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目的是让自己找到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让自己过得悠闲，让自己有一种智慧去体验生命的快乐，并且能与别人分享这种快乐。——台湾艺术史家 蒋勋

苏东坡画像

对于苏东坡，林语堂在《苏东坡传》序言中说：“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不可多见的。”

小编先后看了林语堂的《苏东坡传》、祝勇的《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苏东坡传》甚至读了两三遍，两本书都很不错，所以忍不住向大家推荐。

林语堂《苏东坡传》

祝勇《在故宫寻找苏东坡》

祝勇先生在《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后记中提到：“千古风流人物，我最想写的，就是苏东坡。”“这不仅是因为苏东坡重要，每一个中国人，心头都萦绕着他的诗句词句。更因为苏东坡好玩。他机智、幽默、坦荡，乐于和自己的苦境相周旋，从不绝望，也从不泯灭自己的创造力。甚至说，他文化和人格中所有的亮点，都是由他所处的苦境激发出来的。苏东坡不仅让我们见证了世界的荒谬与黑暗，也让我们看到了人的潜能，看到了中国文化精神的茁壮。”同时他提到，自己二十多年前读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就痴迷不已。

对于林语堂的《苏东坡传》，祝勇评价说：“这几乎是一部不可超越的杰作。此书的魅力，不只在于让我们了解苏东坡，更提醒我们对于苏东坡的了解是多么地不够。”

也正因为此，我终于也在无数次定下要推介一下这两本书的决心后，坐下来再次重读这两本书，并梳理其中的要点或精彩之处，拼成此文。

苏东坡的宦海沉浮

苏轼六岁入学。他所在的私塾有100多书童。当时，苏轼和陈太初（后虽考中科举，但出家做了道士）是最受老师夸奖的。

苏轼十一岁时，进入中等学校，认真准备科举考试。1056年5月，苏轼和父亲、弟弟一道到了汴梁城，寄宿于僧庙，等待秋季的考试。1057年，中进士。

1057年，苏轼兄弟参加礼部初试，两兄弟都以优等得中。苏轼本可以中状元的，但因主试官欧阳修误认为只有自己的学生曾巩才可能写出如此好的文章，为避免招人非议，他就将本来列为首卷的苏轼的文章改列为二卷。接下来的殿试中，苏轼仍然名列第二。

苏轼考中进士，宦途正要开始，却遇母病故，于是只得回乡守丧。公元1059年，苏轼与苏辙两位新科进士回乡为母丁忧三年后，走水路返回汴京，过嘉州时，年轻的苏轼写下这样的诗句：

河西猛士无人识，日暮津亭阅过船。路人但觉骢马瘦，不知铁槊大如椽。因言西方久不战，截发愿作万骑先。我当凭轼与寓目，看君飞矢集蛮毡。

这首诗，写的是迎战西夏的英雄郭纶。几百年后，纪晓岚读到这首诗时说：“写出英雄失路之感。”只是这时的苏轼并不知道，自己一生的命运，几乎与郭纶相差无几。

经历一路艰辛，苏家一行在次年二月安抵京城。纵是苏东坡才华横溢，在仕途上，他仍然是从低级而上升。1061年，朝廷任命他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有权连署奏折公文。

苏轼在凤翔任职时，遇到了他的宦途克星——章惇。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东坡曾经预测过章惇的前途。故事说的是苏章二人途中遇到一条高约百尺的深涧，上面架着一条窄木板，下面则有深流翻滚，两侧巨石陡峭。章惇向苏东坡提议，从木板上走过去，在对面峭壁岩石上题一行字。苏东坡不肯，章惇则坦然走过木板，抓住一根悬挂的绳索，坠下悬崖，到对面小溪的岸上，在岩石上题了“苏轼章惇游此”六个大字（看来到此一游古已有之），随后又若无其事般走过独木桥回来。苏东坡用手拍着章惇的肩膀说：“终有一天你会杀人的。”惇问：“为什么？”苏东坡回答说：“敢于玩弄自己性命的人，自然敢取别人的性命。”

在任职四年后，苏轼的原配王弗和老父亲先后逝世。在居丧两年零三个月后的1068年腊月，苏氏兄弟携眷自陆路返回京都。此后兄弟二人谁也没有再返归乡里，因为抵达京都之后，他们两人都卷入到政坛的漩涡之中，后来虽然宦游四方，但终究没有机会返乡一行。

正是从苏氏兄弟返回到京师那年（1069年）起，朝廷上下掀起了汹涌政潮。

这就是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是个怪人，他的思想人品都异乎寻常。但是，他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事之术，除去他与他本人之外，与天下人无可以相处。毫无疑问，他又是一个不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他有创见，也善于言谈。想做事，但又有些不得其法。在能看穿王安石的品格并认为他将会成为国家一大害的寥寥数人中，有苏洵和他的老友张方平。在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苏氏兄弟回到京师之时，王安石被任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由此开始施行新政，大约八年之后闹得*怒天**人怨。

