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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圣杜甫
杜甫是唐代诗坛里一道亮丽的景色，从杜甫的诗歌中，我们能看到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历程，杜甫忧国忧民，关心百姓、极具同情心，他的诗歌更是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下面我将从三个方面深入解析杜甫。
一、杜甫的人生信仰
1.道教信仰
关于杜甫的道教信仰是昙花一现还是至死不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曾有激烈争论，经过学界几十年的研讨，目前对杜甫道教思想的认识已变得愈发公允全面。和同时人一样，杜甫的思想亦呈现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特色，道教思想是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时代风气的熏染和李白的影响外，通过《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中隐含的线索可知，由卢氏家族传入杜氏家族的天师道信仰传统极有可能是杜甫道教思想的直接来源之一。
此外杜审言名列“方外十友”，与司马承祯等著名道士交往密切，其道教信仰亦对杜甫产生了直接影响。明白了杜甫道道教信仰的家庭因素，有助于对《丈人山》《存殁口号》《壮游》《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朝献太清宫赋》等诗文的深入理解，从而扭转和修正杜诗旧注中的种种误解和歧见。
（1）杜诗中道教信仰的表现
在杜甫早年的朋友圈中，除了李白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崇信道教的朋友，这些人的名字虽然大都没有流传下来，不过从杜集中可以发现，还是有个别诗句记载着杜甫和这些朋友们沉迷于求仙访道的经历，然却很少为学界关注。
例如《幽人》曰:“往与惠询辈，中年沧洲期。天高无消息，弃我忽若遗。内惧非道流，幽人见瑕疵。洪涛隐笑语，鼓蓬菜池。”杜诗中提到的“惠询辈”究竟是谁呢？旧注中有的说是惠昭、询钰，有的说是《闻惠二过东溪》中的“惠二”，还有人认为是华盖君、董炼师之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虽然我们并不能确定“惠询辈”所指是谁，但其为杜甫的早年道友无疑。
王嗣奭曰:“幽人”谓惠、询辈，盖实有其人。公曾与之结契，其后遁入山林，不但身不可见，即名亦不可闻。所以四皓知名，鄙其局促，而自惧瑕统，为斯人所弃也。
杜甫在诗中确实表达了为“惠询辈”所抛弃的运遗憾与失落，并觉得自己恐怕是因为缺乏学道的天赋和诚心，所以才会为“幽人”所遗弃。
而那些与他“1年沧洲期”的道友们现在早已鼓蓬莱、身历仙阶，似乎在洪涛声中还能隐隐听到他们的笑语，想到这里不禁令人倍感惆怅。
（2）杜甫家族中的天师道信仰传统
关于杜甫道教思想的来源，学界一般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时代氛围的熏染，二是李白的影响。相关论述已有很多，兹不赘述。
笔者认为除了上述两种来源之外，杜甫的道教思想其实还有第三种来源，即其家庭。陈寅恪先生在《天师道与海滨地域之关系》一文中已经指出，魏晋之际的范阳卢氏、清河崔氏家世相传之信仰，自属天师道无疑。范阳卢氏自魏晋时期便开始信仰天师道，是著名的天师道世家。
至于唐代，卢藏用、鸿一也都是著名的崇道人物。而杜氏家族一直与范阳卢氏和清河崔氏联姻，那么其家族信仰是否有可能受到卢氏和崔氏家族的影响呢？可惜学界从未有人发现过杜氏家族信仰道教的直接证据。
