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王象晋《群芳谱》刊行400周年,淄博市林保中心在山东理工大学学术交流中心举办了一场规模不小的学术座谈会,明清文学研究专家、山东理工大学教授张宇声,山东农业大学教授邢世岩,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樊守金,王象晋研究专家、山东理工大学教授巩曰国,《二如亭群芳谱》研究专家青岛农业大学副教授刘庆超等专家学者分享了各自的研究收获,向世人发出这样一个声音:《群芳谱》是一部具备广大学术空间的农学、林学巨著,值得引起足够重视和深入研究。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的兴与衰、强与弱,直接决定着古代国运、人口的变化曲线。秦朝统一时人口3000万,隋朝重新统一时人口6000万,这个数字跌跌涨涨,持续到明代初年。17世纪初,明代人口猛增三倍,达到2亿,至清代道光三十年(1850年),全国人口创造了4.3亿的新纪录,自此中国始终保持世界人口大国的地位。这其中,不能不包括农学家、植物学家的学术贡献。淄博市林保中心主任、著名学者李新庆先生说,翻开中国植物学史,《本草纲目》《群芳谱》《花镜》等植物学著作,把中国传统植物学研究推向高峰时期。其中《群芳谱》堪称17世纪经济植物学巨著。
有人说,《群芳谱》不是真正的农书,有人却说它集唐、宋、明各代盛行的谱录之大成,足以比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坦白而论,今人对王象晋《群芳谱》的研究,远不能与该书在历史上的贡献相称。
《群芳谱》及其作者王象晋
《群芳谱》作者是王象晋。王象晋是清康熙朝的诗坛领袖、刑部尚书王渔洋祖父。王象晋,字子进,又字荩臣,号康宇,又自号明农隐士、赐闲老人、好生居士、群芳主人等。万历三十二年(1604)考中进士,获三甲第50名,授中书舍人,后迁礼部精膳司员外郎、按察司副使、河南按察使、浙江右布政使。明末政局险恶,他不结*党**不营私,为官如清流,曾拒绝魏忠贤笼络而触怒阉*党**,为保晚节,70岁时毅然于浙江右布政使任上辞官归里,在明清易代之际挽家族于既倒、以图家声之重振。他身居官职时,曾时时不忘农本要义,经常下乡了解各种农作物的栽培技术,获取第一手农业资料。自1607年至1627年的20年间,王象晋大部分时间是在家乡经营农业,著书立说,如《剪桐载笔》《救荒成法》《三补简便验方》等科学典籍,其中,《三补简便验方》共收录800余药方,包括验方、单方等,治疗范围包括内、外、儿、妇各科,理法方药俱全、读来毫不费力,极有利于乡医为百姓治病。

王象晋
王象晋特别热爱种植花卉、果树、蔬菜等园艺作物,专门开辟了一块园圃“涉趣园”,名出陶渊明《归去来辞》“园日涉以成趣”之语意,自己动手,督率佣仆培育花木,试种农作物,自诩“日与二三野老优游郊园,对花木,观鱼鸟,饮酒赋诗”。遂有了用心10年,编撰出28卷40余万字的农业重要著作《二如亭群芳谱》(园圃中因有二如亭得名)。王象晋在《二如亭群芳谱》序中:“尼父有言,吾不如老农,不如老圃。世之耳食者遂哗然曰:‘农与圃小人事也,大人者当剂调二气,冶铸万有,乌用是龊龊者为。’果尔,则陈《豳风》者不必圣,爱菊爱莲者不必贤,税桑田树榛栗者不必称塞,渊侈咏歌哉。”
可见,所谓“优游郊园”,实则勤四体、分五谷,丰富积累农业生产知识。《群芳谱》绝非古代文人排遣愤懑、修身养性的雅玩之作。
《群芳谱》成书于天启辛酉,即公元1621年,是一部内容丰富的谱录。全书28卷,约40万字,分为元、亨、利、贞四部,按天、岁、谷、蔬、果、茶竹、桑麻、葛棉、药、木、花、卉、鹤鱼等分类为十四谱,记载植物达400余种,每一植物分列种植、制用、疗治、典故、丽藻等项目。《群芳谱》其流传甚广,版本众多。至康熙朝,清政府组织专人对《群芳谱》进行整理增充,命名为《佩文斋广群芳谱》,重编为一百卷,康熙皇帝亲自撰序文,刊行全国。
人力可夺天工,是《群芳谱》先进农学思想
贯穿《群芳谱》全书的是天、地、人“三才”理论,强调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物制宜的农业生产原则,明确提出人力夺天工的农学思想,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唯风土论”针锋相对,成为我国历史上较早提出反“唯风土论”的人士之一,强调了人在农业生产上的主导作用,形成了科学的农学思想体系。《群芳谱》强调农时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尽量做到不违农时,以达到预防农业灾害的目的。