王安石变法所引发的政争悲剧，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个人个性上的缺点带来的。他不能接受忠言，不愿承认自己犯错。朋友对他的反对，只增强了他贯彻自己政策的决心。正因为如此，人们私下都叫他“拗相公”。对于他的做法和结局，林语堂在书中说到：“王安石的悲剧是在于他自己并不任情放纵，也不腐败贪污，他也是迫不得已。要把他主张的国家资本计划那么激进、那么极端的制度付诸实施，必得不顾别人的反对。……但是在后世的历史家的沉思默想之中，此等上应天命的人，无一不动人几分感伤——永远是个困于雄心而不能自拔的人，成为自己梦想的牺牲者，自己的美梦发展扩张，而后破裂成了浮光泡影，消失于虚无缥缈之中。”

王安石推行的惠及贫苦农民的青苗法，终于变成盘剥农民的手段，而募役法，本意是想使农民免受兵役之苦，也终于变为各级官吏搜刮民财的堂皇借口。苏轼深知这样的恶果，他对此怒不可遏、如鲠在喉、不吐不快。那时，苏东坡32岁，任职史官，官卑职小，且只限于执笔为文，与行政毫无关系。他给皇帝连上两次奏折反对青苗法。

因为反对声比较多，王安石开始清除御史台，排除异己。御史台连续的上走反对，令王安石大为震怒，想把几个较为突出的人投入到监狱里去。司马光和范纯仁认为不应该如此，但是到最后，还是有六个御史被贬谪到边远外县。范纯仁更是气愤不过，因此自己也遭到流放。随后，苏东坡的弟弟子由也因此倒下。两个月后，忠厚长者老臣富弼向朝廷辞职归隐时说，在任何政治斗争中，正人君子必败，而小人必占上风，因为正人君子为道义而争，而小人则为权力而争，结果双方必各得其所，好人去位，坏人得权。在此之后，朝中重臣纷纷辞职。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正式出任相职。

苏轼多次向神宗皇帝上书，反对新法，更多是反对王安石的急躁冒进和*党**同伐异。

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正月，宋神宗决定召见苏轼。这次，苏轼面对宋神宗，说出了憋在心里很久的话。苏轼说完后，神宗略微沉吟后说：“卿之言论，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之官员，皆当为朕深思治乱，不要有所隐瞒。”宋神宗的召见，让苏轼兴奋异常，他忍不住把这件事说给朋友听。召见苏轼后，宋神宗本来也有意起用他为起居注官。但正因为苏轼自己将如此重大的召见之事走漏了消息，被王安石知道后，提前下手，将苏轼任命到开封府做推官。

在任告院权开封府推官任期内，苏轼出了一道乡试考题《论独断》，这彻底激怒了王安石。由此，苏东坡立即遭到罢黜。他的命运，也由此急转直下。

1071年7月，苏轼到杭州任通判。正是在这个期间，《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来到杭州，借用朋友情谊接近苏轼，搜集对苏轼的不利证据，在他的诗文上做文章，制造了“乌台诗案”。在湖州知州任上，苏轼被抓。祝勇在书中就此事说：“*场官***规则潜**，倾轧皆在暗处，雾里看花，神龙见首不见尾，杀人不见血。这是一门学问，私塾里不教，科举从来不考，但*场官**中人，个个身手不凡，只是苏轼在这方面的情商，不及格。”

1079年7月28日，苏东坡被捕，8月18日入狱。入狱时，他把提前准备好的青金丹埋在土里，准备在必要时自行了断。入狱前，他跟儿子苏迈约定，每天送饭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就改为送鱼，让他好有个心理准备。没想到苏迈很快花光了盘缠，在外出想法借钱时，请朋友代为送饭，但忘了交代他跟父亲的约定。恰巧朋友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见此脸上骤变。他给自己最牵挂的弟弟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写：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御史台的小人们，本来是想置苏轼于死地的。幸得为他说情的人多，最关键的是太皇太后也力保他，捡回一条性命。

不过，苏轼还是逃不过被贬的命运。十二月二十八这天，朝廷判苏轼贬官黄州，作团练副使，不准擅离黄州。至此，苏轼在监狱里被折磨了130天。

祝勇在书中写到：“他的入狱，固然是小人们精诚合作的结果，但不能说与他自己没有干系。那时的他，年轻气盛，对劣行从不妥协，在他的心里，一切都是黑白分明，但对于对方，他无可奈何，自己，却落了一堆把柄，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他喜欢写诗，喜欢在诗里发牢骚，他不懂‘墙里秋千墙外道’的道理，说到底，是他的生命没有成熟。那成熟不是圆滑，而是接纳。黑暗与苦难，不是在旦夕之间可以扫除的，在消失之前，他要接纳它们，承认它们的存在，甚至学会与它们共处。”对此，我也深以为是，于是忍不住原文摘录下来与诸位分享。

