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时常看到快递小哥月入过万、甚至于月入超两万的传闻。那么，快递小哥到底能挣多少钱呢？在《我在北京送快递》一书中，作者胡安焉叙述了自己的真实收入，他在北京送快递，每月大约7000元左右。
而且，不仅如此，他还在这本书中，详细计算了自己送快递的时间成本。他每月平均工作26天，每天送快递9个小时，而每送一个快递大约能挣2元。因此，按照他月收入7000元计算，他每天约挣270元，约需送135个快递。
所以，再进一步计算，他每4分钟就需要送出一个快递，而他每分钟的“身价”，大约为5毛钱。
然而，在现实之中，他的时间不会完美利用。比如，他需要上厕所，就算他仅需要花费2分钟，也会让他多承担1元的时间成本。
他还需要吃饭，一份盖浇饭15元，但他需要用20分钟等餐、食用，等于又多承担了10元的时间成本。所以，他每顿饭的成本是25元。
特别是，当他无法顺利找到接件人时，还会耽误很多时间。而他每耽误掉的1分钟，都让他承担着5毛钱的时间成本。
这种对于时间成本的计算，让他每天挣扎在焦虑急躁中。恐怕，这也是很多快递小哥的心理常态，所以，快递小哥的崩溃瞬间，才会屡见报端。
而且，不止快递行业，胡安焉的这种工作心态，恐怕对于很多现代人来说，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人们把工作中的一切，都换算成金钱价值，付出多少、得到多少、成本多少、收益多少，都要计算的一清二楚、毫厘不差。而一个人，也就这样沦为赚钱的工具。
那么，这种心态的根源在哪里呢？我认为，这种心态的产生，源自于消费社会的工作伦理。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阶段，资本家为了让工人进入工厂，服从由工头、时钟和机器设定的生活节奏，他们制定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的工作伦理，那就是：工作即正义，不工作是一种罪恶。
然而，这种工作伦理，仅仅是一种道德约束，约束力较弱，而且存在易变性，并不能够使工人心甘情愿接受剥削，因此，资本家们开始转变策略，他们为工人们描绘出美好未来，但想要实现美好未来，就要先忍受艰苦工作。就好像著名的社会学家、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一书中所说：
工作不需要被热爱，也不需要被认为是道德的象征，人们可以公开反感工作，这不会招致纪律的崩坏，因为他们相信当下的忍耐（哪怕是最恶劣的境况）是为了并不遥远的自由而暂时付出的代价。
所以，对于胡安焉，或者说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虽然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但为了未来，或者为了谋生，依然每天煎熬其中，其原因大概就源自于此。
然而，在现实的社会之中，实现财富自由的成功者寥寥无几，苦尽甘来的机会也极为渺茫，大多数人只能在工作之中，苦苦煎熬、身心俱疲。对于这种情况，孔子在数千年前已有所预见，所以，他说出了“君子不器”的千古名言。
“君子不器”的意思，是说人不应该仅仅是一件器皿，还要有思想和灵魂。否则，这个人的人生就是不完整的。而消费社会的工作伦理，恰恰就是把人看成了一件又一件的器皿。这样的工作伦理，即使为社会创造了物质财富，却也造成了整个社会的精神空虚。
那么，一个人，在这个消费主义社会中，如何才能避免成为冰冷的器皿呢？我认为，应做到两点，而这两点，在《我在北京送快递》一书中都有所体现。
一是要有个人爱好，而这个爱好应该出于热爱，而非功利，就好像胡安焉一样，尽管他工作十余年来，从事过快递员、拣货员、售货员、服务员等各种工作，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对写作的热爱，最终一书成名。目前，《我在北京送快递》一书，豆瓣评分高达8.3分，并长时间占据豆瓣“最受关注图书榜”第一名。
另外，就是要善于发现工作的价值与意义。胡安焉送快递时，因企业调整，他将被遣散。在被遣散前，也就是他送快递的最后时光，他已经不再去计算自己的时间成本，不再把自己看作一个送货机器，而这时他也发现了客户的微笑，感受到了客户的谢意，世界因此变得更加美好。他在书中写道：
事实证明只要我不在乎自己的工作效率，也就是说不计较付出回报比的话，那么几乎所有客户都很好相处，都懂得对我绽放真心的笑容。这证明了假如没有利害得失，这个世界确实可以变得和谐融洽。
当然，为了生存，我们不可能完全不在乎利害得失，但是，如果人生之中，只有那些能够换算成金钱价值的利害得失，我们的人生，终将陷入黑暗的深渊。
最后，给大家推荐一下这本《我在北京送快递》，在这本书中，胡安焉讲述了自己十余年来的颠沛流离、平凡劳碌的职业生涯。追随他的文字，能够让读者以打工者的视角，潜入到各种行业，身临其境体会到其中的艰辛，感受到其中的苦恼，了解到其中不为外人所知的种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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