《群芳谱》最突出的贡献,是在农业生产技术上相当丰富的成就。如稻、麦等粮食作物的栽培技术,果木的栽培管理和滴灌技术,麻、棉的整枝技术等等。滴灌技术到今天仍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灌溉技术之一。《群芳谱》讲到扦插无花果时说:“春分前取条长二三尺者插土中,上下相伴,常用粪水浇。叶生后,纯用水,忌粪,恐枝叶大盛,易摧折。结实后不宜缺水,当置瓶其侧,出以细蕾日夜不绝,果大如瓯。”日夜不绝细流的灌溉法,正是改进“置瓶其侧”而形成的现代滴灌法。王象晋第一次明确记载此法,对推动我国农业生产灌溉技术发展意义重大。
明朝既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灾荒频发的时期,又是人口大增长的前夜。

王象晋总结了许多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积极用于抗灾救荒。如针对常发的农业灾害,《群芳谱》提出了覆盖、烟熏、施肥等具体方法措施预防和应对霜冻灾害。《群芳谱》十分重视对救荒植物的记载,其目旨在使人们在发生饥荒时能够准确地辨别出可以食用的植物,从而救荒济饥。王象晋还试种刚刚进入中国的高产作物甘薯(地瓜),将自己试种的经验披露出来,包括种甘薯的最佳土壤、管理方法以及留种、育苗、繁殖技术、储藏等,都在《群芳谱》中做了详尽的记载。随后,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也引用了《群芳谱》的相关著述。因其高产和稳产,甘薯很快在华北地区得到推广种植。

甘薯又叫番薯,就是地瓜,最早种植于美洲墨西哥、哥伦比亚一带,由西班牙人携至菲律宾等国栽种。一般认为,陈益是中国引进番薯第一人。陈益是广东东莞虎门北栅人,明万历八年(1580年),他搭乘友人的商船从虎门出发前往安南(今越南)。到达后,当地酋长接待他们时摆出一道官菜,这道菜香甜软滑,可口外还能充饥,这便是番薯。1582年,他冒着杀身危险,收买酋卒,将薯种藏匿于铜鼓中,偷偷带回国,购置了35亩地,开始大面积种植番薯。遂成为“中国引种番薯第一人”。再即陈振龙。明时,多年在吕宋(即菲律宾)经商的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同其子陈经纶,见当地种植一种叫“甘薯”的块根作物,“大如拳,皮色朱红,心脆多汁,生熟皆可食,产量又高,广种耐瘠”。想到闽地山多田少,土地贫瘠,粮食不足,陈决心把甘薯引进中国。1593年菲律宾处于西班牙殖民治下,视甘薯为奇货,不准出境。陈振龙“取薯藤绞入汲水绳(一说缆绳)中”,躲过殖民者关卡检查,于1593年农历五月下旬回到福建厦门。番薯传入中国后,即显示出其强大适应力,无地不宜产量之高,“一亩数十石,胜种谷二十倍”(《群芳谱》语)。
陈振龙的五世孙陈川桂,在康熙初年把番薯引种到浙江,他的儿子陈世元带着几位晚辈远赴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广泛宣传,劝种番薯。据记述,陈世元在山东胶州古镇传授种植番薯的时候,亲自整地育秧,剪蔓扦插,到秋天收获,得薯尤多,于是一传十、十传百,竞相种植。番薯在华北地区便很快推广开来。清乾隆时期,官方提倡栽种,朝野上下积极推广,番薯很快在全国广为传种,并成为中国仅次于稻米、麦子和玉米的第四大粮食作物。300年后,中国人口从明初的6000万达到4.3亿之众,地瓜、玉米等舶来品种功不可没。
《群芳谱》与《农桑经》代表淄博历史文化中植物学与农学整体水平
座谈会最后,明清文学研究专家、山东理工大学教授张宇声总结发言。谈到,王象晋在新城王氏同辈兄弟中,论做官不如王象乾,论诗歌成就不如王象春,但他有特别的兴趣,写了《群芳谱》,显得与众不同,突出了他的历史地位,也丰富了王氏家族的历史文化贡献。没有《群芳谱》可能没有王象晋在今天的影响。王象晋深刻影响了王渔洋。王渔洋就出生生在王象晋曾在河南的官邸,从小接受不少爷爷王象晋的教育。王渔洋去扬州为官时,母亲告诉他这是你爷爷做过官的地方,不能辱没了爷爷的名声。在苏州看到《群芳谱》的第一次刻本,王渔洋把版权全部买回来,收为家族所有。