出狱后，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初一，苏东坡和长子启程前往黄州。

在黄州期间，是苏轼最难过、最辛苦、最悲剧的时候，同时也是他生命最领悟、最超越、最升华的时候。（蒋勋语）也正是在黄州期间，迫于生计，苏轼开始在黄州城东的一片荒芜坡地上开荒种地。这里本来是一片无名高地，因为位于城东，这让苏轼想起了白居易当年贬谪忠州时亦居城东，并写了《东坡种花二首》、《步东坡》，所以，苏轼就把这块地叫做“东坡”，他也从此自称“东坡居士”。

天高地远的黄州，给了苏轼喘息的机会，也给了他反思的时间。

不过，元丰七年（1084年）三月初，苏东坡又被从黄州调往汝州。他虽然有些不舍黄州的生活，但还是不忍拂了皇帝的好意，决定放弃几年的辛勤前往汝州。

对于黄州的人和事，苏东坡充满了不舍，他在词中写道：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这首词中，没有一个字直接写到他对黄州的感情，但是细细读来，却有字字都饱含着他对黄州的深情，正所谓不着点墨，尽显风流。

杭州西湖泛舟（若智）

前往汝州途中，苏东坡到弟弟子由家住了六七天后继续前行。到南京时，苏东坡去看望王安石，一连几天与他谈论诗和佛学。这时，王安石已经从宰相位上退下。这次相见，两人也多少解开了彼此的一些心结。这次离别的时候，王安石发出感慨：“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到常州之后，他给皇帝上书，请求允许他居住在常州，可惜未获恩准。皇帝驾崩的第二天，朝廷颁旨允许他在太湖边居住。没想到，正当他以为如愿以偿时，朝廷又改任他到登州去做太守。到达登州后五天，他又应召进京，在到达京都的八个月内，他由第七级上升，经过第六级，跳到第四级，最后止于第三级翰林，为皇帝草拟诏书。这时候，苏东坡是49岁。

苏东坡颠沛流离的命运，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的朋*党**之争造成的。宋朝的政治制度最容易酿成朋*党**之争，因为大权集于皇帝一人之手，这种制度就变成了使庸才得势的最好制度。林语堂说：“这种政争之中也有些规则，不过主要在幕后进行时遵守而已。第一条是，一个高明的政客必然要精通一条艺术手法：那就是要多说话，但内容必须空洞。高明的官员永远不说出什么，但只要否认。高明的官员必须深有修养，长于说‘无可奉告’‘阁下所说，诚然不错’！这样便大有前途了。第二条是，他必须讨好朋友。第三条是，当特别提防开罪于人。”不幸的是，苏东坡并非此类人。

苏东坡到京都时，司马光去世，只剩他孤身一人身居高位，惹人妒忌。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十二月到第二年的正月十一之间，有四五份表章弹劾苏东坡。这期间，苏东坡没有理会，只是请求派任外地官缺，惹不起还躲得起。后来也因为皇太后的支持，苏东坡决定挺身而斗，留任原职。不过他终归不是适合当时政争环境的人。在苏东坡再三恳请后，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十一日，朝廷终于任命他出任杭州太守，领军浙西。

走到润州的时候，前来迎接苏东坡的，竟然是当年“乌台诗案”时想置他于死地的黄履。当时黄履为御史中丞，审理“乌台诗案”时，他高高在上，对苏东坡毫不留情。此时任润州知州的他，是苏东坡的下级，见到苏东坡时满面笑容，就像完全没有那回事一样。这令苏东坡不寒而栗。

苏东坡的鸡皮疙瘩还没掉完，“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苏东坡曾经的朋友沈括又来拍马屁了，听到苏东坡来到润州，他远远迎来，毕恭毕敬，显得谄媚之极。

其实，这时的苏东坡，应该是乐于再到杭州的。也许在他看来，与其在朝廷与宵小争斗，不如到基层实干。对于他来说，他实在是不屑于为权力而丧失自己的天性。林语堂对此写道：“政治这台戏，对有此爱好的人，是很好玩；对那些不爱统治别人的人，丧失人性尊严而取得那份权威与虚荣，认为并不值得。苏东坡的心始终没放在政治游戏上。他本身缺乏得最惨的，便是无决心上进以求取宰相之位，倘若他有意，他会轻而易举地弄到手的。作为皇帝的翰林学士——其实是属于太后——他与皇家过从甚密，只要肯玩政治把戏，毫无问题，他有足够的聪明，但是倘若如此，他就是自己断丧天性了。”

元祐八年（1093年），苏东坡在58岁上被罢礼部尚书，出知定州。临行前，他遣散家臣，把其中一个名叫高俅的小书童送给曾布，曾布不要，苏东坡又把他送给王诜。七年之后，王诜派高俅给当时的端王送篦刀，至此，高俅飞黄腾达，此是后话。