按杜甫《风疾舟中伏枕抒怀三十六韵》曰:“葛洪尸定解，许靖力难任。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若将“家事丹砂诀”之“家”理解为家族的话，说明杜甫对丹砂诀的迷恋是有家庭渊源的，然这里的“家”亦可理解为自家，而非家族，故此例并不能作为杜氏家族信仰道教之确证。今天组检杜集发现，杜氏家族信仰天师道的直接证据似可从《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窥见，墓志曰:“五代祖柔，隋吏部尚书容城侯。”
2. 佛教信仰
世人都知道杜甫是一位诗人，更是具有心怀苍生、关心下层百姓生活的情怀，但在人生信仰方面，杜甫虽然从小受到儒家的熏陶，但他对佛教也非常向往。
（1）杜甫的儒家信仰
杜甫从小接受儒家的熏陶，读圣贤书，追求功名，想报效祖国，更是对下次百姓富有同情心，希望他们能有幸福的生活。即便自身经历怎样痛苦贫穷，杜甫仍然记挂苍生，同情平民，希望自己能够帮助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百姓。
在这种思想下，杜甫写出《春望》，是诗人在感受到人间疾苦，残酷战争后所写，表现出诗人胸怀天下、忠心爱国的深厚情感。杜甫长期壮志难愁、仕途不顺但又有关心底层百姓的情感，这促使他创作出大量优秀的写实作品。
（2）杜甫对佛家的向往
从杜甫的诗歌中，我们可以发现有许多关于寺庙的诗歌，例如《上兜率寺》说:“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望牛头寺》说:“传灯无白日，布地有黄金”，这些诗句，全为杜甫对佛家的相关描写。
杜甫生活在长安和秦州时，与佛教人士的相交最为密切，更是与赞上人交好，据统计，写给赞上人的诗共有九首，如《大云寺赞公房四首》《寄赞上人》等。也有写与其他僧人交往的诗作，如《以上人茅斋》《因许八奉寄江宁旻上人》《赠蜀僧闾丘师兄》《谒文公上方》《大觉高僧三若》《谒真谛寺禅师》等诗。
杜甫思想中不仅有儒家思想的存在，同时在晚年中对道家和佛家的思想也持认同理念，一个人的信仰是在人的生命长河中至关重要。
二、杜甫的仕途
做官对古代知识分子真的那么重要吗?回答是肯定的。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终身都在追逐仕途、希望自己能建功立业，报效国家，实现自己伟大的抱负。
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只有得到古代皇帝的青睐，获得支持，这样才能发挥其人生的价值。士人从小就受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渲染，一直励志要做官，杜甫也不例外。为了做官，杜甫经历了人格上的痛苦选择，而真正做官以后，却又深感失望。
首先，“官职”并不理想。杜甫在长安困守十年，第一次得到的职位是“河西县尉”。此时诗人年过“不惑”，不愿东奔西走，为吏风尘，更不愿去远地任这无所作为的闲职。杜甫谋官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报效国家，如果单纯养家糊口，县尉一职就不能支撑生活。
白居易曾写诗记载到，杜甫的官职，路途遥远且俸禄较少，养活妻子都非常苦难。史料中，高适就是一个典型。杜甫想如今自己再去做县尉，岂不是重蹈覆辙?由于杜甫的拒绝，朝廷改授右卫率府卫曹参军，一个正八品下的兵器仓库管理员而已，杜甫接受了这个职务。
其次，杜甫并不是根据官职的大小或权力的大小来选择自己想要的官职，而是因“致君”的观念进行选择的。例如“左拾遗”这官，它能使当官者有机会接触到皇帝，即所谓“天颜有喜近臣知”，所以，他非常重视。
而此后的华州司功参军，因为远离朝廷，且无所事事，就很快被杜甫毅然辞去。