首先,《群芳谱》是一部以植物学为中心的著作,同时涉及多种学科,因为古人的学科是综合的,我们现在分的很细。我很赞成《群芳谱》是一部博物学著作的提法。所以《群芳谱》内容极为丰富与广泛,首先是植物学,通贯全书,所谓“群芳”,就是指各种植物,除了“鹤”“鱼”二谱外,其它全讲植物。第二,每一种植物,先讲异名,再讲植物形态,再讲其食用与药用价值,讲其种植方式,最后讲种植技术等,是一部深厚的农学著作,有“谷”“蔬”二谱,有“农时”,有“棉”谱,系统讲棉花的种植,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其他如“竹”“木”“花”“卉”等谱,也多与农业生产有关。书中多引《齐民要术》,是一部上承《齐民要术》,并与同时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相比肩的农学著作。第三,这是一部园艺学著作,如“竹”“木”“花”“卉”诸谱,都与园林植物有关。第四,它又是一部内容丰富的中药学著作,多次引《本草纲目》,也继承了《本草纲目》的内容,书中专列“药谱”一类,列53种药材,反映了作者对这方面内容的重视,中医药学造诣比较深,可以开方可以看病,可以说上承李时珍《本草纲目》。讲到许多植物时,多讲其药性,如“木”“花”“卉”诸谱,多讲其药用价值,讲治什么病,有何毒性,什么副作用等,保留了传统中药学的丰富内容,价值很大。第五,它也是一部民俗文化类著作,基础还是植物学,因为古人的文化修养,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会附着很多人文因素,还是有本末、有主辅的。涉及到与植物学有关的一些民俗信仰等,甚至涉及植物释名、作物起源、民谣农谚等,多用传统“阴阳五行”观点说来解释事物,多讲“气”等概念。这部书的目的就是“有备于日用”,就是有益于百姓事农、生活,有帮助,厚民生,在思想上是经世致用的,是切近民生的,很务实的,代表着明末的一种思潮,从“王学左派”到“前七子”诗学兴起转折时期的思潮,这部书有一定的文学性,很耐读,可读性比较强,前人称:“其文尤美盛矣”。书中在记载植物的同时,本身很有文采,引用了一些典故辞藻、古代诗文,引人入胜,可读性比较强,读来并不枯燥,也很有趣味性,有的可能反映了百姓的认识,比如银杏肯定开花,《群芳谱》记载银杏开花是二更天开,开后即落,人罕见之,可能有悖于真相。银杏分雌雄,雄树不结果,光种雌树不种雄树也不结果,但《群芳谱》记载,种一株雌树在水边,树的影子在水面反映出来,则树照样结果。荒唐归荒唐,在十七世纪人们就是这个认识。又说,你在雌树上凿一个洞,把雄树的一小块塞进去,用泥涂上,雌树可以结果。这是什么原理?用竹片紧箍树干,敲击竹片,银杏果便可以落下。记载银杏果皮的臭味也很生动。西瓜划破一点,在太阳里晒一会,吃起来格外凉。西瓜让猫踩过以后会全部变成沙瓤,信不信?书里没说种植过程中还是成熟以后被猫踩过。这是说书的趣味性。他讲西瓜很怕香,特别是麝香,如果有一头麝从地里走一走,整个瓜田颗粒无收。玫瑰性好洁,怕人尿,见尿即死。这些描述很新奇。

张宇声教授最后说,《群芳谱》是十七世纪的一部大著作,代表了当时的植物学认知水平,也代表了各学科当时的认识水平,其历史价值非常大。相关各学科都应该重视这部书,判断其历史价值,挖掘其现代意义,既作历史的研究,也作现实的应用。淄博市应该尤其重视这部书的研究,淄博有一个文化传统,从齐文化研究开始,科技内容比较丰富,这部书与战国时期的《考工记》、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到《群芳谱》,以及稍后蒲松龄的《农桑经》一起,都代表了淄博历史文化中植物学与农学的整体水平,值得我们骄傲,也值得我们研究,更值得我们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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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培国
淄博世纪英才外语学校执行董事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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