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习惯上，以汉字性质、结构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称为“文字学”。本书之所以在“文字学”前面增加了“汉字”这一限制词，命名曰“汉字文字学”，主要基于以下两点理由。
其一，“文字学”是个包含“普通文字学”、“具体文字文字学”和“比较文字字”在内的大概念，而“汉字文字学”属于某种“具体文字文字学”。以“文字学”命名“汉字文字学”，这帽子有点大，它既不能准确地显示这门学科的个性特点，也不利于这门学科的传播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认同。
其二，我国传统学术把从字形、字音、字义及其相互关系角度研究汉字的学问，称之为“小学”。而“小学”研究的根本目的，从一开始便是为识字和阅读古代文献服务的。所以，尽管训诂之学、音韵之学，自汉魏以来便已发展为独立学科，但训诂、音韵却一直被视为“小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秉承这一传统，1906年章太炎曾在《论语言文字之学》一文中，提出了“合此三者，乃成语言文字之学”的意见，其后，章门弟子钱玄同、朱宗莱，将自己编写的讲义《文字学音篇》、《文字学形义篇》合编为《文字学》一书。至此，“小学”之名，始为对汉字形、声、义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整体研究的“文字学”所替代。
上个世纪30年代，唐兰首倡文字学应将字义、字音研究剥离出去，专以字形为研究对象。唐氏的这一倡导当时并未得到普遍响应，但随着语言文字学研究的深化和细化，“训诂学”、“音韵学”都已逐渐发展成了独立于“文字学”的科目，“文字学”的研究对象，事实上已窄化为汉字字形及汉字的形、义关系——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蒋善国《汉字形体学》、高亨《文字形义学》等著作的出版，便反映了这一倾向。新时期以来出版的《文字学》教材和专著，基本上属于文字形义学范畴；而近年来出版的有关著作，则更为明确地强调，文字学研究应当摒弃字义、字音，专把字形研究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
从方*论法**上讲，分析与综合，是学术思维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不可分割的侧面：“分”可以推动研究的深入和精细，使我们能够从局部角度，去解决研究对象的诸多问题。没有学术细分，“后出转精”无法想象；而“合”则可推动研究的涵容和概括，使我们能够从整体角度，去解决研究对象的诸多问题。没有学术整合，“集大成”便成了难圆之梦。对汉字的研究同样如此，学术细分很有必要，而学术整合同样也很有必要。
遗憾的是，汉字研究的现状，却似乎一味热衷于学术的分化，而忽视了学术整合。这种“学术整合缺位”，无可避免地导致了文字学研究某些弊端的出现。
汉字之所以为汉字，就在于汉字形、声、义三要素的紧密结合，赋予了汉字字符所携带信息的系统性、自洽性和全息性等鲜明特点。因此，汉字的形、声、义，及其相互间存在的“以形表义”的形义关系、“以形表音”的形声关系，和“以声表义”的声义关系，统统属于汉字研究不可或缺的对象。
事实上，已分化为独立学科的训诂学、音韵学和（局限于研究字形的）“文字学”，虽然都与“汉字”性质、结构及发展规律的研究密切相关，但它们都代替不了对“汉字”本身的研究。“训诂学”以研究古文献的词义、语法、修辞等语文现象为旨归，对汉字的研究，仅仅是实现其根本目标的一种技术性手段；“音韵学”则以研究汉语各历史时期语音系统及其历史演变规律为旨归，对汉字的研究，仅仅在于汉字是汉语语音的一种间接载体；而局限于研究字形的所谓“文字学”，由于放弃了对汉字进行整体综合研究的传统，也根本无法系统地揭示汉字形、声、义三要素间固有的各种内在关系。总之，只讲“分”而不讲“合”的研究，直接导致了一种怪现象即，一方面，训诂学、音韵学和（局限于研究字形的）“文字学”的研究不断深化；另一方面，汉字本体的研究却越来越边缘化。被肢解了的“文字学”，甚至无力解决汉字传承和运用中的一些极为简单的问题。