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苏东坡曾经的朋友章惇终于居丞相位，他首先就拿苏东坡开刀，将苏东坡贬往惠州。苏东坡也因此成了被贬谪到广东高山大庾岭以南的第一个人。他需要跋涉一千五百里，从中国的北部走到南部。临行前，他给皇帝上了一道表章，请求皇帝看在自己曾是他的老师的份上，允许他乘船南下，他怕自己走陆路的话，会身染重病死在途中。

元祐九年（1094年）九月初三，苏东坡的守护神——宣仁皇太后去世，这成了苏东坡的没落之始。皇太后刚一去世，苏东坡就被外放到定州。

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十月二日，苏东坡被贬到了惠州。

苏东坡在惠州一段时间后，以后自己将要在此终老，于是建起新房。新房建好大约两个月，他又接到远谪海南的命令。据说，苏东坡在惠州时写过两句诗，描写的是自己在春风中甜美地边午休边听着房后寺庙的钟声，很是惬意。章惇看到这两句诗，觉得苏东坡怎么还这么舒坦，苏东坡舒坦他章惇就不舒坦，于是，就又把苏东坡贬谪到海南去了。

绍圣四年（1097年）七月二日，苏东坡抵达瞻州。所到之地，苏东坡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尔。惟有一幸，无甚瘴也。”面对如此环境，苏东坡依然保持着不屈不挠的达观心态。

即便在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他的政敌依然不愿意放过他，再次派出察看他的情形。正因为此，颇为照顾苏东坡的太守张中遭到革职。苏东坡被赶出官舍，只能用身上仅有的一点钱搭了个简陋的住所，艰难地生活着。

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苏东坡得知自己被赦免的消息，朝廷要调他到雷州半岛西边的一个县去。他渡海到雷州一个月后，又接到命令，要他去永州。正在去永州的半途中，苏东坡终于接到可以随意居住的命令。随后，苏东坡起程北上，最后不得已定居常州。

*国靖**元年（1101年）六月初三，苏东坡大概得了阿米巴性痢疾，身体状况变差。米芾多次来看望他，并送来麦门冬汤给他治病。六月十一日，他向米芾告别，于次日过江往靖江去。他堂妹的坟就在靖江。六月十二日，他在身体极度疲弱的情况下，仍然和三个儿子、一个侄子到堂妹及其丈夫墓前祭祀。

七月二十八日，苏东坡病逝，享年66岁。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是苏东坡在北上途中见到李公麟当年为他作的画像时写的一首诗，算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祝勇先生在书中这样说苏东坡：“当生命行将走到尽头的时候，他回首自己的一生，最想夸耀的不是厕身廊庙的辉煌，而是他受贬黄州、惠州和儋州的流离岁月。这里面或许包含着某种自嘲，也包含着他对个人价值特有的认知。”

在结语中，祝勇先生评价苏东坡做到了在无法改变他置身的时代时，改变了自己——不是让自己屈从于时代，而是从这个时代里超越。《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结语这样写道：

他敬天，敬地，敬物，敬人，也敬自我，在孤独中与世界对话，将自己的思念与感伤，快乐与凄凉，将生命中所有不能承受但又必须承受的轻和重，都化成一池萍碎、二分尘土，雨晴云梦、月明风袅，留在他的艺术里。在悲剧性的命运里，他仍不忘采集和凝望美好之物，像王开岭所写的：“即使在一个糟糕透顶的年代、一个心境被严重干扰的年代，我们能否在抵抗阴暗之余，在深深的疲惫和消极之后，仍为自己攒下一些明净的生命时日，以不至于太辜负一生？”

他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彼岸，只有良莠交织的现实。因此，苏东坡没有怨恨过他的时代，甚至连抱怨都没有。这是因为他用不着抱怨——他根本就不在乎那是怎样的时代，更不会对自己与时代的关系做出精心的设计与谋划。

像苏东坡这样的人是大于时代的，无论身处怎样的时代，时代都压不死他。

他给予哪个时代的，比他从时代中得到的更多。

对于苏东坡的逝去，林语堂在《苏东坡传》最后写到：

苏东坡今生的浩然之气用尽。人的生活也就是心灵的生活，这种力量形成人的事业人品，与生而俱来，由生活中之遭遇而显示其形态。正如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说：“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杭州西湖·若智 手机摄

苏东坡的心境

苏东坡酒量不错，虽然他的酒量并不是从祖父那里继承来的，但他的酒趣则受祖父影响。

苏东坡降生时，祖父63岁。他祖父衣食无忧，所以经常携酒一樽，与亲友在草地上席地而坐，饮酒谈笑，消遣时光。有一天，老汉正在喝酒取乐，他的二儿子、苏东坡的叔父高中的消息传来，老汉带醉高声向朋友们宣读喜报，并将手中拿着的正准备吃的一大块牛肉扔到了行李袋里，骑着小毛驴就往城里去了。这应该是老汉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在黄州期间的苏东坡，开始对自己的从政价值进行反思。他也意识到，除了向皇帝上书进言外，还可以通过文字来抒发自己的情感。

