阀官僚，也争相购买图书。他们有的确属爱好，有的则为了装点门面，冒充风雅。如袁世凯之子袁克文等，也广购宋版精本，于是，集部书籍价格大涨，书业获利甚丰。民国十五、十六(1926年、1927年)年间，北京图书馆成立之后，大力购买清代*书禁**，外国人喜研汉学者和国外一些文化团体如日本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等，也纷纷来华搜购经史考据之书，如：《皇清经解》等，一次就购数十部，燕京大学还曾出重资收购明清两代的地方志等书，大部分运交美国哈佛大学、国会图书馆等处。
当时隆福寺街的书商如文奎堂、文殿阁、修绠堂等经常为外商搜购图书，使大量珍贵古籍外流，实堪痛惜。由于当时市内旧书供不应求，各书店还大批派人去外埠收购。在1921年至1936年间，可说是私营旧书业的“黄金时代”。——然商人逐利，自可大饱中囊，老祖宗的珍贵书籍却流失海外，一去不复返。诚令人扼腕！
1937年日本侵占平津后，书业又趋衰落。1941年后，日本在北京的侵华机关和伪地方政权相继建立，随即开始收买图书资料，连汉奸王揖唐等人也大量搜藏古籍，因之书业尚能喘息一时，勉强撑持营业。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挑起内战，直到北平解放前夕，是书业最困难的阶段。那时，书价大跌，一斤旧书还换不到一斤玉米面。书商为了维持生活，有的曾将《大清会典》、《七省方略》（现价均每部万元）、局版《九通全书》等论斤卖掉，成为造纸原料。
北平解放后，人民政府曾拨款抢救图书，收购了一批古籍和地方志，免当废纸毁掉。1953年以后，国家机关和各大学的图书馆以及研究单位，开始大量收购图书资料，于是书业又兴盛起来。
1958年，隆福寺街旧书业共有十二家参加了公私合营，以后并入中国书店。目前，仅在前修绠堂原址保留一处旧书收购点，其余门市部已全部撤销。
在旧社会，每当战乱过去，社会趋于安定，文化教育事业兴旺之际，隆福寺街的旧书业就复苏、发达起来。狭窄的街道两旁，书店鳞次栉比，学士、文人、藏书家、科学家等，络绎不绝。他们或专程去买书，或公余、饭后，信步逛逛书店，随意浏览、翻阅。各家书店门内，大都站着一个年轻的学徒或伙友，恭恭敬敬地迎送顾客。
偶有知名的学者或老主顾去，店主还要烟茶招待，让学徒在一旁侍候。机灵的学徒边招待客人，边听他们谈古论今，从中学到一些文化历史及图书鉴别知识。旧书业的店员必须利用一切机会丰富自己的业务知识，提高文水平，只有这样，他们才有能力去摸清藏书家、学者、教授们的需要和研究项目，做到比较及时地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图书资料。
那时，各书店与许多知识界名人的关系至为密切，书店主动帮学者、教授们找书、买书，送书上门，节省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而书店的从业人员又可以从学者、专家们那里学到许多古书知识和比较、鉴别版本的知识，并通过他们的介绍扩大业务。双方都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因此，互称“书友”。
在旧时代，国家图书馆极少，即有，每天开馆时间也很短。因此，旧书店往往成为一些文人学士补充图书和参阅资料的重要场所。隆福寺街这块狭窄的天地，由于一些书店经营对路，服务周到，曾吸引过不少藏书家，如傅增湘、邢之襄、伦明、曹岳峻、甘鹏云、张元济等，和一些文化名人、大学教授，如阿英、向达、冯友兰、俞平伯等，他们都曾是隆福寺街各有关书店的常客。
据说，隆福寺街旧书店曾为文化界人士提供过不少有用的资料。仅以修绠堂一店为例，曾为郑振铎提供过许多带插图的文集，如带有李白画像的《李太白集》、肖尺木编的《楚辞图》等，对郑编写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很有用处；也曾为研究明清曲艺的满族学者傅芸子、傅惜华兄弟俩搜集到许多民间唱本，如“百本张”手抄唱本（其中有的是宫调小段)。此外，不少书店每周派人用包袱皮包上几十本书，骑上自行车去清华、北大等大学的有关教授家，挨门送书样，先留下供翻阅，如确属需要，下次去再订购、送书。这种经营方式，在公私合营初期还保留了一个时期。
隆福寺街旧书业从清中叶起，也曾长期经营过刻板印书的多。如三槐堂刻印满汉合壁书籍甚多；聚珍堂前后刊行过《书经》、《孙子兵法》、满文《圣谕广训》等二十余种书，还印过藏文、蒙文等书籍；文殿阁与燕京大学合作，刻印过一些外文图书资料，一些外国人为了适应帝国主义侵华需要，还通过文殿阁大量翻印我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史资料，如《契丹国志》、《皇明四夷考》、《辽东行部志》、《松漠纪闻》、《元史·外夷传》、《满洲实录》、《边略五种》、《靖海纪略》、《粤海关志》、《钦定蒙古源流》、《万历武功录》、《蒙鞑备录黑鞑事略》、《北虏风俗》、《蒙古律例》、《抚夷日记》、《大金吊伐录》、《大元仓库海运记·附元海运志》等，约四十部，远销海外。