或许，我们可以从“致君”这一点来解释杜甫为什么要辞官入蜀，以及参严武幕不久又再度离去的主要原因。杜甫在华州写有《早秋苦热堆案相仍》一诗:“七月六日苦炎蒸，对食暂餐还不能。每愁夜中自足蝎，况乃秋后转多蝇。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层冰?”。
张上若评此诗:“公以近侍出为外掾，簿书琐悉，非所能堪，故因苦热欲弃官南游以避之也。”杜甫以左拾遗贬为华州司功参军，由原来向皇带进谏的近臣变为现在的成天案牍劳形的文抄公，他无法适应这急感的变化。
最后，贫士失职而志不平。杜甫肯定会因为保持了自己的人格尊严，坚持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并为之尽心尽力而深感无悚于心;另一方面，又难免会产生一种深刻的失败感。“致君”与“制于君”，竟是如此水火不容。
值得注意的是当杜甫对返回朝廷不再抱任何希望时，他的“致君”理想仍通过另外的途径表现出来，即对朋友们“致君”的期待。或许是因为自己不再制于君，因而对“致君”所可能遇到的麻烦和困惑也就淡化了。
三、杜甫的诗歌
1. 山水诗
杜甫在入蜀后创作了大量描摹锦江、清江、嘉陵江、长江的不朽诗篇，用壮美的语言歌颂大好河山、借此抒发家国情怀。这些蜀中临江诗显示了诗人由由闲适安逸到沉郁顿挫的心路历程，郁结深沉、抑郁顿挫的悲怆之情和期盼建功立业、不屈服于命运相互激荡，创造出独有意境。
其题材内容丰富，囊括山水诗、咏史诗、赠别诗、闲适隐逸诗、羁旅行役诗等。杜甫的临江诗不单写江水，也有对山、风、水、月和沙鸥、绿树，以及水边亭台楼阁、风景名胜乃至民风民俗的描写，极大拓展了山水诗的内容。杜甫善于通过物色生态的细致点染体现自然之理，丰富了山水诗的表现手法。将近体诗应用于山水诗创作，开拓了这一诗体的取材范围和取景造景的内涵。
杜甫蜀中临江诗具有重要价值，显示诗人由闲适安逸到沉郁顿挫的心路历程。杜甫在成都时生活闲适安逸，所用语言清新明快，所写江水一般色彩浓烈、娴静宜人。离开成都后，杜甫颠沛流离，即使在夔州过了几年安定生活，但老病缠身，远离政治中心报国热情被深深压抑心底。当登临江水，心中的压抑爆发出来。
此时，诗人笔下的江水又是另一种意象，或者浊浪排空，或者阴森恐怖，诗人风格以变而为沉郁顿挫夔州临江诗作为杜甫晚年诗歌创作的代表，其孤独老病的生命体验和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融为一体，尤其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蜀中临江诗作为杜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总结起来有以下四点:
（1）抒情气氛浓郁，意境高远人蜀诗是杜甫生命的晚期，尤其在夔州时杜甫贫病交加，生活常常陷人困顿。
滚滚东逝的江水自然成为杜甫寄寓情感、理想的依托，诗人将自己的个体生命意识熔入于登高临江的悲慨中，往往营造出凄凉、肃杀、悲哀、愁苦的氛围。但他毕生渴望建功立业，使他的诗并不只有沉郁之情，而是借助凭吊武侯祠等古迹抒发壮志未酬的英雄之气。杜甫的人蜀咏水诗歌创作，将以往文人笔下温柔可人的水赋予了崭新的崇高感和悲壮美。
（2）开拓了山水诗的表现手法胡应麟说“咏物起自六朝，唐人沿袭，虽风华竞爽，而独造未闻惟杜诸作自开堂奥，尽削前规。”咏物(山水)诗起于东晋玄言诗.经过盛唐王维、孟浩然的推动，使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
王、孟把自然界的美景引进诗中，通过诗人的“独往”与空静之境的营造，体现顺应大化、自得其适的自然之理。与王、孟等不同，杜甫通过物色生态的细致点染体现自然之理。
（3）将近体诗应用于山水诗创作，开拓了这一诗体的取材范围和取景造景的内涵。杜甫“晚节渐于诗律细”，近体诗创作是杜甫人蜀后主要采用的诗歌体裁。