1082年3月7日的时候，苏东坡和友人一道去沙湖，途中遇雨，大家都忙着找避雨处，显得很是狼狈，只有苏东坡站着不动。在他看来，荒郊野外的，既然找不到躲雨的地方，何不如让雨淋个痛快。过了一会，天气放晴，东坡于是吟出一阙《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知道这首词的来由，就会更深地体会东坡先生那种安然自立的淡然、坦然。这个时候，东坡先生已经安然享受当下的生活了。

在黄州，苏东坡处于命运的低谷。但也正是处于低谷之中，使他的艺术在经历命运的挫折和困苦之后，日趋走向成熟。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我一直在考虑一件事情，那就是，我是否对得起我所经历过的那些苦难，苦难是什么，苦难应该是土壤，只要你愿意把你内心所有的感受隐忍在这个土壤里面，很有可能会开出你想象不到、灿烂的花朵。”这也让我想起自己高中时，曾经稚嫩地、强说愁式地写过一句话，大意就是说：如果没有生命中的苦难和曲折，那生活就永远只会是一杯索然无味的白开水。那时写这句话，看似对生活有所感悟，其实真正面对，自己也完全没有超脱到到坦然接受磨难和苦难的境界。

《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对苏东坡的黄州经历写道：“那时的他，已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心高气傲，把自己当作救世主。他开始懂得苦难，能够与苦难和平共处，甚至，能够从这种共处中，重新塑造自我。”

在黄州，东坡吟诗作赋，也不时邀约朋友畅饮。一次，他喝醉归来，已是深夜，家童早已睡去，敲门不应，东坡只好坐在门前，听着黑夜里传来的江涛声：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有我，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毂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苏东坡的真性情

在杭州，苏东坡的生活颇与宗教及女人有关。就此，林语堂在书中说：“在苏东坡的看法上，感官的生活与精神的生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在人生的诗歌与哲学的看法上，是并行而不悖的。他之不能忘情于女人、诗歌、猪肉、酒，正如他之不能忘情于绿水青山，同时，他的慧根之深，使他不会染上浅薄尖刻、纨绔子弟的习气。”

在苏东坡生活的时代里，公务宴请时有歌伎作陪是*场官**生活的一部分。这些歌伎当然不是我们现在所认为的那种，她们之中，不乏诗词歌舞比较有天赋的人。历史上，也留下了许多才子佳人（歌伎）的故事。苏东坡在这样的酒宴上，遇有歌伎求诗，他也欣然应允。比如：

停杯且听琵琶语，细捻轻拢，醉脸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红。

根据记载，苏东坡没有迷恋上哪个歌伎，他只是喜爱酒筵征逐，和女人逢场作戏，十分随和而已。他一生并没有纳妾藏娇，只是和两个女人比较亲密。才女琴操听从了他的规劝，自己赎身后，出家为尼；朝云十二岁时认识苏东坡，后来成了他的妾。

之前看周星驰的《大内密探零零发》，知道了琴操姑娘，看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才知道历史上真有其人。

苏东坡其实并不好色。在黄州时，他曾写下“四戒”，认为这“四戒”中，“去欲”最难。在往年时，他和妻子朝云甚至分房而居。

苏东坡很善于做菜，也很乐意自己做菜吃。有名的东坡肉就是他的发明。在黄州，猪肉很便宜，但是“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于是，他发明了“东坡肉”的做法。

在黄州，苏东坡过着神仙般的生活。他在享受这种生活时，写出了他笔下最精的四篇作品：一首词《念奴娇·赤壁怀古》，两篇月夜泛舟的前、后《赤壁赋》，一篇《记承天寺夜游》。

关于赤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里提到，事实上应该存在着两个赤壁，一个是“武赤壁”，就是现在湖北省赤壁市，这是赤壁之战的真正战场。苏东坡抵达的，是黄州赤壁，也叫“赤鼻矶”，因为苏东坡前后赤壁赋的缘故，所以也叫“文赤壁”。关于前赤壁赋的写成经过，祝勇在书中用优美的文字作了叙述。

那是公元1082年，“七月既望”，苏东坡邀约了几位友人一同乘月泛舟，前往赤壁。在小船上，专程来看苏东坡的道士杨世昌吹起洞箫：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

《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写到：“那一晚，人世间的所有嚣嚷都退场了，他们的视野里，只剩下了月色水光，还有临江独立的赤壁。此时，在江风的呼吸里，在明月的注视下，对人世的所有愁怨，不仅多余，更煞风景。当年的战阵森严，马嘶弓鸣，都早已被这无尽的江水稀释了，化为一片虚无，连横槊赋诗的曹操、羽扇纶巾的孔明、雄姿英发的周瑜，都连一粒渣也不剩了。”