与西方民族重视分析的思维摸式不同，汉民族的思维模式以重视综合（其典型表述语为“天人合一”）为根本特征。而汉字正是汉民族思维的一朵奇葩。汉字形、声、义的紧密结合、汉字的构字逻辑、汉字字义的引申轨迹、汉字以形为纲和以声为纲的孳生途径等等，无不体现着汉民族思维模式的“综合”特征。研究汉字，只有把握了这一思维模式特征，才能在继承以综合把握汉字音、形、义为特色的“小学”遗产基础上，创立符合汉字自身规律的汉字文字学。抛弃了“小学”传统，步西方语言学权威之后尘，将“全息”式的汉字研究“五马分尸”，并在各“山头”之间筑起森严的学术壁垒，其结果除了会瓦解汉字研究的实用功能，导致现实中汉字教学水平下降、汉字运用能力滑坡外，还将封杀汉字所携带的民族智慧基因，致使借助汉字进行的这一文化“社会遗传”，遭到毁弃。
文字学在与训诂学、音韵学进行区隔后，虽沿着不断细分的方向，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但由于整合缺失，这一研究逐渐显现出来的狭窄化趋势，和“去实用化”倾向，却越来越令有识之士担忧。近年来，汉字教学法的研究热度，虽在教学一线始终居高不下，新法叠出（目前经命名的“汉字识字法”即有70余种），但由于缺少科学的理论指导，这一研究的肤浅化、权宜化趋向，却也越来越令有识之士担忧。这两种趋向之所以形成，文字学研究忽视整合，导致汉字文字学为汉字教学实践服务的实用功能缺失，汉字教学法研究失去科学的理论指导，不能不说是其深层原因之一。
为了与这些弊端相抗衡，重拾符合汉字自身规律的、强调实用功能、注重整合思维的“小学”精神，我希望能撰写一部对汉字（性质、特点、构字部件、构字方法、汉字发展和个别文字的演变，以及贯穿于其间的汉字形、声、义相互关系）进行“全息”式阐发的著作。
而为了便于从外部标志上，与局限于研究字形的“文字学”相区隔，我特意将这部书命名为“汉字文字学”。
2.本书由《绪论》《汉字的“字母”——文》《汉字的“拼写”——汉字结构》《汉字的字形》《汉字的字音》《汉字的字义》《音韵知识》《部分古代汉字工具书介绍》和《附表》九个部分组成。
《绪论》部分，包括“汉字的性质”“汉字的产生”“汉字的发展变化”和“为什么要学习汉字文字学”四节内容。“汉字的性质”一节中，我们对汉字与汉语自身特点的高度契合、“汉字落后论”根本不成立、“表形 → 表意 → 表音，是世界上一切文字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一所谓“共同规律”乃毫无根据的谬说、近一个世纪以来汉字教学实践的“高耗低效”，是汉字教学背离了汉字传承规律的结果等等论题，进行了讨论式阐发。
《汉字的“字母”——文》，包括“‘文’和‘字’”“以‘文’御‘字’”“常用‘文’示例”三节内容。本章主要讨论了“文”和“字”的关系、传统汉字识字法与汉字传承规律等问题，并从字形、常见变体、结构、本义和常见义、作为构字部件（包括充当义符、声符、兼声义符）的基本功能等方面，分（自然现象、人体、动物、植物、工具器物、建筑、动作、形容）8类，对170来个常见独体全功能构字部件——“文”进行了详解。
《汉字的“拼写”——汉字结构》，包括“所谓‘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会意兼形声”六节内容。本章介绍了“六书”并肯定了“四体二用”说，结合典型字例的解析和特殊字例的讨论，对“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基本汉字结构类型进行了介绍，并在“义符的辨识”、“声符的辨识”等题目下，对正确辨识汉字构字部件的有关知识，作了较为系统的概括。在“会意兼形声”一节中，作者以自己“会意兼形声是拥有大量字例的重要汉字结构类型”这一研究结论为基点，结合字例，对会意兼形声的四种结构模式（“骨干性义符兼声符”式、“声符即本字”式、“声符乃‘象声’义符”式、“声符乃字义之源”式），进行了说明，并就把握这一结构类型的重要意义进行了阐发。（未完待续）