据旧书业老从业人员葛鸿年不完全统计，隆福寺街一些书店从清光绪以后，刻板刊行的书籍约七十余种、五百余卷，印发册数已无法估算。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旧书业的高额利润问题。有句行话是：“三年不开张（不怕），开张吃三年。”有的私商用低价在外埠收购到的旧书，贩至北京，有时一转手就获利数十元、数百元。据隆福寺街旧书业一个从业人员了解，某店曾在山东济南小市上用废纸价收购来几张和尚用的《戒牒》，后卖给北京大学，作价百余元。
追求利润是过去私营旧书业开展经营活动的出发点，这和一切私营企业一样。隆福寺街旧书业有几家开设时间较长、字号较大的私营旧书铺，为了追逐高额利润，曾与旧政权（包括日伪政权)的文化教育机关和一些大官僚、豪绅世家往来密切，并极力巴结他们。因为这些大户不但大量买书，而且有时大量处理图书或印书出售，和他们来往，有大利可图。据说日伪时期，趁书价大跌，徐世昌家一次就到隆福寺街书店买了一万多元（大洋）的图书。修绠堂起家是靠北洋政府时期曾任交通部次长陶湘的资助，陶湘曾将自己不用的藏书数百卷让修绠堂代卖，并交给该店一千元现洋做资本开展营业，还请人刻印了宋元四十七家诗词交该店出售。日伪时期，修绠堂曾为日本临川书店和一些英美书商收购古书，获取大量佣金。
隆福寺街旧书业还有一种小书店，类似坐地行商。他们往往靠一间小门面、一张包状皮、少量本钱就开业，去外地用低价收购旧书，背回北京，以高价卖出，从中获利。小书店时开时关，经营很灵活。如个体户大雅堂，业主名李拔元（三友堂店员出身），他常常背一袋子小米去山西、山东的偏僻小镇，住上小店，自己起伙，边做饭，边收购书。有时，用一二角钱收来的书，带回北京就能卖几元或一二十元。他的书店虽小，有些文化界名人也去光顾，还不时发现好书。
过去，隆福寺街旧书业的学徒，多是河北省乡下的贫苦农民，一般学徒期限为三年。三年中，主要是做沏茶、倒水、扫地、买菜、做饭等零碎活，一天到晚，忙个不停。为了保住饭碗，普通学徒总是挤早晚时间学习业务，掌柜和师兄有的督促指导，大部分是不大关心，主要靠个人努力。业务知识首先必读张香帅（之洞）的《书目答问》，并抓时间看书架上的书名，记住某种书放在何处，以备给主顾找书。
还要记住各种书的卷数、著者姓名、几种版本，因为版本不同，书价各异，有时差价非常悬殊。要研究出书的版本，还必须学会鉴别各朝代纸张的性能和规格。如宋代纸柔软、清白，纸纹细密；元代纸粗糙，纸纹较宋纸稍宽；明代纸分为棉纸与竹纸两类，棉纸坚圆，耐拉有劲；竹纸以竹草为原料，纸色黄，纸质不坚易碎；清代纸最好的是开花纸、罗纹纸，纸质很好，其余如竹纸等较劣。要鉴别版本的年代，关键就在于对纸质的考究。
旧书业的“整理图书”是一门专业，包括修补、装订、查找、整理、上架、分类、保管等工作。在过去，学徒第一步就学修补书。后来，有些较大的书店，因业务忙，一般学徒就不学修补书了，设专人担任修补装订业务。目前，旧书业掌握修补、装订、整理技术的人员不多了。据说北京图书馆堆积的旧书很多，按现有的技术力量，几十年也整理不完，这将使图书长期积压，无法使用。
掌握旧书收购业务是从业人员必备的能力。为此要多记书名及其基本内容，熟悉各种版本，记清价格。学徒还需不断提高文化历史科学知识，调查各文化教育单位及专家学者的需要，才能把购销业务做活。修绠堂老店员张金阜从1938年16岁学徒起到1958年公私合营止，二十年间，利用业余时间记书名、记作品内容、记各种版本特点，边记边抄写，16开200页的本子，记了十二大本，足见其刻苦学习之一斑。
纵观隆福寺街旧书业的历史变迁，说明只要社会安定、经济文化事业复苏，旧书业就大有可为。它在藏书家、学者、读者之间，能沟通有无，而且还在修旧利废、刻板印书，满足市场急需等各方面，起过积极作用。往日，隆福寺街除十多家(多时二十余家)书店外，还有五家照相馆，五家花店，一家毛笔店（兼作坊）和三家影剧院，街上熙熙攘攘，人物荟萃，确有文化街的景象；如今，隆福寺街依然熙熙攘攘，行人无非是赶着看电影，逛百货商场，那里的文化生活设施，除两家电影院、一个俱乐部、一家照相馆外，旧书业只剩下一个收购点了。
笔者也曾经常去逛逛旧书摊，无论是首都的，还是出差在外省的，也的确淘换过几本自己心仪的书，不过书的价格却是逐年上升，可发一叹！如今网络发达，一般有点名气的旧书在网上就能找到，但很多书，或者是作者，没有那么出名的话，找起来就费劲了。随着网络文化的越来越发达，真正的旧书可就是越来越难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