透过赤壁，苏东坡看到的不只是历史，更是天高地广，是有限中的无限。

苏东坡在《赤壁赋》里写道：

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

这个世界，没有完美无缺的彼岸，只有良莠交织的现实。他终于知道自己人微言轻，但是，让人深深敬佩的是，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当多么小的官，他都不会丧失内心的温暖。这，恰恰是我们现在为官者所需要的。

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苏东坡见到好友王巩和一直伴随着他的歌伎柔奴。当年，好友王巩受“乌台诗案”牵连，被贬到岭南荒僻之地宾州，柔奴依然跟随王巩远行。对于那样遥远荒凉的流放之地，柔奴再见苏东坡时，说来颇为淡然：“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这让苏东坡很受震动，他在《定风波》中这样写道：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分付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在惠州，苏东坡发现，每家都有各自的家酿。在给朋友的好多信里，他都在赞美桂酒的异香。这种酒微微带甜，喝了不上头，能益气补神，使人容光焕发。

苏东坡至少写过五六篇酒赋。其中一篇写道：

酒勿嫌浊，人当取醇。失忧心于昨梦，信妙理之疑神……伊人之生，以酒为命。常因既醉之适，方识此心之正。稻米无知，岂解穷理？曲蘖有毒，安能发性？乃如神物之自然，盖与天工而相并。得时行道，我则师齐相之饮醇；远害全身，我则学徐公之中圣。湛若秋露，穆如春风。疑宿云之解驳，漏朝日之暾红。初体粟之失去，旋眼花之扫空……兀尔坐忘，浩然天纵。如如不动而体无碍，了了常知而心不用。座中客满，惟忧百榼之空。身后名轻，但觉一杯之重。今夫明月之珠，不可以襦，夜光之壁，不可以餔。刍豢饱我而不我觉，布帛燠我而不我娱。惟此君独游万物之表，盖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药；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

在惠州时，苏东坡最为得意的是发明了羊脊骨的吃法。因为很难买到羊肉，苏东坡就从屠户那里买没人要的羊脊骨，把它们煮熟后用热酒淋一下，再撒上盐，放到火上烧烤，用竹签慢慢挑着吃。后来他给弟弟写信推荐这种吃法，对自己的创造沾沾自喜。还得意地说，这样做，坏处就是让那些等着啃骨头的狗很不高兴。

不管处于什么样的境遇，在什么样的环境，苏东坡总能过得比较幸福。对此，林语堂在书中说到：“事实上，在奢侈豪华的生活和简单朴质的生活之间，论幸福，并没有多大不同。高职显位的荣耀，只有在没有那种能力资格的人眼里，才值得羡慕。”关于“乐与苦”，苏东坡写到：

乐事可慕，苦事可畏，皆是未至时心尔。及苦乐既至，以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况既过之后，复有何物比之？寻声捕影，系风迩梦，此四者犹有仿佛也。如此推究，不免是病，且以此病对治彼病，安得乐处。当以至理语君，今则不可。

苏东坡的浓烈感情

兄弟情

苏东坡和弟弟苏辙的感情非常深厚。他们兄弟之间的友爱与以后顺逆荣枯过程中深厚的手足之情，是东坡毕生歌咏的题材。兄弟二人忧伤时相慰藉，患难时相扶助，彼此相会于梦寐之间，写诗互相寄赠以通音信。

我少知子由，天资和且清。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生。子由也在兄长的墓志铭上说：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

1061年，苏东坡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的童年，子由为照顾父亲，辞谢外职不就，为兄嫂赴任送行，直到离开封四十里外的郑州。这是兄弟二人平生第一次分手。东坡在郑州西门外，望着弟弟在雪地上骑瘦马而返，头在低陷的古道上隐现起伏，直到再也看不见，才赶程前进。之后，东坡寄给弟弟第一首诗：

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归人犹自念庭帏，今我何以慰寂寞？登高回首坡陇隔，惟见乌帽出复没。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路人行歌居人乐，僮仆怪我苦凄恻。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官高**职。

由京都到凤翔的函件，要走十天才到，苏轼苏辙兄弟二人每月经常互寄诗一首。其中，苏轼寄给弟弟一首：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趾爪，鸿飞哪复计东西。

央视曾经拍过一部《苏东坡》纪录片，其第一集用的标题就是“雪泥鸿爪”。

苏东坡在杭州任职期间，弟弟子由在陈州（淮阳）充任教授，陈州正在苏东坡治下的视察行程之中，所以随后几年，苏东坡都会利用机会到弟弟家住一段时间。杭州三年任期届满时，苏东坡请调到密州，因为当时子由任职济南，与密州相距不远。就在东坡从杭州到密州的途中，他就十分思念子由，写了一首词：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

在密州时，不禁又思念起弟弟，他写下了公认的最好的写中秋的词：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初读这首词，我以为，应该也有很多人以为，这是写给某位佳人的词。后来才知道，这位佳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弟弟子由。这首词的副题便是：“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元祐年间，苏东坡再度入京，俩兄弟终于又可以同朝为官。元祐三年（1088年），苏东坡写下《出局偶书》，表达他迫切想见到弟弟苏辙的心情：

