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秦始皇乃“千古一帝”，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伟大业绩，同时他又被认为是中国“暴虐之君”的第一人。因此人们对秦始皇的评价出现了“过好”或是“过坏”的两极倾向，逐渐形成了既包含勇敢果断、自信奋争，也包含了犹豫多疑、自卑迷信等正负两种极为相反的矛盾心理个性特征；做出了“暴君”与“伟人”兼而有之的矛盾行为。
一、性格特点
1.顽强坚忍、锐意进取
顽强坚忍的性格特征主要表现在秦始皇赢政在亲政前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没有与控制朝政的吕不韦和嫪真等人发生正面冲突，而是“委国事大臣”行事谨慎低调，暗暗积蓄力量，耐心等待机会，表现出超强的政治忍耐力。秦始皇对于政务非常的认真负责，并沉迷其中，更有资料记载：“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这也展现出秦始皇顽强坚韧的性格特点，朝着目标前进，全力以赴。在他的心里，没有不可办的事情，没有办不成的事情。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可以做常人不可做，忍常人不可忍。
秦始皇能够克制住自己的欲望，调控自己的生理和心理情绪，其锐意进取的性格特征更是成功的重要原因。在秦始皇继位时，接手的也是个经济发达，国力强盛的国家，但同时国家也有各种问题需要克服，但秦始皇能励精图治，面对艰难困苦也不放弃，想办法一一攻克，自信执着，坚持不懈，从小树立了统一中国的伟大人生目标，希望建立不逊于先辈们的功勋。
2.远见卓识、开明宽容
秦始皇嬴政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的远见卓识。自战国以来，天下战乱不已，人心思定，他审时度势，抓住这一大好时机，在文臣武将的帮助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兼并战争。他充分利用六世祖先百余年所创造的天时、地利条件，将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活动全部转到统一事业的轨道，一切围绕统一大业这个最终目标运转，从而大大加速了统一的进程。他亲自制定了一套具有远大计划性的战略，并亲自挑选官员，组建一批高质量的官员，这有利于实现国家的第一次大统一，秦始皇不仅有超高的军事才能，并且具有长远的发展目光，是一个远见卓识的皇帝。
3.独断专行、残忍暴虐
秦始皇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广泛采取大臣们的意见，展现出兼容并包的心理，但完成国家的统一后，一改以前的政治措施，对于他人提出的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政策和建议也不听取采纳，开始*制专**残暴，以自我为中心，直接忽视与自己不一致的建议，“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众儒生因批评秦的政策而遭灭顶之灾，长子扶苏因对坑儒有不同意见就被发往北疆监军。秦始皇赢政闭目塞听，忠志之士失去了谏言的途径，而赵高等阿谀奉本之辈却备受宠爱，这造成了秦皇朝的政治环境黑暗和恐怖，影响了政策的执行，破坏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沟通调节机制，弱化了国家的统治力。
4.好大喜功、穷奢极侈
秦始皇嬴政统一后，深深感受到了兼并天下的成就感和荣耀感，本性开始暴露——好大喜功、穷奢极欲。开始全*歌国**颂自己的功劳，彰显自己的成就，这里还可看出秦始皇的自大自狂，秦始皇开始迅游周国，展现出秦国强盛的国力，以凸显自己的威风，还在所到之地刻石，以留下自己的伟大事迹，展示自己的功德，如“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以彰显和歌颂自己的丰功伟绩。
二、文化政策
1. 文化政策的内容
第一,在中央设置博士一职。博士不同于现在的博士，是指官职，战国时期已有。当时,鲁国已有博士一职,由于当时秦国实行“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的制度，所以一直没有设置博士。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情况有所改变。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四(公元前213)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和三十五(公元前212)年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博士七十人，特备员弗用”等记载看来，秦博士的员额为70人。