蜀中临江诗作为杜诗重要组成部分，也大多为近体诗。以往的临水诗，初唐以光以绝句为主流，五绝如王之涣的“白日依山尽，黄河人海流”，七绝如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杜甫以其过人的才识，开创性的将近体诗形式用于山水诗题材，这是一次伟大的尝试。近体诗篇幅较大，可以完整对山水进行全面细致的描摹。讲究格律对仗、朗朗上口，相较于其他诗体易于传诵。
2.诗歌意象的特点
（1）意象的密集组合及其对近体诗自身格律限制的克服
诗歌意象的组合或跳跃，是一种最凝练精粹的意象表达方式。中国古典诗词意象的组合，借助了汉语语法意合的特点，词语与词语、意象与意象之间可以直接拼合。
这就犹如电影里的蒙太奇手法，一个意象接一个意象，一个画面接一个画面，镜头之间留下大量的空白，让读者根据生活的逻辑、经验的积累和自身的修养去补充完善。这种高度浓缩的诗句。最大限度地增强了诗歌意象的密度和诗句的力度;不仅使诗中的意象群鲜明突出，而且为读者提供了联想与想象的广阔天地，具有极大的审美价值。
与李白诗歌意象的“疏宕”不同，杜诗善于把若干意象压缩在一句诗中，密度大，容量也大，显得凝重老成深厚。比如被誉为古今七律第一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整首诗的意象组织得十分紧密，特别是首联和颈联，意象一个接一个，层出不穷，用字遣词极为精当，无一虚设。“万里”一联关合多层意思，且不觉堆砌，历来为人所激赏。
对此罗大经说道“万里，地之远也;秋，时之凄惨也；作客，羁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暮齿也；多病，衰疾也；台高，迥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十四字之间含八意，而对偶又精确。
（2）意象的新奇构造及其所产生的独特的审美效果
当诗人独特的感受与情感不能在客观事物中找到合适的表现形式时，诗人就会凭借自身的想象力，对客观事物加以变形重铸，让心灵孕育的意象，以新奇的构造方式妥帖地传达诗人的情意。
杜甫有诗云:“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他总是自觉地造语作新，尤在诗歌语言上独开生面。为此，明陆时雍《诗镜总论》曾指责杜甫:“在于好奇，作意好奇则天然之致远矣……细观之，觉几回不自在。”其实，“作意好奇”正是杜甫自觉的追求，“不自在”正是杜甫诗歌陌生化的效果。
诗人往往用紧缩省略、颠倒错综、反接实描、动词变义等种种变形方式，使语序多“以意为之”，铸成新奇别致的意象形态，显示出一种新的审美追求与审美特征。这种变形看似“反常”“无理”，然而它却更深刻更有力地显示着所描写事物的本性、神髓、风采，因而具有着“反常合道”、“无理而妙”(清贺裳《邹水轩词筌》)的特点，形成了审美意象的灵趣与奇趣。
它看似破坏了先前意象的自然亲切感，却具有一种新奇性与陌生感，给读者留下了艺术想象和再创造的空间，增强了诗歌的艺术魅力。
3.诗歌中的写实艺术
杜诗常被称为“诗史”，这是因为杜甫在诗歌中描绘了广阔的历史画面。杜诗的实录精神在宋代就已经为人所注意。从杜诗广泛的饮食书写来看，这种实录精神不仅体现为对历史的描绘，也是对个人生活的记录。
后人也多肯定杜甫诗歌的写实精神，尤其注意将杜甫的写实与盛唐的形象玲珑作区分。明人胡应麟说:“盛唐一味秀丽雄深。杜则精粗、巨细、巧拙、新陈、险易、浅深、浓淡、肥瘦，靡不毕具。参其格调，实与盛唐大别。”工洞爽也曾评杜甫:“盖李善用虚，而杜善用实。
盛唐诗歌讲究洗脱风尘、远出物情的境界，而杜甫的饮食描写却字字如实。杜诗的饮食书写有食物的色、香、味，以及诗人数十年的人生体验。在艺术上，杜诗饮食书写为宋人开拓诗境提供了思路。在今日，杜甫的饮食书写为今人研杜注杜提供了可贵的材料。
杜甫果有“诗是家事”家学传统的唐代伟大诗人，一生创作两千多首格律诗。同时，“奉儒守官”立志“致君尧罗释上，再使风俗淳”整顿社会奢靡乱象，体恤民生，追求仕途的光明前途。
参考文献：《中国哲学史新编》、《唐宋诗歌论集》、《杜甫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