急景归来早，穷阴晚不开。倾杯不能饮，留待卯君来。

卯君，是苏辙的乳名。

端起杯子，却不能一饮而尽，为的是等待一个人归来共饮。这个人，就是自己的弟弟苏辙。

读到这里，实在无法不为这份深情感动。

夫妻情

苏东坡生性随和，但并不滥情，而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

苏东坡有个堂妹，是他的初恋情人，而且他毕生对伊人念念不忘。东坡说她“慈孝温文”，但终因二人同姓，联姻无望。堂妹后来嫁给了柳仲远，以后，东坡旅途经过时，在堂妹家住了三个月，还写了两首诗给她。

苏东坡一生娶了三个女人，婚后生活很是美满。

苏东坡第一任妻子是王弗。

十八岁时，苏东坡娶了十五岁的王弗。王弗不仅照顾他的生活起居，还时时提醒他如何分辨好人坏人。

1064年5月，苏东坡的原配王弗以26岁之年病逝。当苏东坡名满天下，王弗却骤然离去，对苏东坡，这是锥心之痛。在妻子死后的第十周年，苏东坡写了两首词以寄情思，两首小词颇离奇凄艳，可惜其令人迷惘的音乐之美，今天却无法唱出来了。这首著名的词就是《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

虽然这是一首读过多遍的词，但不管是在《苏东坡传》里读到，还是在《在故宫寻找苏东坡》里再读到，都让人觉得黯然神伤。这份真情，穿越千年依然刺痛人心！

苏东坡第二任妻子是王闰之。

居丧期满后，苏东坡续弦前妻的堂妹王闰之。在之后的岁月里，王闰之不仅成为苏东坡可以依凭的靠山，还精心呵护王弗去世时年仅6岁的长子苏迈，视如己出。

元祐八年（1093年），苏东坡回汴京迁任礼部尚书时，妻子王闰之却在46岁上溘然长逝。王闰之的突然离去，使苏东坡的内心再次被抛入极度的寒冷与荒凉中。苏东坡在给王闰之的祭文中说：“三子如一，爱出于天。从我南行，菽水欣然。”

苏东坡第三个妻子是朝云。虽然朝云最终并没有名分。

熙宁四年（1071年），苏东坡任杭州通判时，认识了朝云。12岁朝云的歌声与身世，都让苏东坡怜悯疼爱，于是断然将她赎身带回，当丫头养着，并未当作侍妾。

大约在苏东坡到黄州的第三年间，因为朝云已经长大成人，苏东坡才将朝云纳为妾。在元丰六年（1083年），朝云为苏东坡生了一个儿子，可惜后来夭折了。

在苏东坡一生的几个女人中，朝云是最称得上知己的。一个有趣的故事是，苏东坡每天饭后都会拍着自己的肚子走来走去。有一天，他突然指着自己的肚子问，你们说这里面都有什么。有的婢女说是满腹经纶，有的婢女说是满腹见识，苏东坡听后均不以为然。这时朝云答到：“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苏东坡听后，捧腹大笑。

苏东坡总是称朝云“天女维摩”（表示纯洁不染之意）。到惠州后的半个月内，苏东坡给朝云写了一首词，称赞朝云不像白居易的侍妾小蛮一样，在白居易年老时离开了他。而是像通德，终生陪伴着伶玄。为朝云写的第二首词是：

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碍？朱唇箸点，更髻鬟生彩。这些个，千生万生只在。好事心肠，著人情态。闲窗下、敛云凝黛。明朝端午，待学纫兰为佩。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

苏东坡被贬惠州，终于决定在惠州和朝云终老后，他们开始动手建造自己的新屋。不幸的是，新房子还没有竣工，就在绍圣二年（1095年）七月五日，朝云因病身亡。这时，朝云才34岁。

苏东坡悲苦流离的一生，先后得到三位女子的倾心眷顾，但她们都先后在他之前离世！

怀着对朝云的深深情爱，苏东坡写了一首《悼朝云》：

苗而不秀岂其天，不使童乌与我玄。驻景恨无千岁药，赠行惟有小乘禅。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归卧竹根无远近，夜灯勤礼塔中仙。

十月份，梅花盛开时，苏东坡又写了一首词：

玉骨哪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幺凤。素面翻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这首词，既是写花，也是写在他心爱的女人。

至此后，苏东坡一直未娶。

哲宗绍圣三年（1096年）四月十九日，堂妹去世。

听说堂妹逝世的消息后，苏东坡心如刀割。在为堂妹写的祭文中说堂妹“慈孝温文，事姑如母，敬夫如宾”。在他流放归来途经堂妹坟茔所在地时，他虽然身染重病，还是挣扎着到坟上，向堂妹和堂妹夫致祭。

家国情

林语堂说苏东坡“并不精于自谋，但却富有民胞物与的精神。”