第二,吸收博士儒生参与政事。在秦始皇统治之前，就有议事习惯，参加的人员主要有重要大臣、氏族和客卿。秦始皇即位后，开始让博士能参与政事。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初并天下，博士曾参与议帝号。“始皇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征从齐鲁儒生博士70人，至泰山下议封禅之礼。”另据西汉刘向《说苑·至公》记载，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曾召群臣“议禅继”、“博士七十人未对”。可见，秦一代博士已经参与政事的讨论，提高了儒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第三、推崇礼仪。 礼仪，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维护制度的一种形式，统治者想要自己的统治稳定，就需特别注重礼仪，发挥礼仪的作用。秦统一之初，为了减少关中与关东六国的文化差异,有意识的兴儒学,制礼仪。秦始皇东游，至名山，都曾与鲁诸生商议刻石、封禅、祭山川之事，《史记·封禅书》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封泰山时,曾召鲁诸儒生议封禅之礼。虽然在这次重大的议礼中，儒生们的意见得不到统一，并没有什么可值得实施的建议和措施，但还是可以看出，秦始皇希望通过定礼仪来兴太平。
2.文化政策实施的意义
一方面，秦至汉武作为统治者，他们为了维护统治，都非常注重思想的控制，秦始采取把法家的教育思想当做教育内容的措施，汉武帝更是把儒家思想放在第一的位置上，这些政治政策的实施与社会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规定着文化的发展方向。秦始早统一文字的政策，对于中国形成一个地域辽阔的统一国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文字的统一，使幅员辽阔的华西大地上的各民族人民有了一个稳定的共同的交流工具。这对维护国家政治上的统一，加强各地区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共同的民族心理结构的形成，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以法为教”的文化政策，对于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的稳定有极大的效力。
汉武帝时的文化政策，以儒家的六艺为主要内容，建立太学，注重教育，用儒家思想来教化读书人，并定期从中选拔官吏，从而逐步规范了汉代的人才和选士的标准，缓解了汉兴以来的人才供求的矛盾，逐步构建成了一种山儒生做官的文官体系。汉武帝所推行的文化政策使得他直接或间接的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形成了以阜权为中心的官僚制度，使地主阶级中下层的知识分子踏上仕途，扩大了西汉王朝的政治基础，巩固了西汉王朝的统一局面。
另一方面，秦王朝的统治思想与西汉王朝的统治思想就基本构成和基本取向而言，大同小异。由于秦汉的基本政策制度和基本政制模式属于同一类型，它们的统治思想也不会有很大的根本性差别，而最能体现秦汉文化政策中一致性的就当屈秦皇汉武统治思想的一致性，即“大一统”，“大一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思想命题之一。
在政治上，“大一统”包含着国家统一，中央集权和君主*制专**等多种意义。“大一统”的内涵比“君主*制专**”的内涵要丰富得多，不能简单的将二者等同。“大一统”理论是离不开王权统治的，同样，王权统治也必不可缺此理论。它使中华文化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里成为具有真实意义的统一文化，并造就了“汉唐盛世”。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如果没有“大一统”理论而缔造的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统一的秦朝，向后绵延几千年，统一的多民族的泱泱大国也就不会存在，同样也就不会有令炎黄子孙自豪、令世人钦敬不已的华夏古代文明了。
三、修筑长城
经过春秋战国500多年的诸侯割据，秦多始皇在公元前三世纪统一了中国。统一后，秦始皇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边疆民族入侵问题:一个是南方的百越，一个是北方的匈奴。这个问题的解决，关系到他的新建政权的安危。为此，对南方，他集中五十万人进郡军岭南大肆征服和开发;在北方，则派蒙恬自率大军三十万反击匈奴的南进，在秦、赵、城燕旧长城的基础上大规模修筑新长城。新平长城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顺着地势，蜿延千山万岭，至于辽东(今辽宁辽阳)，全长一万多里，宏大、壮观，至今令人啧啧称赞。但是，长城也给我们留下了让人深刻思考的历史。
秦始皇修长城，意在阻止匈奴南进，消除匈奴对新政权的威胁。但是，从根本上说，却阻挡不住匈奴族人民同汉族人民之间的交往。在长城沿线，秦始皇设立十二郡，迁移大量人口屯田实边，汉、匈两族人民倒有了密切接触的机会，可以进行经济文化交流。长城沿线多是荒芜之地，经过各族人民共同开发，出现了发展繁荣的局面。
四、焚书坑儒
1.起因
所谓“焚书”,发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是由于郡县制和分封制的斗争所引起的。秦始皇二十六(公元前 221)年,丞相王绾等认为“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无以填之”,建议秦始皇“立诸子”，遭到李斯反对。秦始皇也认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因而支持李斯的意见，废分封，置天下为三十六郡。
至秦始皇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始皇悦。”博士淳于越当即斥责周青臣称颂秦始皇的行为。淳于越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也建议“封子弟功臣”,恢复分封制。李斯否定了淳于越的意见，并认为淳于越是“学古非当世,惑乱黔首”，从而提出了“焚书”的建议,秦始皇予以批准。于是就发生了焚书事件。
至于坑儒,发生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坑儒的导火线是侯生、卢生的外逃与对秦始皇的“*谤诽**”。侯生、卢生是为秦始皇求仙问药的方术之士，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对于寻求长生不老之术甚为热衷,他令徐市求药“费以万计”,曾令他带数千童男童女海外寻药“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从中可见一斑。然而他们屡次蒙骗秦始皇,认为秦始皇“刚愎自用”、“乐以刑杀为威”,从而逃跑,始皇闻之大怒。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三十四年焚书,三十五年坑孺,总谓之曰“焚书坑孺”。
2. 作用
第一，焚书坑儒引发了秦“严禁私学”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两大教育政策的实行。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朝的教育政策遵循着一个中心原则，即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君主集权的封建统治制度，法家思想在教育中也占据统治地位。出于加强中央集权的君主*制专**政治的需要,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主张推行郡县制。但统治集团内部对实行郡县制或分封制，思想上并没有达到高度统二，反映这种思想分歧的典型事件就是焚书坑儒。
在焚书坑儒事件的起因--咸阳宫酒宴上关于分封问题的激烈争论中，主张郡县制的丞相李斯已经敏锐地感觉到，统治集团上层思想学术观点的不一致，是加强中央集权、推行郡县制的障碍。因此,他在批驳淳于越的同时,矛头直指传播各种学术思想的私学。他明确指出: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人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
第二，焚书坑儒是汉初推行“各家并举，推崇'黄老之学”的文化教育政策的前鉴(兴教化，正万民、改革选士制度)从汉朝的建立到汉武帝即位，前后经历了汉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等几朝君主，前后60多年时间，在历史上称为汉初。秦虽然灭亡了，但秦朝以法家思想为指导而建立起来的一系列政治制度却被汉王朝接续下来这就是《楚记》《汉书》《后汉书》屡屡提及的“汉承秦制”“汉因循秦制而未改”“汉初因秦法”“秦制汉氏因之”。
可以说，在汉初，采取一系列法家措施来维护刚建立的西汉政权之威望是必要的，然而当时的社会毕竟是一个经历一系列战争,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百废待兴的社会,需要休养生息,需要仁政施恩,刘邦开始重视推行道家的“清静无为”政治指导思想。以此为起点，在汉初的60年里,在政治指导思想上经历了一个以法家为主，兼及道家、儒家,到以道家黄老思想为主,兼及法家、儒家,再到以儒家为主,兼及道家、法家这三个发展阶段。
实际上在汉初流行的是一种改造过的道家学说，称为“黄老之学”。它以道家思想为核心,融合了先秦各家的学说。 道家思想的精髓是“无为”，任其自然，认为“无为而无不为”。表现在统治政策上，就是尽量减少对百姓日常生活、生产事务的干预，任其发展。这种政策,顺应了汉初亟须恢复发展社会经济和人民渴望从频繁的战乱中摆脱出来过安定生活的客观要求。随着政治思想的转变，汉初文化教育政策也与秦朝截然不同。
第三、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文化教育政策是焚书坑儒的精神实质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演化。《春秋》大一统的观点是汉武帝时期推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这一文化教育政策的理论依据。在汉朝首先提出“独尊儒术”思想的是董仲舒，他是在汉武帝即位以后，下令举贤良的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人物,被誉为“汉代孔子”。他提出了《春秋》大一统建议，将儒学思想和现实政治相结合的主张:《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一主张得到汉武帝的赞赏和采纳，也因此成为汉代推明孔氏，抑百家”这一文化教育政策的理论依据。
秦始皇赢政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伟大皇帝，他结束了春秋以来五百余年的纷争割据，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制专**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左传》、《资治通鉴》、《秦始皇帝大传》、《秦始皇嬴政传》
《汉书》、《韩非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