蒋勋先生说苏东坡“可豪迈，可深情，可喜气，可忧伤”，祝勇先生在书中写道“但那底色，还是儒家的，是救世济民。他没有一刻忘记他的国家和黎民，即使处‘江湖之远’，也没有放弃过对儒家的忠贞。无论漂到哪里，让他‘不思量，自难忘’的，依旧是尘埃一般的碌碌百姓。”

元祐四年（1089年），就在52岁的时候，苏东坡再次回到杭州，全心全力为杭州百姓办一些实事好事。在他到任杭州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内，就给全城实现了公共卫生方案，包括清洁的供水系统和中国最早的公立医院。他又疏浚了盐道，修建西湖，稳定了谷价，不惜与朝廷及浙西邻省的官员意见相左，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开展救济饥馑的工作。当然，最有名的当数他修建“苏堤”的事了。

这些民生工程给苏东坡带来的成就感，丝毫不亚于出版了一部诗集。蒋勋先生在《苏东坡的作品》中感叹：“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期待我们的政务官，就是除了爱民如子以外他还懂得美。”

流传下来的一些小故事可以说明苏东坡为官的初心和原则。其中一则是：

一个年轻的商人因为债务问题受审。商人自述自家是做扇子生意的，因为父亲去世，留下了一些债务。但恰逢今年春天阴雨连绵，扇子自然就卖不出去，他并不是有意赖账。听到这种情况，苏东坡对年轻商人说，把你的扇子拿一捆来，我替你卖。那商人回去拿来二十把素绢团扇。苏东坡拿来笔墨，开始在扇子上或书或画，弄完后交给年轻商人说：“拿去还账吧。”年轻人才出官厅，闻讯而来的人早已守在外面，不到几分钟，二十把扇子就卖光了，好多没有买到的唉声叹气，后悔来晚了一步。

苏东坡在杭州任判官所审问的案子，被捕者大多是违犯王安石新法的良民，所以他也不忍苛责，甚至觉得自己和那些被审的人，并无不同。他在一首诗中写到：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谁能暂纵遣，闵默愧前修。

同时，他还向自由倾吐了肺腑之言：

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箠。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居高忘下真何益，气节消缩今无几。

另外一个小故事说的是：

有一次，一个到京都赶考的书生因为涉嫌欺诈被拿来审问。因为他挑着的两大件行李上写着交给苏辙，署名则是苏东坡。这显然不可能，分明是欺诈。

苏东坡问他行李头是什么，书生回答说是家乡人资助他赶考而送的两百匹绸子，因为自己知道这些绸子一路上一定会被税吏抽税，抽来抽去，等到京城时就不知道能剩多少了。想来想去，觉得最出名、最慷慨的文人就是您苏氏兄弟，于是就用了这样的法子，实在是出于无奈。

苏东坡听后微微一笑，把行李上的旧纸撕去，提笔重新写上收件人，并给弟弟苏辙写了一封短信交给书生，并告诉他考中之后，别忘了自己。

这个穷书生惊喜不已，来年果然考中，给苏东坡写了一封感谢信。苏东坡后来还请他在家里住了几天。

还有一则故事说的是，苏东坡听朋友巢谷说他有一剂良方，但是连亲生儿子都不肯传授。于是，苏东坡死皮赖脸要得到这个药方，巢谷被纠缠不过，就把苏东坡带到江边，要他指着江水发下毒誓，保证知道后绝不传给别人，才恋恋不舍地把方子告诉了苏东坡。面对汹涌的疫情，苏东坡再也不管什么毒誓，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把药方公布出来，甚至自己还掏钱买来许多药材，在街头熬药赠人。

这些小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东坡的爱民之心。其余的比如建公立医院、解决杭州居民清洁饮水问题、稳定谷价等等，大家可以从书中具体读到，从中可以看出，苏东坡真是一个务实之人。

然而，还没来得及做更多的事，元祐六年（1091年）二月，苏东坡又被调离杭州，召至京都充任翰林学士。离开杭州时，他写信给继任的太守，完成一些自己没来得及完成的事。

苏东坡一回到京都，就受到了一连串的攻击和批评。因为苏氏兄弟现时均身为*官高**，为减轻政敌的妒忌，苏东坡第五次、第六次恳请外放，留弟弟一人在京都。但是苏东坡越请求外放，他的政敌越是不依不饶。三个月后，苏东坡外放颖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苏东坡调到扬州。在杭州任上时，苏东坡就向朝廷请款、请米、预防灾荒，同时请求朝廷宽免百姓欠朝廷的债务。然而朝廷始终冷漠视之。苏东坡则不断上书催促，并追问以前所上表章的办理情况。元祐七年五月，苏东坡又再次上书谈宽免官债一事，并就如何宽免拟定了详尽的办法。元祐七年七月，他终于如愿以偿，表章中所提到的公债，全部由朝廷下令宽免了。

书中精彩，一篇拙文实在难以说尽。感兴趣者，强烈建议两本书一起买来看，角度不同，少有重复，着实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